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線裝本偶識
 
　　這里我要說的是新詩線裝本的話題。從通常的意義上看，新詩和線裝本似乎并不搭界。新詩是新文化運動的新事物，而線裝書代表的是“舊”文化。新詩是靠詩體革命起家的，而當年“革命”的對象，是包括舊體詩、當然也包括線裝書在內的“舊文化”。那時的新詩，橫排，分行，一般還有標點，與線裝書的規矩截然不同。從這點看，新詩和線裝書之間應該是不會產生什么關聯的。記得當年與王瑤先生閑話，他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人們是恥談舊體詩的，一般文人雖然舊習難改，有此嗜好，也不敢稍露神色。當年做舊詩，幾乎就是“遺老遺少”，就是“謬種流傳”。新派的人往往為之退避三舍，更不用說出版或印行新詩線裝本了。

　　新文化運動初期，人們對線裝書總是心懷“敵意”的。記得當年，《新世紀》雜志在巴黎創刊，吳稚暉揚言“線裝書可以扔進茅廁三十年”。此語既出，一時嘩然。然而，百年過去，線裝書不僅依然讓人懷想，而且伴隨著新文學的推進，近百年來，線裝書不僅沒有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而且更是悄悄地在現實中“復活”。有趣的是，在這種“悄悄地復活”中，雖有其它文體的加入，偏偏卻是“最革命”的新詩“打先鋒”。出人意想的是，即使是新詩革命初期，也不乏這種“不合時宜”的出版新詩線裝書的記載。
 
　　時值新詩百年，有感于百年間的此種特異現象，頗想為此一敘。我寫此文，得到劉福春的有力協助，他為我提供了許多珍貴的資料。劉福春是專門研究新詩版本的，據他統計，在1949年前印行的線裝新詩集為數不多，約有如下數種：
 
　　《志摩的詩》，徐志摩著，中華書局1925年8月印行；《憶》，俞平伯著，樸社1925年12月印行；《揚鞭集》，劉半農著，北新書局1926年6月印行；《初期白話詩稿》，劉半農編，星云堂1933年春手跡影印本；《音塵集》，卞之琳著，北平琉璃廠文楷齋1936年9月作者自印本；《冬眠曲及其他》，林庚著，北平琉璃廠文楷齋1936年11月作者自印本。
 
　　關于卞之琳《音塵集》的印行，還有一段文壇佳話在坊間流傳。按，《音塵集》為“木刻雕版，絲線裝訂，宣紙朱墨刷印，外有金黃色的錦套，手工精致，古雅非凡，純是一件新古董”（姜德明先生語，引自《新文學珍本叢刊序》）。這部精美的自印本，總共才印十余冊，故知者甚少。姜德明介紹，他于坊肆獲得此書后曾致書作者，卞先生答稱：“出書后，常有不滿意處，以致意興蕭然。《音塵集》試印后，以為過足了書癮，‘這是我不再正式印行它的主要原因’。”（轉引自徐雁《舊書陳香》《借卞之琳“音塵集”說話》）這是作者最初的答復，后來彼此熟了，卞先生才真情告知：“也是為了送給一位異性友人的。”詩歌界都知道這個故事，這才是作者“意興蕭然”決心不再印行的真實原因。此乃閑話。
 
　　自那以后，新文學包括新詩的線裝本話題，有了長時間的停歇。直至2004年3月，西泠印社發起，由姜德明審定并參與主編的影印線裝《新文學珍本叢書》才有新的動作。叢書計十種，其中除《愛眉小扎》外，大都是詩集，除前舉六部詩集重復，還有《燕知草》（俞平伯）、《題石集》（王統照譯）、《水仙辭》（梁宗岱譯）等三部。這可以看出是五四運動后線裝新詩集出版的延續和展開。據統計，近年出版的線裝新詩集還有《拾落紅集——李瑛抒情短詩選》（線裝書局2012年12月）、《白樺詩選》（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5月）和《邵燕祥自選新詩稿》（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2015年8月）等。
 
　　線裝書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瑰寶。宣紙、木刻雕版、手工印制、絲線訂裝、錦緞封面，題跋，收藏印章，透過淡淡的墨香，生發出悠遠的情趣。每一部線裝書都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不僅可供閱讀，并且可供欣賞。古樸的楠木書架，室有蘭香暗吐，書似青山常亂疊，燈如紅豆最相思，這是中國傳統文人為之迷思的精神世界。所謂“一日三摩挲，劇于十五女”，設想愛書者面對線裝書籍的那種喜悅大概也是這般的心情吧！
 
　　唐弢為此曾著文談及往事：“當時許多青年看到線裝書就頭痛，1926年劉半農出版了他的《揚鞭集》，用連史紙中式排印，紙拈裝訂，上海的進步青年曾為文抨擊，斥為陳尸人的裝束，可以看出彼時的風氣。”（唐弢：《線裝詩集》）作為藏書家，他自己則對此另有一番心情：“我很喜歡這種線裝本，當然不是為了什么復古或者提倡‘國粹’，我以為用中國紙印書有許多好處，第一是紙質耐久，容易保存；第二是分量較輕，攜帶方便；第三是看起來便于把握，不像硬面洋裝的一定要正襟危坐。”
 
　　時代不同了，人們變得從容而寬容。姜德明對此則有與唐弢不同的另一番感慨。他認為西泠印社線裝珍本叢刊的刊行，“從保存古籍印刷技術、弘揚民族文化的意義上講，一次能影印十種新文學的珍本書，這也是我以前不敢奢想的事。從這個側面也可看到當前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這是令人十分令人喜悅和欣慰的。”（姜德明先生語，引自《新文學珍本叢刊序》）筆者本人不是藏書家，也不是書籍裝幀的研究者，但我對新詩出版的這一番“復古”的舉措同樣地感到欣慰。中國新詩經歷了一百年的風雨磨礪，已經非常成熟了，不僅先前的那種對立的鴻溝得到消弭，而且在新舊之間的隔閡也得到平復。新詩和舊體詩互敬互贏，這就是我說的“百年和解”。
 
　　這種和解不僅體現在創作上，也體現在出版上。最近劉福春的朋友姜尋在北京寸土寸金之地的楊梅竹斜街辦起了模范書局，立起了古香古色的民國門臉。書店除了收售舊書，還專門延請熟諳雕版工藝的技師，做雕版線裝書印制出版。姜尋是一位有抱負的年輕人，他自己寫新詩，卻是癡心于雕版印刷。為了實現他的夙愿，他辦起了充滿遠古情調的煮雨山房。他聘請劉福春做主編，要做“煮雨山房新詩雕版叢刊”。叢刊規模宏遠，且不設下限。眼下已經雕刻印制余光中的《江山無恙》等。
 
　　煮雨山房擬議中的新詩雕版印刷叢刊，尚有痖弦的《藍色的井》和鄭愁予的《山外書》以及大陸詩人的詩集，他們雄心勃勃，意興悠然，正在穩步健行中。余光中的《江山無恙》刊行后，劉福春和姜尋攜帶樣書，親自送往高雄余公館，為病中的余先生夫婦帶去良好的祝愿。他們索要了余先生的簽名題贈。這可能也是余光中生前的最后一次接待大陸朋友。窄窄淺淺的臺灣海峽，隔不住兩岸詩人酒一般濃的深深情意。
 
來源：文匯報
作者：謝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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