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鳥槍換炮，忙得不亦樂乎
 
　　1999年底，由于中國現代文學館業務副館長和現代文學研究界的權威專家吳福輝老師的力薦，我從北京理工大學調入文學館，并有幸成為時任常務副館長舒乙先生的助手，協助舒、吳兩位當家的度過、見證、參與了文學館歷史上最繁忙、辛苦也是最豐富、輝煌的時期。

　　那時，文學館的主要任務是兩項：搬家和準備新館開館。一個帶有圖書館、檔案館和展覽館多重功能的博物館，喬遷、換新工作特別勞神費力。由舊而新，升級換代，用舒館長非常形象的說法是“鳥槍換炮”，可謂百事待舉，幾乎所有員工都忙得團團轉，尤其是館領導和管理崗位的員工。我負責上下左右內外協調，算是最忙的人之一吧。我辦公桌上曾經有三部電話，一天不知道要響多少遍！館內、市內、國內和國外，幾乎無數的人要找文學館，要找舒館長。不過，我忙得不亦樂乎。一是我之前只是個普通教書匠，沒有做過管理工作，有點新鮮感，每天接見不同的人、處理新出的事；有刺激，有收獲。二是館領導和同事們都那么忙，我就得跟著大家的節奏。尤其是舒館長，已屆花甲之年，日理百機，不知疲倦。他的工作狂精神深深感染我、引領我。工作日，全館最晚離開的就是我和舒館長，有時周末還得去加班。

　　我本來以為，2000年5月23日開館之后，在文學館這樣的清閑單位，就能有閑暇。但是，可能由于最高領導層的重視，由于舒館長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廣泛的社交資源、動員能力和好客熱情，開館之后的文學館新館完全可以用門庭若市、車馬喧鬧來形容。幾乎所有的來信來電來人（信封上沒有舒乙名字的），都先到傳達室或前臺，他們轉到我這里，舒館長授權我進行篩選處理，許多事情我就直接處理了；有的要分給有關部門去處理，或者直接上承舒館長。
 
　　比如，有個姓吳的人偷偷來文學館看了我們當時的常設展覽“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展”，然后去向楊絳先生打小報告，說展覽里有錢鐘書和楊絳夫婦的內容，但都放在了不起眼的地方，而且空間很小，而張愛玲的展板面積反而又顯眼又寬大。楊絳先生聽了非常氣憤，就來信，信封上只有“中國現代文學館收”。按照權限，由我先處理。我就拆開端詳，先是不由自主欣賞了楊先生娟秀而遒勁的硬筆書法。她老人家主要是表示抗議，發牢騷，認為中國官方文壇對他們夫婦的待遇還是不足，反而跟著不明就里、不明真相、不講民族氣節的某些翻案學者去捧“大東亞共榮圈”的當紅作家張愛玲，讓她覺得匪夷所思。
 
　　由于信里面的抬頭是“中國現代文學館暨舒乙館長”，我讀了之后，就把楊絳先生的信交給舒館長，問他如何答復。他指示我兩點：第一，此信要立即藏入文學館檔案庫。二，要給楊先生打電話表示歉意，先承諾以后有機會我們再調整展覽內容。總的原則是穩住老太太，把她的情緒平復下來，免得再生他端。我奉命給楊絳先生打了比較長時間的電話，傳達舒館長的意思，也順便向她請教了別的一些問題，那時我寫的《情癡詩僧——吳宓傳》剛剛出版，有人對我的有些說法表示嫉恨。楊先生說她早就讀了我的書，基本同意我的觀點。但她對我們的展覽依然耿耿于懷，說與其讓他們夫婦倆憋在壁角落里（我們吳方言，意思是“不起眼的小角落”），還不如干脆撤掉算了。我只能敷衍，因為我心里明白，那個展覽是經過上峰的上峰審定的。我輩哪有決定權？
 
　　我的工作需要我早請示、晚匯報。無論多早、多晚，我給舒館長打電話，他都在清醒的工作狀態。而中午呢，可能有的同事能打個盹。但舒館長根本不可能，因為在他吃飯的時候都有人在等著他辦事。他辦公室后頭有一排門板，很容易折合的那種。門板后面有一張小床，本來是設想讓他午休用的。但是，我幾乎沒有發現他午休過。他精力雖然比很多同齡人充沛，但畢竟年齡不饒人。有時，我覺得他像是打了雞血——以對文學館事業的熱誠硬撐著。他的解乏之道還包括：下午換一杯濃茶或咖啡，在快要打瞌睡的時候，用手指使勁揉搓太陽穴，讓自己保持清醒。我心疼地覺得，他那時簡直是一個人干幾個個人的活，真可謂是拼命三郎。
 
　　二，親力親為，為屬下表率
 
　　舒館長最讓我感動欽佩的是：他那時已經是“天下誰人不識君”的“舒大人”或“舒大爺”（很多人，包括他家里人都這么稱呼他），按照很多大富大貴的人的習慣或邏輯，他只要坐鎮指揮或發號施令就行，不用自己多動手腳。但他有個讓我這個“文臣”最敬服的方面。那就是：他喜歡親自動手，以身作則，任勞任怨，與其把活分派給手下，不如自己干，或者自己默默地先干。他很少強迫員工做事，而他自己事無巨細，鞠躬盡瘁。他不是以制度的硬性或領導的權威壓人，而是試圖以他個人的榜樣力量影響人、感化人、勸導人。
 
　　比如，他當時設立一個專家講解制度，文學館中層干部和高級職稱以上的員工都輪班給來館參觀的團隊進行講解。由我負責排班，館領導也歸我“領導”“調配”。舒館長親自表率，一馬當先，而且一開始他講得最多，因為一旦有要員來訪，他就會親不自禁似地當起導游；而且，他對文學館的所有角角落落最了解，他讓其他同事講解員跟他學。我呢，一般都會陪同，一方面隨時應付一些突發事情，另一方面學習他的講解內容和講解方式。有的同事可能把這當做任務完成，而舒館長是全身心投入地帶著滿腔熱忱地講解，因為他最喜歡也最熱愛文學館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石、一筆一畫。我自己那時本來既不是中層干部也沒有高級職稱，但在他的精神風范感召下，也經常自告奮勇，當講解員。后來，我負責招了兩批館外的義務講解員。本館員工的講解任務減輕很多。我基本上不再給舒館長安排固定的講解任務。但他還是會串場，我也是。
 
　　有人曾經問過我：“舒館長那么忙，他本人和文學館有些對外發布的文件是否都是你這個筆桿子起草的？”我現在可以公開鄭重地聲明：不是的，大部分都由他自己寫初稿（有時候甚至在會議的間隙寫就），然后交給我，讓我找打字員輸入電腦，再由我校對，再由他本人審核、簽發。因此，我很感謝他，相當于他替我這個他的下屬代筆了。這一點一直令吳福輝老師特別佩服，說只有極少數領導人能做到，堪比毛主席。
 
　　作為老舍的兒子，舒乙是一個特別有創意思維的人，文學館從建筑到裝修到裝飾到布置有很多絕妙之處，最典型的是“九絕”：巨石影壁、四個館名、“百花齊放”浮雕、巴金手印門把、彩色玻璃鑲嵌壁畫、作家簽名瓷瓶、大油壁畫、作家雕像、奇石“逗號”。這些都是舒乙多見廣識、貫通融會之后靈感乍現、發現或發明的。他不僅思維奔放，而且具有超強的執行能力，所以能讓這“九絕”成為文學館的現實。他自己也特別得意于此，曾經親自總結寫成文字，讓全館人學習并對外宣講。后來，他還以“九絕”的同名文章，發表于刊物，并收入《走進中國現代文學館》一書。

　　三，同下江南，幫我網絡購票
 
　　舒乙超強的動手能力還體現在比年輕人更快地熟練掌握現代電子系統。比如，在網絡購票剛剛興起時，他曾親自在網上幫我買火車票。
 
　　2013年6月底，我老家蘇州市吳江區的文聯主席余前先生突然來電話，讓我代請舒乙7月中旬去吳江做一場關于大運河文化的講座，只有十來天的準備時間。我說舒乙雖然退休幾年了，但社會活動依然繁忙，況且他已經是76歲的高齡了。說實話，我有點不忍心給他增加工作上的負擔。我只能試著說說看。我立即打電話到他家里，說我老家也是運河城市，人們熱愛運河和運河文化，當地文化人都很敬仰他的運河文化研究，請他支持我老家的基層文化建設，去做一場專題講座，時間在7月中旬，具體日子由他定；而且我會陪同他前往；但是給他用來準備的時間很少，不好意思。他說讓我等等，別掛電話。他查看了他的行程安排，說，他本來計劃去浙江建德縣參加7月14日舉行的一個朋友的散文集首發式，然后直接去鄭州參加另一個活動。但是，中間可以擠出半天時間到吳江做講座。我一方面非常高興，特別感謝他，給我面子，硬擠出時間，這么爽快就答應了我的請求。另一方面，我開始有點擔心，千萬別讓他老人家因為高強度的連軸轉旅行和工作而忙壞了身體。我還擔心：7月份的江南處于盛夏，要么是低氣壓壓出來的流火，要么是臺風裹挾來的暴雨。不知道舒乙先生是否能適應？
 
　　無論是建德還是吳江，主辦方都考慮到我們的方便，說讓我們自己買機票，到了之后憑票報銷。這買票的小事當然得由我這個前助手和后生來做了。我在電話里要了他的身份證號碼，準備買機票。第二天，我正準備訂票。舒館長來電話，告訴我說，建德那邊預知中旬江南會遭遇臺風暴雨，估計航班會延誤甚至會取消，建議我們坐火車去。那時，北京到杭州的高鐵剛剛開通，從南京直接南下，不用先到上海繞道，因此時間也就五個多小時。他老人家都愿意坐火車，我當然沒話說。說到買票的時候，他說網上就可以買。我有點支吾。我只說我盡快想辦法買。我在生活中是個動手能力很差的文科生。那時，網上銷售火車票的系統不像現在這樣方便。我還沒學會，我一般都是到我家附近的一個代辦窗口去買。那天，也不巧，那個只有一個工作人員的窗口沒有開。我就沒有買成。到了晚上，舒館長來電，問我票買好了沒有，聽說暑假旅游旺季車票有點緊張。我據實說了沒有買成。他沒有一點責備我辦事不力，反而說那就他替我一起買，并要我的身份證號碼。我本來想說那哪好意思，我可以再去趟窗口。但我聽得出來，他大概已經是老手，而且他想馬上把票買下來，就不再執拗忸怩，把身份證號碼給了他。過了不到兩個小時，他來電說，票已經買好了，還教我說到南站一樓自動取票機上一刷身份證就能取票，非常方便的。我們就約在那兒會合。見面后，他給我示范取票程序，我才取了票。
 
　　中午從北京南站開出的火車，傍晚抵達建德。那邊的人接上我們之后，直奔莫干山，到了山上，天已經黑了。飯后，我們就各自休息。主辦方安排了我有生以來住過的最有歷史意義的豪華旅館。江南夏天很熱，而莫干山上煞是涼快。于是，許多民國時代的大官富豪都在山上建造別墅，現在都對外經營。其中有蔣介石的、杜月笙的等等。我住的那套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灘煙草大王戴耕莘留下來的，就我一個人住，非常愜意。我這是沾了舒乙先生的一個大光。
 
　　第二天上午，那個首發式尚未完全結束，主辦方就派車把我們送到了吳江，匆匆吃了點江南特色菜之后，我就請舒館長小憩，因為下午才是他此次下江南的重頭戲——一個半小時實打實的個人講座啊。
 
　　在那之前，舒先生已經配合國家文物局大運河的申遺事宜，多次考察多段運河，包括江南運河，對運河的歷史和現狀、功能和文化了然于心，他還出版了有關的專著《疼愛和思考——一個政協委員的大運河四次考察親歷記》。而且，盡管準備的時間很短，但他還是精心充分備了課，信息量巨大，條理清晰。再加上他那權威的姿態、瀟灑的風度、爽利的京腔、幽默的話語，引起陣陣掌聲。舒館長是我見過的最優秀的演講家，他對自己的演講才能也是頗為自得。我做他助手的那段時間，適逢準備新館開館儀式和開館迎客的初期，事情特別繁多，他也愛跟全館人敞開心扉地交流心得、布置任務，所以經常開會。我這個人平生最怕最恨的就是開會，但舒乙主持的會我聽得樂不滋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喜歡享受他的口才。我有一次問他姐姐舒濟女士，舒館長的口才是如何練就的？年輕的時候就如此出色嗎？舒濟女士揭短說：“哪兒啊？！舒乙年輕時因為有輕度哮喘，不太愛說話，哪談得上演講口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突然變得能夠在任何場合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可見，像古羅馬偉大的演說家西塞羅一樣，舒乙是克服了自身生理和心理的很大局限之后，才成為優秀的演講家的。這令我尤其佩服。在吳江的講座極為成功，至今我有些老家的朋友說起來還是嘖嘖稱嘆。

　　講座結束后，沒有來得及吃晚飯，舒先生就讓余主席他們派車把他送去虹橋機場，我一直陪他到候機樓，本想幫他去辦理票務。他堅決不讓，我恭敬不如從命，看著他走進候機樓，恍然覺得他的身影比以往更加結實高大了。
 
　　但是，不久之后，就在2013年秋冬之間的一天，我們單位集體在中日友好醫院體檢。我到后不久，舒館長也到了，依然笑瞇瞇地跟老部下們打招呼，看著依然神采奕奕，精神矍鑠。不幸的是，就在那次體檢過程中，B超醫生讓他去復查，又做了彩超，確診為腎癌。很快他就去301醫院做了手術，相當成功。后來，他又去臺灣請美國專家做了血液細胞加強更新治療，做了三個療程，每個療程相隔長達兩三個月。因此，直到2014年下半年，他才又開始在社會上活動。我想，2013年的癌癥手術已經使他元氣大消，以至于2015年9月7日教師節前夕因為一次采訪受累而突發腦溢血緊急送醫，再也沒有蘇醒，直到離世。他的身體本來是非常硬朗的，在他六十多歲的時候，我曾陪他和師母于濱老師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里在南戴河的大海里游泳。我們都希望他能健健康康地享受他母親胡絜青那樣的高壽。讓他受此大病之災的，可能就是社會給他的太多的工作負擔，包括我本人托他辦的一些事情。我有時想，假如2013年7月份，他沒有那么樣的在三個省之間連軸轉，是否就不會在兩三個月之后發病？為此，我真有點愧悔。
 
　　舒乙先生的追悼會將于4月27日上午在八寶山舉行。我上周已答應首都經貿大學外國語學院去做學術講座（從去年一直拖到現在，變更了好幾次，好不容易定下雙方都合適的時間，實在不好再更換），所以無法去最后看他一眼。敬以此文，表達我對他老人家的歉意和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