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磊：小說是生活的“蟲洞”
——《父親的長生天》創作談
 

資料圖


侯磊  宋醉發/攝

       《父親的長生天》原名叫《長生天》，是一篇寫于2006年的并不成熟的小說。但我偏愛它，那時我不到23歲，還在上大學，同學們都去找實習單位，我把自己關在家中一遍遍讀張承志的《黑駿馬》，胡亂構想著幾十年前內蒙古草原上的知青故事。
 
        故事千百年來都在靠傳奇性來吸引人，作者在講傳奇，讀者在獵奇。文學是有人想看別人的生活，那生活充滿了未知。傳奇性不是魔幻性，是故事從邏輯上可發生，但在生活中幾乎沒有概率發生。《巴黎圣母院》與《悲慘世界》都是典型的傳奇，怎可能會在圣母院上有位半聾丑陋的敲鐘人，他偏偏和副主教一起愛上個賣藝的吉普賽女郎，而女郎又愛上了一位年輕英俊的軍官。讀者要看他人遠距離的悲喜人生，類型小說至今仍執行這千年不變的真理。寫知青題材的小說更是此間的擁躉，它靠與現實生活的疏離感，帶領經歷過和未經歷過的讀者，重溫或重新開啟一段旅程。
 
        時間在變，年輕作家如何寫知青故事并非問題的核心，因為寫作者不能只寫自己經歷的事。而核心是知青故事能否再靠它的新鮮感，靠自揭傷疤回憶創傷來吸引讀者？知青回歸到平淡的生活近四十年了，那荒廢的青春只是一代老人心中的暗痛與內傷。藝術創作不只是去揭歷史的傷疤，更有時僅僅用目光示意——我們一起去看那生活中隱匿的，看不到的地方。
 
        我的父親是知青，來往的朋友都是知青戰友，每談及一個人時，首先會說他在東北、內蒙、云南哪里當知青。父親的知青故事猶如颶風裹挾著冰雪，試圖在摧毀現代化生活的一切。知青這一代人老了，他們大多身處底層，看上去平淡無奇，只是街邊隨意的一位老人。但他們有自己的圈子和精神世界，有自尊和自傲。他們熱衷談論對“上山下鄉”和時代的看法，那些看法越來越悲觀。我想寫他們的故事，不止于過去，還有現在和將來。 “知青文學”把故事只限定在“那火紅的年代”，在那“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由“蹉跎歲月”的年輕人出場，把時間地點人物都定死，還要由親歷者來寫。我們把知青文學看得太窄，知青可以是身份也可以是思維，甚至不提“知青文學”，只寫人，他與知青那個時代有關。
 
        《父親的長生天》是在嘗試鏡頭的拉伸，把鏡頭從現在拉到三十五年前再拉回來，可在這拉伸中，并不易對好生活的聚焦點。但小說不是生活的鏡子，而是生活的“蟲洞”。蟲洞又叫時間洞，是天體物理學中的概念，它是連接兩個不同時空的狹窄隧道。詩人和小提琴演奏家愛因斯坦認為，透過“蟲洞”可以做瞬間轉移或時間旅行。此理論是用來寫小說的，搞星際飛行大材小用。文學的一大作用是彌補物理學的缺憾與暢想，用語言測繪出那存在于虛空中的藍圖。知青小說最來源于生活，最難超越生活，但最需要寫的，恰恰是云的彼端，精神世界的故事。
 
        寫作是種渴望，渴望通過加倍的努力去穿過“蟲洞”，去窺探那個逝去的，或尚未發生的時空。因為我相信，物理學只是愛因斯坦的業余愛好，而那個愛好的靈感之源是莫扎特。
 
        2017.4.19
 
        來源：《花城》
        作者：侯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