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來影響中國文壇的閩派批評家

2014-09-27 00:00:00　來源: 福州晚報
生活中許多人熟悉作家，卻不知道批評家。“閩派批評”在過去30年不斷推陳出新，他們中的代表人物在中國文壇上留下光彩的一頁。閩派文藝理論家批評家高峰論壇近日在榕舉行，記者借機了解到在中國文壇有一定影響力的9位閩派批評家。

 ■本報首席記者 顧偉

謝冕、孫紹振：為“朦朧詩”辯護
今天仍有不少文學愛好者喜歡和創作“朦朧詩”，但30多年前，當北島、顧城、舒婷等詩人的“朦朧詩”剛發表時，一度遭到主流聲音的否定。閩籍評論家謝冕、孫紹振最早挺身而出為“朦朧詩”辯護，是“朦朧詩”成為新詩潮主流的主要理論推手。
謝冕祖籍福州，1932年生；孫紹振1936年生。當年《在新的崛起面前》（謝冕）、《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孫紹振）和《崛起的詩群》（徐敬亞）并稱“三崛起”，“閩派批評”在其中占了三分之二。謝冕和孫紹振分別任教于北京大學和福建師大，為改革開放以來文學學科特別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謝冕致力于二十世紀文學理論體系的構建，孫紹振致力于幽默理論體系的構建，均取得豐碩成果。

童慶炳：莫言的正牌導師
1936年出生福建連城的童慶炳是北京師范大學亨受院士級待遇的資深教授，是國內文藝學界的泰斗級人物，他除了在文藝心理學、中西比較詩學、文化詩學等領域取得同行矚目的成果之外，最讓童老自豪的是，在50多年的學院生涯中他建成了文藝學界的一支“童家軍”。
童慶炳的弟子中出了兩個諾貝爾獎得主，莫言是其中一位。原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童慶炳牽頭，讓魯迅文學院與北師大中文系合作，舉辦了一個有學歷的研究生班，該班有莫言、劉震云、余華、畢淑敏、遲子建等著名作家，童慶炳是該班的總輔導員。那時莫言寫的碩士畢業論文導師就是童慶炳。

林興宅：引領批評方法革新思潮
1941年出生、祖籍福建德化的廈門大學中文系林興宅教授，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文藝批評方法革新的主要領潮人之一。1985年在廈門大學召開的“全國文藝評論方法論討論會”，林興宅提出“將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等自然科學方法引入文藝批評”的觀點，引發了熱烈爭論，并在全國掀起了一股討論文藝批評方法革新的“方法年”。

南帆：兩次獲魯迅文學獎
1957年出生在福州的南帆，是生活在福建本土的評論家、作家，曾兩度摘取魯迅文學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剛出道的南帆就以其卓越才華驚艷文論界，著名作家王蒙稱其評論文章“寫得簡約而又充實，見解獨到，既富藝術感覺又善探討哲理，無空論、泛論，更無八股，有新的觀點卻不濫用新名詞術語”。

劉再復：著名人文學者
1941年出生的劉再復，是中國當代著名人文學者、思想家、文學家、紅學家，福建泉州南安縣人。1963年畢業于廈門大學中文系，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
劉再復曾以“性格組合論”和“文學主體性”引領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國的文藝思潮。劉再復在中國當代思想界與李澤厚齊名，對當代中國人文知識界影響深遠。1988年，他受邀參加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是瑞典文學院邀請參加典禮的第一位中國學者。

朱大可：十年磨“朱語”
祖籍福建武平的朱大可1957年出生，現是同濟大學人文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他從澳洲回國后，以其獨特的話語方式引起國內文論界和讀者的一陣騷動。他將上海的都市欲望說成是“情欲的尖叫”，將余秋雨的散文比喻為“文化口紅”……
朱大可的話語，被許多人稱作“朱語”，多年來受到許多青年讀者的喜愛和模仿。朱大可通過“朱語”，將小眾的文藝批評帶到了大眾文化領域。由于他的評點較切合百姓口味，如今人們時常會在自己的微信上不知不覺地傳播“朱語”。

陳曉明：人稱“陳后主”
1959年出生的陳曉明現為北大中文系教授。他是福建光澤人，“閩派批評”在京“中堅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業界有“陳后主”的稱謂。
陳曉明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和后現代文學理論批評等。陳曉明的成名，主要是他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國內文論界開啟了后現代思潮。作為曾經的“理論先鋒”，陳曉明在新世紀不遺余力為“文學性”辯護。他的《當代中國文學主潮》一書，被學術界公認為開創了文學史的另外一種寫法。

謝有順：華語傳媒文學大獎召集人
畢業于福建師范大學中文系的謝有順，福建長汀人，孫紹振的學生。1972年出生的他，在讀大學時就已顯示出文學批評才華。世紀之交，身在廣東的謝有順在新的文學思潮中脫穎而出。他是華語傳媒文學大獎評獎工作的召集人，該獎項是國內權威文學大獎之一，最早在國內推行實名投票制，具有廣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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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鏈接】
 童慶炳和他的弟子們
                         
吳子林

    1．“上課的感覺”
        1958年童慶炳留校任助教時，中文系指定黃藥眠先生做他和另外兩位年輕助教的指導教師。在指導青年教師童慶炳、程正民和劉慶福等人的過程中，黃藥眠先生并不給青年教師講多少高深的理論，而是親自給他們示范講作品分析問題。黃藥眠先生極力提倡“具體的思維”，即不要從概念出發，從抽象到抽象地推論；而要從事實出發，把觀點與材料相互對照，以事實印證觀點，看看觀點的涵蓋面是否周全——這樣才能發現問題，檢驗觀點的正誤，避免簡單化和片面化的偏頗，才不致使自己的理論成為空論。
        對于黃藥眠先生的“最后一課”，童慶炳至今仍記憶猶新：1983年春天，已經80高齡的黃藥眠先生堅持要給研究生和年輕教師講最后一次課。他步履蹣跚地走進了北師大教二樓的一間教室，學生們起立迎接他。他在講臺旁坐下，向帶著對知識的渴望和對他敬仰的學生微笑著，然后把手伸進書包。大家以為他是在拿講稿，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拿出了三個藥盒子，在講臺上一字排開，然后叫童慶炳過去，告訴他，如果自己在講課過程中突然倒下時，怎樣把藥按次序放進他的嘴里……黃藥眠先生是冒著突發心臟病的危險，不顧生死來上這堂課的；他隨時可能倒在講臺旁，或栽倒在學生的懷抱里，但是他堅持要講完這最后一課……這最后一堂課，童慶炳沒聽好，他跑神了。他覺得，這“最后一課”是先生一生為人治學的寫照，他為先生那種不惜生命追求真理的精神所折服！
        后來，童慶炳經常動情地講述這段往事，強調要發揚光大黃藥眠先生這種豁出老命來搞學科建設的精神，強調要有一種生命的投入，才能真正把這個學科搞好，這個學科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在他看來，勞動最重要的是態度，只有把勞動變成自己的精神樂趣，才能享受到它所給予的一切。童慶炳發自肺腑地說：“我在四十年的教學生涯中，始而怕上課，終而覺得上課是人生的節日。天天上課，天天過節，哪里還有一種職業比這更幸福的呢？我一直有這樣一個愿望：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有一天正談笑風生地講著課，突然倒在講臺旁或學生的懷抱里。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這個福分。”[①]
       1983年，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學科點被評定為全國第一個文藝學博士點，1984年開始招收文藝學博士生，第一屆博士生有王一川、羅鋼、張本楠。童慶炳被指定為副導師，以協助黃藥眠先生。同年，還招入了第一屆碩士研究生，共13人，有陶東風、李春青、黃卓越、蔣原倫、陶水平、唐曉敏、李珺平、張云鵬、曹鳳、金依里、陳向紅、周帆和黃子興。第一屆博士生和第一屆碩士生，是一群學術個性與稟賦完全不同的學生，他們構成了日后學界所謂的“童門弟子”或“童家軍”的基礎；目前，他們基本上都成了目前中國文藝學界的中堅力量。
       本來碩士研究生招生簡章上寫的是鐘子翱、童慶炳和梁仲華三位導師，可是，當時誰也沒想到鐘子翱先生身體不好，已檢查出患了癌癥，住院治療（1986年去世），梁仲華則調到了新成立的社會科學處任處長。于是，十三名學生都劃到了童慶炳名下，全由他一人指導。后來，人們戲稱他們為童慶炳的“十三太保”。第一屆博士生則是以黃藥眠先生的名義招進來的，不料黃藥眠先生先先是生病住院，不久后又去世了。這些學生培養計劃的制定、方法的設計、畢業論文的選題包括開題及其它工作，全由童慶炳來主事。
       年富力強的童慶炳成了文藝學學科點的頂梁柱。1989年，童慶炳毅然辭去了似乎前途“看好”的北師大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職務，回到教研室整頓文藝學的教學和科研隊伍。與此同時，福建同鄉、又是同屆同學的程正民伸出了熱情的援助之手，幫助童慶炳一起精心地指導這首屆文藝學碩士生和博士生，一起規劃學術工程。
       程正民是著名的俄羅斯文論研究專家，1937年出生于福建廈門，1959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本科，并留在文藝理論教研室任教，講授文學概論課程。1965年起，先后在北京師范大學外國問題研究所和蘇聯文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蘇聯文學理論批評和蘇聯當代文學，為研究生講授俄蘇文學批評史課程；其間曾任蘇聯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蘇聯文學》雜志常務副主編。1986年，童慶炳邀請程正民一起指導首屆研究生時，他翻譯出版過一本蘇聯人寫的《文學心理學》，有著非常深厚的學術積累。在童慶炳的努力下，1993年程正民調回到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工作，主要講授馬列文論、文藝心理學和俄蘇文論專題等課程。1995年至1997年，程正民任北師大中文系系主任。數十年來，作為與童慶炳肝膽相照的戰友，程正民同樣時刻關注著學生的生活與學習，幾乎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孩子一般對待。在學生們的心目中，他是一個永遠慈祥的“老父親”，備受學生熱愛。
       第一屆碩士研究生入學時，恰逢童慶炳申報的國家“七五”規劃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文藝心理學研究”批了下來。于是，他便帶著這些學生一起投入到這最為前沿的課題研究之中，并輔之以課堂“專題研討”與“課外研討”相結合的教學指導方式。童慶炳每次給學生上課前，他都作精心的準備：先沖個熱水澡，穿上最好的服裝，系上一條金利來領帶（獲曾憲梓教育獎時從曾先生手里接過來的），穿著擦亮了的皮鞋，莊重而又精神飽滿地出現在學生們面前。上了講臺，他的習慣是手里拿著粉筆，“站著授課”，決不坐著，這是童慶炳幾十年來堅持的習慣。他說，這是出于對職業、對知識、對學生的尊重，也是保持激情、講出質量的必要方式。只有這樣，才能“把每次講課都當作第一次”，以新鮮認真的態度來面對。講課時，童慶炳往往拋開講稿，把自己的生活體驗，所品嘗的酸甜苦辣，融入到知識義理中，引導學生去體悟知識的真諦。
       在上專題研討課”之前，童慶炳通常是從古今中外重要的理論書籍中挑出一本，布置好研討的題目及范疇，讓學生精讀相關章節，并指定一些閱讀的書目和資料；然后每周組織一次研討課，要求每人的發言不能重復書中的內容，必須談出自己的體會和理解。到了研討課，童慶炳自己先講，再讓學生們討論，也就是自由發言，其核心是專門挑他所講內容的毛病或不足，特別鼓勵學生們拿自己新編的講義“開刀”，并說凡是能對他的講義提出相反意見的得高分，附和的得低分。大約是童慶炳的真誠與謙虛態度鼓勵了弟子們，于是，同學之間、師生之間高談闊論，唇槍舌劍，爭論不已；在一場場辯論中，誰也不輕易讓步或服輸，彼此之間爭辯得面紅耳赤。結果十三個學生挖空心思來挑毛病，大家的發言也十分大膽，甚至是尖刻。針對童慶炳的某種觀點，說邏輯不通者有之，說淺薄者有之；有的從觀點上、有的從體例上、有的從例證上，一一展開批評……十三份意見如果分散開來，陸陸續續提，也許不使人難堪，集中在一起，顯得分量很重。然而，無論面對怎樣的批評，童慶炳總是平靜對待，耐心地傾聽了學生們的意見，有時據理力爭，有時直言接受，有時不置可否……最后，童慶炳作精要的點評，并將學生所提意見全部帶走，從未有因學生的批評而慍怒的情形。當時已步入中年的童慶炳，有著年輕人一樣的心氣，保持著接受新知識、新事物，時刻更新思想觀念的強烈興趣和欲望。
      “專題研討課”結束后，童慶炳把講義整理出來成了23.4萬字的專著《文學活動的美學闡釋》（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書中運用審美學的方法對文學活動的各個環節作了深入探討；其核心在于，將文學理解為一個從社會生活、作家、作品到接受的一個動態過程，從而揭示文學的審美本質、文學創作的藝術規律、文學作品的審美結構和文學接受的藝術規律。本書廣泛吸收了中西文學理論中的有益資料，形成了中西交融的特色。著名美學家蔣孔陽先生為此書寫“序”，稱之為“我國新時期的文藝理論，經過曲折的探索之后，所開出來的一朵花，所結出來的一個果”；“它不僅僅介紹某一個問題、某一個流派，而是把各種文學知識和文學流派綜合起來，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文藝理論體系”[②]。后來，此書被教育部推薦為全國研究生教學用書，更名為《文學活動的審美維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修訂后再次出版發行。
      對于“專題研討課”之妙處，作為童慶炳開山弟子之一的曹鳳深有體會：“現在想來，當時的研討活動，特別是研討中的爭辯是多么難得的學術交流和多么有力的學業促進。當時正值80年代中期，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隨著國門的大開，國外的各種思潮流派不斷涌進中國，五花八門的激流沖擊著中國的學術界，采取什么方式，如何盡快地了解和掌握西方的各種思潮和流派，如何鑒別和接受西方的各種思潮和流派，是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必須面臨和思考的問題。專題研討課無疑是最切合實際的最佳的方式，童先生選擇了這最佳的方式來培養我們，促使我們帶有問題，以探究的眼光閱讀了大量的書籍，使我們學會了如何評判別人的觀點和如何提煉自己的觀點，讓我們不知不覺進入了學術的領域。”[③]當然，“專題研討課”這種全身心投入的授課方式很累很累，每次下課一回到家，童慶炳總是疲倦之極地半躺在沙發上，說話時直喘粗氣，與上課時那個精力充沛的形象簡直判若兩人！但是，這并不重要。童慶炳回憶說：
      最重要的是上課的感覺，這是一種快感、一種美感、一種價值感、一種幸福感、一種節日感、一種自我實現感……對了，我想起了小時候。有一次，在小溪里抓魚，抓了好半天，一無所獲，我感到失望；可突然手運來了，我終于抓住一條不算大的卻看起來很肥美的鱖魚。我的一顆幼小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時刻。我這一生遇到的倒霉事不少，幸運的是我經常上課，每上完一堂成功的課，都有抓住一條鱖魚的感覺。[④]
    “ 課外研討課”即每月組織一次研討會，在舊主樓七層中文系的會議室舉行。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兒子周小儀在北師大求學期間，目睹了第一次研討會的盛況：“記得第一次研討會整個會場座無虛席，人聲鼎沸。童老師隨即宣布當天的議題。他的得意門生之一，當時就讀博士的王一川作主題發言。那時王一川崇尚審美體驗，所選術語都頗有詩意，諸如‘林中空地’、‘我思故我不在’等，極為蠱惑人心。另一博士生羅鋼則反其道而議論之，爭論十分激烈。童老師并不偏袒任何一方，最后作出精彩總結”；“這場景到現在仍然歷歷在目，就像發生在昨天。當時我和同班同學柴瑋坐在后排，看著師兄們侃侃而談，好生羨慕；只恨自己才疏學淺，插不上話，也沒有膽量發言。……”[⑤]周小儀的描述繪聲繪色，他對研討會的體味也極為深刻：“童老師把學術當宗教，只有理解宗教的幻景，才能明白那些討論會就像是星期天上教堂做禮拜。那時人們為學術而學術，就像英國和法國的唯美主義者為藝術而藝術，所以還真能體會形式主義的真味。” [⑥]
      陶東風是童慶炳眾多弟子中最喜歡提問、也最喜歡與老師爭辯的學生。為了一個學術問題，陶東風與童慶炳之間往往爭論得面紅耳赤，盡管彼此的分歧可能很大，童慶炳卻從不因為弟子的“冒犯”而生氣，相反卻倍加稱賞，因為自己講的一個觀點通過這種爭論而被學生消化了、發展了，受益的不但是學生，而且還有自己。這就叫作“教學相長”吧。在紀念北京師范大學100周年校慶的一次活動中，童慶炳和陶東風一起被邀請到中央電視臺。主持人問陶東風：“你覺得作為教師，童慶炳先生最可貴的品質是什么？”陶東風發自肺腑地回答：“善于培養學生的反思和質疑精神。”[⑦]
    
2．“嚴師益友”
       如何對待自己指導的研究生呢？有的導師主張對學生寬松一些，有的導師主張對學生要嚴格要求。經過長期摸索，童慶炳主張對學生“寬嚴相濟”，做學生的“嚴師益友”。
       童慶炳對學生很好，那是有口皆碑的。他說：“在學生遇到困難的時候，譬如犯了一點什么小錯了，生病啦，失戀啦，家人出事啦，窮得揭不開鍋啦，找不到工作啦……這時候你就得想盡一切辦法，像一位父親那樣去幫助他或她。你得設心處地地為他或她著想，就當是你自己遇到的困難，甚至比你自己遇到的困難更認真地去對待。”[⑧]但是，一旦事關學術，學生不讀書、不研究、不努力，童慶炳決不茍且，決不容忍。可以說，這是他的倫理底線和價值標準。
       童慶炳反復對自己的學生講，三年期間，最重要的是寫出一篇高質量的論文，這是一個研究的過程，也是一個“養氣”的過程；做論文與其說是在闡述某一個學術觀點，毋寧說是在培養一個人的理論思辨能力，以及掌握學術研究方法的能力。從論文的開題到具體的寫作、答辯的全過程，童慶炳的學生們都必須經受一個殫精竭慮、脫胎換骨的嚴峻考驗。童慶炳將學位論文的寫作過程高度概括為“進”—“出”—“進”三個階段：
       一“進”，是通過讀書、調查，搜集資料，梳理資料，進入到研究對象，務使研究對象爛熟于心。“在搜集材料的過程中，要采取‘無我’的態度，如果是觀念先行，合我觀念者取，不合我觀念者舍，那么你掌握的對象是片面的，最后的研究結論也必然是片面的。” [⑨]這個“進”完成于對于資料的梳理，從中發現研究的“空白”點，繼而提出自己的問題，尋找到亟待開拓的學術空間。
       二“出”，是拉開一段距離，走“出”來審視業已掌握的資料，這樣，研究對象的面目方能呈現出來。這個過程必須注意兩點：一是語境化，即不是抽象地進行邏輯推理，而是把研究對象放回到原有歷史文化語境予以考察、理解；這是一種‘出’，它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力圖在整體聯系中理解部分的意義。二是研究問題的視點，即立足一定的角度形成觀察對象的視野，提出某種新的理論與學術假設。[⑩]這是一個“有我”的過程，它考驗一個人的全部才能與功力。
       三“進”，是再一次“進”到研究對象中去，對材料加以處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全力求證自己提出的假設，即“擺事實，講道理”。“擺事實”從邏輯上講叫做歸納論證，就是用個別的事實去支持一般性命題或觀點；“講道理”從邏輯上講叫做演繹論證，就是使用大家公認的道理來推衍出個別的或特殊的結論。“擺事實”與“講道理”必須結合起來，這是一個“證我”的過程，即證實“我”所提出的理論假設的論證過程。
       童慶炳指出，一個研究者只要認真地走完“進”—“出”—“進”的全過程，總會拿出研究的成果，其學風自然會得到人們的認可；否則，其研究只能是東拼西湊，論點泛化，淪為無根的學問。童慶炳自己是這么治學的，指導學生時也要求他們這樣努力，在“進”—“出”—“進”的過程中結出甘美的果實。他把這一自己的治學心得寫成短文，發表在了《人民日報》上。
       然而，由于每個人的稟賦不一，所下工夫的深淺也不一，每個人要走完這個過程并不容易。于是，學生到了寫論文的階段，便是童慶炳最勞心勞力的時候了。他總是不厭其煩地一次次和學生討論論文的核心論點以及大致的結構，一次次地給學生提供參考書目，一次次地詢問學生論文撰寫的進展情況，直至學生寫完、把論文打印成冊交到自己的手中。然后，他一字字一句句地看，邊看邊寫意見或建議。在看論文和學生論文答辯的日子里，童慶炳的胃潰瘍準要發作。看病去吧，時間已經很緊了。不管它吧，疼得受不了。這時他就一招兒：“快把雷尼替丁拿來！”童慶炳的夫人曾恬回憶道：
       最讓他惱火、且讓我肝兒顫的事情，莫過于碰到他自己帶的學生寫的論文一改再改仍舊“拿不出手”。這種情況多數發生在讀書不認真的學生身上。這會使我的老伴兒脾氣變壞，失去耐心時他會粗暴地吼叫：“再改不好就別交來！延遲畢業！”聽到他這種“失常”的聲音會把我嚇得一哆嗦。可是，脾氣發完后，他還是要絞盡腦汁地去幫助那個學生。但凡能達到水準線的，都不讓“沉”下去。可要是真的不夠起碼水平，拖延個一年兩年畢業是有過的，這他不會心軟。要說奇怪也不奇怪，凡是被他批評、吼叫過甚至推遲畢業的學生，都不恨他。過了許多年，他們還想念他。[11]
      北京大學的季羨林先生曾經說過，只有嚴格的導師，才能帶出優秀的學生。這些被“吼叫”過甚至推遲答辯畢業的學生中，有的已是大學副教授，有的甚至已過“不惑”之年；不論男女，這些學生被童慶炳當眾“吼叫”之后，或眼淚汪汪，或強忍憂傷，內心焦慮不已。這時候，童慶炳便耐心、細致地指導和幫助他們，提出許多中肯的、建設性建議。于是，他們將博士論文原來的寫作方案推倒重來，一遍遍反反復復地修改，一直改到實在無法再改，自身的全部潛力都被徹底激發、挖掘出來為止。而一旦這些學生經過努力，論文質量有了進步時，總是能得到童慶炳的充分肯定和鼓勵。為此，在“童門弟子”中，童慶炳享有“最嚴格的導師”之譽。
       在絲毫不給“情面”的導師面前，學生在敬畏之余，除了奮然前行，還能有什么可選擇的余地呢？對此，周小儀的感受非常深刻，他道出了童慶炳的弟子們共同的體會：“做童老師的學生不可有僥幸心理。特別是那一雙明察秋毫的眼睛，讓人無可逃遁。即使是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感受到這種眼光的壓力。拉康曾經談到注視與自我建構的關系，說是那些飆車的人心中所感受到的是偉大賽車手的注視。我深以為然。我想我和師兄們會有同樣的感覺，作出好學問，自然感到振奮；想偷工減料，就會覺得肩膀后面有人看著。他不在場，卻有威力。”[12]
       作為有著豐富經驗的文藝學學科帶頭人，童慶炳以提攜年輕人為己任，時刻關心年輕學生和教師的成長。他既是嚴師，又是益友。幾十年來，童慶炳從沒有因為學術見解不同而排斥過他人，也從沒有因為學生在某些方面可能走到自己的前面而有所不滿，他總是竭盡自己的全力支持晚輩們不斷進步。
       1993年，在《東方叢刊》組織的“詩學大獎賽”中，王一川的論文得了一等獎，獲獎金一萬元；作為導師的童慶炳，他的論文只得了三等獎，僅有獎金兩千元。《東方叢刊》雜志社怕童慶炳不高興，特意向他表示歉意。他在回信中表達了自己的欣慰之情：“哪里有比這樣的事情更讓我高興的呢？三個獎，我們師生就得了兩個！”
       2004年全國文聯評文學批評獎的時候，童慶炳的一篇文章得了二等獎，而學生陶東風、鄒紅同時得了一等獎，他為此感到無比興奮：全國文聯的一等獎是很難拿的，第一次評獎時給了北京大學的謝冕教授；陶東風和鄒紅都是自己培養的弟子，他們的獲獎表明，學生在自己可能止步的地方更前進了幾步，自己的思想在弟子身上顯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他們有著極大的發展空間——還有什么比這更讓人高興的呢？
       2005年12月10日,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行了“文化詩學暨童慶炳學術思想研討會”,慶祝他七十歲生日和從教五十周年，來自各高校的近百位學者、同行以一次前沿的專業對話來紀念童慶炳教授的“節日”。我國著名的文學評論家、中國社會科學院何西來研究員指出，學術是有品格的，中國人講學術歷來是講品格，講格調的，童慶炳的人格是他學術上的一個重要支點。他說：
       童慶炳他長我幾歲，應該稱他為兄長，在人格上也是我的兄長。應當心儀的，是這樣的人，他作為人站住了，作為學術他也站住了。剛才大家做了那么多的評價，我覺得最核心的應該是這個，而他傳給他的弟子們的，傳給他的學生們的，我覺得最重要的也應該是這一點。……數十年來，童慶炳老師涉及了許多領域，他搞創作，像這次群眾出版社出的《代價》，還搞當代評論；除了文獻的整理研究，他又帶戲劇方向的研究生；他的涉及面是如此之廣，而所研究的問題又都是不一樣的。我覺得，在這些理論的背后，在這些創作的背后，都有一個大寫的人。這就是童慶炳教授。我跟他交往這么多年，我覺得杜書瀛講的很對，他說夠“哥們兒”，我說夠朋友，夠一個中國人，夠一個被人稱為是時代的社會的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
       大學是有靈魂的。真正的“大學”不在于“大”，而在于“學”。1997年，啟功先生為北師大題寫了“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校訓。啟功先生曾這樣闡釋其含義：“所學要為世人之師，所行應為世人之范。”具言之，學，是指每位師生應具有的學問、知識和技能；學為人師，就是要使“學”能成為后學的師表。行，是指每位師生應具有的品行；行為世范，就是要方方面面，時時刻刻，都光明正大，能成為社會的模范。
       辛勤的耕耘換來的是豐碩的果實——
       1987年，黃藥眠先生去世時，北師大文藝理論教研室只有童慶炳一個正教授。童慶炳團結教研室同仁，從培養青年教師著手，壯大隊伍。不到十年時間，形成了七位正教授和一批青年教師組成的完整的學術梯隊。文藝學學科團隊全體成員銳意創新，攻關一批批前沿性課題項目，推出了許多重大研究成果：一、國家教委科研項目最終成果《中西比較詩學體系》（上、下卷）出版后，在國內外學界產生較大影響；二、完成國家“七五”規劃重點項目“文藝心理學研究”，出版系列著作15部，引起學界矚目；三、編寫出觀念更新的《文學理論教程》等教材，至今仍被國內高校廣泛采用，已有20年之久；四、撰寫出版具有開拓性的“文體學叢書”和“文藝新視角叢書”；五、新世紀以來，出版了“中國古代文論的文化淵源”、“中國文學理論現代形態的生成”和“文化與詩學”等系列叢書。這些研究成果在文藝學界引起了廣泛關注，好評如潮。
       2000年，北京師范大學成立文藝學研究中心，并被教育部評為“人文社會科學百所重點研究基地”之一，童慶炳任文藝學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現有校內專兼職研究人員15名，包括童慶炳、程正民、劉象愚、王一川、郭英德、王向遠、李春青等一大批有影響的學者；同時還聘請羅鋼、陶東風等著名學者為校外專職研究人員，聘請錢中文、張少康、尹鴻、高小康等著名學者為校外兼職研究人員，共同從事該中心的重大課題研究。2002年，經過評審，以童慶炳為學術帶頭人的北師大文藝學學科被評為國家級重點學科。
       童慶炳不僅培養了數以百計的碩士生，還培養出了文學博士近七十人——此外，還有全國各高校的高級訪問學者如顧祖釗教授、鄧新華教授、李旭教授等多人，其弟子和再傳弟子遍涉古今中西的各個研究領域和各個專業，他們中有的在某方面超越了童慶炳的研究視野，而這些都一無例外得到了他的激勵和支持。當年，童慶炳享受著“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快樂；而如今欣慰地看著后學的成長，他又感受到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幸福。為此，他由衷地說：“感激你們，我的學生，你們給我以安慰、愉快和自豪，并使我年輕起來，即使現在你們擺開架勢與我爭論，我也一樣地為你們感到安慰、愉快和自豪，因為你們終于成長了。” [13]
       2004年，童慶炳獲北京市“模范黨員”的稱號，并被評為“全國優秀教師”，還被任命為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文學組首席專家。2009年，童慶炳連任第二屆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同年，童慶炳被北京師范大學評選、聘任為資深教授，同時獲聘的還有教育學院顧明遠教授、歷史學院劉家和教授和心理學院林崇德教授。他們不用退休，將為人民的教育事業服務終身！在一次學術訪談中，童慶炳寄語中青年學子：
       我們這代人已經在風雨中走過了我們的學術生涯，盡管我們也還可以貢獻剩余的力量，但學術界的主力是中青年一代。我們寄希望于這一代，希望他們能夠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進步、有所發展。我一直很推崇一句話，叫“有待乎內，無待乎外”。“有待乎內”，就是通過自己長期的研究，內心有所體會，有所收獲，這是一種內在的收獲，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無待乎外”，就是做學術研究要能夠正確面對外界一切，坦然面對風雨，淡然面對名利，不要等待外界給你什么。其實，外界給你什么，不給你什么，這都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說是很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內心的收獲。朱自清說“只問耕耘，不問收獲”，我說是“有待乎內，無待乎外”。[14]
       正是有了內在價值的支撐，童慶炳抵擋住了各種外在的誘惑，無論外面的世界何等紛亂，他都鎮定自若。“有待乎內，無待乎外”，這一人生格言表達了先生對弟子們殷切的期望。
   
 3．作家眼中的理論家
       在中國當代文壇，一般情況下，搞理論研究或評論的不能創作，搞創作的呢，無法作理論研究或評論，兼而能之者少之又少——這自然造成了理論家與作家之間略顯“緊張”的微妙關系。作家通常不怎么把文學理論家當回事，雖然出于功利性的宣傳需要，他們的作品發表以后常“請”理論家幫自己鼓吹鼓吹，其實打心眼里尊敬或佩服的卻寥寥無幾。有的作家甚至聲稱自己從來不看理論家寫的東西，說不看還明白，越看越糊涂了。理論家一般也對作家不服氣，總覺得已然逝去的那些大師才是真正的作家。不過，有意思的是，理論家的成果水平如何，一般多由理論家來裁斷，而極少由作家來品頭論足。難怪有人非常形象地把作家和理論家比作一對總是吵架又總分不開的“夫妻”。童慶炳既搞理論研究（文藝評論），又搞文學創作，這在中國當代文藝理論界是比較少見的。童慶炳現任北京社科聯常委、中國文藝理論學會顧問、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他在理論界和創作界之間穿梭，“如魚得水”——這不能不歸功于黃藥眠先生當年對童慶炳的諄諄教誨。
       黃藥眠先生曾經問過童慶炳：你講文學理論，講概念、下定義，你知道哪些概念和定義對創作是有用的？哪些是用處不大的？童慶炳搖了搖頭。黃藥眠先生說，你應該去寫寫小說、寫寫詩歌和散文，不論寫得怎樣，你都會有體驗；這樣，講課時就知道哪些概念是重要的，必須下大力氣講清楚，哪些概念是不太重要的，不必下太多工夫。在黃藥眠先生的鼓勵下，1980年，童慶炳與夫人曾恬根據聽來的故事，加上幾十年的生活體驗，合作寫了第一部十萬余字的中篇小說《生活之帆》；同年7月，小說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生活之帆》由時任人民出版社的社長兼《當代》文學雜志主編的秦兆陽先生審稿，他對這部小說贊不絕口，認為是“傷痕文學”當中很不錯的一部。“這是一部反映青年知識分子生活的中篇小說。作品以第一人稱自述的手法、質樸無華的語言，生動細膩地描寫了梁蓉蓉、穆長生相親相愛，然而又是不幸的生活遭遇；同時塑造了社會的畸形兒—霍大明這種道德敗壞、不擇手段向上爬的人物，涉及到現實生活中人們普遍關心的某些問題。”[15]小說第一次印刷了七萬冊，很快就銷售一空，收到全國各地讀者五百多封來信。在全國各地工作的朋友們也紛紛來信祝賀，說“我們這里也升起了你們的‘帆’”！黃藥眠先生看了小說以后說：“你看，你寫得很不錯嘛，寫得很好嘛，我覺得你是很有希望的。”
1988年4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童慶炳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淡紫色的霞光》，它分上、下兩部，講的是兩代人之間的代溝，是一部描寫當代大學生活的小說。作品在廣闊的生活背景上，展示了叢小華及其女友范小喬同他們前輩在思想性格上的沖突和差異，透射出兩代人面對沉痛的歷史教訓和嚴峻的現實生活，共同去探求、去開拓、去進擊的精神風貌。對父子之情、母女之情、青年男女的初戀之情，小說都寫得自然宛轉，真切感人，回味無窮。著名文學評論家何鎮邦一口氣讀完了這部長篇小說，寫了《人間有真情——簡評童慶炳長篇新作〈淡紫色的霞光〉》一文，盛贊這是“一部角度頗新的描寫當代大學生生活和知識分子心靈歷程的有新意有深度的長篇結構”，小說崇尚寫實，“寫情勝于寫理”，“真切動人”。
       2000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童慶炳的散文隨筆集《苦日子甜日子》。這部集子前三部分是散文，分別抒寫了自己童年時代生活、四十余年北京生活的感受，以及在國外教學的一些經歷和觀感，第四、第五部分則是文論和美論的隨筆。記得季羨林先生曾經說過，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在風雨滄桑幾十年后，童慶炳“脫下了枯燥的理論大袍”，不像時尚的文化散文那樣兜售所謂的文化知識，而是以親切、酣暢的筆墨，平實地講敘自己對生命的感悟，語言娓娓動人，結構渾然天成；這些洋溢著生命詩美的佳構，一如童慶炳的長篇小說作品，情真而辭切，讓人讀了怦然心跳，情感涌動以至熱淚盈眶。
       作為作家型的文藝理論家，童慶炳對人生有著非常獨到的理解：“人生的全部在你感性與理性全部展開的過程中。你能忍受貧苦，你也能享受富有，沒有體會過貧苦的人不是真正的人生。你能夠哭泣，也能夠歡笑，不曾哭泣的人不能體會真正的人生。你嘗過挫折和失敗的痛苦，也有過成功的喜悅，沒有嘗過挫折和失敗的人也不能領略真正的人生。你能夠在黑夜中堅守，也能在陽光下勞動，沒有嘗過黑夜中堅守的人也不能領略真正的人生。你能欣賞春天的美景，也能忍受冬天的嚴寒，沒有經過嚴冬的人不能體會真正的人生。你有清醒的理智，也有豐富的感性，沒有理智的人也不是真正的人生。啊，人生的全部就是你是否嘗遍了生活的甜、酸、苦、辣，是否經歷了風、霜、雨、雪，是否體驗了陰、晴、圓、缺！”[16]正是基于對人生真諦的這種徹悟，童慶炳合理地對待理論研究（評論）和文學創作的關系。在他看來，理論研究和文學創作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分工，不存在高低貴賤之分，也不存在誰依靠誰的問題，但是他們合作共同產生了意義，都是發自同一個普遍的時代精神，都是對時代的認識；不同在于，理論研究（評論）是一種哲學的、社會學的認識，而文學創作是一種直感的認識，理論家創造的世界與作家、藝術家所創造的世界同樣重要。童慶炳認為，越是名作家、名藝術家的創作就越要對其進行嚴格的批評，因為這些作家、藝術家有廣大的讀者，它們影響很大，讀者對他們期待很高，所以評論家不但要對藝術負有責任，而且對社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此，評論家必須擁有自己的生活信念、社會理想和文學理念。
       1988年秋天，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院與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聯合舉辦了首屆文學創作研究生班。童慶炳和何鎮邦被任命為這個班的總導師，除了為這個班設計課程、延聘講課的教師和輔導創作的導師之外，還親自為這個班的學員講課，童慶炳給這個班的學生開設了“創作美學”課程。首屆文學創作研究生班的學員中，有莫言、劉震云、余華、畢淑敏、遲子建、劉毅然、劉恪、李本深、徐星、萌娘、杜遠、肖亦農、白冰、何首巫等；其中，莫言、劉震云等人在當時就已成名，其中的大多數則在學習期間起步，在畢業后才逐漸成了“大腕”作家。面對學員中的這么多“能人”，童慶炳之所以敢講“創作美學”，就是因為自己有創作的體驗，所講的不是枯燥的理論，而是貫穿了自己的創作體驗。童慶炳從1988年開始認真準備講稿，無論是對所講的題目，還是對具體內容的闡述，他都深入地思考，頗下了一番功夫。“創作美學”的講稿寫了滿滿五個硬皮筆記本。
       童慶炳從1989年春開始上“創作美學”課程，每周四節，共十六次，即十六講。他對所講的問題都力求做到既有根據，又有新見；既講中國自己的文學理論，也講西方的現代文學理論；既講理論，也分析作品；既介紹別人的觀點，也談論自己對生活的感悟；既分析大作家的作品，也分析學生已發表的習作——如結合主要理論觀點透辟分析過莫言的《紅高粱》、劉震云的中篇小說《新兵連》、畢淑敏的中篇小說《昆侖殤》等等。他們雖然能寫出好的作品，但不能解釋哪個地方寫得好、寫得好的原因是什么、符合了文學理論的什么規律。童慶炳在課堂上分析這些作品時，作家們聽得兩眼發光，聽得津津有味。“創作美學”課程深深吸引了文學創作研究生班四十多位學生，幾乎無人缺課。據何鎮邦的回憶，童慶炳每次上課，簡直就是研究生班的節日，學生們那種聚精會神聽課的態度是別的課少見的。[17]童慶炳能夠受到那些慣于挑剔又常常自負、藐視理論家的作家的如此禮遇，近乎不可思議。但這是事實。
       余華是當代作家中思辨與感受兼長的一位，他對童慶炳的“創作美學”課程印象非常深刻。他說：“童老師的課之所以吸引我們，我想主要有兩點：第一點是童老師的教學風度，童老師上課從來不是強加給我們什么，而是用一種與學生討論的方式上課。這不僅僅是我們班的學生這樣認為，童老師其他的學生在畢業以后，也時常會和我談起童老師平等待人的學術作風。第二點是童老師的學術風格，在我印象里童老師講創作美學時，從來不說大話和空話，而是以嚴謹的邏輯和獨特的感受吸引我們。這也正是童老師的學術基礎，清晰的思辨和豐富的感受相結合；因此上童老師的課，我們不會因為過多的思辨缺乏感受而感到枯燥，也不會因為感受太多缺少思辨而感到凌亂。”[18]
       當然，逃課的情況偶爾也發生，比如剛獲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莫言。但他十余年后回憶起來后悔不迭，說“逃童老師的課”是“一個重大的遺憾”。莫言坦言：“一般地來說，研究創作美學的書與作家的創作不會發生什么關系，作家更不會用創作美學來指導自己的創作。當年我之所以逃課大概也是存有這種心理。但在我畢業之后十幾年的創作生涯中，逐漸地感到當初的認識是膚淺的。作家固然不是在學了創作美學之后才會創作，但一個已經有了一定的創作實踐的作家了解一點創作美學，對于他今后的創作肯定是很有幫助的。我記得童老師在講授‘形式情感和內容情感的互相沖突和征服’時，曾經舉俄國作家蒲寧的小說《輕輕的呼吸》為例，來說明文學的內容和文學的形式之間的對抗所產生的審美愉悅。當時我就很興奮，似乎感受到了一種偉大的東西，但朦朦朧朧，很難表述清楚。十幾年來我經常地回憶起這堂課，經常地想起蒲寧這篇小說，每次想起來就產生一種躍躍欲試的創作沖動。我一直也弄不明白這堂課為什么讓我如此難忘，直到近兩年來，在我又一次進入了一個創作的旺盛期后，才省悟到，童老師這堂課里，實際上包含了一個小說秘訣，那就是：輕輕地說。”[19]
       在當時學員中，畢淑敏是國內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她從不缺課，是童慶炳記憶中最好的一個學生。在聽童慶炳先生講課時，她“常常泛起情不自禁的感動”，甚至將自己“棄醫從文”的經歷與童先生的課聯系在一起。她說：“……童老師的課程，在我這一學生的人生道路選擇和轉變的過程中，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我看到了一位杰出的文藝理論家的風度和修行，我被他對文學的執著和獻身所激勵。他使我感到了文學的美麗和魅力，使我在學習的過程中，漸漸地充實和自信。”在畢淑敏的眼中，童先生“把枯燥的文藝理論講得流光溢彩，閃爍著濕潤高貴的人性光芒。他以深刻的學養為經緯，在嚴謹的學術框架中，將各種生動的例子隨手拈來，如同精致的小品，點綴在精工細作的博古架上，既渾然一體，又處處生輝”。她說：“只有真正的學者，才能將理論作這般大智若愚的表達，背后是舉重若輕的內力和一種對文學的雄渾參透。”[20]
       童慶炳與他的作家學生的關系打破了人們心目中關于理論家與作家關系的模式化理解。我們應該如何研究與講述文學理論？特別是如何研究關于文學創作的理論？如上所述，童慶炳為我們提供了極好的范例。
 
[①] 童慶炳：《我的“節日”》，《苦日子甜日子——童慶炳美學隨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頁。
[②] 蔣孔陽：《曲折探索后結出的果實》，見李春青編：《手握青蘋果——童慶炳教授七十華誕學術紀念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頁，第98頁。
[③] 曹鳳：《永遠的感激》，見李春青編：《手握青蘋果——童慶炳教授七十華誕學術紀念集》，第63頁。
[④] 童慶炳：《我的“節日”》，見《苦日子 甜日子——童慶炳美學隨筆》，第64頁。
[⑤] 周小儀：《我心目中的童慶炳先生》，見李春青編：《手握青蘋果——童慶炳教授七十華誕學術紀念集》，第68頁。
[⑥] 周小儀：《我心目中的童慶炳先生》，見李春青編：《手握青蘋果——童慶炳教授七十華誕學術紀念集》，第68頁。
[⑦] 陶東風：《堅持自我  包容他者——童慶炳先生印象》，見李春青編：《手握青蘋果——童慶炳教授七十華誕學術紀念集》，第35頁。
[⑧] 童慶炳：《寬嚴相濟》，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77237。
[⑨] 童慶炳：《治學小言：優良學風存在于過程中》，《美學與當代文化講演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頁。
[⑩] 童慶炳：《治學小言：優良學風存在于過程中》，《美學與當代文化講演錄》，第303—305頁。
[11] 曾恬：《老伴兒》，見李春青編：《手握青蘋果——童慶炳教授七十華誕學術紀念集》，第92—93頁。
[12] 周小儀：《我心目中的童慶炳先生》，見李春青編：《手握青蘋果——童慶炳教授七十華誕學術紀念集》，第67頁。
[13] 童慶炳：《人生七十感言》，見李春青編：《手握青蘋果——童慶炳教授七十華誕學術紀念集》，第5頁。
[14] 童慶炳、黃春燕：《詩戀人生，詩性守望——童慶炳先生訪談錄》，《中文自學指導》2005年第5期。
[15] 童慶炳、曾恬：《生活之帆》的“內容說明”，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
[16] 童慶炳：《人生七十感言》，見李春青編：《手握青蘋果——童慶炳教授七十華誕學術紀念集》，第7頁。
[17] 見童慶炳：《維納斯的腰帶——創作美學》之“序二”，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頁。
[18] 余華：《思辨與感受結合》，見童慶炳：《維納斯的腰帶——創作美學》之“序三”，第11頁。
[19] 莫言：《輕輕地說》，見童慶炳：《維納斯的腰帶——創作美學》之“序三”，第9—10頁。
[20] 畢淑敏：《學者的天真》，見童慶炳：《維納斯的腰帶——創作美學》之“序三”，第12頁、第12頁、第13頁。

                                                                                              （作家網編輯安琪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