重磅：白話百年中國當代詩歌百人微訪談（二十一）

宇向、曉音、朵漁
 
 
 
 
        編按：
     
        中國當代詩歌就是指新文化以來，中國的白話詩、新詩和現代詩。今年是這個詩歌的大日子！從胡適發表《新文學芻議》和他的一組白話詩，馬上就到一百年了。為了紀念這個日子，總結與研討，廢話教主楊黎帶著四中校草李九如一起做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中國當代詩歌微訪談。為什么說“非常有價值"?從所覆蓋的人群，問題的深度，到回答的精妙，都值得反復一讀再讀。
      
        微訪談覆蓋了老中青百名詩歌寫作者，楊黎采訪部分以老將為主，九如采訪部分以年輕人為主。教主和校草都付出了很多時間和心血，編輯正在對訪談內容進行整理，陸續在四中首發。正在編輯中的《橡皮》5也會選發一部分，整體訪談最后會輯集出版。
      
        感謝所有參與微訪談的詩歌寫作者。      
 
 
 
 
        宇向回答
 
 
        一、你認為中國當代詩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沒成功的話那最大的問題又是什么？謝謝你的支持，我等著。
         
        我不使用"成功"這個詞。當代詩與當代語言的關系更為緊密、有機。當代詩更強調個人尊嚴，對存在的個體經驗、超驗感受、自由意志，對現狀以及陌生化情境的把控，都在不斷刷新"新的美"，當代詩更要求寫作者具有清晰的個人面貌，同時，突顯了詩的社會"無用性”。
 
 
        二、謝謝你的回答。對于第一個問題，幾乎都給了中國當代詩歌肯定。而這種肯定，都和語言緊密聯系。那么我想請教你，中國當代詩歌究竟為現代漢語提供了什么新機制和新內容？順便再問一句，現代漢語和古白話又有什么本質的差異？期待你獨特的高見。
 
        "新機制和新內容"與"和古白話本質的差異"兩者是關聯的。
 
        詞匯量和命名的增多，聲音和形式的改變，世界的敞開和寫作者觀念的顛覆帶來的感受角度和思考，編織了新的語言網絡。詩永遠為它所取材的語言提供生命活力，提供自由和想象以及超越的可能，在事物與事物之間，事物與語言之間，語言與語言之間……形成有機關聯，通過人為以及語言本身的隱喻、多義產生不同效果，與此同時現實語言比如日常口語也為詩提供了生機。漢語本身富有詩意，我們說"飛機起飛了"，是一種詩的思路，這種日常用語是受詩的影響么？
 
 
        三、很好，謝謝你的回復。在做這個微訪談時，我們在白話詩、新詩、現代詩、現代漢詩和當代詩歌等好幾個詞語中費了許多腦筋，總覺得沒有最為準確的叫法。說新詩吧，那它針對什么舊呢？而且已經100年了，也不能一直這樣叫下去。說現代詩歌吧，難道它不包括當代嗎？說現代詩，其實好多詩并不現代，難道就要拒絕在這類詩歌歷史之外？所以，我們真的很迷茫。所謂名正言順，為中國百年來新的詩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確算一個迫切的問題，而且我們還發現，沒有準確的命名，應該是中國現當代自由白話新詩最大的隱患。對此我們再次期待你的高見，找到最準確的說法。
 
        "當代詩"是暫時說法。"自由詩"建基于我們對"自由"的理解，它包含自律。我想未來的詩會是更自由的詩。扯遠了，我不太關心準確的命名。
 
 
        四、好的，你的說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這樣一個事實：這種詩，我們已經寫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長，但肯定也不短。親，就你的閱歷和學識，在這100里，有哪些詩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關于詩的言說，你認為是有價值的？有發展的？至少是你記得住的？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們必定是一個關于詩歌100年歷史的訪談。辛苦，辛苦。感謝，感謝。
 
        開端是一種價值么？然后我選自"朦朧詩"、"第三代"以來的詩，基于好的作品和時間概念，我對流派不感興趣，對于詩的言說，跟我個人的寫作沒關系，我心性不愿受牽制，不喜條條框框。
 
 
        五、謝謝你回復，讓我們的訪談很有價值。在前面四個問題之后，我們覺得有一個絕大的問題必須擺到桌面上來：這個問題，就是詩歌的標準問題。詩歌到底有沒有標準？或者說有沒有唯一的永恒的標準？籠統而言，“古代詩歌”似乎是有標準的；而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白話入詩，詩歌事實上陷入一種先驗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沒有完全確立自身，或者說，它需要像中國古代詩歌一樣，確立一個標準碼？說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啟萬世，到底什么是“詩”？期待你指教，并先謝。
 
        詩歌有標準，好詩的標準在于它幾乎更多地說出更多不可言說的。抱歉，有點繞。
 
 
        六、謝謝你。關于中國百年詩歌的訪談，問題還多，但已大致有數。這里，我們想用一個古老的問題作為我們訪談的結束，那就是你為什么寫詩？或者說是在今天，世界已經發生了那么大的改變，而你為什么還寫詩？寫詩，對你究竟有什么好處？
 
       使我"活"下去。
 
        使我更加明確 : "我"與"你”區別開來，"我"從"們"中獨立出來是合情合理與合法的，而這往往又是以一種被認同的方式，理解的方式，誘惑的方式，愛的方式來呈現的。
 
 
        七、哇，各位大俠：訪談完了，我們才發現是六個問題。而我們算了一下，六個問題不吉利。所以，我們必須麻煩你，再回復我們一個問。不過這個問比較簡單，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復。一定。我們的這個問題是關于寫詩與性的關系的問題。也就是說，寫詩對你的性想象和性行為有沒有影響？期待你的回復，多謝多謝。
 
        不包含"詩性"的性，不走心。
 
        宇向，70后，現居濟南。
 

 
 
        曉音回答
 
 
        一、你認為中國當代詩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沒成功的話那最大的問題又是什么？謝謝你的支持，我等著。
 
        我是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后期才上了詩歌這趟車的。說一百年間里詩歌那些事，得搞一個長篇。所以我只能說離自己最近也最直觀的。當代詩歌最大的成功之處，一是女性詩人群體意識的覺醒，當代詩歌的寫作平臺上破天荒有了女性詩歌群體的陣營；二是把詩歌的功用擴大了。女人寫詩自古有之，但是卻一直是個體寫作。雖然這些女詩人的詩歌寫得都好也很優秀，卻一直在中國詩歌的版圖上被忽視或遮蔽。早先，評論界常常以“男權社會”來解釋這一問題，而更深層的原因應該歸結到女性詩人缺乏群體意識。在人類向文明突飛猛進的當代社會中，當個體生命的吟唱無法讓傾聽者聽到時，群體的聲音就變得至關重要。自上世紀的1988年冬天，在四川西昌創刊的首份女性詩歌刊物《女子詩報》是以女性詩歌群體的形式進入當代詩歌版圖的。對于《女子詩報》的辦刊理念和詩歌理想，我在《意識的空間——對女性詩歌群體的冒險分析》（《女子詩報》第二期，1989年5月出刊）一文中有較詳細的論述。至于詩歌功用的擴大化是：一有風吹草動，社會上肯定會滋生出大片的詩歌。比如汶川大地震、溫州動車事故，還有剛剛發生的南海國際仲裁案、邢臺洪災等等的。可以說，當代詩歌最大的作用，是為全民找到了一個感情宣泄的最佳方式，也是最好最有效果的療傷大法。不過，做為一個詩歌寫作者，我個人對當代詩歌目前的狀態并不樂觀。目前，當代詩歌正在無節制的朝低俗下滑，并且有群眾運動的勢頭。
 
 
        二、謝謝你的回答。對于第一個問題，幾乎都給了中國當代詩歌肯定。而這種肯定，都和語言緊密聯系。那么我想請教你，中國當代詩歌究竟為現代漢語提供了什么新機制和新內容？順便再問一句，現代漢語和古白話又有什么本質的差異？期待你獨特的高見。
 
        因為我不搞詩歌理論，所以只能直接以個人感受來回答這人問題。當代詩歌為現代漢語打開了更廣闊的通道。我在高校中文系教書，教現代漢語的同事經常會因為當代詩歌里的一些字詞和我探討怎樣詮釋當代詩歌中的某些句式和語義。當代詩歌從大學講堂到民眾中，都在更新著現代漢語的一些理念。
 
 
        三、很好，謝謝你的回復。在做這個微訪談時，我們在白話詩、新詩、現代詩、現代漢詩和當代詩歌等好幾個詞語中費了許多腦筋，總覺得沒有最為準確的叫法。說新詩吧，那它針對什么舊呢？而且已經100年了，也不能一直這樣叫下去。說現代詩歌吧，難道它不包括當代嗎？說現代詩，其實好多詩并不現代，難道就要拒絕在這類詩歌歷史之外？所以，我們真的很迷茫。所謂名正言順，為中國百年來新的詩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確算一個迫切的問題，而且我們還發現，沒有準確的命名，應該是中國現當代自由白話新詩最大的隱患。對此我們再次期待你的高見，找到最準確的說法。
 
        在大學中文系我教《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兩門課程。按照大學中文教材的分類，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是以1949年這個節點來分。也有以1942年延安文藝整風那個時期來劃分。我個人不這樣看。因為這種劃分仍然是以某種政治符號來劃分。我還是認同以陳獨秀、胡適等人的1915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來劃分，統稱當代詩歌比較合適。另外，以時間劃分比用寫什么體的詩劃分好些，比如現在有些人寫舊體詩，而且是年輕人。按照寫作者的時間，不可能不把他們歸入當代詩歌中。另外，前面說過當代詩歌的成功之處，我說了二點。說到這，我再補充一下當代詩歌成功之處還有一點，就是當代詩歌寫作的多樣化。
 
 
        四、好的，你的說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這樣一個事實：這種詩，我們已經寫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長，但肯定也不短。親，就你的閱歷和學識，在這100里，有哪些詩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關于詩的言說，你認為是有價值的？有發展的？至少是你記得住的？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們必定是一個關于詩歌100年歷史的訪談。辛苦，辛苦。感謝，感謝。
 
        胡適的白話詩詩集《嘗試集》是舊體詩向新詩轉型的標志。但中文系老師在講課中常常只講胡適在文學革命中的領袖地位，卻不談他詩歌的藝術成就。真正作為重要文本講到的有：徐志摩、戴望舒、穆旦等。在當代詩歌這塊，我會在教材外補充講北島《回答》、舒婷《致橡樹》、翟永明《女人》、周倫佑（《自由方塊》）、海子（《面朝大海》）、楊黎《冷風景》、尚仲敏（《橋牌名將鄧小平》）、伊沙（《車過黃河》）等。我也會講中國詩歌史上首份女性詩歌刊物《女子詩報》，講匯集在《女子詩報》這個女性詩歌群體中的優秀詩人。比如瀟瀟、唐果、鐘音、李云、黃芳、蘇淺、艾栗木諾、寒馨、蘭雪等的詩歌。我曾把女詩人周薇的詩歌放進考試卷。現在，當代詩歌的表現非常活躍。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詩歌標榜的“主義”很多，流派也很多很雜，但歸結到詩歌寫作上，本質都差不多。就是讓詩歌寫作更加的自由化、去政治化。我想，寫進文學史并被我們記住的，是詩歌而不是哪個詩人曾經說了些什么。在此說明一下，我說的文學史不是現在某些根本不在詩歌現場的導師們帶著一群博士編寫的所謂“文學史”。
 
 
        五、謝謝你回復，讓我們的訪談很有價值。在前面四個問題之后，我們覺得有一個絕大的問題必須擺到桌面上來：這個問題，就是詩歌的標準問題。詩歌到底有沒有標準？或者說有沒有唯一的永恒的標準？籠統而言，“古代詩歌”似乎是有標準的；而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白話入詩，詩歌事實上陷入一種先驗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沒有完全確立自身，或者說，它需要像中國古代詩歌一樣，確立一個標準碼？說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啟萬世，到底什么是“詩”？期待你指教，并先謝。
 
        詩歌肯定有標準。只是這個標準的把握與讀者有關。在網絡寫作平臺上，往往你會發現點擊量似乎在左右著詩人。比如，2006年出來的“梨花體”讓大片的詩歌愛好者迷失了方向。一首《一個人來到田納西》讓無數網民一夜間成了“詩人”。許多人發現原來寫詩這么簡單！詩歌這種文體，與小說和散文不同，小說和散文重點在敘事，把一件事情用記敘文的格式有頭有尾的寫出來就可以了。而詩歌卻不能這樣寫。海德格爾曾把“思”與“詩”間劃了一個等號，這個應該是目前能夠比較讓人心服的詩歌評判標準。我個人覺得，一個好的詩人，他首先應該有超越常人的獨立思考能力。舉個很簡單的例子，近日很多人一窩蜂的罵美國，還有去洋快餐肯德雞喊口號示威的。在這些奇葩的事件中，有不少認識的人發微信叫我不買某國車，不買某國手機，不看某人導演的電影。發這些微信的人不少也是自稱詩人或詩歌作者的，這讓我更加堅信了一個人的詩歌寫作能力與他對世界、對社會、對世間萬物的認知能力相匹配的。我用一個朋友近日和她讀初中的兒子的一段對白來結束這個問題。兒子：“媽媽，幫我下個微信”，媽媽“下微信干嗎？”兒子：“我要罵趙薇！”。媽媽：“為什么要罵趙薇，她干壞事了？”，兒子：“不知道！反正大家都罵我也罵。”
 
 
        六、謝謝你。關于中國百年詩歌的訪談，問題還多，但已大致有數。這里，我們想用一個古老的問題作為我們訪談的結束，那就是你為什么寫詩？或者說是在今天，世界已經發生了那么大的改變，而你為什么還寫詩？寫詩，對你究竟有什么好處？
 
        這個問題簡單！直白的說是因為想寫就寫了，往深處說這種想也是人需要向他者表達的欲望。我自己自幼生長在一個教師家庭，父親是民國憲兵文職，他和母親都是從舊中國進入新中國的知識分子。上世紀的每一場政治運動都會波及到我們一家。我童年的記憶往往被大面積的紅色涂抹成無法擦去的恐怖。這種記憶非常的可怕，它幾乎把我身邊的每一個人都變成了告密者。我很怕因為我的說話會給自己帶來父輩那種滅頂之災，所以除自己的親人外極少與人有語言交流。我把我想說的，寫在一個日記本上。那時我讀初中，寫的是舊體詩。一本日記上都是“暗夜獨自泣”一類的。現在，我寫詩基本也是在想“說”的情態下寫。因為寫詩也給我個人帶來了命運的轉機，比如我一直想當大學老師。因為詩歌才有了北京大學的文憑，才如愿進了南方的這所大學中文系教書。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仍然還會寫詩。
 
 
        七、哇，各位大俠：訪談完了，我們才發現是六個問題。而我們算了一下，六個問題不吉利。所以，我們必須麻煩你，再回復我們一個問。不過這個問比較簡單，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復。一定。我們的這個問題是關于寫詩與性的關系的問題。也就是說，寫詩對你的性想象和性行為有沒有影響？期待你的回復，多謝多謝。
 
        有影響！
 
 
        曉音：原名肖曉英，四川西昌市人。畢業于北京大學作家班，文學學士。1988創辦并主編女性詩歌刊物巜女子詩報》，已出版詩集、長篇小說多部。有詩歌作品，中短篇小說、文學評論80余萬字刊發于《人民文學》巜詩刊》巜作品》《作家》《僑報》（美國）等海內外文學刊物。現為廣東石油化工學院中文系副教授，兼任茂名市作家協會主席、廣東省作家協會理事。
 
 
 
 
        朵漁回答
 
        一、你認為中國當代詩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沒成功的話那最大的問題又是什么？謝謝你的支持，我等著。
 
        相對于舊體詩，當代漢語詩歌最大的成功是擁有了一套相對自由的表達方式，可以更寬泛地容納和自由地表達當代情感、思想、邏輯和困境；就其自身而言，當代漢語詩歌擁有了自己的語言機制和文體合法性，這是基于百年來的實踐基礎上的，是基于一大批相對成熟的經典詩人和作品基礎上的；相對于其他門類的當代藝術，漢語詩歌在其創造性、思想性和精神氣質上，都有過之。
 
 
        二、謝謝你的回答。對于第一個問題，幾乎都給了中國當代詩歌肯定。而這種肯定，都和語言緊密聯系。那么我想請教你，中國當代詩歌究竟為現代漢語提供了什么新機制和新內容？順便再問一句，現代漢語和古白話又有什么本質的差異？期待你獨特的高見。
 
        如果我們狹義地去理解現代漢語，就是指的普通話。普通話就是現代官話，有其高度標準化的發音和語法系統，是現代官僚統治的工具之一。當代詩是對這一語言機制的豐富和制衡，它在豐富現代漢語的同時，也在掙脫它和解構它，同時建構起一種更為個人化的、自由言說的語言機制。我至今認為古代漢語中那種自由創造的、不被現代語法所規范的言說方式，依然是迷人而有效的。當代漢語詩歌不僅保留了漢語中最精微的神經元，保留了妙至毫巔的語感和優雅的漢語性，同時也保留了詩人個性化、人性化的東西，就像一種投放在漢語坩堝里的凈化劑，不至被黨化語言完全污染。
 
 
        三、很好，謝謝你的回復。在做這個微訪談時，我們在白話詩、新詩、現代詩、現代漢詩和當代詩歌等好幾個詞語中費了許多腦筋，總覺得沒有最為準確的叫法。說新詩吧，那它針對什么舊呢？而且已經100年了，也不能一直這樣叫下去。說現代詩歌吧，難道它不包括當代嗎？說現代詩，其實好多詩并不現代，難道就要拒絕在這類詩歌歷史之外？所以，我們真的很迷茫。所謂名正言順，為中國百年來新的詩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確算一個迫切的問題，而且我們還發現，沒有準確的命名，應該是中國現當代自由白話新詩最大的隱患。對此我們再次期待你的高見，找到最準確的說法。
 
        不同的說法，針對的是不同的言說對象。當我們叫它白話詩時，與之相對的是文言詩；與新詩相對的是舊體詩，現代詩對應的是古典詩，當代詩則是在當代性藝術的整體背景下提出的。不能說不具有當代性的詩就不是好詩，李白寫的是好詩，但不是當代詩。當我們強調某一個面相時，就會將另外一個面相置于背景之上。當我們命名一種藝術面相時，事實上也將其對應的背景呼喚了出來。藝術的發展路徑似乎總是在互為背景、面相轉換之中完成的。因此，命名策略就是對藝術面相的選擇，這種選擇既是個人化的（風格），也是具有時代性的（潮流）。個人化風格與時代性潮流互無必然關聯，但萬川皆入大海。從萬古流的角度來看，能自由自在地流淌幾年就很好了。
 
 
        四、好的，你的說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這樣一個事實：這種詩，我們已經寫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長，但肯定也不短。親，就你的閱歷和學識，在這100里，有哪些詩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關于詩的言說，你認為是有價值的？有發展的？至少是你記得住的？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們必定是一個關于詩歌100年歷史的訪談。辛苦，辛苦。感謝，感謝。
 
        我們寫的是一種詩嗎？從潮流的角度講，是；從風格的角度看，又不是。因此，我們雖然寫了一百年“這種詩”，卻也留下了各自不同的說法。我能坐在這里默念出來的：白話詩、我手寫我口、戴著鐐銬跳舞、全民寫詩、新民歌體、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令人氣悶的朦朧、三個崛起、拒絕隱喻、詩到語言為止、廢話詩、下半身、口語、民間寫作、知識分子寫作、中年寫作……這些說法各有其價值，都參與和影響了百年新詩進程，對漢語新詩而言，都是一種經驗的積累。我比較煩那種罷黜百家獨尊我術式的真理在握的架勢。哪一條都很難說是方向，是真理。荒原徑流而已，沒那么牛逼。
 
 
        五、謝謝你回復，讓我們的訪談很有價值。在前面四個問題之后，我們覺得有一個絕大的問題必須擺到桌面上來：這個問題，就是詩歌的標準問題。詩歌到底有沒有標準？或者說有沒有唯一的永恒的標準？籠統而言，“古代詩歌”似乎是有標準的；而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白話入詩，詩歌事實上陷入一種先驗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沒有完全確立自身，或者說，它需要像中國古代詩歌一樣，確立一個標準碼？說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啟萬世，到底什么是“詩”？期待你指教，并先謝。
 
        這個問題多啰嗦幾句。標，《說文》段注：木杪末也。杪末，謂末之細者也。古謂木末曰本標。標在冣上（古以聚物之聚為冣，上必有覆冒之也），故引伸之義曰標舉。準，段注：平也。謂水之平也。天下莫平於水。水平謂之準。因之製平物之器亦謂之準。《漢志》：繩直生準。準者，所以揆平取正是也。因之凡平均皆謂之準。
 
        從詞源學的意義上看，新詩需要“標舉”一個如水之平、如繩之直的“制平之物”嗎？我覺得沒必要。與其說需要一個標準，不如說需要一種詩歌教養，教養有了，一種自我標準也就自然生成了。事實上古詩也難說就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詩式》《詩品》《文心雕龍》，也僅從風格上評判。《詩品》用“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方式論詩，也并沒有提出一個“標準”，倒是對沈約等人的“四聲八病”之類的主張提出了批評。當代人對新詩有一種“標準焦慮”，苦于“隨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希望能像“詩三百”那樣，能一言以蔽之。但“詩三百”也就是“思無邪”而已，哪是什么標準。
 
        “標準”的焦慮源于評判和接受之難，誰都希望將“標準”握在自己手中，用一把自制的美學尺子去衡量天下，但環肥燕瘦、楚王好細腰的事情，怎好拿自己的尺子去量？如果將這把美學的尺子交給大眾，詩歌會不會就此窒息而亡？我們也曾存在一種黨派標準，但它已然失效。當然我認為還是存在一種“行業標準”的，這是基于經驗基礎上的某種共識。張木匠被甲夸上天，被乙貶入地，這樣的事情也會在詩歌行會中出現，但大多數時候這不是一種美學失察，而是道德事故。
 
        “什么是詩”的焦慮則源于新詩文體的合法性。關于這個話題，我寫過一篇長文《詩歌的光源及我們的現狀》，摘錄兩段如下：詩在它最初的源頭上與“神”相接，無論是在“民神雜糅，不可方物”的遠古時代，還是荷馬作為全體希臘人教師的時代，詩的合法性都建基于它是“神的語言”，它從“神”那里領受戒律，代替神說話。當中國進入禮樂軸心時代，西方進入柏拉圖的“哲學王”作為立法者的時代，詩人或者成為禮樂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成為城邦文化的一部分，無論是屬人的還是屬神的傳統，詩歌從神那里獲得的合法性已漸漸消磨殆盡。在啟蒙運動所帶來的人道主義框架下，無論是康德所提倡的“無目的之合目的性”的美學標準，還是黑格爾所提倡的投身歷史進程中去影響世界，藝術主體性的確立與擴張是一致的。隨著現代性的到來，上帝缺席，諸神隱匿，海德格爾甚至完成了對詩歌主體性與客觀性的雙重抽離，詩歌變得越來越無導向性，越來越虛無，成為游蕩在這個民主制的現代世界的一個幽靈。
 
        “什么是詩？”即便我們回溯到詩的源頭，依然無法解除我們心頭的疑惑。在古典時期，無論是“言志”還是“神啟”，詩都有一個獨立的、堅實的基礎和空間。當現代性將古典主義美學重新熔鑄之后，當詩歌失去了神學的依托后，自柏拉圖、賀拉斯以來的詩學理論頓時變得眩暈起來，“什么是詩”重新成為一個問題。孔子口中的“詩”與我們當下所寫的詩還是一回事嗎？柏拉圖筆下的荷馬還能稱作所有詩人的老師嗎？那堪稱源頭的古老教誨還能作為我們現代暗夜里的光源嗎？經過現代性洗禮的詩歌，在取得了文體合法性的同時，卻失去了可以評判的基礎和標準，詩歌轉過頭來開始質問自身。諸神不在了，一切都可以為所欲為了。“為所欲為”帶來的后果卻是“詩人何為”的深度困惑。如福柯所言，文學已經被置入“什么是文學”的問題當中。這是一個獨屬于現代人的新問題，“它幾乎不比我們更老”，福科說，“所以，關于‘什么是文學？’的問題，我們可以說，正是隨著馬拉美的作品，它才進入了視野并得到了表達。但文學本身是沒有年歲的，它和人類語言本身一樣沒有一個年代學或一種公民身份。”布朗肖則認為，當文學成為一個疑問時，文學的自我意識回歸到文學本身，文學才真正產生了。也就是說，文學就產生于它失去源頭和身份的那一刻，它孤立于這個現代性的世界，成為無法被招安的幽靈。而其所隱含的深度內涵，則是一種全盤否定人的主體性和人為萬物尺度的沖動和傾向。
 
 
        六、謝謝你。關于中國百年詩歌的訪談，問題還多，但已大致有數。這里，我們想用一個古老的問題作為我們訪談的結束，那就是你為什么寫詩？或者說是在今天，世界已經發生了那么大的改變，而你為什么還寫詩？寫詩，對你究竟有什么好處？
 
        面對校長的這個問題，我又認真問了一遍自己：你可不可以從此不再寫詩？我的回答是：不可以。為什么？因為這首先是一種習慣，如同煙癮酒癮或性癮，戒除很難，也很痛苦，會失去一種精神和肉體上的雙重樂趣，人生會變得無趣，了無生機。其次，寫詩是一種無害的技藝，可以讓我消磨掉不少光陰。人生無趣啊，老楊，而我又只精通這一門手藝，如同楔入體內的一根刺，現在，它已與我的肉體和心靈連為一體。第三，寫詩是對我生命的一種牽引，一種朝向高出、信仰的牽引，如果失去了這種牽引，會帶來一種絕望和虛無感，因為我覺得，我似乎已經看到了那個高度和光亮。這就很要命了。
 
 
        七、哇，各位大俠：訪談完了，我們才發現是六個問題。而我們算了一下，六個問題不吉利。所以，我們必須麻煩你，再回復我們一個問。不過這個問比較簡單，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復。一定。我們的這個問題是關于寫詩與性的關系的問題。也就是說，寫詩對你的性想象和性行為有沒有影響？期待你的回復，多謝多謝。
 
        這個問題很本質，也很楊黎，贊。詩和性，天然不可分。我的寫作，就是生、死、愛、欲，而性，我通常把它放在欲的觀念里來觀察。這是一個更為普遍、幽深的人性主題，是一個取之不盡的黑暗礦井，里面有一個黑上帝。想窮盡性，就如想窮盡人生一樣艱難。當然，性總的來說是美好的，那些美好的性，像人間其他美好的事物一樣，我召喚它們來到我的詩里，如此新鮮，又如此生動。
 
 
        朵漁，70后詩人。現居北京、天津兩地，主持共同體出版工作室。
 
 
        第二十二波：劉波，陳亞平，面海
 
        敬請期待
                    
全部微訪談版權歸“廢話四中”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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