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力斌：“城中村文學”的出現及批評的缺場


師力斌（資料圖）
 
　　鄉土文學衰敗之后，“城中村文學”興起了。“城中村文學”是一個重要的新現象，對此，批評理論界似乎還缺少準備，仍停留在陳舊的鄉土文學/城市文學二元結構思維之中。在社會學研究中，“城鄉結合部”、“城中村”概念已經存在了許多年，這個概念很有用，文學應當把它拿過來，以觀照文學創作的新現象。
 
　　鄉土文學的衰敗是近10年來文學批評界的共識。2005年賈平凹的長篇小說《秦腔》發表以后，陳曉明、張頤武等批評家異口同聲地發出了鄉土文學衰敗的驚嘆。在2012年發表的長文《鄉村文明的崩潰與“50后”的終結》中，孟繁華詳盡闡述了鄉土文學的歷史命運，他指出，“作家關注的對象或焦點，正在從鄉村逐漸向都市轉移。……這一變化，使百年來作為主流文學的鄉村書寫遭遇了不曾經歷的挑戰。或者說，百年來中國文學的主要成就表現在鄉土文學方面。即便到了21世紀，鄉土文學在文學整體結構中仍然處于主流地位。2011年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基本是鄉土小說，足以說明這一點。但是，深入觀察文學的發展趨向，我們發現有一個巨大的文學潛流隆隆作響，已經浮出地表，這個潛流就是與都市相關的文學。”
 
　　孟繁華承認一種有著百年傳統的、一直以來占優勢地位的文學類型的衰落，指出了文學創作潮流的歷史性變遷，但同時，這種飽含了惋惜的指認中，不免流露出一種有代表性的批評視野的固化，那就是鄉土文學與城市文學的二元模式。好像文學跟它的發生空間是一塊鐵板，鄉土文明衰敗了，鄉土文學就衰敗了；城市擴大了，城市文學就要跟著興旺了。事實上，這個時間久遠的城鄉理論框架，已經很難套用在當下文學創作的快車上。
 
　　“城中村文學”是一個更有解釋力的概念，它能夠有效地描述近10年來中國文學發生的巨大歷史變遷。城中村是當今中國大城市非常巨大的存在。對于北京來說，宋莊、皮村，這兩個有典型性的城中村能指，已經脫離了原有的所指。人們都明白，“中關村”不是村，而是高科技、硅谷的代名詞。皮村不再是偏遠農村，而是著名的進城農民打工者聚居地。宋莊更非落腳山腰的僻靜山莊，而是藝術家聚居區、藝術創新原發地、藝術新潮的風向標之類的代名詞。城中村的興起，跟它較為低廉的生活成本、較多的就業機會、相對自由的人員流動機制關系密切。這一新空間可謂鄉村與城市拉鋸的前沿陣地，既可能是進攻的壕溝，也可以是退守的堡壘。
 
　　近幾年國內文學期刊發表的小說中，城中村的呈現非常頻繁。方方小說《涂自強的個人悲傷》，主人公涂自強在武昌石牌嶺的租房就是個典型。“這里是城中村。街道狹窄，房屋雜亂。村民們將自己的房屋略加改造，便成租屋。因為簡陋，所以便宜。又因此地距大學和電腦城近，便成畢業生的云集之地。他們像鳥一樣，每日早出晚歸，夜間棲息在此。涂自強與鄰校三個學生合租了一間屋。一個月各出110塊錢。” 石一楓小說《地球之眼》的主人公安小男落魄時的棲身之所，是北大西門外“掛甲屯”一帶：“那兒的居民把平房加蓋成搖搖欲墜的簡易小樓，再按間甚至按床位租給住戶。這么多年過去了，這個城中村仍然又臟又破，熙熙攘攘，土路的兩側擺滿了賣雞蛋灌餅、麻辣燙和羊肉串的攤子，不時有戴著厚厚的眼鏡、滿臉木然的年輕人夾著書本匆匆而過。” 再看賈平凹長篇小說《高興》所描述的西安城中村：“我們是在城南的池頭村里尋找韓大寶，因為尋著韓大寶才可能在西安落腳。……池頭村原本也是農村，城市不斷擴張后它成了城中村，村人雖然還是農村戶籍，卻家家把地錢修建了房子出租。這些房子被蓋成三層四層，甚至還有六層，墻里都沒有鋼筋，一律的水泥板和磚頭往上壘，巷道就狹窄幽深。……我往上望，半空的電線像蜘蛛網，天就成了篩子。”梁鴻的《中國在梁莊》描述了大量這樣的城中村。賈平凹《土門》，徐則臣《看不見的城市》，王昕朋《紅夾克》，姚鄂梅《你們》等大量作品，都有這方面的描述。可以說，這種地處城鄉結合部，亂搭亂建，管理混亂，人員混雜，但又人丁興旺，生機勃勃的所在，已經無可抵擋地進入那些思想敏銳、關注時代的優秀作家的視野，成為當下小說敘事無法擺脫的新空間。
 
　　批評理論界對文學敘事空間變化的復雜性和豐富性的認識才剛剛開始，不盡人意。
 
　　首先，城中村文學是對農民進城這一史無前例的歷史現象的敏銳捕捉。所謂進，就不是退，它首先是一種進取的人生態度，包含著進取的精神。同時，還伴隨著別樣豐富的內蘊，拼搏的精神，學習的精神，創造的精神，共處的精神，融合的精神等等。流動人口進入城市，改變著鄉村，也改變著城市，這個改變是雙向的。想“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悲哀的返鄉敘事固然用心良善，但跟上時代，觀察農民進城所帶來的沖擊、創造，從新的歷史經驗中汲取靈感，為新的文化創建提供想象，可能更需要見識。迅速勃興的快遞業就是鄉村進入城市并改變城市最有力的例證。朱曉軍、楊麗萍的報告文學《快遞中國》、文珍的小說《張南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在民間頗為知名的北京皮村打工藝術團，開展文藝演出，舉辦打工春晚、打工超市、打工學校、打工種植基地等，一系列的創造性實踐，為農民進城、傳播新工人文化提供了積極的嘗試。這些群體呈現的創造性力量和積極向上的精神令人耳目一新。他們身上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優秀鄉土基因。我特別欣賞梁漱溟的一個觀點，他認為中國鄉土世界存續了中國文化中許多優秀的因素，是現代化進程應當傳承的。我們可以說鄉土文明的衰敗，但也需要反過來思考，鄉土文明是否正在改頭換面，以多種新形式改寫城市文明？農民進城，城鄉互變，既不是農村包圍城市，也非城市吞掉農村，而是城中有村，村模仿城，這種新變，無疑給文學帶來了新的資源和靈感。
 
　　其次，城中村文學觸及城市化進程中多種文化碰撞沖突、交流融合，是社會秩序重建的表征。空間的變化是其表，精神的變化是其里。前述作品的敏銳之處，恰恰是抓住并描繪了進城者的精神沖突和情感糾結。空間變化的精神呈現，是城中村文學的最重要價值所在。正是這些作品，而非那些陳舊的、單純的鄉土敘事、或是所謂的都市敘事，更為全面生動地呈現了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精神圖景。寫一個封閉落后田園尚美的邊城，或者梁三老漢那樣樸實厚道的農民，已經基本脫離了這個時代。而像《小時代》那樣虛構一群錦衣玉食、時尚高雅的都市麗人，也常常顯得輕飄虛幻，不接地氣。恰恰是那些有著亦城亦鄉、城鄉結合視野的文字，反倒切中時代的脈搏。方方、賈平凹、劉慶邦、王昕朋等人的創作，都得益于這樣的視野。城中村代替農村或城市，成為新故事上演的空間、新經驗的原生地，為這些作家帶來震驚體驗，成為一種不容回避的、需要直面的寫作對象。《涂自強的個人悲傷》寫出了個人奮斗者的悲劇，《世間已無陳金芳》是一曲想在城市“活得有點人樣兒”的挽歌，姚鄂梅《你們》則呈現了新的等級的劃分。王昕朋《金融街郊路》《第十九層》從精神層面透視農民進城以后所激發出來的劣根性，發現了一種打拼精神與無賴精神的混合體。這是全新的精神現象。同樣，郝景芳科幻小說《北京折疊》，也可視作對城中村空間的隱喻。城中村與城中心之間的區隔，在此被簡化抽象為三個等級森嚴的空間：上層社會的第一空間，中間階層的第二空間，底層的第三空間。而進城打工、城鄉差異這一真實的歷史背景，被淡化處理為小說主人公的童年記憶，即“父親本是建筑工，和數千萬其他建筑工一樣，從四方涌到北京尋工作”，后又尋找各種機會存留下來。不是那些復雜的城市描繪，反而是這個相對簡化的中國空間景觀，得到了西方讀者的認同。總之，中國的社會經驗現在已經站在了全世界的前列，西方有的，我們都有，我們有的，西方不一定有。
 
　　批評界冥冥之中朦朧地意識到了城中村這一新的文學現象，但尚未明確。比如，批評家雷達提出“亞鄉土敘事”，來指認這一明顯既區別于鄉、也區別于城的新事物。“亞鄉土敘事”的概念，明顯有一種騎墻的嫌疑。與孟繁華一樣，雷達也注意到了文學重心的轉移：“都市”正在取代“鄉村”成為文學想象的中心”，農民進城的文學“這類作品根子和靈魂雖在鄉村，但主戰場卻移到了城市，描寫了鄉下人進城過程中的靈魂漂浮狀態，反映了現代化進程中我國農民必然經歷的精神變遷。……兩種文化的沖撞，產生了強烈的錯位感、異化感、無家可歸感。現在中國實力派作家里大約百分之六十的人都在寫這類東西，尤其是在中短篇小說和詩歌領域。” （《新世紀小說概觀·導言》）
 
　　說到詩歌，它的變化更大。某種意義上，鄉土詩已經失效。我特別欣賞詩人谷禾這樣的判斷：不是去寫那些詩意化鄉村的烏托邦，也不是像任志強等人一樣恬不知恥地擁抱城市生活，而是批判地、反思性地整理我們的心靈混亂。在他的詩歌中，環路、街道、水泥窗戶、高樓大廈等城市意象大量引入，和“悠然見南山”“清泉石上流”的田園完全不同。這幾乎是當下優秀詩人的共識。被城市化、地產化的鄉村，是中國當下詩人面對的真實情景。西川的一段話特別具有代表性：“歷史的演進真讓人喘不過氣來。2011年4月我去安徽池州參加一個小詩歌節。走出合肥機場，迎面撲來的一面面巨幅樓盤廣告著實給了我一個下馬威:‘居中央，御四方’、‘云端上的總統套房’、‘法蘭西宮殿群’、‘新加坡花園城’——這不僅僅是樓盤廣告，這也是價值觀——中西合璧的帝王思想走紅在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大潮中——你不能假裝看不見。……今天的江南早已不是李白說的那個‘看花上酒船’的江南了，而是一個被管理的江南，被發展的江南，被旅游化的江南，被公司化的江南……”（西川《傳統在此時此刻》，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4期）
 
　　全新的空間，既出現在媒體影視中，也出現在小說詩歌中，惟獨在批評理論中缺場。迎頭趕上，是批評的任務。
 
　　來源：文藝報
　　作者：師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