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發展是各民族文學共同發展”
——訪少數民族文學先行者、蒙古族作家瑪拉沁夫
 
　　編者按：“瑪拉沁夫的名字是與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始終聯系在一起的，他半個世紀的艱難與曲折，夢想與輝煌，都有著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投射和折光。20世紀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他是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要開拓者和先行者；70年代末至現在，他是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主將和領路人。”這是李鴻然在《瑪拉沁夫：民族文學的主將和領路人》一文中對瑪拉沁夫在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要地位和貢獻的概述總結。
 
 　   今年87歲的瑪拉沁夫，從1951年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科爾沁草原的人們》算起，已經和共和國少數民族文學風雨同舟了66年。在荏苒的66年時光里，瑪拉沁夫始終為少數民族文學事業奔走呼告，他的“兩次上書”更是直接推動了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起步和發展。
 
 


　　作家檔案
 
  　  瑪拉沁夫，中國著名蒙古族作家，1930年出生于卓索圖盟土默特旗吐日根太布村（現屬遼寧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1945年參加八路軍，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46年起從事文學創作，1951年，發表處女作《科爾沁草原的人們》，受到文藝界的重視，1954年返回內蒙古，在察哈爾盟明太旗旗委宣傳部長，同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春的喜歌》，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歷任內蒙古文工團任創作員，《內蒙古文藝》編輯，內蒙古文化局副局長，中國作協內蒙古分會副主席，《民族文學》主編，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黨組副書記、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長等職。
 
   
　　記者：瑪拉沁夫老師，您被譽為“民族文學的主將和領路人”，貴州作為一個少數民族聚居的省份，您對貴州有什么樣的認識？
 
　    瑪拉沁夫：我工作的時候，分管少數民族文學，貴州是少數民族大省，民族文化資源豐富，我去過多次，也住過一段時間，很熟悉，也很有感情。改革開放剛開始的那幾年，貴州為少數民族文學的起步做了很多貢獻。1982年，我就在貴陽的花溪組織過一次全國性的少數民族文學筆會，那時候中國作協主辦的《民族文學》才剛辦了一年。花溪很美很漂亮，我們在那里辦了兩次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筆會，所以我在貴州也有很多朋友，記得當時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同志對我們很關照，所以在貴州連續舉辦了兩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筆會。
 
　　“戰斗環境鍛煉了我，也培養了我的文學情懷”
 
　　記者：瑪拉沁夫老師，您參加過八路軍，參加過內蒙古解放初期時的斗爭，您是怎樣在戰爭環境中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
 
　　瑪拉沁夫：我是1945年冬季參加革命的，那年我才15歲，部隊那時候還叫八路軍，解放軍是48年以后才統一的名稱。我當時還在讀中學，學的是蒙文，漢文也懂一些，所以幫從山東來的一支八路軍隊伍寫參軍花名冊，八路軍首長對我很感興趣，讓我繼續跟著部隊干革命。后來部隊轉戰黑龍江，路過我的家鄉卓索圖盟土默特旗（現屬遼寧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而這時內蒙古騎兵也來了，我就跟著內蒙古騎兵師十一支隊，給女司令員烏蘭當通信員（烏蘭在蒙古語里是“紅色”的意思，其實烏蘭并不是司令員，是政委，但我們蒙古人當時不知道政委是干什么的，所以統一叫司令員）。
 
　　記得是1946年，烏蘭司令跟我談，說想送我去學習。就這樣，我被送到了內蒙古自治學院學習。學習期間，我被安排到剛成立的文工團。同年7月份，內戰爆發。我們文工團奔赴遼西前線，負責演出、宣傳、動員群眾。那時候，美械裝備的國民黨軍隊從葫蘆島登陸，大舉進攻東北，我們都是“土八路”，用的武器全是日本戰敗時留下的，根本不能與國民黨部隊抗衡，當時毛主席提出了一個戰略，叫“讓開大路，占領兩廂”，我們就撤退到內蒙古，保存有生力量。這時，前線部隊要成立一個文學報道組，專門寫反映戰地生活、軍民團結、人民支援戰爭、戰斗事跡的報道，雖然不是很專業，但有意思，我覺得挺好，我樂意干這事，所以向上級主動請示，被批準后分到了創作組。
 
　　其實，在此之前我并沒有系統學過漢文，我意識到自己必須學好漢文，我就到處找書看。起初，看不太懂，又沒有老師，我只好自學，所以我走上文學創作道路最初就是因為學漢文而看了漢文的文學作品。一接觸文學作品，我就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迷上文學以后，我就到處找文學書籍看，在這個過程中也就提高了漢文水平。
 
   　 革命逼著我去學漢文，革命也培養了我的文學情懷。起初學漢文時很困難，通過兩三年的學習，基本上掌握了漢文。期間每到一處，我都要先找書看，也不管是什么書。積累多了以后，就有創作的欲望了，感覺書里寫的故事我也經歷過，感覺自己也可以寫點東西，我就抱著試一試的態度去嘗試，剛開始就是摹仿。沒有紙，我就拿著寺廟丟棄的經文紙寫。起先寫的是詩，學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的詩，因為惠特曼的詩很豪放，跟我們蒙古人的性格很相近，后來又相繼學了列夫·托爾斯泰、契訶夫、屠格涅夫、普希金等國外著名作家。特殊的戰斗環境和生活經歷鍛煉了我，所以我成熟得比較早。
 
　　博覽群書，摹仿起步
 
　　記者：瑪拉沁夫老師，每個作家走上創作這條路的方式都是不一樣的，您又是以什么樣的方式成長為一個作家的呢？
 
　　瑪拉沁夫：1948年以后，東北解放，我們部隊進駐沈陽，環境好多了，我閱讀的書籍也越來越多，接觸了更多的文學作品。這時候我開始有選擇性的去閱讀經典名著，對文學的理解更加深入，漢文水平也有質的提高，有了一定的寫作功底，同時需要強調的是，正是當年的戰斗生活培育了我的革命品質，為我后來從事寫作指明了方向。
 
　　以前看書是為了提高文化素養，但我慢慢發現我前期的刻苦學習為我后來的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時候我已經寫了好幾個劇本，正式開啟了我的文學創作之路。
 
　　起初，因為環境原因，我無法選擇，但1946年以后我逐漸意識到必須在浩如煙海的作家作品中作出選擇，于是我就看哪一位作家的作品跟我的文學追求相似，我就學習摹仿他。我開始向東北作家蕭軍學習，如他的《八月鄉村》（長篇小說，1935年出版）簡直就是我的啟蒙讀物。我很喜歡趙樹理的作品，但山西在地緣上離我們有點遠。我接觸俄羅斯作家的作品比較多，感觸也比較深，因為俄羅斯在地緣上與我們北方還是很近的，那種厚重、遼闊、寒冷的生存環境以及忍耐性強、彪悍、在困難面前不低頭的血型跟北方草原文化有很多契合點。比如屠格涅夫筆下的西伯利亞生活，再如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寫的就是草原，我甚至能感覺到兩地的草香味都是一樣的。頓河不僅生活環境與蒙古相似，當地人民的性格也跟蒙古漢子非常接近，有哥薩克騎兵，所以我筆下也常有騎兵。肖洛霍夫對我影響太大了，甚至我成為專業作家以后，《靜靜的頓河》我還是經常讀，越讀越有感覺，讀完一遍以后我開始摹仿著肖洛霍夫去寫作，對寫作也有了相應的感覺。
 
　　我摹仿過蕭軍筆下東北男子漢的豪放粗獷，但東北漢子相比于蒙古漢子在情感上又顯得太過于細膩了，蒙古漢子顯得比較簡單些。我也看大仲馬的作品，大仲馬作品的故事和情節都很吸引人，但在情感表述上，大仲馬比不上他的兒子小仲馬，我從兩人作品的對比中逐漸明白文學雖然寫故事和情節，但不能完全靠故事和情節，內在的情感很重要，這也是對文學理解的一個重點要素。
 
 　   簡而言之，我的經歷就是我探討文學的經歷。
 
　　“文學就是一種感覺”
 
　　記者：于您而言，什么因素對寫作最重要？
 
   　 瑪拉沁夫：感覺對文學創作很重要，甚至有時可以說，文學就是一種感覺。我從小在草原牧區生活，在科爾沁草原的一個中學上學，和文學的情緣也是在戰斗環境中慢慢拉近的，逐漸培養出文學的感覺。1950年，我20歲時跟另外一個同事辦起了《內蒙古文藝》的刊物，自己當編輯。我讀國外名著的時候喜歡做人物筆記，找感覺，看看別人是怎么描寫復雜的情感，又是怎么處理關鍵情節轉換的，再有文學的其他方面，如風、雨、閃、電、雷、云、大水、大雪、大森林、曠野、沒有人煙的荒野、春天的草原，這些大自然的景物培育了我的文學感覺。生活則是文學的沃土，文學很多時候不是教出來的，而是自己去親身體驗以后得來，革命的艱苦環境讓我深刻感悟了文學來源于生活的道理。
 
　　“真正的作家是靠作品的藝術魅力去征服讀者”
 
　　記者：《科爾沁草原的人們》是您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第一篇小說就能在《人民文學》頭版頭題上發表，您是怎么做到的？
 
　　瑪拉沁夫：1950年，我參加工作隊到科爾沁草原，那時科爾沁草原有一位女英雄，剛剛19歲，還在坐月子。有一天有一個人來找水喝，這位女英雄熱情地請他進屋喝茶，可那個人不進屋，女英雄只好拿一瓢涼水給他喝，這時候吹來一陣風，男子披的毯子被風撩起一角，露出了背在背上的步槍槍口。女英雄本能地感覺到來者不善。她不慌不忙，想辦法將這個人穩住，但這個人很警覺，感覺事情不對頭，要走，女英雄就與這個人展開搏斗，很快就有人來幫忙制服這個人。審問后才知道這人是個逃犯，在監獄里殺害了獄警，奪槍越獄。這個故事給了我啟示，讓我思考是什么樣的一種力量使沒有文化的女牧民敢于與歹徒搏斗。我感覺不能像記者一樣僅僅講述事件過程，我的文學感覺告訴我，必須從精神上對女英雄進行解讀闡釋，女英雄的行為是擁護新生政權的典型事跡，也是蒙古人民捍衛國家安定的一個鮮活體現，所以我就開始寫，把故事展開成四天四夜來寫，洋洋灑灑寫了四萬多字。
 
  　  我讀過一個中篇小說叫《一周間》，后記說這個故事前后歷時三年，但作者壓縮時間，把故事壓縮到一年來寫，但想想又把故事縮到三個月，還是不滿意，又把故事壓縮到一周來寫，所以小說的標題就是《一周間》。作者的這個講述給我很大的啟迪，我決定把這個故事壓縮，就寫從黎明到黃昏的一天時間，這就是我的第一部小說《科爾沁草原的人們》。在作品中，我利用風雨交加、荒火、小狗等“道具”做襯托。這是1950年發生的事，我1951年才寫完，寫這篇作品的時候我沒把它當成一個故事來寫，而是從一個作家的角度去寫，思考那個時代蒙古人民的精神和追求，其實剛寫完的時候我一直懷疑自己寫的是不是小說，我把小說拿給一位同事看，他看了一晚上，第二天對我說，“這大概可能是小說”。我鼓起勇氣，于1951年11月寄給《人民文學》，一個禮拜以后，《人民文學》給我回信反饋說“大作擬用”。我當時不知道“擬用”是什么意思，就去查字典，才知道“擬用”是“要用”“準備用”的意思。12月底，我收到包裹，打開一看是《人民文學》，我當時以為自己年輕，又沒有名氣，所以拿著刊物從后往前翻，翻了半天沒看到自己的作品，越翻心越涼，翻到最前面看到頭版頭題就是我的小說，把我高興壞了。1952年1月18號的《人民日報》有一個文化簡評評論我的這篇小說，評論寫道，瑪拉沁夫創作的短篇小說《科爾沁草原的人們》寫了新的主題，新的生活，反映了現實生活中先進的力量，是用新的倫理和新的道德教育人民的優秀作品。《人民日報》對一個21歲的青年作者的作品給予這樣高度的評價是從來沒有過的。后來，有很多報刊全文轉載了這篇小說。但這時我很清醒，不能僅憑一個短篇小說就妄稱作家。再后來，我被調到中央電影局電影劇本創作組當特約編劇，就是這個時候我把《科爾沁草原的人們》改編成電影《草原上的人們》，里面的插曲《敖包相會》也是我寫的，至今還在傳唱。
 
　　“更新生活體驗，才能保持文學生命力”
 
　　記者：據我們了解，為了寫《茫茫的草原》，您放棄了在北京學習深造的大好機會，毅然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科爾沁草原，把戶口也轉了過去，并且在那兒一待就是三年，您當時是怎么想的？
 
 　   瑪拉沁夫：生活是創作的源泉，一個作家要深入生活，扎根生活，才能寫出貼近人民生活實際的作品。為了寫《茫茫的草原》，我下鄉和牧民們同吃同住了三年的時間，后來又去了包鋼。去包鋼是因為當時有很多蒙古人在包鋼當工人，這對于世代養牛牧馬的蒙古人來說，就是一種新的生活，這些變化就是我們的筆觸需要去展現的。總的來說，生活不是一次體驗就能積累完成的，時代在變化，生活在不斷進步，就算有一定生活底蘊的人，如果不跟上時代的步伐也是不行的，要隨著時代的前進更新自己的生活體驗，這樣才能保持長久的文學生命力。我們現在有一部分作家過分追求享受，根本沒有深入到群眾中去。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不同，思想就不一樣，走的路也不一樣，對國家的感情更不一樣。
 
   　 為共和國民族文學發展的“兩次上書”
 
　　記者：1955年初和1980年，您兩次以“上書”形式表達了您自己對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看法和批評，直接推動了黨和國家關注重視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建設，其間一定有很多故事，您能不能簡要回顧一下？
 
　　瑪拉沁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開宗明義第一句就說：“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多民族國家的文學必然是多民族的。原來的中國文學史就是漢族的文學史，里面很少涉及少數民族，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有60%的土地居住著少數民族，各少數民族也有自己燦爛的文化。民族平等是黨的基本民族政策，只有民族平等，才能實現民族團結，民族不團結又怎么實現發展呢？1955年初，24歲的我給中國作家協會的三位領導茅盾主席、周揚書記、丁玲副主席各寫了一封信，說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多民族國家的文學必須是多民族的，漢族是我們中華民族文化最發達、最悠久、最厚重的民族，但最主要的并不是唯一的。當時作家協會忽視了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中國文學的發展應該是中國各民族文學的共同發展。我們從來沒有聽見過在作家協會主席團會議上有一條討論國內各民族文學狀況的議程；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作家協會（以及原文協）對解放前或解放后國內各民族文學工作情況作過比較系統而全面的介紹和寫過指導性的文字。兩個月后，我收到了中國作家協會復信，信的第一句話是——“瑪拉沁夫同志：你一月二十日的來信，已在作家協會第九次主席常務辦公會上進行了討論。主席團認為，你對于我國多民族的文學工作的意見，是正確的。”中國作協還在復信中對如何改進少數民族文學工作提出了具體措施。
 
　　1980年的時候，文革雖然結束了，但當時的少數民族文學一片沉寂，如果不盡快扭轉少數民族文學的滯后狀況，少數民族文學就很難匯入主流文學大潮之中。為此，我再次致信中共中央宣傳部，希望中央更多地關注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沒有少數民族文學的繁榮和發展就不會有整個中國文學的繁榮和發展。中宣部領導收到信后很快將信轉給中國作協黨組，并在信上做出批示，批示的內容十分具體：“我們確應為少數民族文學辦些實事，比如召開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比如舉辦全國少數民族文學評獎，比如創辦一個少數民族文學刊物等等”。
 
    　1980年5月，少數民族作家代表開會，討論并經中國作協批準做出決定，這其中就有“于1980年7月召開全國少數民族創作會議”“1981年舉辦第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評獎”“立即創辦民族文學期刊”“在文學講習所開設少數民族作家班”等內容。同年8月，我被調到北京主持籌辦《民族文學》雜志，隨后擔任《民族文學》主編，在這個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1981年3月我被任命為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當年年底，第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評獎頒獎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從此，每三年一屆的少數民族文學獎評選延續至今，到2016年該獎已經舉行了十一屆，成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領域的最高獎。
 
  　  深入生活踐行習總書記的講話
 
　　記者：2014年10月15日，您參加了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習總書記都對您說了些什么？
 
　　瑪拉沁夫：當時習近平同志微笑著向我走過來，我就一直在想，跟他說些什么好呢？我說“我是個老蒙古”，習近平同志聽完以后笑著說，什么老蒙古啊，您是小說家嘛。座談會上，我有一只耳朵不好使，就側著另一只耳朵認真聽，后來習近平同志派一個工作人員過來，告訴我說老同志如果您坐不了這么長時間，可以到旁邊休息室休息。我當時就拒絕了，我就想把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聽完。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不能應付，要帶著深厚的感情去學，去領會。那次座談會后，有很多記者要求采訪我，但我都拒絕了，因為聽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后，我要自省，對照自己的價值觀進行自我檢查。作為一個作家，我之所以在當時沒有做任何表態，是因為我覺得聽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后最重要的是進行自我對照檢查，找到方向和航向去踐行，這才是最重要的。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急于去表態，夸夸其談，而不去反思踐行，也不深入生活、扎根生活、反映時代，哪來的藝術靈感。
 
　　“少數民族作家要自力更生，進取圖強”
 
　　記者：現當下，少數民族文學在黨的關懷扶持下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少數民族作家隊伍越來越壯大，您對這些后輩們有怎樣的期望和忠告呢？
 
　　瑪拉沁夫：中國作家協會一直在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搭臺，培養少數民族作家。據我所知，中國作家協會有會員一萬多人，其中就有一千多人是少數民族作家。我希望少數民族作家們能夠仔仔細細領會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和2016年作協九大、文聯十大上的講話精神，進行自我對照檢查，然后反思踐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找準創作的方向。同時，少數民族的文學群體應該多學習漢族先進文化，不能一味靠黨的政策扶持，要學會自力更生，進取圖強。
 
　　來源：貴州民族報
　　作者：特約記者 秦 戈
　　本報記者 王 杰
　　版面：第C1版
　　制作：石照昌
　　時間：2017-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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