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呂約對談：一意孤行，還是“與萬物風雨同行”？


呂約（左一）與林白


林白（左一）與呂約在十月文學院
 
　　編者按：
 
　　“約會作家”是十月文學院公眾號的常設欄目之一，每周末邀請作家前來做客。
 
　　在位于永定門公園佑圣寺內的十月文學院，品一杯清茶，談一本好書，賞一春勝景，尋一處怡然。聊生活，聊文學，談人生。
 
　　本期，我們邀請到了作家林白，與詩人、十月文學院副院長呂約對談。一起來聽聽她們閨蜜約會的“婦女閑聊錄”吧～
 
　　位于北京永定門公園內的十月文學院門口，詩人呂約頭戴黑色針織線帽、身穿米白色長風衣，正在向遠處眺望。
 
　　不一會兒，一位戴著墨鏡、身背雙肩包腳踩運動鞋的女士向這邊走來。看著那個酷酷的、走路帶風的身影，呂約說：“林白來了！”
 
　　二人熟悉的打扮，讓人不禁想起多年前她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景。
 
　　第一次見面：帽子與墨鏡
 
　　呂約：哎，林白，你還記得我們倆第一次見面是什么時候嗎？
 
　　林白：我記得是2001年元旦前后，要不就是2003年，總之是2004年我去武漢之前，不過也可能記錯了。
 
 
　　呂約：記憶真不可靠啊。我印象中是2004年元旦，那時我剛從南方來到北京，接到邀請去普陀山參加一個文學活動，廣州詩人楊克打電話來，托我一路照顧你，因為你有點“生活不能自理”。我一聽感覺很奇妙，還有一種重任在肩的感覺。因為以前讀過你的《一個人的戰爭》和《說吧，房間》，見過你的照片，早就對你充滿好奇。個人風格強烈的作家，總是讓讀者想知道她本人是什么樣子的。
 
　　林白：想起來了，我們的接頭地點在首都機場。我先到，你后來的，我當時沒見過你照片，但一眼就認定了你是呂約。你年輕漂亮，一頭長發，給人很好的印象。
 
　　呂約：然后我們就一起坐飛機去了上海，再坐船去普陀山。
 
　　關于“自理能力很差？”
 
　　林白：我們在上海見了朱大可和張閎，在人民廣場喝的茶。為什么楊克說我自理能力很差，因為我害怕出門，出門就迷路，還有就是當時剛買了新手機，不會發短信。這兩條就成了我生活不能自理的證據。是你當時教會我怎么發手機短信，這是我科技使用史上的重大突破。
 
　　呂約：記得是在去普陀山的船上，我們住上下鋪，我爬上爬下，教你發短信。
 
　　林白：后來朱大可問我的處女短信發給了誰，我說發給了池莉，因為我要到武漢去工作。到了普陀山，我們倆還一起去吃了海鮮，你買的單，你請的客。
 
　　呂約：哈哈，買單我不記得了。
 
　　林白：對啊，我們剛見面，你就帶我去吃海鮮，吃什么不記得了，但我還記得那個生姜，切成一片一片的樣子，有點厚，明黃色的，方塊的。
 
　　呂約：你的細節記憶好厲害。怪不得你的小說里，總有那么多的物質意象和細節，這是你小說很重要的一個特點，我們待會兒再聊這個。當時我們聊得起勁的一個話題，是穿著打扮。
 
　　關于“帽子和墨鏡”的秘密
 
　　呂約：昨天翻出我們倆第一張合影，是在普陀山法雨寺，我戴一個黑色的帽子，你說戴帽子酷，讓我別摘，你戴著墨鏡。
 
　　林白：對呀，真巧，我今天也戴著墨鏡過來的，你也戴著帽子。
 
　　呂約：為什么我離不開帽子，你離不開墨鏡？仔細想想，難道是因為帽子和墨鏡都有遮掩作用？帽子是半遮半掩，墨鏡是一種完全的遮掩。你喜歡躲在墨鏡后面看世界，但阻止別人窺探你。這就是作家的視角。我突然想起楊絳在《丙午丁未年紀事》里寫過，文革開始時她和其他“牛鬼蛇神”們被安頓在一個屋子里，革命群眾隨時可能闖進來檢查，她向難友們獻計說：“別撤簾子”，因為隔著簾子，外面看不見里面，里面卻看得見外面，可以早作準備。楊絳的簾子，就像你的墨鏡。
 
　　林白：這么一說很有意思，有可能是這樣。
 
　　北京不冷了，卻刮起了沙塵。海紅到王府井買了一副墨鏡，一條絲綢大方巾，還買了一件上海產的長風衣，寶藍色，闊下擺，束腰。她像北京的女子一樣，用絲巾包著頭發，只露出前額一綹卷曲的劉海，看上去有一點嫵媚，然后，她穿上風衣，扎好腰帶，出門之后戴上大大的墨鏡，這使他有了些時髦的氣息。邊遠省份的人到了北京總是很快就變的。京城有一種氣象，這氣象浸入到海紅身上，改變了她的氣質。她已經頗像一個京城的文化人了。
 
　　——節選自林白《北去來辭》
 
　　呂約：對了，你從什么時候開始有第一副墨鏡的？墨鏡是八十年代時髦青年的裝扮，戴墨鏡，穿喇叭褲，提著三洋牌錄音機，放著鄧麗君的歌，是八十年代時髦青年的標配。
 
　　林白：我的第一副墨鏡，可能是來了北京以后才有的。
 
　　呂約：你最時髦的時候是什么年代？
 
　　林白：方方覺得我八十年代很時髦。那時發型很前衛，右側頭發非常短，左邊頭發挺長的，不規則的前衛發型。他們認為我最酷的一張照片是在花山巖畫前拍的，穿一個明黃色的夾克，底下黑褲子。
 
　　呂約：你到了北京以后，穿著打扮發生了變化，是因為發現北京文藝青年的打扮風格不一樣，想要融入北京的文藝圈子嗎？
 
　　林白：那倒不是。八十年代可能是我個人比較時尚的時期，跟生活狀態有關。八十年代我是典型的文藝青年，在廣西電影制片廠，全廣西最文藝的地方，很酷。但到北京的那幾年就不行，頭發就隨便扎成一個辮子，最好打理，也最不時髦。因為有了家庭和孩子，在報紙當編輯還要忙工作，所以穿得很隨意，更生活化的感覺。
 
　　從《萬物花開》到《婦女閑聊錄》
 
　　呂約：你的生活和寫作狀態的階段性變化特別明顯，這直接體現在你的主題和題材上。你的寫作軌跡，基本上是從女性個人的成長經歷，到走向人間走向萬物的過程。2004年元旦我們認識的時候，你的寫作處于什么階段？
 
　　林白：大家普遍認為，我前期的寫作是內心的、封閉的女性世界，后來走向了萬物，走向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其實這里面是有誤解的。我剛開始寫作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第一篇小說叫《土平房里的人們》，寫的是一群住在土平房里面的人。1987年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從河邊到岸上》，寫一個撈紗女的故事。所以我的早期作品并不是一個人的、封閉的，那時描寫的就是我所觀察到的社會。我和你認識的那一年的夏天，2003年七月份，剛好出版了《萬物花開》。
 
　　呂約：哦，那我們認識就是在《萬物花開》那一年，這就好記了。我感覺那時你狀態很好，正是從一個人的獨白封閉狀態，興高采烈地走向人間和萬物，是一種蓬勃的打開狀態。
 
　　林白：《萬物花開》在2002年冬天寫完，2003年3月計劃出版，但那一年正好趕上非典，所以推遲到7月份，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
 
　　呂約：我感覺到當時你對外部世界充滿好奇和熱情，什么都想了解。記得你還跟我說，我在媒體工作對寫作很好，因為寫作的人不能過一種封閉的生活，我在媒體能廣泛了解社會，這對一個人的長期寫作來說很重要。這是你在寫作觀和人生觀上跟我談過的一個話題，至今我還深有同感。你當時最關心的是如何走向萬物，這個恰恰和你自己的狀態相關。
 
　　林白：這跟我寫完《萬物花開》還是很有關系的。以前楊克說我生活不能自理，有一定道理。因為我那時焦慮，不敢坐飛機，出門遠行，又不認路什么的。后來確實有打開自己的想法。

呂約：《萬物花開》之后的作品，是《婦女閑聊錄》還是《致一九七五》？
 
　　林白：是《婦女閑聊錄》。2004年我給《十月》雜志首發，是趙蘭振找我要的，后來出書也是他聯系的。
 
　　呂約：你寫了《萬物花開》以后，馬上就寫了《婦女閑聊錄》。這本書花多長時間寫的？怎么會想到用這么有意思的文體？
 
　　林白：幾個月。對對，我后來覺得這樣的文體很有意思，當時倒沒覺得，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是當時剛看了周作人翻譯的《枕草子》的隨筆體例，受了些啟發。我就干脆寫一段一段的，每一段有個小標題。最近，十月文藝出版社的章德寧要把《婦女閑聊錄》再版，3月底就將和讀者們見面。在十月文藝出版的這兩本書，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呂約：那我們就閑聊一下《婦女閑聊錄》吧，你是怎么想到要和家里的保姆“木珍”聊天，把她的話記錄下來的？
 
　　林白：我最早不怎么愛和人聊天。是1999年和李敬澤、龍冬一起參加“走馬黃河”的活動，去到哪里就和當地人聊天閑談，養成了和農村婦女聊天的習慣。回到家后就和保姆閑聊，一聊就發現很有意思。我打算寫成小說，但又不想寫成一個長篇小說的樣子，就設置了一些聊天的主題，包括一些家鄉的人與事、地方風俗、回鄉經歷等等，對她提問。當然書中我的問題是全部隱去的，留下的是她的回答。后來回憶，應該受了《枕草子》的影響。我覺得《婦女閑聊錄》就是個典型的非虛構作品，但當時還沒出現所謂“非虛構”的潮流。
 
　　呂約：你寫完了這本書，主人公木珍看了嗎，她有什么反應？
 
　　林白：她看完了，很開心，特別開心。她以前是初中畢業的文化水平，后來慢慢有所提高，就能看懂這樣的文學作品了，她很喜歡這本書。
 
　　呂約：女主人公變成了文藝青年，文學的使命就完成了。
 
　　“一定要把營養搞上去”
 
　　呂約：你的小說一開始就充滿了密集的物質意象，這些物質也變成了小說很重要的線索。你不是傳統小說的敘述方法，但你時代色彩挺鮮明的。
 
　　林白：對，你理解得很到位。我覺得呂約真的是很能理解我和我的小說。
 
　　呂約：我們還有一個緣分，是《致一九七五》出來以后我寫了一個評論，發表在《南方文壇》上，叫《小說的飛行術》。當時是你寫完這本書后去我家，送了一本給我，還有題辭。我看完就有評論的沖動。《致一九七五》女主公李飄揚吃胎盤，“吃胎盤”是個很重要的意象，《北去來辭》也有，海紅的媽媽說，“一定要把營養搞上去”。這個可能和你自己的童年記憶相關。中國人經過漫長的匱乏時代后，首先想要“把營養搞上去”。
 
　　“插隊的前一天，為了給我加強營養，母親特意弄來了一只胎盤燉給我吃。她早晨下夜班回家，腳步疲憊，卻神情亢奮，她從藤筐里拿出一只腰子形狀的器皿，白色的搪瓷，扁平，邊緣是深濃的藍紫色，胎盤就在器皿里。浸泡著血水，剪成了一塊一塊，臍帶剪成了一小節一小節，像花生米那樣長短。母親直接倒進砂鍋，放進生姜和酒，像燉雞一樣，大火燒開煮五到十分鐘，再小火慢燉。
 
　　我像等待一只燉雞一樣等著胎盤燉好。
　　——節選自林白《致一九七五》”

　　林白：對，我媽媽是縣醫院的婦產科醫生，那個時候流行“一定要把營養搞上去”。吃胎盤是我自己的童年記憶，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記憶。
 
　　呂約：我那篇文章里還分析了《致一九七五》里物質序列內部的轉化，發現你復活了大量容易被忽視的物質與感官經驗，組成了各種物質序列，比如從空間到人體到物品，從廚房到食物到糞便的轉化等等。你喜歡描寫各種動物糞便。可以說你的寫作是無所顧忌的，很多內容一般女作家不敢寫。在女性成長經驗、性別的經驗外，你能坦蕩地寫所有的物質和感官經驗，毫不顧忌，而且物質意象特別豐富。比如衣服鞋子，胎盤，自行車，縫紉機，游標卡尺等等。游標卡尺這個物件給我印象很深，有種工廠師傅的感覺。
 
　　他就是在水塔邊把我做的游標卡尺折斷的。
 
　　我沒有見過一個老師這么粗暴，我不明白，他憑什么。我完全懵了，意外、震驚、全身的血往頭上沖。……
 
　　這把游標卡尺，是我們物理期終考試的考卷。書面考試廢除了，強調實踐，自己動手。
　　——節選自林白《致一九七五》
 
　　林白：游標卡尺就是一個尺子，有個滑動的卡子，和游動的標，是那個年代的測量工具。我們經歷過學工學農，對工廠物件和車間都很熟悉。我覺得，你從這個角度來看小說非常好，我以前沒從這個角度來看物質環境描寫的重要性。我們這一代人學工學農，大量接觸了社會的各個方面，獲得的物質印象格外多。現在的年輕人，比如90后，長時間關在學校接觸書本，或者宅在家里，很少能有其他經驗。
 
　　呂約：你的女主人公總是騎在自行車上飄飄然，騎在自行車上還幻想騎飛馬。她們總是帶給人飄揚的感覺，比如李飄揚、海紅這些名字，都給人濃烈的八十年代的印象，一種理想主義的飛揚姿態。而且你也擅長寫從革命時代到后革命時代的變化，也就是八十年代初的這代青年。他們雖然經歷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年代，又經歷了一個幻滅時期，但和當下的小說相比，還是具有理想主義的氣質，李飄揚、海紅她們是很有生命激情的。李飄揚是一個在革命狂歡中很陶醉，又有點迷糊的女性形象。你著力刻畫她的心理，是坐著大卡車去文藝演出，在集體之中很興奮。在這種興奮中，她照鏡子，化妝時看自己的臉，女性的自我意識逐漸萌發。在你筆下，革命變成了一面巨大的化妝鏡，她們從中看到自己被放大的面容。
 
　　林白：對，我的女主人公都蠻興奮、迷狂的。《致一九七五》，我的創作目的在于一個革命時代，在中國邊遠小鎮的日常生活、政治環境，它和北京這種政治中心是完全不一樣的。根本沒有反思一個時代、對歷史質疑這樣的啟蒙姿態，完全不沾邊。這些小人物就在邊遠小鎮上興奮、迷狂，這是那個特定年代小鎮上的真實生活，和北島他們對時代和政治的反思完全不同。
 
　　丁玲蕭紅和我們有什么不同？
 
　　呂約：你們剛冒出來，男評論家們就趕緊往你們身上貼標簽，叫“女性主義寫作”。以你和陳染、海男她們為代表的這一批女性作家，的確集中展示了獨特的女性經驗、女性意識和女性語言。在革命年代的宏大敘事中被壓抑和刪除的個人意識和性別意識，在你們這代人的筆下重新出現了，特別是女作家的筆下。
 
　　林白：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那些現代文學的女作家呢？丁玲、蕭紅她們的創作，和我們的差別到底在哪里？
 
　　呂約：廬隱主要是發現了女性友誼，“海濱故人”，將同性之愛浪漫化和感傷化。丁玲早期作品是有強烈的女性意識的，最典型的是《莎菲女士的日記》，將女性意識和兩性關系欲望化和戲劇化。延安時期的《三八節有感》，是她的女性意識在受到壓抑之后的一次爆發。丁玲小說最為大膽的是兩性關系的描寫，特別是直接把男性身體作為女性欲望的直接對象物，但她筆下的情欲中，幾乎沒有物質意象，沒有中介。張愛玲不一樣，她筆下充滿了現代都市生活的物質形象。你筆下的女性欲望，既有身體本身的欲望，同時也有很多是被分解到各種物質中介上去的，比如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跟張愛玲不同的是，你筆下的女性，不僅有圍繞她們身體的日常生活和物質經驗，還有更為廣闊的社會生活經驗——一會兒學校，一會兒工廠，一會兒舞臺的。
 
　　林白：是嗎，很有道理，我對丁玲非常感興趣，我覺得她很有才華。我很喜歡讀她的一些中短篇小說。
 
　　呂約：那個時代還沒有現代社會這種物質欲望。比如說蕭紅，她的小說都和她的故鄉記憶有關，她筆下的女性，進入的是一個生產過程，或者說生死過程。《生死場》寫了鄉村日常生活和戰爭爆發后的不同狀態，對于女性來說，抽象的民族國家的概念，離她們很遙遠。村里地位最低的男人至少還可以上戰場，喊著保家衛國，在女人面前表現出一種男性的尊嚴和優越感，而女人呢，她們無法上戰場，只能生孩子或生病，服從于“動物般的”的自然生死規律。在戰爭背景下，女性就進入更加弱勢的一種狀態了。蕭紅筆下的女性，不僅物質更貧乏，連她們的身體都是生病、傷殘、變形或腐爛的。《生死場》中最漂亮的月英，生病后被丈夫折磨和遺棄，身上都生了蛆。她們就像動物，動物是沒有什么物質生活的。
 
　　林白：對，今天這討論很有價值，起碼從一個新的角度，把我們和丁玲那一代人的女性寫作做了一個對比。比如你說的物質欲望的差別，這是很有價值的話題。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觀點。
 
　　呂約：可以說丁玲那一代是中國女性意識的第一次覺醒。在之后的延安文學和“前二十七年”文學中，個體意識和性別經驗都處于一種被壓抑、被刪除的狀態，所以你們這一代相當于女性意識的第二次覺醒。八十年代中國出現了現代社會的一個雛形，你的女主人公都置身于集體生活之中，社會交往面也很廣。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重要標志就是物質生活的變化，所以你的小說中出現了很多全新的物質形象，既有社會性的物質，比如火車、大卡車、自行車、喇叭、鋤頭、游標卡尺等等，也有私生活的物質，比如服裝、食物、家庭生活的器物等等。

　　“見到新鮮東西總是要伸手摸一摸的。頭三個月，每次乘電梯她都要摸一摸電梯壁。這玩意兒，這燒電的梯子沒聽見動靜就上了九層樓，稀罕！她把手心貼到梯壁上，鐵的，硬的，光溜的——像拖拉機的機殼。她還要把鼻子湊近，仿佛要聞一聞這電的梯子是何種味道。樓道門，鑲嵌著大玻璃，也要摸，一摸，手上沾了灰塵，她就在玻璃上畫道道，畫了一個菱形，又畫了一個菱形——像她納的鞋墊。畫完道道后還不盡興，又在旁邊寫下了“史銀禾”三個字，不過，她很快又笑瞇瞇地抹掉了。”
 
　　林白：對，所以我老就想，為什么我的小說總不能按照傳統的小說模式去發展，將一個故事啊，一個人物啊，設置一個戲劇化的沖突等等。我當初寫的時候是無意識的，但現在想來這種創作思維其實是很重要的。這對我今后創作是一個提醒，我接下來的小說也會出現很多物質的意象，以后就會更加變成隨筆式的敘事，而不是小說腔調。小說腔調的敘事，很難吸納那么多物質。
 
　　一意孤行，還是“與萬物風雨同行？”
 
　　呂約：你寫完《婦女閑聊錄》，準備創作《北去來辭》時，來我家聊天，還聊起你的困惑。你說：“我有時候覺得自己不是一個標準的小說家，你覺得我的小說是不是真正的小說？” 我覺得你和傳統的小說家不一樣，還不僅僅是女性經驗的問題，你是很有詩性精神的小說家，除了對詞語的敏感，你感興趣的東西太多了，比如對萬事萬物的好奇，并且想用自己發明創造的新鮮語言去表達它。
 
　　林白：對。我有好奇這一條，原來自己不覺得。二十多年前，我和楊克去廣西看佛手瓜。我在老家也看過這些，但再一次見到之后，我還是會感嘆“呀！這是什么”。楊克就覺得，這有什么好奇的，又不是沒見過。
 
　　呂約：對萬事萬物都好奇的眼光，是詩人的特質。詩的精神，就是仿佛第一次與事物相遇，用新的語言去跟它對話。在你這里，事物不再是“革命”所定義的狀態，而是還原到了原本的樣子。所以說你很有詩歌精神的小說家。王國維將詩人分為兩種，一種是主觀型詩人，一種是客觀型詩人，你更像主觀型詩人。評論家們對你的解讀，往往是從女性經驗、女性意識的角度來談的。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女性語言”，還沒有得到充分解讀。
 
　　林白：我現在有點覺醒了。我寫過那么多書，現在回過頭來看，會明確一些東西。下一步寫作會知道哪些東西是有價值的。
 
　　呂約：評論家們認為，你的創作軌跡就是從“一個⼈”走向“萬物花開”的過程，⽅向是很明確的，很線性的。但我總覺得事情沒有這么簡單。比如，你筆下的女主人公總是既渴望融入集體，又時刻準備一個人逃離。你有一段話，可以作為你創作思想的注解。
 
　　一個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與天地萬物他者共存，真希望一直走在一條遼遠的漫漫長途上，做一個與天地萬物風雨同行的人。——林白《北去來辭》后記
 
　　可是，在另一處，你又說：“但我一意孤行。”你筆下的主人公經常有一種逃離外部世界、逃回自我深處的沖動，給人的感覺也是一意孤行的。比如海紅的愛情和婚姻生活，就是很反常，很輕率的。這是你個人性格和思想的矛盾，但變成了小說主人公在行動上的矛盾。
 
　　海紅突兀的婚姻也像是這股瘋狂氣息的一部分。
 
　　既像是輕率的，又像是慷慨的。她有一股子蠻勁，說得上是一往無前；她又有試錯精神，人生就是用來犯錯誤的，這時不錯，什么時候錯！
　　——節選自林白《北去來辭》
 
　　林白：你的感受非常敏銳。你講到一個非常關鍵的點，提煉得非常好。我現在還有這個矛盾。我現在也經常疑慮和搖擺，我是到底向外，走向社會的廣闊世界中去，還是永遠向內，通往內心無限的深處。我很掙扎，感覺永遠在矛盾之中。
 
　　呂約：這是你個人的特點，也可能是一個作家處理自我和外部世界關系時，永遠存在的矛盾。很多時候我們寫作的沖動也就從這⾥來。
 
　　林白：我發現其實你也是這樣。寫詩是非常自我的過程，但同時，寫詩也是在對外部世界進⾏敏銳的反應和應答。
 
　　呂約：對，我也有這種矛盾。寫詩必須扎根于自我深處，同時，我的詩有很大⼀部分是基于對外部世界的感受和觀察。
　　 
　　林白：你的詩歌很有力量，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首《炸彈漫游》，寫現代社會的⼀種危機感，我喜歡你的詩歌的開闊和力量。
 
　　呂約：無論是一意孤行，還是與萬物同行，都不是一個最終的狀態，寫作永遠在這兩者之間徘徊，永遠在中途。你是⼀個能夠扎根于個人，同時又能走向萬物的作家，所有的作品正是在這樣的交接點上，才能有社會性和藝術性的交合。你通過階段性寫作，強化了某一方面，但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矛盾。兩極之間有一個永不停息的對話，這恰恰構成了寫作的真實性，寫作的生命力。這是我們作為寫作者的一個精神矛盾，但我認為，這是一個當代寫作不必解決的矛盾。
 
　　林白：對對，跟你對話這個很有價值。你這樣說，我就很清晰了，以前我總想解決這個問題，但老解決不了。如果這是一個不必解決的矛盾，那就太好了。
 
　　文字整理｜康春華
　　圖文編輯｜葛方圓
 
 
　　林白簡介：
 
　　林白，生于廣西北流，現居北京。目前為自由撰稿人。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寫作，先詩歌，后小說。著有長篇小說《一個人的戰爭》、《說吧，房間》《萬物花開》《婦女閑聊錄》、《北去來辭》等多部，另有中短篇小說《回廊之椅》《西北偏北之二三》及詩歌散文。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老舍文學獎長篇小說獎、人民文學長篇小說雙年獎、十月文學獎，獲當代2013年度長篇小說五佳、新浪中國好書榜年度十大好書等榮譽，曾獲首屆及第三屆中國女性文學獎。第九屆茅盾文學獎提名獎。
 
　　有日、韓、意、法、英等文字的長篇和中篇單行本出版。
 
　　呂約簡介：
 
　　呂約，詩人，文學博士，現任十月文學院副院長。作品發表在《人民文學》《十月》《今天》《現代詩》等國內外刊物，著有詩集《回到呼吸》《破壞儀式的女人》，學術專著《喜智與悲智》，批評文集《戴面膜的女幽靈》等。曾獲首屆駱一禾詩歌獎，應邀參加德國柏林詩歌節。
 
　　作品被翻譯成德語、英語、日語。
 
 
　　來源：十月文學院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