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人和土地關系的敘事
——對話關仁山
 
 
關仁山
 
　　周新民：你只上過中等師范學校，接受的是中等專業教育。中等專業學校的文學教育完全不能和高等學校相提并論，是什么樣的機緣促使你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
 
　　關仁山：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像蘇童、余華、遲子建、格非、畢飛宇，他們都是經歷了比較完整的教育。八十年代初期，我在昌黎師范學校上學。我在學校的時候，我就喜歡文學，在閱覽室讀文學作品。當時學校辦了一個校刊叫“碣石文藝”，我就當了學校文學社的社長。就這個時候培養了我的對文學的熱愛之情。
 
　　中師畢業以后，我就去當老師了，文學離咱們遠了。教書以后我還是不甘心，教了半年書，我就寫文章，搞文藝創作了。寫了一篇散文在縣文化館發表之后，我就跟領導提想到文化館工作。最初，文化館不缺人，然后給我放到一個鎮的文化站。在文化站就那么干了一年多。我當老師的時候，教美術，還兼管語文。學校比較雜的學校，我管這兩科。后來到了文化館，給我分配的也不是專業創作這塊，是跟美術有關系，是美術組的。后來就跟領導提說還是喜歡文學，又一番周折我才進了創作室。我沒有經歷過中文專業的系統訓練，走上文學創作之路全憑熱情以及對文學的熱愛。
 
　　周新民：你的“雪蓮灣系列”小說就以關注當下社會現實而引起文學界的注意。《九月還鄉》《大雪無鄉》被看做是“現實主義沖擊波”文學潮流的經典作品，產生了令人矚目的影響。

　　關仁山：關注現實生活，而且還寫傳統與現實的沖撞、文化的沖撞、人性的沖撞，是我一貫的文學追求。九十年代初期，我在渤海灣漁村體驗生活，創作了《苦雪》、《紅旱船》、《藍脈》等雪蓮灣風情系列小說。
 
　　進入1994年，當時中國的國有企業問題和鄉鎮企業問題非常突出了。我故鄉唐山鄉鎮企業走到一個嚴峻關口了，必須得股份制改造，我的《大雪無鄉》是最早反映股份制改造小說。在這之前，先鋒文學探索到了一個階段，方方、池莉、劉震云等作家掀起的“新寫實”文學已經風靡一時。“新寫實”小說雖然把對人的關注引導到人生的本真狀態。但是，更廣闊層面的人民大眾生活，缺乏相應的文學的表達。就在這時被雷達老師命名的“現實主義沖擊波”應運而生。劉醒龍的《分享艱難》、談歌的《大廠》、何申的《年前年后》、我的《大雪無鄉》等作品集中發表。這些作品直面中國當下最基層工廠、鄉鎮，以文學的方式反映中國當時最為廣大老百姓關注的、最為尖銳的社會問題，當時在文壇和讀者中產生廣泛影響。
 
　　周新民：關于“現實主義沖擊波”這一文學潮流的評價的確出現了分歧。不過，對于你個人而言，《九月還鄉》《大雪無鄉》是你文學創作的巨大飛躍。《太極地》《閏年燈》和《九月還鄉》《大雪無鄉》等作品，雖然都是關注農村的社會現實。相比較而言，你覺得在敘事手法和所關注的問題上，《九月還鄉》《大雪無鄉》和《太極地》《閏年燈》有何不同？
 
　　關仁山：像《九月還鄉》、《破產》這一批作品，那一年發表有七八個中篇吧。最響的是《九月還鄉》和《大雪無鄉》這兩部。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大雪無鄉》《九月還鄉》更有特色。例如，我在寫股份制改革的《大雪無鄉》中在塑造了一個文學形象潘老五。潘老五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人物形象。他一手遮天，駕馭鄉土，功過參半。但是，對于潘老五的塑造還有些遺憾，還沒有把他做到極致，特別是沒有很好挖掘他的靈魂，遺憾地與這個有可能成為“這一個”的典型的人物失之交臂。這個人物的出現是那個時代的產物。那時“老子打的天下，鄉鎮企業是我的天下，老子說了算”的觀念特別嚴重，忽視人民的利益。那個是一個瘋狂的時代。那時候鼓勵膽子大一點，富得快一點。是時代的大環境給了這種人物以平臺,同時也展示了其劣根性與人性的齷齪。潘老五已經成為時代前進的阻力。我發現了這個典型人物,遺憾的沒能很好挖掘到他的靈魂深處。
 
　　《九月還鄉》中的九月也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形象。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農村的姑娘上城賣淫的現象特別嚴重，但是沒有文學作品敢涉及，我是比較早涉及這一領域的。《九月還鄉》當時給了《十月》這個雜志定了頭條。然后《小說選刊》轉載了，《新華文摘》也轉載了。
這九月人物耐人尋味，她到城里打工，最后淪為賣淫的妓女，她用賣淫的錢傷痕累累地回到故鄉，在家鄉美麗的土地上耕種棉花，開墾荒地。九月的形象呢，當時是富有爭議的。九月從過去罪惡的泥沼中掙扎出來，故鄉溫暖的土地撫慰著她受傷的靈魂。有人認為她身上有新農民的元素。她想當了一個農場主，歷盡艱辛，被人冷眼想看。這一形象有著特殊的意義。這個心地善良，勤勞能干的女孩由淪落而升華，從田野的勞動中重新找到了她一度失去的做人的價值。九月的命運也折射出改革催生了人的巨變這一重大命題。
 
　　周新民：九月身上是充滿掙扎的，包括人性的溫暖和現實的無奈，讀來讓人心酸。從路遙《人生》中的高加林到你的《九月還鄉》中的九月，折射了時代的巨變，也是中國文學反映城鄉關系的巨變。高加林是很純粹很簡單，他一心要脫離土地，要到城市去，到大城市去。因此，《人生》是在城鄉二元對立的矛盾與沖突中展開情節。但是，到了《九月還鄉》，就不能以簡單的城鄉沖突來表達九月們的命運了。你是怎么看待“九月”她們的命運的。
 
　　關仁山：《九月還鄉》中九月這個人物，帶著滿身傷痕，帶著內心的疼痛回來了。她在棉花田里哭泣，她有自責的東西。她為啥說她回來做手術去騙他這個淳樸的戀人雙根呢。做手術，回來跟雙根成家，她內心里是向往美好的，但是由于現實的殘酷，她要生存，必須把那些美好的東西碾碎。她要突破她底線的東西，她要生存。人進行生存的掙扎，要站住腳跟，就要不擇手段了。如果說再往前走，高加林就是這么個人物了。但是高加林還不能往前走，當時剛改革開放嘛，他還突破不了時代和文化上的道德的約束。高加林心靈受傷之后還得回到黃土高原，他得回到故鄉的熱土自己療傷。
 
　　而九月就不同了，她突破底線，她挑戰道德。山西的評論家段崇軒寫評論時，提到我這個九月的形象，認為是新農民的代表。九月不僅突破了道德底線，而且她還有了商業意識、法律意識。她身上開始具有現代文明的商業意識、自醒意識。她開墾荒地，把產品推向城市。她做最糟糕的是罪惡的原始積累，掙更多的錢，為了以后再來買回更多的東西。這讓我們心痛，也讓我們思考。
 
　　周新民：九月這個人物身上實在有太多東西了，她的歷史內涵很豐富。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講，我們看到所謂的農村轉型必然要付出血的代價，也反映了了中國商人的原始積累是“帶血的”、突破了道德底線。從美學意義上來講，九月這個人物形象，具有多重性。她既不安于現狀，要往外走。但是，她又缺乏現代文明所需要的各種素質；然而，當她回到農村時，又倍感尷尬，已經不再是傳統的農民了。《九月還鄉》實際上這里面提出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就是廣大農村的城市化該怎么進行的問題。現在回過頭來看，《九月還鄉》很有前瞻性。到了今天，農村青年他也面臨這個問題。當前，二代農民工是農民工的主體，第三代農民工已經開始出現。你怎樣看待新農民的命運？
 
　　關仁山：現在我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金谷銀山》(原名《歸來》)。但是我現在換成什么寫法了呢？我寫一個農民回了鄉村吧，他不能適應鄉村，融不進鄉村；在城市呢，他融不進城市，成了沒有身份的人。在這種雙重糾結中，他必須得歸來，靈魂得歸來，身體得歸來。這是一個“雙重歸來”的主題。
 
　　我寫了這個農民的老家——大雪災中的一個絕望群體。這個村里支書、村長都已經進城了，就一個小組長在管著村。村里十幾口人全是在外打工致殘的，還有些年老的空巢老人和小孩。這些絕望的人在大雪災里被政府給遺忘了。救災也沒考慮他們，屯里就認為這村沒人了。恰恰這個農民惦念在這個村子里的這些親人，所以他回來了。他本來是照看照看他們，救救災帶點吃的。結果一個人自殺了，臨前他開了一個會議必須絕地重生。他必須帶村子里的人活下去。我就寫這個農民，在城里打拼接近半成功的一個農民又回到了這個家園，他還是被迫拽回來的。
 
　　這個絕望的群體經過六年的奮斗，干出了讓城里都羨慕的事情。光伏發電，蘋果不打農藥，還賣成了四十五塊錢一個蘋果定制給佛堂。他做的是前瞻的，很商業的東西，還包括這個電商銷售。他宣傳村里的所有產品，廢物變寶。如果沒有他，這些殘疾人他們看到的只能是廢物。只有有了見識的人，他才可能有這個意識，變廢為寶。而他的妻子呢，在城里辦證，想在北京買套房融進城市。但是這個過程艱難。我寫了他的妻子不斷地要融進城市，又不斷被打回來再融進去，打回來再融進去的歷程。我感覺在城市是歸來，在農村也是歸來。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你都融不進去，但必須得融進去的“歸來”。這個過程中它很艱難的。
 
　　周新民：你的小說圍繞人和土地的關系來展開。人和土地的關系史也是中國農民命運的沉浮史。你的小說從《大雪無鄉》、《九月還鄉》到《天壤》、《平原上的舞蹈》，再到《紅月亮照常升起》、《農民》，敘寫了農民承包土地——離開土地——回歸土地的歷史過程。這些小說中你其實在思考一個命題：作為農民，最終還得回到土地上來。
 
　　關仁山：無論你多么恨土地，最后你找到自己的價值還得回土地上來。《金谷銀山》寫了這個恨土地的農民，在城里賣菜闖出半個天地，但是，還是融不進城市。這個在城市中很卑微的人，最后在救災中照顧家人，幫助絕望中的人們活下來。在救助他人的過程中，他一步一步融進了這鄉村，盡管他不習慣這里的生活，甚至連空氣都不習慣，但是他依然重新融進鄉村自然，并保住了這一片綠水青山。
 
　　這個過程很難，他又種藥材，又找種子。由于他本身就是個賣菜的，他非常反感轉基因食物，反感吃外國糧食的種子。他們這個村子里有一種小麥的品種是老種子，但是這個老種子已經絕跡了。農民當時推廣種子，不讓吃老種子，也由于產量低，老種子就絕跡了。只有出嫁太行山老姑奶奶，帶走了一包種子和一棵樹。他老姑奶奶在太行山涉縣，然后，他就追得到涉縣。老姑奶奶也說老種子絕跡了，但是有一包種子在老姑爺墳里頭，老姑爺喜歡把老種子帶進墳墓。最后，他們把墳刨出來，做個儀式，拿羊、豬羊“領牲”，然后哭了三天三夜，把種子捧回來。之后，他們把這個村莊變成中國人的種子基地。盡管他跟孟山都的轉基因不能抗衡，但是他這個精神的東西在這個小山村里面閃光了。
 
　　我是寫一批絕望的人如何做出一些富有精神高度的事情來。轉基因的種子不能再發芽，產完了以后還要再買，這是孟山都他們美國公司跟中國農業部造成的中國農民的尷尬。這個農民也沒想那么多，沒想到有為了民族的高度，他認為這種子值錢。恰恰這樣，他那條山成了種子基地了。谷子、大豆、小麥，中國的原始種子純正的種子，從墳里起出來，再把它培育發芽。這里有象征色彩。
 
　　周新民：《麥河》是一部反映土地流轉的長篇小說。土地流轉是中國農村面臨的最為主要問題之一，也是中國政府力推的重大政策。反映重大的社會政策問題的作品很容易出現概念化和匠化的不良傾向。我覺得《麥河》最了不起一點就是，能夠把對現實社會的反映通過文化的視角增加一種厚度，使藝術形象更有張力，更飽滿。你怎樣看？
 
　　關仁山：我和雷達老師有過交流，后來我的《日頭》出版之后，雷達老師說他還是更喜歡《麥河》。這兩個作品風格不太一樣。《麥河》瞎子彈唱樂亭大鼓，包括這條流淌著麥香的河流，雄鷹叼著一根麥穗飛翔，它有些美的東西，麥浪滾滾，大麥田上的舞蹈。《麥河》關于農民的未來，我們讓老鷹虎子做了一些預見。大量農民會一步一步走進城市，鄉村也會變好的。現在想來，大工業越發達，我們每個人的內心越想留住一片土，一片凈土。這是一部土地的悼詞，也是一首土地的頌歌！我想把人放逐在麥田里，讓他們勞動、詠唱、思考，即便知道前方沒有路，也不愿放棄勞動和詠唱，也不愿停止前行的腳步。我們富足了，都是土地付出的代價，一切物質的狂歡都會過去，我們最終不得不認真、不得不嚴肅地直面腳下的土地，直面我們的靈魂。我們說土地不朽，人的精神就會不朽。所以，我們有理由重塑今天的土地崇拜！雷達老師讀過小說一語道破天機，他說這部作品中最重要的“主人公”是土地，這是一部土地之書。
 
　　周新民：我明白你的思考。表面上看，你是在寫中國農村土地流傳這樣一個重大政策對中國農村的影響。但是，你是把土地流轉這一社會性話題嫁接在“土地崇拜”這一文化母題之上，使土地流轉這一社會性主題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根基。《麥河》之后，你創作了《日頭》。《日頭》是你的“農民三部曲”的壓卷之作。你認為，《日頭》和《天高地厚》《麥河》相比較，有哪些超越?《日頭》中的兩個人物形象金沐灶和權桑麻很有意義和價值，你能詳細談談這兩個人物形象么？
 
　　關仁山：“農村三部曲”（《天高地厚》、《麥河》、《日頭》）的大量篇幅，都貫穿了作家關于農村未來發展前景的思考（鮑真、曹雙羊等農村新人的實踐）、鄉村政治多元勢力之間的戲劇性沖突（榮漢俊、權桑麻等權力者與新人之間的沖突）、以及農村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與實踐（金沐灶的形象），這些都是“三部曲”的重頭好戲，也是我認為這個藝術畫卷中最亮眼的部分。《日頭》我感覺文化的氛圍更濃了。它塑造了權桑麻和金沐灶這兩個典型形象。去年十一月，這個“農村三部曲”在上海復旦大學有個學術研討會。陳思和教授就提到,盡管這個權桑麻形象不是獨創,在《農民帝國》里也有過，但是在《日頭》里面更突出了。
 
　　《日頭》中權桑麻這個人物更立體了。他是個民間梟雄，很復雜的形象。權桑麻的形象意義在于他是中國農村基層的真實寫照。這一人物形象的確立是作者直面農村社會現實中最要害問題的敏銳書寫，也是探討農民問題的作品中最大膽和最直接的“現實主義”。農民的問題決不是單一的問題。在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權桑麻這種投機鉆營且膽量大的“積年老狐貍”反而能夠獲得更為廣闊的權利空間，成為地方社會的實際掌控者。這意味著中國農村的現代化不僅僅是道路寬敞、擁有鈔票、住上高樓的外在形式的變革，而是應該尊重普通民眾對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的自由選擇，是讓農民活得有希望、有尊嚴、有精神追求的內在信仰的獲得。
 
　　權桑麻建立的農民帝國是一個集專制、嚴密、混亂、愚昧、迷信、短視、功利、破壞于一體的封閉體系，而他所構建的資本、權力、“土豪”三位一體的利益格局則是中國社會利益鏈條的象征。只要這樣的人還在，中國農村改革的成果就會變味，老百姓就不會真正享受到改革的果實。面對這樣的體系與如此強大的利益格局，中國農村現代化若想取得成功，必然要解決制度的、人的以及文化上的種種問題。
 
　　金沐灶是與權桑麻相對立而塑造的人物形象，他是民間一個思想文化探索者。金沐灶形象比權桑麻形象要更理想化一些。金沐灶他父親在文革時期為了護一口大鐘，一口血噴在鐘上。大鐘上有金剛經，他沾著他父親的血把金剛經拓下來。這件事一下子改變了他人生的所有走向。金沐灶帶著悲憫情懷，帶著精神探索苦苦追尋給中國農民怎樣過上好日子。雖然他是個失敗者。但是，他追問和求索極為有價值。金沐灶這一人物形象的新意，更清晰地表現在思想境界的開闊與高遠上。最初設計故事時我以為，寫一個復仇的故事，但后來發現金沐灶這一人物形象應該是超越復仇的，他應該突破了既定的故事格局，使小說成為一個講述農村維權者、探索者的奮斗傳奇。
 
　　周新民：你提到金沐灶這個形象，他是農民的維權者以及農民中的理想主義者，為擺脫農村貧困與苦難不斷地尋找出路。你是怎么看待金沐灶這種失敗的探索，或者說你是怎么看待探索農村建設這一重大問題的。
 
　　關仁山：金沐灶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的探索，他對農民新生活的企盼，對未來的向往，農民生命的意義的思考，都是珍貴的。陳思和老師在那個會上給予高度肯定，他仰望星空的姿態讓人感動，但是也有遺憾，他的探索沒有結果。我們作家的任務沒有完成，必須完成新鄉村的一種重建。因為這樣，作家的任務也沒有完成，我感到壓力。有專家認為，農村政策調整和改革實踐，必然帶來極其復雜和慘烈的后果，觀念上新與舊沖突，經濟上得與失交替，倫理上的顛覆與蛻變，既是發展也是衰退，一切都在進一步退兩步或者進兩步退一步之間徘徊和掙扎。所以，農民的絕對貧困率的降低與幸福意識的喪失，幾乎是同步產生的。這一切，都給以遵循傳統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作家們一個沉重的挑戰，來自現實的力量逼著他們睜開眼睛看到中國鄉村現實是怎么一回事，不會再有傳統的理想目標指示作家如何通過藝術形象來引導大家走金光大道，也不會再有梁生寶、蕭長春這類理想人物來充當農村改革的當代英雄。這種人物到底還有沒有？我在生活中發現這樣的理想人物還是存在的。
 
        只要走進農民的生活，就會有新的創作沖動和激情。我現在寫的這個新長篇小說《金谷銀山》又延續了這個金沐灶的探索。我找到了范小槍這樣的一個新農民原型。《金谷銀山》的任務是要重建。在我們的這個時代，民族文化被城市文化殖民、打得雞零狗碎的時候，我們需要新的農民英雄。《金谷銀山》中的這個農民是在無意識中完成一個新鄉村文化道德的重建，文化的重建以及經濟重建。這個重建既不是今天的文化的照搬，也不是歷史文化的翻版。它是農民自己干起來的一、正在建設的文化。你說我們都在罵這個體制也好，罵農村貧苦也好，但是農村也就這樣了,我們再罵也就這樣了。我們前幾部作品該批判也都批判了,以后需要文化重建。
 
 
　　周新民，湖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理論界）、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人選、國家“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兼任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新文學評論》副主編、武漢作協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
 
來源：文學教育（微信公眾號）
作者：周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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