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四重奏——新生代作家四人談”研討會舉行
11月1日晚七點半,由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主辦的“三十年•四重奏——新生代作家四人談”研討會在北京師范大學珠海校區國際交流中心三層報告廳舉行。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文學院教授張清華主持活動,畢飛宇、李洱、東西、艾偉四位新生代代表作家圍繞新生代文學的創作與批評展開了交流與探討。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李山、北京師范大學珠海分校藝術與傳播學院教授陳繼明、《花城》雜志主編朱燕玲、副主編李倩倩等嘉賓參加了此次講座。
首先,張清華分別對“三十年”、“新生代”以及“四重奏”進行了闡述?!叭辍敝傅氖切律骷覐?0年代后期登上文壇到現在的時長,這是一個從出道、到成長和成熟的一個過程;“新生代”作為當代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寫作潮流和現象,實際則相當于“后先鋒文學”或“先鋒后寫作”,他們將先鋒文學開創的現代性寫作流脈接入了現實的地面;張清華將四位新生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比喻為小提琴上的四根琴弦,或是弦樂四重奏中的四把不同聲部的提琴,各具風格的他們在思想上互相交流碰撞,為當代文學貢獻了一大批優秀作品,也構成了當代寫作中的重要現象。他說,四位新生代作家一同出場,這將是一個精彩的故事,也是一段珍貴的文學史料。
在張清華闡述“四重奏”的基礎上,畢飛宇進一步闡釋了“三十年”的內涵與外延。從文學代際和文學梳理的角度看,四位作家是從80年代末開始寫作,引起文壇關注是在90年代。新時期文學從1978年就已開始,一批又一批作家與文學思潮呈現了出來。到了90年代,作家們的寫作還在延續,但評論家們天才般的命名卻中斷了,故而“三十年”與“新生代”是對他們這一作家群體不得已的概括。
艾偉以新生代作家的出生年代和自己的作品《戰俘》為例,講述了整個時代氣脈對作家的精神及寫作的影響,試圖給新生代寫作做出一個歷史性的解釋。出生在革命年代的人有歷史感和宏大的理想主義情懷,“雖然偏向于鄉村,但卻喜歡談世界上的大事”,他們可以稱得上是“社會主義經驗的寫作”。他強調了新生代和80年代前幾個代際的作家歷史處境的不同,革命時期到市場經濟時期歷史邏輯的某種變化所帶來的價值更替,給這代作家帶來了巨大的精神難題。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文學創作上的重要分水嶺,作家的寫作從宏大的理想主義傾向,進入了有個人傾向的碎片化寫作,這時的寫作不再有龐大的可以依靠的精神背景。
東西從文學群體命名的角度,談了他對于新生代作家的看法。文學群體的命名在先鋒文學之后便以年代命名,但是新生代作家名稱的出現,讓他們這些以前是“獨奏”的作家變成了“四重奏”,這讓他們有機會發出更美妙和具有個性的聲音。東西強調,“寫的時候我們不會為新生代或什么派去寫作,都是從個人的體驗出發,我們也沒有肩負完成優化漢語的責任,我們就是對現實有感而發?!?br />
今年以長篇小說《應物兄》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李洱,從新生代作家經歷的幾個時期談了自己對先鋒文學和新生代文學創作風格的看法。他認為新生代作家有社會主義經驗、商品經濟經驗以及全球化經驗,三足鼎立的經驗構成了特有的寫作風格。先鋒文學是“凌空蹈虛”的,作家們幾乎不寫自己,而是寫虛構的歷史事件,而新生代作家的創作既有歷史,又有現實和自我,二者有著非常不一樣的創作特點。
之后,四位作家就先鋒文學與新生代文學的內涵與外延的異同展開了具體探討。畢飛宇和艾偉還從不同年代的文學價值和文學資源方面的差距表達了不同的看法。東西談到先鋒文學時,則將其寫作技巧追溯到托爾斯泰,李洱談論了寫作人稱的問題,并肯定了畢飛宇以“1.5人稱”寫作的趣味性與技巧性,這連續了中國文學的傳統,在現實和文學之間建立一種非常直接的聯系。
與會者的對話深入淺出,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者們如何從代際出發,如何從中國文學的文脈出發,更加科學地總結先鋒以后的文學樣式提供了思路。張清華在總結發言中談到:“幾位老師都是認真書寫中國故事的作家,認真踐行新時代文藝方針和路線的作家。他們多年來堅持用寫作來關注中國歷史的發展,關注中國社會的變化,關注時代的進步,關注人民的生活、生存,特別是底層人民、作為“沉默的大多數”的人民的生活,所以相信他們也是人民的作家,一樣也是不忘初心的作家?!?br />
來源: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公眾號)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113/c403994-314524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