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不是秘密語言
——呂約答俄羅斯漢學家十問
 
　　問：Yulia Dreyzis （鄧月娘）·莫斯科大學
　　答：呂約
 
　　Q1
 
　　問：你對詩歌語言的看法如何？詩歌的語言應該是什么樣的？詩人與詩的關系是什么？
 
　　答：每個普通人，包括詩人，在每天的不同時刻、不同場合，都要使用不同的語言，從一種語言轉向另一種語言。早上起來，跟家人吃早餐聊天，用的是日常生活實用語言。在辦公室討論工作，用的是社會通用語言和職業語言。給朋友寫郵件，用的是散文語言。生氣罵街，冒出來的是市井粗俗語言。與具有內在統一性的“心之詩”相比，現實世界是一個充滿雜語的散文世界。開始寫詩時，你擺脫了這個散文化世界的標準語或共同語，為難以言傳的個人直覺和思緒，創造一種新的語言形式。這種語言，既要滿足深層自我的自由表達沖動，又對語言的限度充滿敏感。
 
　　詩歌是最短小的文體形式。短小，意味著最大程度地縮短詞與物的距離（速度），以及意義的濃縮（純度）。詩與散文語言（包括小說）的區別在于，它以最快的速度抵達事物本質，以最少的詞語傳遞最豐富的意義，是一種由一知十、以少勝多的語言。理想的詩歌語言，應該令人驚奇和興奮。
 
　　關于詩的獨特作用，中國古典詩學中有一句名言：詩可以興。意思是，詩可以“感發”、“喚起”人的思想情感。的確，由于存在和語言的慣性機制，由于遺忘的力量，人對于自身、事物和世界，很容易陷入習焉不察的麻木狀態。運氣好的話，詩可以激活個人對于自我、生命和整個存在的感知，同時喚醒他的語言自覺。這么說，詩歌語言不僅是詩人（少數人）之間共享的秘密語言，也在以自身的方式，提升著社會共同的語言和文明。
 
　　詩人與詩的關系，最好是自然而然地充滿持久的激情，就像守財奴與錢的關系。
 
　　Q2
 
　　問：你對中國詩歌傳統的態度是怎樣的？
 
　　答：中國兒童的啟蒙教育，是從古詩，而不是現代詩開始的，盡管學習古詩要克服古漢語的語言障礙。在一個以自身歷史的長度為榮的國度，人們總是相信:越老的越可靠。現代詩？在中國文學幾千年的歷史中，這個剛冒出來才一百年的新生事物，還得在懷疑中接受考驗。
 
　　從幼年開始，我就跟著外祖父和《唐詩三百首》學習古詩。在童年鄉村的田園世界之中，兒童的心靈很容易與那些詩句產生共鳴，因為它們描寫的就是眼前的自然界事物和人情。古詩整齊而重復的節奏韻律，像搖籃曲一樣，符合兒童的心理。小時候，我還聽過老人坐在門檻上用古音吟唱杜甫的“兩個黃鸝鳴翠柳”，那是他童年時在鄉村私塾里學到的，可惜在現代教育中失傳了。古代詩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也是兒童啟蒙教育的開端。古詩的遺傳基因和審美慣性，使得現代詩在短時間內難以擺脫大眾層面的接受困境。
 
　　與西方詩歌的史詩、敘事詩傳統相比，中國古代詩歌是從短小的抒情詩開始的，缺少作為民族集體記憶的長篇史詩，敘事詩也總是曇花一現。既幸運又不幸的是，中國的抒情短詩傳統，從一開始出現就到了頂峰（《詩經》），在這一堅不可摧的大傳統中，后世的一代代詩人，哪怕他們再有天才，也只能在形式和個人風格中尋求微變，最終導致整體的衰變。這也正是“新詩”出現的前提。
 
　　中國詩歌的美學傳統，首先是一種儒家的倫理學理想:“溫柔敦厚”(不能粗魯刻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快樂和哀傷都不要過度，以免破壞和諧)。中國古代抒情詩的基調，大致可以用“哀而不傷”來概括，因為抒發歡樂幸福之情的詩很少，“樂而不淫”也就成了一句空話。我們的古詩充滿了感傷的嘆息，在自然的盛衰更替和人生的無常之間，發出真誠又有節制的嘆息。多愁善感，或者說憂傷，哀婉，悵惘，低回，嘆息……這是中國抒情傳統的精髓，但不能大喊大叫、破壞和諧，只有通過節制和含蓄，才能達到最高的美。
 
　　普希金這樣概括俄國詩歌傳統：“我們整個家族，從馬車夫直到/第一流詩人，都在陰郁地歌唱。/俄羅斯的歌就是悲凄地號叫。/這是我們的特征！開頭還健康，/可是到了后來就越來越不妙。”（《科隆納的小房》）中國詩歌也充滿悲傷，但不像俄國詩歌那樣“悲凄地號叫”，不，我們要含蓄得多。
 
　　在我們的語言習慣中，中國詩歌傳統，指的是從《詩經》開始長達兩三千年的古詩傳統，這是一個早已凝固、終結的世界，由成熟穩定的形式規范，各個朝代的經典詩人和作品構成（越到后世越少）。中國古詩，是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土壤中長出的樹木和花草。令人傷心的是，這一土壤現在已日益荒蕪貧瘠，成了一片無人的廢墟。它在往昔繁盛時代所創造的自然畫卷和抒情詩篇，成了只能欣賞而不能日用的精美古董，成了追憶和哀悼的對象。
 
　　我熱愛我們的古詩，為它在歷史和現實中無可避免的終結而感到惋惜。但我相信，文化傳統中那些有永恒生命力的價值因素，不會像恐龍一樣滅絕，而是以新的形式再生。中國古今詩歌的斷裂，導致現代與傳統的隔絕，這是現代詩歌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難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20世紀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是以與歷史“斷裂”的激烈方式進行的，付出了犧牲語言傳統自身連續性的巨大代價。中國人仿佛在一無所有之中，重新學習說話。如今，我們的話越說越清晰，越說越流暢，話語過剩，卻總覺得失去了什么。說得最多的是頭腦的語言，是否定和懷疑的語言（現代理性的產物），漢語曾經最擅長的心靈的語言，情感的語言，溫柔的語言，似乎枯竭了。我們開始反思，如何重新認識漢語表達固有的情感和美學因素？
 
　　在我看來，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最珍貴遺產，首先是對待語言的真誠態度，“修辭立其誠”，避免言說的虛偽或輕率。其次，是符合漢語言文字表達的本質特點。古代詩歌是從漢語言文字的自身特點（音、形、義）中孕育成熟的，通過世世代代杰出詩人的努力，創造了漢語表達的詩意形式和審美境界。古詩的最高成就，是創造了言簡意豐的審美語言，以最少的詞語包藏最豐富的意蘊，并且洞悉語言的有限與意義的無限：“不離于言而不盡于言”，“言有盡而意無窮”，依靠暗示和聯想，創造言外之意，追求語言結束后的“回味”，也就是盡量延長人對美的感悟。對現代寫作來說，這種來自語言傳統自身的啟示，是一筆不應放棄的遺產。
 
　　Q3
 
　　問：對你影響最深的是哪一位詩人或哪些作品？
 
　　答：就像兒童接種疫苗，不同階段需要不同的影響。中國古代詩歌的影響最為內在而長久，詩人和作品的名單太長，無法一一列舉。“新詩”的先驅中，我至今感到親近的有：胡適，劉半農，廢名，馮至，穆旦。“新詩”是從古詩向現代詩過渡的階段，不幸的是，由于社會歷史的轉折，“新詩”的發展尚未成熟，傳統尚未形成，一支滿懷希望的歌兒還沒唱完，就中斷了。1949年直至“文革”結束這三個十年之間，文學的命運眾所周知，如果說給我們留下了什么“影響”，還是盡快忘掉才好。“朦朧詩”對我沒有產生什么直接影響，因為我們這一代在開始寫作時，已經清晰意識到了“朦朧詩”的局限性：它是過去時代的回聲，而我們已經開始創造自己的聲音。
 
　　幸運的是，我們受到的是世界優秀詩歌的廣泛影響，仿佛所有緊閉的窗戶突然同時打開了。我們對于人類文化的各種聲音都有了感應和對話的能力，通過它們，也可以發現自身文化傳統中的缺失。就像我國古代神話中女媧“采石補天”，我們也需要采集“五色石”來彌補自身缺失。年輕時我最喜歡波德萊爾和里爾克，一個是魔怪的詩篇，一個是天使的詩篇。俄羅斯白銀時代詩歌，還有東歐詩歌，在與我們相似的苦難、壓抑與荒誕之中，發出獨立不羈的聲音，不但具有一種悲劇的美，還有喜劇諷刺的智慧。而在我們的詩歌傳統中，缺少的正是那種悲劇的力量（我們更習慣 “悲觀”），以及喜劇諷刺的辛辣。拉丁美洲詩歌充滿熱情和色彩，即使悲哀也充滿熱度，使人手腳變暖。
 
　　年歲增長，不再滿足于短時段的時尚，那些更長時段的偉大詩人及其不朽作品，是治療“現代病”的良藥。但丁《神曲》的崇高神秘，歌德《浮士德》的英雄氣概，惠特曼的健康歡樂，狄金森的幽深奇美……在精神悲觀而萎縮的時刻，它們從不同方向，擴大了精神的范圍。十九世紀文學，人類精神發展高峰期的力與美，讓我反思當代寫作與當代心靈中的病態與殘缺。

　　最近我在重讀普希金，由衷欣賞他的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別爾金小說集》，生動又深刻的長詩《茨岡人》《青銅騎士》等等，以及充滿民間精神和活潑想象的童話詩。這位在各個領域都大顯神通的巨人，以其無拘無束的自由精神，變化無窮的創造力，代表了克服精神片面性的“完整詩人”的理想形象。從他的詩中獲得的一個有力形象，也鞏固了我的一種信念：詩在世界上的存在，就像普希金筆下的大海一樣，作為“自由的元素”，參與人類文化生生不息的創造之中。
 
　　Q4
 
　　問：你覺得中國當代詩歌最大特點是什么？
 
　　答：如果一定要說有什么最大特點，自然是“當代的”而不是古代的，是“中國的”，而不是瑞典的，美國的，朝鮮的。它要表達當代中國人的感覺和心思。與我們以往時代安安靜靜的詩歌相比，當代詩歌還有一個特點是“躁動不安”：害怕受冷落，渴望自我表現，希望一鳴驚人。這是青春期的自然現象。
 
　　Q5
 
　　問：在你看來，誰是中國當代詩壇上最有意思的人物？誰最積極？誰最先鋒？
 
　　答：這就像對著魔鏡問“誰是最美麗的女人”，得到的答案不是虛假的，就是危險的。真正的詩人，總是戰勝了魔鏡誘惑的人。對著魔鏡，你一定找不到他。
 
　　Q6
 
　　問：俄羅斯目前有較多詩人是在網上而出名的。你如何看待網上寫作？
 
　　答：我們也習慣了在網上發表自己的詩，閱讀別人的詩。網絡的即時共享，讓詩歌擺脫了官方雜志和傳統出版的意識形態與資源限制，也擺脫了小圈子化的狹隘，呼吸到更新鮮的空氣，過上了一種更自然健康的生活，蒼白的臉色變得紅潤起來。
 
　　Q7
 
　　問：方言寫作有未來嗎？
 
　　答：由于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強勢地位，以及“大一統”的社會文化工程，漢語之外的其他民族語言寫作，以及漢語系統中不同地域的方言寫作，一度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了，即使有的話，也只是作為一種“大團結”畫面上的小點綴。如今，隨著“多元化”文化意識的重新萌芽，不同的民族語言與地方方言寫作，又出現了復興的跡象。比如，漢語之外的民族語言中，有藏語、維語、蒙古語寫作的存在；漢語方言中，有北京話、滬語和粵語寫作的探索。不過，目前更多的是將方言因素（往往限于小說人物對話）注入普通話寫作之中，完全用方言寫作則要面對更多困難：由于方言中一些發音沒有對應的文字，寫作中需要將地方語音轉換成“普通話”的文字，帶來了理解和接受的障礙。
 
　　如果不同民族語言和不同地域的方言寫作，不再是一元化畫面上可有可無的小點綴，也不是供外人欣賞的“風俗畫”，而是民族、地域生活及其自我意識的真實表達，就會有長久的生命力。
 
　　Q8
 
　　問：中國詩人有雙語者嗎？以漢語為基礎的雙語寫作有可能嗎？
 
　　答：小說家里出現了一個:在美國的哈金。他主要寫小說，算是英漢雙語寫作的成功范例。在這方面，他的同行者似乎不多。說到單純寫詩的人，由于視野限制，我還沒看到這樣的幸運兒，畢竟詩歌對語言的要求很苛刻。我希望有這樣的人，正躲在什么地方，等著嚇我們一跳。相信年輕一代中會出現雙語詩人，他們國際化的程度更高，很多人從小就成了世界公民，來頭不小。如果他們對漢語和外語同樣精通，又有對詩歌和文學的熱愛，那該多好啊！
 
　　Q9
 
　　問：俄羅斯一大部分當代詩歌是以讀者為主要受眾，都是所謂“給眼睛看的”，念起來讓聽眾聽而不給他們詩文看，便會失去其魅力。中國情況如何，有類似現象嗎？
 
　　答：有什么辦法呢？這是由感官、大腦和神經系統的變化決定的。我們這個時代有“視覺時代”的美譽，最興奮也最勞累的是眼睛，耳朵、鼻子和嗓子在退化。人類從印刷時代發展到數碼時代，一直是眼睛在當主角，眼睛轉得越來越快。在口頭傳播條件下，古代詩歌以聽覺和音樂性贏得人心。現代詩歌(文學)則誕生于現代印刷術的黃金時期，從一開始就為呼應視覺的需求，而部分地犧牲了聽覺。詩從音樂中分離出來，從此走上了“個人閱讀”的道路。作為補償，現代詩歌試圖為讀者提供更多“意義”層面的思考，寄希望于眼睛和大腦的有效合作。如果不與大腦合作，眼睛里能留下什么呢？
 
　　Q10
 
　　問：眾所周知，詩歌中有時候存在著我們日常用的語言當中無法存在的現象。因此，可以說詩歌語言本身對一般口語來講就是一種偏差或偏移。你支持這種看法嗎？
 
　　答：中國古代詩歌（文學）是文人知識分子的書面語言，而不是大眾的口頭語言。20世紀初的“五四白話文運動”，源于對文（書面文字）與言（口頭語言）分離的不滿，理想是創造“文言合一”的現代文學語言。現實中，文與言的矛盾，始終伴隨著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的發展進程。文學語言，包括詩歌語言，一直在文與言的分離或合一之間搖擺，有時偏向“文”，有時偏向“言”——打斷爭論的，是“用哪個階級的語言？為誰服務？”的吼聲。文學或社會文化的大小運動，都與此相關。1980年代以來，作為對抽空人性內容的政治化“崇高話語”的一種反動，“口語化”演變成了漢語寫作的整體趨勢。
 
　　與以往的靜態生活時代相比，現代生活的變化速度，決定了詞匯和語言的變動速度。文學可以選擇的語言素材，比以往豐富得多。不過，“口語化寫作”，只是一種粗線畫出的箭頭，是簡化了的口號，生活里如果誰用“口語詩”來跟鄰居說話，鄰居一定嚇一跳！不管詩有多么“口語化”，生活都不會把它當親妹妹。詩歌從當代口語中獲得大量材料和靈感，對它進行藝術提煉和升華，它絕不滿足于當“時代語言”的封面女郎。詩的天性是打破一切成規束縛的自由語言，它不會滿足于當代口語習俗的束縛，就像它在歷史上不斷打破僵化的書面語成規一樣。
 
　　不管生活看上去有多美好或多灰暗，文學總是對生活說“但是……” 作為一種藝術語言，文學語言永遠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生活語言，而是對它的補充和啟示。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普通人一張嘴就說出了詩，詩和文學就可以幸福地告別人世了。
 

　　呂約簡介：
 
　　呂約，詩人，文學博士，現任十月文學院常務副院長。作品發表在《人民文學》《十月》《作家》《今天》《現代詩》等海內外刊物，入選《中國新詩百年大典》等。著有詩集《嘆息國》《回到呼吸》《破壞儀式的女人》，學術專著《喜智與悲智》，批評文集《戴面膜的女幽靈》等。曾獲首屆駱一禾詩歌獎，入選“百年新詩人物”。作品被翻譯成德語、意大利語、英語、西班牙語、日語等。
 
來源：文學創作與研究（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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