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屆詩歌人間嘉賓詩人訪談（二）：凝視時代 熔鑄詩歌
 
 
　　呂德安：詩心仍在 詩畫同源
 
　　福建詩人呂德安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與詩人畫家同仁創建詩社《星期五》，并成為南京著名詩社《他們》的主要成員。他曾數度出國，如今是行走于詩界與繪畫界的“兩棲人”。
 
　　作為當代詩歌的親歷者，呂德安覺得每年一次的“詩歌人間”對自己有著特殊的親和力。其活動內容的豐富多彩，讓人感受到詩歌的積極力量。從開闊的學術情懷和視野角度看，“詩歌人間”在整個中國詩壇的影響力也是標志性的。
 
　　呂德安認為，中國古稱詩國，大概緣于它有著一個以詩載道的悠久傳統。此次“詩歌人間”活動主題是“以境映心——新時代·新詩篇”，如果說這是出于對傳統詩歌精神的關懷，不如說更是基于當代詩歌造詣上的一個大議題。它意味著作為一個文學藝術載體——詩歌的歷史性使命，并且關系到每一個具體的詩歌寫作者直面現實的能力問題，以及詩歌的精神向度和高度全部尺度。它是落地的，具有實際的意義，為此他愿意相信它同時也是令人興奮的。

　　微信上近期流行一句話——“詩人是醒著的那種人”。呂德安覺得此話俏皮而富有意義。他說，可以將其視為人們對當下詩歌的美好期盼。“或者至少對我而言，我愿意相信詩歌是一種精神構建的社會性表達，以及它向來所具有的人間世俗的意義。詩歌的核心意義，在于它既是個人的，也是每個人的。它永遠暗示著在詩歌的文字存在中‘存在著一種無所不在的更偉大的力量和秩序’。這也許還是一個傳統的觀點，但我愿意相信它對今天也是適宜的，尤其是當我們置身于當下的多元文化語境里的時候，正是堅持相信這種‘偉大的力量和秩序’，使詩歌與時代共存共生同時保持其深刻的、多元的、自由的尺度。我想這是所謂的詩人的天職及其意義之所在。”
 
　　呂德安喜歡美國偉大詩人弗洛斯特的說法“我寫詩是因為前人寫詩”，實際表明的是一種對傳承的尊重。“他當然也是我認為的那種現實的詩人。我也愿意從這方面認識自己的詩歌價值取向。雖然近年來我側重于藝術創作而一定程度上疏于詩歌寫作，但詩心仍在，詩畫同源并不是一句俗話或套話。我感到它之于一個詩人或藝術家，意味著同樣的當下的多重的負載。所以這次詩歌人間活動，我將它視為一次活力的呼喚，我是為此而來的。”（王 樽）

 
　　瀟瀟：好好寫內心感覺到的真相
 
　　瀟瀟從很早的時候就跟詩歌結下了緣分。她1983年開始寫詩，發表作品。1988年獲首屆“探索詩”獎、 “中國第三代詩歌功德獎”，長詩《另一個世界的悲歌》被評為上世紀九十年代女性文學代表作之一。
 
　　談到新近創作的詩歌，她坦率地說，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在她看來，對一個創作者來說，最近的創作并非都是新成果，或者說最近的作品都是新成果。這很難以界定。“讓一個詩人解讀自己的作品是困難的，猶如讓一只蜜蜂解讀它的蜂蜜。”
 
　　她告訴記者，由音樂人云杰作曲的那一首《我的四川，我的故鄉》的故事。原詩僅僅42個漢字：“四川/川/就是三根線/一根/是媽媽/一根/是爸爸/還有一根/是岷江/——岸邊老屋/窗欞/瀉下的/那一縷/癢酥酥的/陽光。”足足表達了她這一代北漂或南漂，在路上的新的鄉愁……因為是民謠演唱作曲的規律，云杰向她提出了增加語言敘述。這讓她有些挑戰自己的感覺，一首好的詩歌要盡量做減法，把所有多余的詞拿掉，而面對一首自己成熟的作品要添加枝葉，的確不易。“但愿我的這個演唱版能讓讀者、聽眾喜歡。”瀟瀟如是說。
 
　　瀟瀟談到未來的計劃時表示，將于今年年底出版一本新詩集，大部分都是新作。按計劃，明年她要去西藏體驗生活半年，同時拍一部紀錄片。“詩歌像血液一樣在我體內流淌，我的生命因為詩歌充滿溫暖和無限可能……”
 
　　一個優秀的詩人，自然是打開自己的每一個觸角神經與他（她）的時代融為一體的，他（她）的生命與詩行是互補、統一的飛翔，而不是分裂的。如何深入？在她看來，只要走出象牙塔，把自己像一棵草一樣放低，向螞蟻學習，像蚯蚓一樣踏實……自然而然詞語就會為你生活的時代發出叮叮當當的聲音。
 
　　在瀟瀟看來，“一個詩人盡本分，好好讀書，好好寫內心感覺到的真相，面對靈魂誠實，相信繆斯姐姐會獎勵他（她）的。”她說，“詩人是用詞語的盛宴喂養靈魂的貴族，詩人只能用貼近良心的詞語，騎著語言那頭憂傷而緩慢的驢，用一生的時間縫合被后現代支離破碎的靈魂。”（尹春芳）
 

　　育邦：緊緊保持對自己時代的凝視
 
　　“我背負木劍/從世界的另一邊/乘船歸來/車軸河里落滿了我的光陰/在海的那邊/靠近星辰居住的小鎮/是我的故鄉……”
 
　　在一首題為《返鄉》詩的起首，育邦如此寫道。在寫作領域的多重身份轉換中，無論是詩歌，還是小說隨筆，育邦的寫作，正如有評論指出，都呈現出一種博學而豁達的大家風度，一種融現代性和古典性于一身的文學范例。也有人索性稱育邦是一個“星空下的悠游者”。詩人、作家韓東也在評價育邦時說：“育邦是一個獨自寫詩的人，讀書、寫作構成了現實之外的另一種秘密生活，他的詩因此也與流行相異，而與書本暗合，在文雅、唯美的修辭中內心的激情穿越而過，有時甚為動人。”但這并非意味育邦的寫作是“隱逸”和“避世”。他依然保持著關于同時代詩人的思考，他認為，在某種意義上講，詩人同樣需要直面“同時代人”命題的詰問。即：我們與誰以及與什么同屬一個時代？同時代意味著什么？同時代詩人到底是誰？
 
　　同時代詩歌與時代到底有怎樣關系？對此，在一篇短文中，育邦引述阿甘本的闡述：“真正同時代的人，真正屬于其時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與時代契合，也不調整自己以適應時代要求的人。因而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也就是不相關的。但正是因為這種狀況，正是通過這種斷裂與時代錯誤，他們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們自己的時代。”育邦認為，同時代性也就是一種與自己時代的奇異聯系，同時代性既附著于時代，同時又與時代保持距離。更確切地說，同時代是通過脫節或時代錯誤而附著于時代的那種聯系。與時代過分契合的人，在各方面都緊系于時代的人，并非同時代人——這恰恰是因為他們（由于與時代的關系過分緊密而）無法看見時代；他們不能把自己的凝視緊緊保持在時代之上。
 
　　育邦強調，真正的詩人，即我們所言的同時代人，必須緊緊保持對自己時代的凝視。借用阿甘本進一步的定義就是：“同時代的人是緊緊保持對自己時代的凝視以感知時代的光芒及其黑暗的人。”對此，育邦認為，這也是對同時代人提出來的道德擔當，是賦予詩人的深切期望。育邦希望如此，希望我們正走在成為“同時代人”的路。
 
　　作為第一次參加“詩歌人間”活動的詩人，對于本屆“詩歌人間”研討會主題定為“以境映心”，博學的育邦也有著獨到的見解。他認為，“以心造境，以境映心”，這是一種中國式的藝術抒寫方式。它隱喻了天人合一的向往，試圖揭示人、大自然與塵世之間的隱秘關系。他坦言，如果也談及詩人與他的時代，詩人不可避免地要勇敢地面對“心”與“境”。（張檣）
 

　　蘇野：重返精神的現場
 
　　1976年出生的蘇野，作品散見于《詩刊》《詩江南》《詩歌月刊》等處及多種詩歌年選，2013年入圍“江蘇青年詩人雙年獎”，2016年獲“詩建設”詩歌獎。
 
　　定居江南十年后，蘇野說，自己對寫作的價值根基和意義本源有了新的認知，他坦承，這既源于對博爾赫斯、阿米亥等詩歌大師和宇文所安、田曉菲等海外漢學家的持久閱讀，也源于江南歷史傳統和文化遺跡的召喚。相比“奉肉體和現世為神”的寫作，他更愿意書寫過去，通過以歷史人物為主題的“擬古”式詩歌，“表達對古典人物的理解和追崇，對時間的不勝往昔之感，以及面對漢語詩歌和文化傳統時的敬意和謙卑”。
 
　　蘇野承認，其大部分詩作都在反復確認人的渺小與虛無，“十幾年來，我在詩歌中書寫了一些區域性的、小號的古代文人，他們狂熱地抱持著不朽的意識，卻又共同分享了被時間的火山灰深埋的普遍性命運”。他表示，他會沿著經典化和區域化的方向，繼續將觸角探入歷史記憶中。杜甫、李商隱、蘇軾、元好問這類古典文化的一流人物，以及紫柏、徐枋、柳如是、吳兆騫這些蘇州先賢，一直都是他渴望書寫的對象，他希望能夠以詩歌的方式向他們表達他們應得的緬懷和尊重，讓他們重返精神存在的現場。
 
　　談及本屆“詩歌人間”活動主題：“以境映心——新時代、新詩篇”，蘇野闡釋說：“在積極的意義上，時代之求新、詩歌之求新，均表征出對‘舊’的越界和突破的勇氣。就此而言，詩歌理當擁抱新時代，以新時代之新境域映照新詩歌之新詩心。但‘新’與‘舊’糾結纏繞、混合交融，兩者之間潛伏著廣闊的灰色地帶，純潔無瑕的‘新’或‘舊’，事實上都不存在。求新意志敞開了詩歌寫作的可能性，但同時如何克服詹姆斯·伍德指責的‘歇斯底里現實主義’，如舍斯托夫所說‘在變化之物的下面尋求永恒之物’，為新時代的新境域安裝人性內核的源代碼，在尊重語言良知的前提下，將飄浮的新語匯引渡到漢語的夜航船上，既凸顯詩歌的陌生化，又保持詩意的連續性，在‘新’與‘舊’的視域融合中熔鑄詩歌的舍利塔，使新時代之新境域能映照詩歌的普世之心，這仍然是具體而尖銳的現實。因此，史蒂文斯所說的‘現實主義是對現實的損毀’，仍然是一個善意而必要的警醒。”（王樽）

 
　　馮娜：自覺承擔書寫時代的使命
 
　　在諸多80后詩人那里，從“地理”到“心理”的流徙經歷儼然已為常態。年輕的女詩人馮娜更為典型，由云南到嶺南，再入京駐校，頻繁穿梭于南北中國，文化遷徙為其提供了豐富而獨有的經驗元素，也使其寫作的方向意識日趨明朗。
 
　　有評論指出，馮娜虔心為凡俗的細小、靜謐之物作經驗提純，憑借對生活的洞察力和下意識的直感，以圓熟出色的語感逡巡在具體可感的場景中，揭示常人習焉不察的細節，進而抽絲剝繭似的發現經驗的多層次存在。
 
　　談及詩人如何搭建與時代的關系，馮娜認為，很多時候，我們處在一種媒體營造的“擬態環境”之中。我們通過互聯網等渠道，關注到社會很多角度和層面的現實。作為一個詩人，無法過濾和忽略這些現實。她曾寫有一首叫作《中國寓言》的詩歌，雖取材于早年生活經驗，但更多的是截取了時代中的一個面影。這些面影像大量的暗物質，也許模糊、殘缺、不易覺察、無法被清晰命名和指認，但馮娜坦陳它們共同組成了時代的風景。記錄它們，正是藝術的使命。
 
　　第十一屆詩歌人間研討會主題定為“以境映心”，對此，馮娜也自有一番見解。她認為，“境”是我們所賴以生存的世界，也是我們創作的源泉。詩人即使不能承擔起作為祭司和先知的使命，至少也應該自覺承擔起書寫這個時代的使命。馮娜認為，“以境映心”，以詩映境，以詩見心是每一個詩人畢生要修習的功課。在任何一個時代，詩人們都要試圖深入和理解自己生活的時代，要處理自己與時代的關系，在過去時代的經驗和未來時代的瞻望中獲得新的體認。她同時也承認，在這樣一個新事物不斷涌現、人們的需求不斷被制造的疾速時代，對詩人的考驗更加嚴峻。五花八門的時代趣味、人類紛繁復雜的精神世界、人類面臨的共同命運等等，無一不考驗著一個詩人對時代的理解和洞察力，也考驗著詩人在變幻無常的世事中是否保持著耐心和定力。
 
　　對于新詩跨越百年之后，在新的時代詩人應該如何發聲，如何調整創作方向等命題，馮娜認為，中國新詩雖有百年，但某種程度上，我們似乎長期處在一種漫長青春期的混沌探索中。如何從世界范圍的古老詩歌傳統那里獲得力量；如何在自己所處的時代中尋求解決困惑的方法；如何超越自身的局限，超越自己所處的時代，等等，其實都是一個詩人所面臨的具體而微的問題。“語言是時代中進化得較慢的部分，詩人締造語言，就是在締造一種新的思想、一種新的寓言（或預言）。另一個意義上，詩人所堅守的語言，也是在挽留和保存一種時代的精神。”馮娜如此言明身為詩人的立場和姿態。（張檣）
 
來源：深圳特區報
作者：王樽 尹春芳 張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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