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 站在“寫詩、譯詩、評詩”三駕馬車上 奔向詩意的王國


王家新（資料圖）
 
　　當下詩歌熱。電視上，手機上，詩好像隨手就來。其實，那遠遠不是當下中國詩歌的全部。還有很多詩人，他們離互聯網的浪潮比較遠，待在僻靜的角落，上下求索為詩工作幾十年，他們付諸巨大的生命熱情，充分發揮自己的語言天賦，在勤奮和熱愛的雙翼動力下，已經耕耘出豐碩的果子。走近一個具有智慧含量的標桿性詩人，聆聽他們對詩的聲音，與詩耳鬢廝磨的心得，或許更有助于我們接近詩意，感悟詩的本質，擁有更多的詩意時刻。華西都市報周末文化副刊之當代書評，一直關注國內詩壇有成就的實力派。本期走近詩人、詩歌翻譯家、詩歌批評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家新。
 
　　王家新：
 
　　站在“寫詩、譯詩、評詩”三駕馬車上   奔向詩意的王國
 
　　“小時候，我常伏在窗口癡想--山那邊是什么呢？媽媽給我說過：海。哦，山那邊是海嗎？”這首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選入了初中語文課本的詩《在山的那邊》，很多80后讀者都很熟悉。它正是出自王家新之手。早在八十年代求學時代，王家新就開始詩歌創作。《在山的那邊》是他武漢大學讀大二時創作的。作為當代少有的創作生命力持久旺盛的詩人，在朦朧詩時代，王家新就與海子、西川、北島、江河、楊煉、顧城、舒婷、歐陽江河等詩人，在詩歌上有深入的來往。而在之后至今的30多年里，許多80年代紅極一時的詩人紛紛淡出詩壇的時候，王家新一直依然堅守為詩歌工作的一線，創作、譯作佳作不斷，彰顯出一名詩人的堅韌和執著。
 
　　1991年，王家新發表了對于他和許多人來說都很重要的詩作《帕斯捷爾納克》，“不能在你的墓地獻上一束花/卻注定要以一生的傾注，讀你的詩/以幾千里風雪的穿越/一個節目的破碎，和我靈魂的顫栗”，震撼很多人，真的去穿越風雪，于次年遠赴倫敦，開始了長達兩年的歐洲旅居生涯，并到美國等國家游歷、訪學。這種經歷為他的詩歌打開了一個宏闊的世界文學的幽深背景，使他的詩歌變得越來越深遠和宏大。王家新的思考也遠遠越出了本土的界線，開始與更廣闊時空中的詩人、作家對話。在《倫敦隨筆》中的一首詩里，他這么寫，“在那里母語即是祖國/你沒有別的祖國/在那里你在地獄里修剪花枝/死亡也不能使你放下剪刀/在那里每一首詩都是最后-首/直到你從中絆倒于/那曾絆倒了老杜甫的石頭……”
 
　　之后王家新發表詩集《紀念》、《游動懸崖》、《王家新的詩》、《未完成的詩》、《塔可夫斯基的樹》、《重寫一首舊詩》，詩論隨筆集《人與世界的相遇》、《沒有英雄的詩》、《為鳳凰找尋棲所》、《雪的款待》、《在你的晚臉前》、《黃昏或黎明的詩人》，翻譯集《保羅·策蘭詩文選》、《帶著來自塔露薩的書》、《新年問候：茨維塔耶娃詩選》、《我的世紀，我的野獸：曼德爾施塔姆詩選》、《死于黎明：洛爾迦詩選》，至今是當代詩歌閱讀不容錯過的文本。在詩歌評論界內部，王家新被公認為“近二三十年來中國當代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在創作的同時，他的詩歌批評、詩學隨筆和翻譯也產生了廣泛影響，其以詩歌為核心的全部寫作被人稱為“中國當代詩壇的啟示錄”。
 
　　曾經有一篇網文《詩壇英雄排榜》流布很廣。作者戲仿《水滸》一百零八將，對中國當代詩人做了一個排行榜。每一個人的入選還有一些特別的理由。比如于堅是玉麒麟盧俊義，西川是大刀關勝，歐陽江河是雙鞭呼延灼，而王家新則是及時雨宋江。王家新的入選理由是這樣寫的：“王家新成名甚早，原為朦朧派嚎杰，流落歐洲數年，詩風大變，仍不失溫柔敦厚，現閑居京城，隱然為北京幫龍頭老大，軍師程光瑋對他忠心耿耿，推崇備至，故應列為大頭領首席。”這樣的游戲類比，自然有很多不妥之處，但也可見王家新在詩壇中被認可的程度不俗。
 
　　潛入“他者”
 
　　為他熱愛的詩人在中文世界寫詩
 
　　不能讓你為之流淚的詩人就不要翻譯
 
　　王家新不只是詩歌創作一流，更可貴的是，他用寫自己的詩一樣的高度和標準，要求自己的譯詩。他翻譯詩歌的水平，讓很多讀者視為“刷新了我們對許多外國詩人的認知。”在他身上，詩歌翻譯與詩歌原創，互相喂養，難分彼此，不分伯仲。他的詩歌原創力讓他有能力翻譯出很高的詩意含量來，他對一流詩歌卓越的翻譯又反過來滋養他自己的原創。更妙的是，在寫詩、譯詩的同時，練就的本領和眼光，又促成了他對詩歌的本質的高度理解和自覺性。于是，他的詩歌批評就成了。他的批評文本被認為“包含詩情與思想、個性與高度的文字，發展和豐富了新詩以來的批評文體，給這一飽受爭議的工作增添了存在的理由。長久以來，中國當代詩歌廣泛受惠于他的創作、批評和翻譯。”寫、譯、評，成了王家新不斷邁向詩歌的黃金王國的三架馬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這是他為詩歌工作的三種方式。王家新在做三件事，其實也是同一件事：享受語言，挑戰語言，與語言獨處，為語言做貢獻，傳達給世界。
 
　　讀王家新的譯作，不難發現，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斯塔姆、帕斯捷爾納克、茨維塔耶娃，二十世紀俄羅斯偉大詩人的名字，出現率非常高。王家新很早就讀到對俄羅斯文學和詩歌的翻譯，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末，詩人荀紅軍翻譯的《跨世紀抒情：俄蘇先鋒派詩選》，第一次將包括茨維塔耶娃在內的俄羅斯“白銀時代”的詩人集中展現在他面前。他閱讀他們，分析他們，翻譯他們，“他們是一個整體。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個神圣家族。他們都是我所熱愛和崇敬的詩人。多少年來，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這幾位俄蘇詩人一直伴隨著我。在我的生活和寫作中，他們一直是某種重要的在場。有時我甚至感到，他們是為我而活著的--當然，反過來說也許更為恰當。”
 
　　詩歌翻譯在忠實性和創造性之間的博弈，或者說直譯、轉譯的問題，是文學翻譯界一直爭論不清的問題。在王家新看來，詩歌翻譯是一種神秘的相遇，無論是“直譯”還是“轉譯”，都是外行說的話。王家新認為翻譯必須有創造性，“只講忠實不講創作性，那么忠實是平庸的，毫無意義的。”但同時翻譯畢竟是翻譯，不是創作，“不能用你的自我淹沒一切。”
 
　　王家新認為，把一個外文詩人的詩歌翻譯成中文，相當于替他在中文世界寫詩，得盡力給人家“寫”好，達到與原作相稱甚至提升原作的水平。這就是詩歌翻譯的秘密。比如，在翻譯詩人洛爾迦時，他說，“我替洛爾迦在漢語中寫詩，冒著巨大風險，但也必須如此，這樣才對得起人家。但是我不會把它們翻譯成我自己的，它們依然保有它們自己的風格。”王家新十分欣賞龐德的翻譯藝術，其奧秘就是潛入“他者”。
 
　　然而，在重要的翻譯見識和實踐之上，翻譯的最深動力，來自王家新對卓越的詩的赤誠熱愛，他說自己不是一個職業翻譯家，“我的翻譯首先出自愛。我是一名詩人，也無意于成為一個翻譯家，這個頭銜對我也無所謂。為什么翻譯？就是愛，就是奉獻和犧牲。我愛他們勝過愛自己，這樣才能翻譯好，不這樣就不要翻譯，不能為之燃燒，不能讓你深深地愛，不能讓你為之流淚的詩人就不要翻譯。我可以付出一切代價去譯我熱愛的詩人，這是翻譯最深的意義。”
 
　　詩是如何產生的？
 
　　先去生活  再遺忘 再有什么從內心中醒來 要求成為詩
 
　　詩是如何產生的，這因人而異。王家新說，自己“不是那種靈機一動就寫詩的人，也不是那種時時有‘滿腔’的情要去‘抒發’的人。”他更認同于里爾克在《布里格隨筆》中所說的：“詩不是情感而是經驗，為了一首詩我們必須去觀看、去體驗，如果回憶很多，我們還必須忘記，還必須有很大的忍耐力等待它們回來，直到它門成為我們身內的血，我們的目光和姿態，無名地，和我們自己再也不能區分……”王家新說自己經常就處在這種狀態中。生活，幾乎是盲目地生活，然后遺忘，然后有什么從內心中醒來，有一首詩在要求著它的誕生。到此時  然后，他再努力將這種“無名”的醒來的感覺，化為詩藝，化為一種確鑿的語言的存在。
 
　　在詩歌圈，有一個時而潛在時而明顯的分野：“民間詩歌寫作”，強調的是寫作中的平民立場，傾向于口語書寫日常生活，側重語言的活力，傾向于消解；知識分子寫作，強調智性寫作，強調高度，強調建構。王家新的寫作，一直具有堅定、明確的知識分子精神和詩學追求。在他的詩里，可以明顯看到時代、歷史和現實生活的責任感。王家新與西川、歐陽江河等人，被視為“知識分子寫作”的重要代表。
 
　　總有一些跟詩接近的人，不管是寫詩、評詩，用語容易夸張、戲劇化，思考大而無當，動輒以代、派、一個時代等概念，有過度解讀、過度延伸的神秘化傾向。一般的詩人很容易被攪進去，但卓越的詩人可以看透、超越這些。王家新的態度就顯得很清晰、清明，“我所關注的只是個體，是那些單個的詩歌造就的心靈。至于文學史意義上的”開創“與”結束“、或一個時代與另一個時代的關系，那是文學史家或熱衷于進入文學史的人們所關心的事，用不著我來操心。”詩寫得好的人不少，但能寫得好，又能建立一個獨特而深邃的精神世界的詩人，就很罕見。王家新，就是這樣一個具有精神拓展力的詩人。
 
　　對話王家新：
 
　　“請永遠保存我的詞語”
 
　　2017年8月下旬，王家新受邀來成都參加首屆國際詩酒文化大會·草堂國際詩會。在寬窄巷子，記者見到正在與其他詩人交流的王家新。他的微信名是：“未來北方的河流”。看到記者的一絲疑惑，他的解釋是“你不覺得，這幾個詞語放在一起，很耐琢磨嗎？未來，北方的，河流。”在國際詩會期間，王家新也與來自美國、英國等地的詩人有很愉快的交流。事實上，熟悉西方詩壇的王家新，本人被西方詩壇也正得到越來越高的關注和認可。他經常受邀到國外講學、做駐校詩人。2013年，在韓國昌原國際文學節的頒獎典禮上，王家新被獲頒韓國第四屆昌原KC國際詩歌獎。他的英文詩選《變暗的鏡子》，由著名詩人羅伯特·哈斯作序，2016年在美國出版。第二本德譯詩選《晚來的獻詩》，以及克羅地亞版詩選《夜行火車》，都同時在2017年的秋天推出。
 
　　一個好詩人、好文本給讀者的不僅僅是信息傳達，也不僅僅是意境的帶入，還能開啟一種作者與讀者之間無聲的隱秘的精神對話。讀王家新的詩、文，往往能讓感受到，他強大的北方冰雪式的思想流，帶動我們跟著他思考。在王家新那里，全貌，巨大，難度，份量，靈魂，激情，深邃，嚴肅，遼闊，這些詞語裹挾而來，讓人進入一個深度的詩意世界。一個詩人，不僅是寫出了一些好詩的人，也不僅是提供了某些名句的人，還是為他那個時代帶來了某種美學氣質和精神性的人。王家新正是這樣的人。在與王家新采訪交流過程中，他對詩的觀察、認知之深，也再次完美彰顯。
 
　　“浮出水面’的中國當代詩歌，在世界上已得到比較廣泛的關注和認同”
 
　　當代書評：這次應邀來成都參加草堂國際詩歌節，與英國的李道、美國的杰克·赫希曼等國外詩人應該有比較深入的交流。能具體透露一下，你們都聊了些什么？參加此類活動，有怎樣的感受？
 
　　王家新：這次來參加詩歌節的國外詩人中，舊金山的杰克·赫希曼是個著名的“左派詩人”，他人很好，讓我很尊重。我們此前就認識，他對我的詩也很感興趣。英國詩人李道是這次認識的，他從我的英文詩選《變暗的鏡子》上看到哈斯作的序后十分驚奇，因為他和哈斯是好朋友。當他知道我翻譯保羅·策蘭，他從胸口掏出一個佩帶的標志給我看：“家新，你知道嗎，我是猶太人”，“家新你知道嗎，茨維塔耶娃說過‘所有詩人都是猶太人’。”我當然知道！在那一刻，我們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總之，請國外詩人來中國，這當然有助于中外詩人間的交流，只是不要流于形式或走過場，有更具有實質意義的接觸，是非常有意義的。
 
　　當代書評：您曾經在英國居住兩年，作為一名詩人和譯者，您與國外詩歌界有很深的來往。據您的觀察和體會，中國當下的漢語詩歌在國外大概是怎樣的一個認知度？作為一個中國現代新詩的詩人，您有哪些深刻的體會？
 
　　王家新：中國當代詩歌，當然是它“浮出水面”的那一部分，在世界上已得到比較廣泛的關注和認同，這已是事實。別的詩人不說，比如《美國詩歌評論》前年重頭刊出的我的一大組詩和美國前桂冠詩人羅伯特·哈斯關于我的長文，這在以前都是難以想象的。這也說明了中國當下詩歌在國外的“認知度”。當然，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我都不會看重那些面上的東西，但我看重的有兩點，一是來自讀者和譯者的反應，一是來自優秀的詩人同行的反應。比如說顧彬告訴我，他參加今年北京國際書展時和徳國著名詩人薩托魯斯在一起，薩托魯斯讀到我的詩片斷《冬天的詩》和《變暗的鏡子》后，對他連說“那是偉大的作品”。我珍惜國外同行的這種專業眼光，這種來自另一種語言和詩歌領域的深刻共鳴。曼德爾施塔姆致阿赫瑪托娃有這樣的詩句：“請永遠保存我的詞語，為它們不幸和冒煙的余味／它們相互折磨的焦油，作品誠實的焦油。”一個詩人有什么可圖呢，無非如此而已。
 
　　“我們不僅受惠于翻譯  也把漢語最好的東西給與翻譯對象”
 
　　當代書評：作為一名詩人，您的翻譯以詩譯詩，備受同行和讀者認可。比如最近您翻譯的《死于黎明：洛爾迦詩選》，在9月剛剛獲得國內首個由出版行業媒體設立的專業翻譯獎項--“書業年度評選·翻譯獎”。
 
　　王家新：獲該獎讓我感到意外，當然，對我也是一個很大的激勵。在受獎致辭中我也講了，我這個譯本首先是愛的產物，是我作為一個詩人對生命呼喚的響應。既然我要譯的是一些天才的、甚至是讓我淚涌的作品，我也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譯作提升到能與原作相稱的程度。
 
　　當代書評：對您來說，詩歌的翻譯和寫作，是怎樣的一種關系？可不可以說，您翻譯的每一個詩人，都是幫助讓你成為你自己的一個養分？
 
　　王家新：至于我的翻譯與創作之間的關系，正如詩人帕斯所指出的，“存在著一種不斷的交往，一種持續的相互孕育”。這些，就讓別人來考察吧。我只希望人們能注意到：翻譯不僅是接受，也是給予。我們不僅受惠于翻譯，也把我們自己的心血、我們自己或是漢語的一些最好的東西給予了翻譯對象。也只有這樣來看，才能抵達到翻譯的奧義。
 
　　當然，面對我翻譯的那些詩人，我會永懷感激之心。這種感激并不限于他們給了我什么具體“養分”，更在于他們支撐了、也加深、拓展和刷新了我的整個存在。也可以說，通過創作，也通過翻譯，我們才把自己“嫁接”到那棵偉大的生命之樹上。感激還在于，除了創作外，我慶幸還通過“翻譯”這件事，找到了為詩歌工作的“另一種方式”。我現在愈來愈傾向于將翻譯視為一個獨立的為創作不能替代的工作領域。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引用過茨維塔耶娃的一句話：“我的火不是用來熬粥的”。
 
　　當代書評：您的詩作被翻譯成國外的較多，比如您的第二本德語詩集《晚來的獻詩》，即將于十月前往德國參加法蘭克福書展，并在歐洲展開巡回朗誦。將這本詩集翻譯成德文的是德國漢學家顧斌。您跟他有怎樣的合作淵源？
 
　　王家新：《晚來的獻詩》剛出版，我的另外一本克羅地亞文詩選《夜行火車》，也會在這個9月出版。因此我會去德國、奧地利和克羅地亞做一些朗誦和新書發布活動。《晚來的獻詩》是顧彬主動提出來翻譯的，因為他譯的我的第一本詩集《哥特蘭的黃昏》在德語國家反響都挺好。當然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愈來愈認同我的詩，他甚至說他多次在翻譯時“哭了”。就在《晚來的獻詩》付諸出版后，顧彬在見面時又問我：“王家新，都說《回答》是你的最重要作品，為什么你不給我翻譯？”的確，長詩《回答》是我一生（起碼是“前半生”）的重要作品之一，但是很難譯，我也不愿我自己寫這首詩時所經歷的巨大磨難再轉移到譯者身上。但是顧彬又開始翻譯了。他在翻譯這首詩時會“流淚”嗎？會的，因而我信任了他的翻譯。
 
　　當代書評：詩歌是超于語言、國界的普遍性的藝術。這也就說明不同語種寫下的詩歌的翻譯可能性。可是，為什么會有不少人，提到“翻譯體”就感到比較排斥呢？這背后是怎樣的文化心理？
 
　　王家新：事實上，我們的現代漢語是在古漢語、現代口語、翻譯體的相互作用下才發展起來的。沒有哪一位當代詩人是靠“排斥翻譯體”成為一個詩人的。當然，也有一些詩人、尤其是已成名的詩人在做這樣的姿態。在我看來這既不誠實，也很可笑。我都懶得去說他們了。
 
　　當然，我們用漢語寫作，我們對自己的母語也懷有一種感情。但我們使用的漢語，跟李白、杜甫時代的漢語，已經很不一樣了。作為一個詩人，也天生肩負著發掘、激活、拓展、變革和刷新自身語言的使命。在這個過程中，另外一種或多種語言文化的參照就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正如歌徳當年所說“你不了解一種外語，也就意味著你不了解你自己的語言”。這些，我自己在翻譯、閱讀和寫作的過程中都一再地體會到了。因此我很不贊同那種二元對立思維的語言文化姿態。在當今這個時代，存在，就是“與他者共存”。不僅如此，有時我們需要通過他者才能進入自我，需要通過他者才能辨認出自身的在場。
 
　　當代書評：一提到王家新這個詩人，首先感覺到的是學院派、知識分子寫作、高深、看不懂等等的。這種印象并不是只有我一個。但讀了您多篇詩歌以后發現，這種刻板偏見，對您的詩歌是一種遮蔽。您雖是知識分子寫作，但是您的詩歌不光深刻、深邃，也有很多空靈、飛翔的因素。可見以派別來概括一個詩人，是多么的荒謬。詩人是概括不住的。您自己是怎樣的體驗？
 
　　王家新：你說出了你真實的經歷，很好！你的感覺也很對，詩人是概括不住的。長期以來，一些可笑的標簽和“描繪”，左右了人們對詩歌和詩人的認知。詩人們被標簽化、類別化，被嚴重地扭曲和簡化。比如說一談到“知識分子寫作”，就精心地把它類同于“知識寫作”，就煞有介事地指責它“販賣知識”。現在還是如此，比如一談到最起碼的社會關懷，就給你來一頂“道徳化”的帽子。對于這類“死纏亂打”，我都不想說什么了。還是像你所做的那樣，讓我們不懷偏見地來讀詩吧。我們寫下的每一首詩，都是對這類論調或蒙昧主義的反駁。
 
　　不會“硬著頭皮譯”  我的翻譯都是對生命呼喚的相應
 
　　當代書評：翻譯詩歌，有很多需要語言翻譯技術的事情，其實很費心力的。您是怎么就能孜孜不倦翻譯很多別人的詩？能不能說，在翻譯別人的過程中，其實相當于您把自己也表達出來了？相當于您用漢語在替人家“寫詩”，曲折表達的其實也是您自己？
 
　　王家新：翻譯當然是一件高難度的、異常艱辛的工作，但我是從來不會“硬著頭皮”做翻譯的，那樣也翻譯不好。我說過，我的翻譯都是對生命呼喚的響應，因此不能不去翻譯，也不能不為之“日夜燃燒”。這就是為什么多年前最初翻譯策蘭時，我根本沒想到出版或發表，更不是為了什么“翻譯家”身份，卻讓這樣一位詩人幾乎占據了我的全部存在。近些年我又陸續發表、出版了多種譯作，很多人稱贊我“勤奮”，但這是用“勤奮”可以解釋的嗎？對我來說，翻譯不是別的，翻譯即是一種獻身。至于翻譯與自己表達這個問題，翻譯意味著生命的投入，當然也包含著某種自我表達，或帶著個人的印記。
 
　　當代書評：你曾經說，您的寫作完全是為了像《日瓦戈醫生》那樣一本書而準備的。只有寫出了這樣一本書才算對得起自己的良知和自己多少年來在中國所經歷的一切。您現在覺得自己準備得怎么樣了？
 
　　王家新：那只是一個說法。上個世紀末期的《回答》、《變暗的鏡子》等詩寫出了我的前半生，后半生的精力分散了，寫作、翻譯、研究多樣化，也零碎化了。但這同樣是一種“準備”。可以說，我的整個存在就是為此準備的。我心目中的“那樣一本書”，也并不在于其“規模”或長度，而在于其深度、高度、精神和藝術的成熟度。經過了這么多年的訓練，可以說我“準備好了”。現在我需要的只是時間。我也相信在我的寫作生涯中還有一些重要的時刻到來。但是，這只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正如這次我應成都草堂國際詩會活動主辦方寫下的一首三行詩：“有欠于酒，正如我有欠于詩，／有欠于，那雙一次次向我端上的手，／我喝的越多，欠下的就越多。”這也說明，我的愧疚，我的“貧乏”都還沒有完成：它們需要我。
 
作者： 張杰 
來源：華西都市報   
 
http://www.zgshige.com/c/2017-09-25/436571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