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詩的歷時性呈現
——評劉福春《中國新詩編年史》
吳子林
 
    劉福春的《中國新詩編年史》是第一部嘗試用編年史體例編撰中國新詩史的著作，它敘述了1918年1月至2000年12月發生的有關新詩創作、出版、活動等史事。這部265萬字的著作有鮮明的特色和獨特的價值。

    首先，不同于主流的教材型文學史，劉福春的《中國新詩編年史》是具有個人言說色彩的著作型文學史，它不是“受命”或“遵命”，也不是為了教學而作，而更多地出自個人機緣、興趣，個人多年的潛心研究以及個人的評判。因此，它有著獨異的話語方式、話語立場、體悟理解和價值觀念。

    文學的歷史是一個被各種新的權力關系和話語方式不斷建構的過程，對文學史的解釋模式（結構、敘述方式）也同樣處于不斷建構的過程中。任何一種歷史敘述的視點都是有限度的，有盲點的。如何使歷史敘述真正接近歷史那已經永遠難以真正再現的“現場”，這是歷史學家煞費苦心的事。1985年，唐弢先生曾經提出“當代文學不宜寫史”，因為當代文學中有些屬于開始探索的問題，有些尚在劇烈變化，這些不穩定的事情面目不夠清晰，有待經過時代、生活的篩選、積淀……他建議用“當代文學述評”代替“當代文學史”。這樣，“對于正在探索的問題，對于尚未成熟的想法，對于不斷演變著的當代文學本身的發展過程，都會產生催化合作推動作用”。德國哲學家亨利希·李凱爾特說：歷史從不描述事情的結局，而向來是描寫它們的進展過程。在某種意義上，編年史可能就是描寫當代文學進展過程的最為有效的方式之一，因為它把優先權交給了事實。

    劉福春三十多年來，“閱讀了文學研究所圖書館所藏的1949年前的全部和1949年后的大部分新詩書刊與其他文學期刊，訪查了全國五十多家圖書館收藏的早期新詩文獻，與詩作者通信近萬封，并收集到詩集、詩刊、詩報、詩論集、書信等新詩文獻幾萬件”。此前先后完成、出版了《中國現代新詩集總書目》、《中國新詩書刊總目》、《新詩紀事》、《中國當代新詩編年史（1966—1976）》。在當今學界受時潮影響，只見一堆很好看的“計劃書”，學風日趨空疏和浮躁的時刻，《中國新詩編年史》在發掘、整理、鉤沉、輯佚原始資料，并對這些史料予以甄別、選擇、比照和臚列，構造了一個“用事實說話”的文學史的邏輯和秩序。這種用材料和事實說話的學風，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傳統學術重考據、重實證的“樸學”精神，并與現代科學的闡釋學方法結合起來，有助于以救治當下學術弊端。

    其次，《中國新詩編年史》對中國新詩的發生和發展，依年序次作歷史的學術，其運用被現當代文學史家所忽視的編年史的編撰體例，是以《資治通鑒》為代表的編年史著述體例在文學史編撰中的復活和變通應用。本著尊重歷史事實、強調科學實證的原則和精神，對每一年度新詩史實的敘述，《中國新詩編年史》以該史事發生的月、日為先后次序，所錄入的新詩史實包括“新詩作品及論文的發表、新詩出版物的出版和詩壇的活動、事件、論爭及重要詩人的行蹤等項”，實際上還包括創作思潮、理論批評、創作現象、社團流派、詩歌會議和期刊的沿革變遷，以及與詩歌相關的重要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文化活動等背景材料，等等。借助這種編年史體例，《中國新詩編年史》重新搜集、發掘、整理、保存了此前文學史所遺漏或舍棄的重要史料、史實，為將來研究中國新詩發展史的人們提供了系統的參考數據，可以說是功德無量！

    文學史不僅是文學事實的記錄，而且是文學事實的篩選、解釋和評價。目前，多數文學史著作多沿襲《史記》所開創的“紀傳”體例，主要由對作家的生平、創作的敘述、闡釋和評價構成，對作家之間、作品之間、文學思潮之間、文學現象之間缺乏整體的歷史聯系，主要撰寫方式是不無先驗成分的“以論帶史”或“以論代史”。《中國新詩編年史》改變了這種重“論”輕“史”的局面，“論從史出”，突出強調了文學史學科的客觀性和科學性，為構建新的完備的現當代文學史，提供了一個更加系統、全面、扎實可信的研究基礎。

    再次，“重返歷史現場、還原歷史語境”，在“大歷史”視野中，考察具體的文學現象，探究文學史各個階段之間的聯系，把所有的文學問題置于其所處身的特定歷史語境中予以展現。編撰者的“聲音”含而不露，敘述的具體性、細節性（物質生活細節、制度細節）、情景感，把讀者引入了歷史的情境，感同身受般置身于一種過去的、鮮活的“現場”之中。

    以1966—1976“文革”部分為例。

    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1966—1976年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幾乎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政治口授，文學執筆。”即作家按照政策決議、紅頭文件、領導講話的要求來創作，而實際上是對政治的“圖解”。在政治的持續顛簸之中，“文學性”蒙受了巨大的損失，“文革文學”幾乎乏善可陳。但這不能成為貶抑“文革文學”的理由。誠如韋勒克所言，文學史“一個時期就是一個由文學的規范、標準和慣例的體系所支配的時間的橫斷面”，“這一橫斷面被一個整體的規范體系所支配”。這種“整體的規范體系”，意味著一種結構內部關系，意味著各組成部分的縱橫交叉、相互勾連。法國文學批評家蒂博代曾提醒我們，文學不能僅僅歸結為若干部“杰作”，他說：“如果不是有成千上萬很快就將湮沒無聞的作家維持著一種文學生活的話，那就根本不會有文學?！?br />
    《中國新詩編年史》已然拋棄“文革無文學”、“文革偽文學”的淺近判斷和狹窄視域，擺脫了“文革文學”是否“值得研究”的意識形態立場，運用“歷史化”的原則重新清理和解讀，將這一時期的詩歌演變史置于百年詩歌寫作中的“整體性”構架之中。其主要意義不在填補空白，而在于它不僅改變了我們寫作20世紀詩歌史的知識背景，改變了我們所熟知的習慣內容，更為重要的是，它在文學史哲學的層面上糾正了“非歷史的觀點”，在中斷的縫隙中發現“歷史聯系”，進而獲得重新敘述20世紀詩歌史的可能。

    《中國新詩編年史》引用“序”、“自序”32次、“前言”32次、“編者按”、“編者的話”、“編者的說明”32次、“出版說明”11次，“內容提要”、“內容說明”74次、“回憶”、“傳記”內容46次、日記、54次、書信14次、期刊所載“文章”83次、“后記”45次、“編后”36次、“當時的評論”、“當時的評介”114次，還有“消息”、“簡訊”、“動態”35次、“報道”32次，等等。其中，有很多史料或是難以進入此前文學史家的視野，或是為史家有意棄而不用。所錄入的文學史實，涉及到事實經過部分，或綜合各種材料進行簡明扼要的敘述，或摘引某一完整的材料代替敘述者的綜合，力求真實準確。涉及到對事實的評論部分，則征引原始文獻，復現當時人的觀點。所征引的文獻，注重其典型性、代表性和權威性，并詳細注明出處，以便檢索。在歷史“還原”的客觀敘述中，借助材料和事實的力量，《中國新詩編年史》寫出了新詩發展歷史演變的脈絡，個人的褒貶在敘述中自然流露，改變了文學史的某些定論和成見。它基本達到了著者的目標：“既重視于歷史，又有新的發現，更深和更廣地展現當時的風貌和上一世紀新詩創作的成就與問題，勾畫出新詩演變的曲折軌跡，還原其原本的豐富與復雜?！保ā逗笥洝罚?br />
    最后，談談一點期待。因為是一種嘗試的工作，也就存在一些大可作為的空間。劉躍進在《秦漢文學編年史》（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的“導論”里提出，文學史研究有三重境界：一是回歸原典、還原歷史面貌的最基礎性工作；二是綜合研究，包括資料的系統化和檢索的科學化，以及對狹隘文學觀念的突破；三是理性的層次，即創造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框架、理論主張或理論體系；對撰述者而言，則既是一個文學史家，又是出色的文學理論家。如，中國古代的劉勰、鐘嶸、葉燮，英國的唯美主義理論家佩特，美國新人文主義代表人物之一白璧德、新批評代表人物之一韋勒克等等。如何才能超越百年新詩史資料史“長編”的層面，更好地凸顯史家的史識——從史料中闡釋出新見解的能力，這可能是包括《中國新詩編年史》的著者在內的文學史家需要解決的問題。


                                                            2013年10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