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百年多病獨登臺
——關于新詩百年的“公眾形象”

 
霍俊明（資料圖）

　　盡管我越來越相信這并不是一個缺乏“好詩”和“優秀詩人”的時代，尤其是當我們回溯一百年來所涌現的經典詩人和代表性文本，但是對于一百年的新詩而言無論專業詩人和評論家如何評價如何肯定，一個重要的事實是新詩在“公眾”和普通讀者那里所形成的慣性或刻板印象并不樂觀。甚至新詩百年的“公眾形象”諸多缺陷、病灶和問題纏身，用杜甫當年的詩句“百年多病獨登臺”來形容也許并不為過。
 
　　那么，我們該如何客觀和理性地認識百年來新詩的“公眾形象”問題就變得愈益重要。我們不能不正視，百年新詩似乎仍沒有建立起具備公信力的“自身傳統”“共識機制”和“權威法度”。這該歸罪于誰——詩人？詩評家？讀者？教育？媒體？“大眾”？而在很多重要的時間節點上社會和公眾卻往往是率先對詩歌發難。那么，“新詩”之“原罪”何以發生？也許，我們討論新詩從來沒有變得像今天這樣吊詭而艱難。
 
　　尤其是隨著自媒體時代的到來，刷屏和微粉的眼球經濟以及新媒體批評和“大眾評審”對新詩的評騭甚至指手畫腳的習性甚至有些有恃無恐。“大眾”和公共媒體更多所關注的不是詩歌自身的成色和藝術水準，而是將之視為一場能引起人們爭相目睹集體熱議的社會事件——哪怕熱度只有一秒鐘。這可能正是中國目前詩歌的寫作、傳播與評價過程中難以避免的悲哀！甚至這份悲哀來得讓人無言以對。那么多的局外人、陌生人和不懂詩歌的人卻是對評價尤其是批判新詩充滿了難以想象的熱情。圍繞種種詩歌外圍的社會學爭吵、新媒體爆點和公眾的狺狺，我們必須為新詩的合法性一辯。盡管這一定程度上來自于詩歌生態和文化環境的一些因素，但是新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不足以及自身傳統的缺失也是形成“公眾形象”的重要原因。這既在于現代漢語詩歌傳統自身建構的不完善且尚需時日，又在于一些詩歌批評家和研究者們的話語幻覺。而新詩的多元化以及相應的判定標準是空前復雜的，而這對于新詩“形象”的確立與認定也是一個本體性的難題。你可以認為詩歌就是純粹自足的修辭練習，也可以認為是社會的回音室。但是問題的復雜性恰恰在于缺乏彼此信任和相互溝通的機制。對于新詩而言，任何一種觀點、說辭、立場和姿態、主義都會遭遇到其他論調的不滿或憤怒。如果你指出“詩歌到語言為止”，那么米沃什卻認為詩歌必須是“時代的見證”；當艾略特和退特（包括后來的哈羅德·布魯姆）強調詩歌永遠不參與政治、永遠不對社會負責時不僅遭到當時麥克利許等詩人的嚴厲批評，而中國的“詩言志”傳統則一直薪火至今。然而，很多專業詩人、翻譯界和詩歌批評家卻以為一篇文章能夠引領讀者和時代前進。尤其對于批評家而言，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改變大眾對某位詩人、對過去某個時期詩歌的興趣？批評家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他時代讀者的趣味？而事實上卻是評論家一個個更像是站在舞臺上的魔術師，手里拿著那頂黑色禮帽。他們用各種眼花繚亂又看似高深莫測的專業伎倆不斷掏出花樣翻新的東西。但最終，那頂帽子里卻空無一物。在當下自媒體所催生的群粉經濟和瞬間即時性屏幕化閱讀的詩歌生態中，似乎每一個詩人和讀者都擁有了對詩歌發表、點贊、轉載和評價的自主權和話語權，似乎詩歌正在進入一個空前民主化的階段。但平心而論，這種自由和民主以及開放在帶有一定程度的樂觀意義的同時，其所呈現的前所未有的碎片化、圈子化、利益化和自大化、膨脹性的傾向更是毋庸諱言的。面對自媒體閱讀語境下詩歌的“原罪”、詩人身份以及涉及到現實場域的“見證詩學”，面對著缺乏共識可言的激辯，面對著公信力和評判標準缺失的現代漢語詩歌，亟需在“公眾”那里撥正“形象”。這既是美學問題，又是歷史問題。
 
　　專業的讀者、詩人和評論家一直語重心長甚至義憤填膺地強調或警告“普通讀者”要“把詩當作詩”來閱讀。可是真正把詩置放于公共空間，詩歌專業人士的“純詩”愿望必然會落空。“純詩”和“不純詩”的相互博弈和膠著構成了詩歌史的兩面。新詩與批評、閱讀的復雜共生關系是所有文體中最難以說清的，因為無論詩歌被業內指認為多么繁榮和具有重要性，但總會有為數眾多的人對詩歌予以批評、取笑、指責、攻訐。這就是“新詩”和“現代詩人”的“原罪”。但是，不要輕易認為“大眾”和“普通讀者”就代表了真理和正義，大眾所構成的“閱讀民主”既可能是一種觀察角度，也可能作為一種支配性的態度而成為偏見。
 
　　在特殊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下公眾對詩歌的解讀（誤讀）形成集體性的道德判斷。甚至詩歌的歷史由此會被修改。一定程度上時代和大眾需要什么樣的詩人就有什么樣的詩人會被“塑造”出來。反過來，如果一些詩人沒有特殊的社會身份、悲劇性命運以及能夠被新聞媒體轉換為點擊率的文化資本，他們何以能夠在一夜之間傳遍整個中國？而與之相對的則是那些常年默默寫作的詩人仍然處于被公眾和社會認知的“黑暗期”。指認一首詩的優劣，評價一個詩人的好壞在很多時候已經不是問題。我們不要充當廉價的支持者或反對方，而應該去關注現象、問題背后的認知和評價機制是如何形成并發揮公眾效力的。更多的時候人們已經習慣將一首詩和一位詩人扔在社會的大熔爐中去檢驗，把他們放在公共空間去接受鮮花或唾液的“洗禮”。面對公共事件和個人的日常生活哪個更具有重要性？道德的天平和文學的準星該如何平衡一個詩人和詩歌從內到外的優劣？而對于中國文學場域來說，詩歌更多時候是被置放于國家道德和民眾輿論評判的天平上的。
 
　　百年新詩形象與自身傳統構建的關系必須被重提與重估，因為詩人的“個人才能”與“傳統”的關系永遠都是實實在在的。在古代緩慢的近乎封閉的空間里，詩歌的時間也近乎靜止，而那些循環往復的意象體系也是如此。而當時代語境轉捩如此超出人們想象的今天，我們在詩歌中需要抒寫或進行對話的是怎樣的“古典”？或者就當代漢語詩歌而言“古典”的有效性以及詩人就此的發現性和重構性在哪里呢？《山海經》中所載夸父逐日的故事世人皆知，但是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同樣關乎寫作的常道。夸父在逐日過程中喝干黃河與渭水，后渴死于奔向大澤的途中，死后手杖化作桃林（鄧林），身軀化作山川。這在我看來就是身體（生命）的自然化和自然的身體（生命）化，二者正是主體與外物的精神交互和相互打開的過程。只有如此，才能夠在外物那里尋求到對應精神內里的部分，才能夠讓自我認知與靈魂發現在自然萬物那里得到印證與呼應。
 
　　在寫作越來越個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寫作的難度卻正在空前增加，而詩人個體的“形象”卻變得空前模糊。由此，做一個有方向感的詩人顯得愈益重要也愈加艱難。尤其是在大數據共享和泛新聞化寫作的情勢下個人經驗正在被集約化的整體經驗所取消。近年來詩歌乃至文學界討論最多的就是“現實”“生活”和“時代”。如何講述和抒寫“中國故事”已然成為寫作者共同的命題，無比闊大和新奇的現實以及追蹤現實的熱情正在成為當下漢語詩歌的催化劑。很多詩人沒有注意到“日常現實”轉換為“詩歌現實”的難度，大抵忘記了日常現實和詩歌“現實感”之間的差別。過于明顯的題材化、倫理化、道德化和新聞化也使得詩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詩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戰。這不是建立于個體主體性和感受力基礎之上的“靈魂的激蕩”，而是淪為“記錄表皮疼痛的日記”。很多詩人寫作現實的時候缺乏必要的轉換、過濾、變形和提升的能力。詩人無論是介入歷史還是深入當下都需要特殊的“求真”能力就在于此。所以，從詩人的“個體形象”而言，只有那些擁有了超凡的語言能力、修辭能力、現實介入能力和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的詩人才能夠清晰地現象出面孔、線條、骨架的“個性特征”。
 
　　“百年多病獨登臺”對于百年新詩的命運與“公眾形象”而言似乎成了一個預言或詛咒，但是這也并不意味著新詩的失效和失敗。實際上當我們從時間和歷史的維度來看待，新詩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面對著污水和指責，詩人和批評家以及專業的刊物和編輯們既有責任承擔和回應，也應該反思和省察自身的原因。對于新詩而言，自身的傳統正在形成，而來路正長。新詩的“公眾形象”總有一天會改變、會樂觀和明朗起來。這是注定的，因為這是歷史法則使然。
 
作者：霍俊明
來源：盧輝新浪博客
選自天涯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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