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百年：如何接受，怎樣評價？


陳仲義（劉不偉/攝）
 
　　從1917年《新青年》雜志刊出胡適的8首白話詩算起，中國現代新詩到今年已經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的歷程。百年來新詩的歷史怎樣梳理又怎樣評價，在創(chuàng)作手法、思想內涵和傳播接受上有哪些成敗得失？這是我們繞不過去的百年之問。在此刊發(fā)詩評家陳仲義一文，分享他從詩歌接受與評價角度展開的思考，歡迎繼續(xù)來稿參與討論。
——編 者
 

圖為見證中國新詩誕生的《新青年》以及胡適（《嘗試集》）、郭沫若（《女神》）、冰心（《繁星》）、康白情（《草兒》）、徐志摩（《志摩的詩》）等詩人的早期新詩集。制圖：蔡華偉
 
 
　　中國新詩走過的一百年里，質疑之聲似乎從未斷過。其中，有上世紀20年代于賡虞的挑剔，“自所謂新詩運動以來，我們尚未看到較完整的詩篇”。有30年代魯迅的低看，“新詩直到現在，還是在交倒楣運”。新中國成立之初，有馮雪峰的不滿，“現在新詩的各種各樣的形式是都還不能滿意的……太不像話的作品是相當多的”。即便是新詩創(chuàng)作取得不小成績的上世紀90年代，尚流傳肖鷹的文化悲觀論，“詩歌本身的失敗正以不可抵抗的速度到來”。老詩人鄭敏甚至從源頭上對新詩做了否定：20世紀之所以沒能出現李白、杜甫，原因是“五四”時期引入了西方文化的末流，割斷傳統(tǒng)，使得白話詩萬劫不復。及至新世紀，時不時還會冒出韓寒式的惡言相加，“現代詩這種體裁是沒有意義的”。更有文化大家季羨林重磅裁決，“至于新詩，我則認為是一個失敗”。
 
　　如此說來，這真是一部讓人沮喪的百年新詩史。但是且慢，持不同意見者也大有人在。詩人于堅就堅持認為，“中國20世紀的所有的文學樣式，小說、散文、戲劇等等，成就最高的是新詩，被誤解最多的是新詩，被忽略最多的也是新詩， 這正是偉大的跡象”。還包括以德國漢學家顧彬為代表的“高抬高舉”：中國新詩的當代成就勝于小說。是否成就最高另當別論，高下辨析并不是這篇文章的目的，我所看重的是，為何新詩會有如此之多被誤解、被忽略或者被過度強調的地方，以至于成為文化接受領域里一個神秘“百慕大”？
 
　　從接受學的角度來看，新詩無論存在多少弱項，它都已經出落成一個獨立的文藝品類，其價值不可低估。新詩承擔著文言詩的“轉型”使命，因為有了新詩，我們才有了一種能夠適配現代中國人思維、生活和言說的高級精神載體，表達現代中國的世道人心；新詩以一種微妙、細膩而復雜的方式，把現代漢語的詩性提升到一個新界面；新詩建立了一套思、說、寫趨于統(tǒng)一的言說語系，在存在感、個體經驗、細節(jié)感受、求真意志、自由靈性、陌生化詩意諸方面都有突破，特別是晚近時段，新詩朝向更具現代活力的方向開掘。
 
　　既然如此，為何至今現代新詩的地位還難以“定于一尊”呢？這恐怕要從評價和定位新詩的三個參照尺度說起。
 
　　以中國古典詩歌為參照——
　　古體詩與現代新詩已然成為兩種不同制式的詩歌
 
　　千百年的熏陶與培育，使得國人至今依然不屈不撓地拿古詩與新詩一決高下，依然用發(fā)展了幾千年的古漢語經驗來衡量當下的詩歌創(chuàng)作。這個強大的參照系在無意識作用下幾乎是繞不過去的。
 
　　置身于農耕文明的語境和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tǒng)之中，中國古典詩歌有著超穩(wěn)定的審美規(guī)范：采用單音單字的“字思維”，能充分釋放漢語詩歌的彈性蘊藉；以意境為最高美學，極易滋養(yǎng)、美化人心；平仄間的韻律流轉充滿內外交融的音樂性，起承轉合的結構又極為自然，等等。從如此強大的古典詩歌參照系出發(fā)，讀者對新詩的數落與普遍不滿便可以預料：能讓人完整記住的新詩名篇鳳毛麟角，經典之作屈指可數；大量作品詩意散漫，質量雜蕪；新詩語言缺乏出神入化；新詩教育更是留有太多空白，新詩離真正走進大眾生活及其內心世界還有距離。
 
　　然而，必須正視一個嚴酷的事實，古典詩歌堪稱優(yōu)美的詩情畫意，在后起的新詩這里已經出現了脫節(jié)或者轉變。新詩與古詩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在于，在詩的本體屬性上新詩具有與母體同質性的一面，不可比在于，新詩經過掙脫，走向了一種全面的自洽的生長，現代新詩與古體詩已然成為兩種不同“制式”的詩歌。雖然同發(fā)展了至少3000年的古代詩歌相比，新詩只有短短百年的歷史，時間劣勢不言而喻，但新詩后天的超速“瘋長”所帶來的前景也不可估量。如果是放在星象上來看，古典詩歌屬于高峰期后的“熟透”階段，能量發(fā)生巨大耗散而趨于收縮；現代新詩則尚處生長期的氫燃燒階段，充滿活力，不斷擴張生長。對這兩種狀態(tài)下的詩歌，顯然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評價體系或許才是明智之舉。
 
　　以西方現代詩歌為參照——
　　缺乏對等性的評價標準無形中變成自我矮化
 
　　多年來，詩歌界有這么一個共識，新時期的中國詩歌用二三十年的時光，幾乎走完了西方現代、后現代詩歌的全部征程，“濃縮”了西方近百年的現代詩、后現代詩發(fā)展歷史。學習和吸收西方現代詩歌，無疑為中國新詩提供了轉型契機，但這種轉型不是分階段的蛻變，而幾乎是共時性完成的。中國新詩對西方現代詩歌的吸收，有時消化很好，有時消化不良，有時過于貪食——狼吞虎咽、饑不擇食，有時反復挑剔——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以致營養(yǎng)過剩。

　　無論如何，西方現代詩歌這一外來的鏡照，在相當程度上已經化為中國新詩自身的面影。西方譜系直接影響了中國新詩的創(chuàng)作、接受與評價。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新詩唯西方詩馬首是瞻，演進到上世紀90年代，甚至出現了“翻譯體”詩歌，可見影響的焦慮之重。直到新世紀初葉，才逐步出現更具自主性的對西方現代詩歌的改造與改寫。
 
　　在中外詩歌的評價與比照中，不知何時起又出現了一個“怪圈”：人們總是將各國的詩歌菁華與國際級大師串聯起來，組成縱深隊列的國際軍團——從20世紀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的普呂多姆，到愛爾蘭的葉芝、西班牙的希梅內斯、英國的艾略特、意大利的夸西莫多、智利的米斯特拉爾、希臘的埃里蒂斯、波蘭的米沃什、捷克的塞弗爾特、俄裔美籍的布羅茨基、波蘭的辛波絲卡，再到瑞典的特朗斯特羅姆……多國聯軍團團進逼，使出全部優(yōu)勢，用世界詩歌的精粹“總和”輕松地把單一國家的百年新詩比了下去。這種缺乏對等參照的評價標準無形中變成自我矮化，拉大了所謂中國詩歌“追趕”世界詩歌的差距。
 
　　以自身“小傳統(tǒng)”為參照——
　　求新求變的百年歷史決定了新詩不是鐵板一塊
 
　　除了與古代詩歌、西方現代詩歌直接或間接的“對抗”，中國新詩還在通過不斷的藝術違規(guī)和越界為自己開疆拓土，發(fā)明和發(fā)現新的題材、內容和形式語言，創(chuàng)造新的詩歌范式。百年的探索和實驗，在無數次爭議中也不斷沉淀著與古典時期、浪漫時期有別的新質素。比如，更豐富地挖掘了精神與肉身的存在感，更嫻熟地運用潛意識、意識流、智性、交感等成分，強化了隱喻、象征、荒誕、戲劇性乃至后現代的拼貼、裝置、跨界等技巧，加深了與普通大眾的聯系與交融……這些新質素或多或少都參與到本土新詩的發(fā)展進程中來，逐漸化為百年新詩的血肉。在這個意義上，新詩自身也形成了自由、多變、求新的小傳統(tǒng)，新詩的接受與評價也應該面對自身小傳統(tǒng)的考核，而不是固執(zhí)于詩歌大一統(tǒng)的本質主義觀念，耿耿于懷于新詩必須是古詩的一種分支與延續(xù)。
 
　　與此同時，更不要把新詩看成鐵板一塊。它至少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前端是屬于實驗探索性的新異追求，其中的成功果實會沉淀為自身營養(yǎng)，以繼續(xù)分蘗推進；中間的廣大地帶屬于融會性的“老少皆宜”，是經過較長時間積累下來容易被接受的基本盤面；而后拖部位則屬于那些老化的“過去時”，是早期遺留下來的稚嫩、夾生，需要加以揚棄。只有分門別類對待，才能避免在接受學上“一刀切”。重要的是，三大板塊還得面對時代、歷史、社會、美學等多重維度的審視。如果籠統(tǒng)地作非黑即白的評價，新詩只能要么漆黑黯淡，一無是處，要么光芒萬丈，異常刺目。
 
　　最后，還涉及對前輩詩人的具體評價問題。當下不少詩人對新詩誕生之初的歷史成績持否定態(tài)度，如“用今天的眼光看，穆旦和徐志摩的詩歌寫作都是二三流”，這種斷語有相當的代表性。他們用已經大大發(fā)展了的現時尺度去審視過去，忽視了任何接受與評價都不能偏離歷史特定語境。要是讓當下詩人們早80年問世，他們能否具備徐志摩在新詩青澀時期那樣推陳出新的能力和水平？抹去時代背景，進行非歷史化的評估，很容易導致一個貌似正確，其實粗暴的評價，這是我們今天必須高度警惕的。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陳仲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