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是正義發生的場所

——2016第三屆北京青年詩會“詩歌正義”主題討論會紀要

 

11月19日，第三屆北京青年詩會主題活動在“好食好色”文化空間成功舉辦。活動分為上、下兩場，上午進行“詩歌正義”主題討論，下午進行詩歌朗誦會。北京青年詩會自2014年創辦至今，初步完成了它的精神三部曲：橋與門—成為同時代人—詩歌正義，在近年的新詩寫作現場刮起了一股強勁的思想旋風，為當下的詩學理論界面提供了“青年”、“橋與門”、“鄰人”、“同時代人”和“詩歌正義”等概念和命題，引人矚目，啟人深思。詩人、詩歌評論家冷霜認為，北京青年詩會“不是一般性的詩歌活動，而更像在形成一個文學事件，這個事件不是媒體意義上的事件，而是指有真正新的事物從中發生的那種意義上的事件。”

在上午關于“詩歌正義”主題的討論開始之前，詩人陳家坪代表北京青年詩會向專門為本次主題討論撰寫文章的18位來自全國各地的作者表示感謝，他們分別是木朵、陳騰、張紹民、劉狄、尾生、陳慶、黑女、世賓、劉清泉、徐亞奇、王西平、楊碧薇、王衛、羅曼、馬抱抱、侯磊、蘇豐雷和回地。陳家坪認為，今天的現場討論可以從政治哲學、美學或文學史等角度出發，來談論“詩歌正義”，但他同時提請大家必須注意“詩歌正義”針對每個人的時代性和切身感，即我們為什么要在這樣一個時刻來討論詩歌的正義問題？個人寫作的正義何在？“詩歌正義”是不是我們建構精神共同體的根基？顯然，我們絕非已經實現“詩歌正義”，然后來分享成果，而是置身于當下變動不居的處境，力圖在無盡的詩學對話中靠近這個內核，大家不妨將“詩歌正義”視為一個寫作倫理問題。

本次討論會由詩人戴濰娜主持。她告訴大家，有數據統計，現在中國日產詩歌十萬首。有正義的詩歌，不一定有民主的選民。常在詩壇的人都能感覺到，這是個最熱鬧又最寂寞的地方。古代中國人的生活根本上是一種詩歌生活，平民無法直接與天神溝通，必須要經由一個中介力量，也就是“士”，后來出現的知識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巫”的角色。現今知識分子身上的很多職能被吞噬了，近代史可以說是一部知識分子的自我羞辱史。我們或許正經歷著歷史上最劇烈的嘲諷，過去的從未過去。奧威爾的《1984》加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就等于如今的《天鵝絨監獄》。“詩歌正義”應時刻為現實賦形，強烈糾正政治生活。

青年詩人、批評家王東東提出，談論正義問題應該重回柏拉圖，《理想國》提供了對于正義的原理性認識，并將城邦的秩序與靈魂的秩序關聯在一起。孔子也說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因為將視角從國家轉向了人的靈魂，柏拉圖的理想國并不一定就是卡爾·波普爾所說的極權主義藍圖，而有更高的立意。但柏拉圖卻又將詩人驅出了理想國，在這一點上發生了詩與哲學之爭。我們要堅定地站在詩這一邊。哲學應該接近詩，并且為詩服務。實際上，經由靈魂的正義，“詩歌正義”發明、補充和糾正了“國家正義”。更重要的是，詩人的“手藝”雖然與工匠類似，但和哲學家的工作一樣都關乎智慧。詩人應由工匠而上升為城邦的護衛者，再上升為城邦的統治者，才能和哲學家平起平坐。現代詩人也并不是表現了惡或非正義，而是在與惡搏斗。詩歌與正義天然具有一種親緣性，就如與愛和美具有親緣性。在這個時代，詩人要扮演哲人的角色。詩人為我們描摹出理想的完美/完滿的靈魂的形狀，不僅包含了靈魂的各個部分，還包含了事物的各個部分。但也要注意正義的歷史性，我們都處在歷史暴力的余威之下，并艱難地尋求最為微弱的可能的正義。但同時也要對反抗開放，即個人怎樣選擇，是反抗惡還是促進善，仍然取決于靈魂的質地。最低限度的詩歌正義是承認：詩歌是正義發生的場所，是對靈魂秩序和事物秩序的贊頌，為真正的政治生活做準備。

青年評論家張光昕將詩歌的正義問題與巴赫金的學說聯系起來。巴赫金在中文世界里聲名遠播的兩個概念是“復調”（基于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問題的研究）和“狂歡”（基于對拉伯雷作品的廣場話語的研究），從正義主題來理解，前者著眼于文學語言自身的構成，召喚出一種拒絕服膺于統治者時代獨白的反抗姿態，在多聲部之間的相互對話、反詰和辯駁中，形成正義發聲的場所；后者針對節慶時刻的廣場狂歡，尋求打破秩序和取消等級的方案，從肉身性和笑謔性出發，重啟民間資源的顛覆力和創造力。實現對話和打破等級，一直是詩歌寫作的無意識，它們也是接近詩歌正義的精神運動中兩個必要的環節。從應然的角度看，詩歌本身就意味著對正義的吁請，談詩歌的正義其實是一種同義反復，但這個過程是有價值的。它能提醒我們，要讓詩歌擺脫種種不良幻想，重新找到詩歌自身。就像愛爾蘭詩人希尼所說，詩歌作為一種糾正性的力量，在實現對社會不公正問題起到匡正作用的同時，也一定不要忘記將自身糾正為詩歌。詩歌不是哲學、神學、歷史文獻、閑言碎語，雖然它包含了這一切，甚至更多，代替它們行使正義，但詩歌始終要明確自身的界限并重返生活現場，隨世界的急速變化，而改變同時代的語言。來自西方的“正義”概念也值得從中國儒家的“仁義”概念中獲得對照性闡發。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美學博士陳慶為本次討論提交了一篇文章《詩歌的工作》。他追溯柏拉圖《理想國》中對詩人的“非正義”指責，即認為詩人通過模仿渴望承擔多種工作而不符合“正義就是只從事自己的職業而不兼做其它職業”的原則，因此以詩人的“工作”為出發點，他認為詩人對于多種工作的承擔恰恰符合現代正義觀念，即羅爾斯對于正義的要求，同時詩歌的工作一開始就是藝匠般的存在，如海德格爾對于“詩”與“思”同源的觀點闡發中提到的，而卡爾維諾對“藝匠之神”的談論有著啟示般的意義，進而他從馬克斯·韋伯談論資本主義時提到的希伯來語中的“מלאכח（事業、圣職）”一詞為出發點，認為詩歌的工作應該包含一種超越性維度，并且每代人有每代人的工作，正是對于共同工作的承擔使得我們成為“同時代人”，同時他針對當下“田園牧歌”、“詩與遠方”的走向，提出詩歌應該對抗這種傾向，將詩歌的工作從遠方拉向“鄰人”。在此之外如何在推進“詩歌正義”的同時避免陷入一種簡單的道德主義也是他的問題關切點，一方面從波德萊爾開啟的現代詩歌寫作路徑已然將“惡”包含在了自身之中，另一方面他認為我們不僅應該要求當下的正義，而且應該要求歷史的正義，最后他認為正義的觀念總是在變動之中，是無法居有的，詩歌從整體上監督正義的進行，并且促進正義的發生。

　　還在讀研的青年詩人馬抱抱專程從外地趕來北京參加本次討論，他從自己寫詩、讀詩的經驗出發，從感性的角度談論“詩歌正義”。首先，他區分詩人與知識分子，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提出，知識分子要保持一種中立、批評、客觀的立場，對社會文化進行有力的批判，而“詩歌正義”意不在此。接著，他受到馬爾庫塞《審美之維》強調藝術解放感性、想象和理性的啟發，認為詩歌正義應具備幾方面內涵，首先是伸展想象力，其次是情感的真摯，最后是語言的更新。分別涉及運思、內涵和構成元素，如同人體的氣、血、肉。最后他舉了詩歌正義的正反兩方面例子，正面即陶淵明《桃花源記》，詩歌正義應具有提供不同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及其可能性的想象力；反面即白居易的新樂府詩，若認為“詩歌正義”在于表現民間疾苦、伸張正義，則難以取得詩的成功。總之，“詩歌正義”不是去僵硬地抵抗世俗之惡，而是要用詩歌的想象力創造理想的人類境界引導人類向善向上。

青年詩人蘇豐雷回應了馬抱抱的觀點，認為“詩歌正義”的“正義”，一意指“正確的含義”，這要求我們考察詩歌是什么，客觀探求其豐富的可能性；另一意是“公正公道”，這與政治哲學的“正義”概念相聯系，要求我們意識到身處的困境，讓寫作具有批判意識/問題意識，讓寫作成為對問題的一種揭示和直接或間接的解答。這也是他提交的《“詩歌正義”正義》一文的主體思想。

詩評家朱子慶表示，詩歌與正義有著天然的聯系，因為人是有情有義的生物。在他看來，今天最應發問的一句是：賈敬龍被槍斃了，詩歌何為？在并不那么公正且有效的所謂“法治時代”，人民正義如何體現？詩歌發聲就是一種體現。也可能就是很多詩人都在追求永恒，做著純詩的春秋大夢，或者全無追求與擔當，詩歌與詩人才一起被邊緣化，其存在與現實正義無涉。正義乃公理，內含了公理與正義，詩歌將會更好地與當下和永恒并馳。

　　青年詩人王衛表達了他的觀點：詩人是理性和感性的集合體，應該兼具通達的智慧和接地氣的熱情。在個人、階層（經濟-政治）、人類共同體三個層面，有不同的正義觀和對話方式，尤其在經濟-政治層面，不同的階層有不同的正義觀。詩歌正義不應局限于政治層面，詩人關注人的處境、當代背景下個體的物化焦慮、娛樂化傾向下的虛無。詩人也認同“真”，心懷人間百態。

青年詩人侯磊認為“正義”不是一個名詞，而是動賓結構的偏正短語。正義的“正”，如休息的“休”，是會意字。正又一個“一”一個“止”組成。“正”是征戰止步于天下統一之時的意思。而“義”的繁體字是“義”，是一個“羊”一個“我”。羊大為美，是把美好的事物給予我的意思。因此“正義”是“正”其“義”。正義是一種觀念。身處躲避崇高、寫作以趣味至上的時代，文學——詩歌始終包含正義。正義與信仰有關。大凡信仰都是唯一的。“正”與“一”有關。你若相信世界有原本就正確的東西，那樣才相信正義。如今是信仰缺失的時代，很多作品都與正義無關。詩人——知識階層，是正義的承載者。魯迅批判知識階層，他認為知識階層必須超功利，所說的問題能實行，本身也要有行動。只有貴族革命家才能符合魯迅的標準。

詩人回地認為，詩歌正義的場域是介于詩與政治現實、政治哲學之間的交叉區域和冒險地帶，對它的強調可以拓展精神場域的廣度。他雖認同侯磊提到的正義需要身體力行和獨立精神的觀點，但并不認為這是不必要的空談。“詩歌正義”，如果有，是在寫作中重新讓詩和詩人進入精神歷險，或者如西蒙娜·薇依和加繆所實踐的，將砝碼置于天平的哪一端（薇依認為應該置于輕的一端），是為歷史承受者還是歷史制造者（權勢者）發聲的選擇問題。它也是歷史吊詭中的動態生成。回地還回應了張光昕和陳慶的兩個觀點：張光昕提到的西方自然正義與中國儒家“義”的對比，他認為也許這里的類比需要精確的甄別；針對陳慶提到的“面對柏拉圖那里詩歌非正義之判斷的詰難，重新思考詩歌或詩人在城邦中的位置與工作”，他問道，是否在柏拉圖的城邦與現代民族國家之間具有簡單的類比性。等等。

青年詩人羅曼通過梳理詩歌史發現，“詩歌正義”的內涵及呈現方式處于持續不斷的變化中，不能簡單地認為“詩歌正義”在古代較今天更發達，從而厚古薄今地認為如今“詩歌正義”已銷聲匿跡。她提示大家也應關注“純詩”的正義性，譬如卞之琳、張棗，或者狄金森、畢肖普詩歌中的正義，馮至在四十年代盡管在政治上選取了“第三條道路”，但是卻創作了思想性、藝術性極高的《十四行集》。隨著詩歌從廣場深入到個體生活，以及詩歌技藝、抒情方式的日趨精致化，與公共的、集體性質的正義相對應，她猜想是否也存在一種個體、內心的正義？

詩人孫磊從“詩歌正義”的語意修辭出發，強調“正義”具有“校正大義”的涵義，而“校正”中含有反思，具有否定性的邏輯力量，包括對文學之惡的重審。因此，其“正義”是多樣的，多層次多維度的，在詩歌中它既加深了存在的真實性，又提高了現實的豐富性。所以，校正意味著對詩歌涉及一切事物的反思與加深。而正義成為對“真”或“真理的”痙攣式接近。

彝族青年詩人拉瑪伊佐表達了在他的母語彝語中，正義和真理可能相近甚至有時候混用，而真理與判斷相關，判斷是由瓦薩神靈借助巫師和祭司非凡的肉身在某一特殊的場域通過詩的“祈祝”和“詛咒”來完成對萬物秩序的建立。這就是他所理解的彝語世界的詩歌與正義之間的關系。但在今天這種被瓦薩之神建構的萬物的秩序世界不斷被各種力量破壞和摧毀，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詩人無疑是最具巫性和祭司性的一類人，詩歌的正義應該是讓詩人重新能和瓦薩神靈連接而對萬物秩序進行重構。對于一個少數者，他的“詩歌正義”既是彝語的正義也是漢語的正義，既是河流的正義也是山川的正義，既是藍天的正義也是云朵的正義，既是土地的正義也是森林的正義，是使每一個孤獨的生命個體之間重新理解彼此的正義，是人與萬物之間重新建立秩序的正義。

青年詩人李浩提出“融入正統猶太教的文學和口頭傳統的偉大本源，是一位學界甚為勝絕地稱之為’J’的作者。（布魯姆）”他在這個線索中來考辨《出埃及記》、《民數記》和《申命記》，可以發現隱匿在它們之中的“J作者”，逐漸被聲音雅威所取代（雅威是舊約時代人們對天主的稱呼），他命名的聲音雅威，是基于那個時候的人類語言還沒完全發育的原因。他覺得這也是“詩歌正義”的一個起源。而他自已的寫作經驗則是自我與語言互相照亮達到澄澈的那種狀態，是非常理想的，具有超越力量的狀態，對文本而言也是自由度通往最大限度的寫作時刻。他列舉“屈原投江”一案，其本意指射的是維吉爾筆下的那位背負著奧古斯都皇帝的苦命的埃涅阿斯，以提醒自己“渴望收復曾經為你所有之物這樣一個欲望，也被視為一種精神政治。”當寫作開始的那一刻，正義是被同時啟動的。

青年詩人江汀認為“詩歌正義”是一個多聲部的詞語，可以從“詩歌的正義”、“詩歌和正義”以及“為詩歌校正其義”等多種角度去理解。他舉出胡也頻、丁玲、沈從文三人的文學故事，來說明寫作與政治的關系。詩人陳遲恩認為，在“詩歌正義”的眾多內涵中，將“詩歌”注入“正義”也是其中一種，這就需要我們重新去思考詩歌的本質，即詩人應該寫出什么樣的詩歌。

藝術評論家姜豐認為，當選擇了詩歌，選擇了詩以詠志或者興觀群怨的時候，就已經選擇了一種詩性的正義，因為詩歌在個體精神生活和所有的社會化生活當中，無疑是只要認真發聲，都首先扮演了一個正義角色和倫理出發點。詩歌最后的存在可能類似于一個想象的他者，這個想象的他者是存在的虛構，卻又是至高無上的中介物，由于詩歌溫柔手臂的承載作為中介，使我們更多地安居于當下，詩歌本身就是正義的。詩歌以純粹語言的發言在改變著民族的語言，民族的聲音，為民族未來創造選擇的新方向。

　　參與本次活動上午場“詩歌正義”討論的詩人和批評家有戴濰娜、王東東、張光昕、陳慶、馬抱抱、王衛、陳家坪、蘇豐雷、侯磊、羅曼、回地、朱子慶、孫磊、江汀、李浩、姜豐、拉瑪伊佐等，宇向、袁永蘋、陳遲恩、王家銘、孤城、劉年久、王鑫、王方方等三十多位詩人出席了這次討論會，含外國友人和京外人士，其中陌生的參與者占20%。

　　參與下午場詩歌朗誦會的詩人有陳家坪、阿西、孫磊、趙曉輝、老賀、陳遲恩、陳慶、達芙妮、孤城、侯磊、回地、江汀、李琬、劉巨文、劉陽鶴、李浩、瓶子、蘇豐雷、王家銘、王衛、夏超、謝一景、嚴彬、葉飆、葉美、宇向、袁永蘋、張杭、張爽、張媛媛、趙成帥、陳危、王方方、左安軍、拉瑪伊佐等七十人左右。

　　北京青年詩會是一個開放的詩歌文化傳播平臺。三年來，它匯聚了全國各地一批優秀的詩人和批評者，他們并未以各自社會通常的位置所帶來的代際、群體、地域、身份、個性、觀念等等意識自居，而是受到現代生活里“橋與門”的召喚，依靠因地制宜和因緣際會，努力在詩歌寫作的精神高地上成為以心傳心的“同時代人”。北京青年詩會著力將這一切時空因素孕育成一種詩歌生命，將古老的漢語詩歌朝向開放性的未來轉化，促成詩性生活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分享和交流，提請那些無限的少數人，不斷回歸到“詩歌正義”的名義之下，時刻準備重返源頭，再度出發，在泥沙俱下的詩歌生態現場奮力發出純正自省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