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艷訪談蔡維忠
行走在時間深處的藝術
三毛散文獎·北美作家專題系列
【編者按】三毛散文獎在同類文學獎項中享有很高的聲譽。近年來屢有北美作家獲獎,他們是第三屆的盛林,第四屆的張翎和陳九,第五屆的王鼎鈞和蔡維忠。北美中文作家協會公眾號近期將推出專題系列,以采訪或評論的方式介紹這些獲獎作品,已經介紹過的獲獎作品以鏈接的方式推出。
受訪人 | 蔡維忠
訪談者 | 顧艷
訪談時間: 2025年5月15日
顧艷: 我們這個訪談從你這次獲第五屆三毛散文獎開始吧。這次回國領獎,你覺得現在國內的文學界對“多元文化書寫”的接受度如何?身居海外,你如何看海外華語文學創作的前景與中國主流文學的關系?
蔡維忠:這次到舟山定海參加第五屆三毛散文獎頒獎典禮,見證了典禮舉辦得非常隆重,感受到主辦方高度重視和大力投入。雖然國內一些知名的文學獎項不一定對海外作家開放,三毛散文獎不一樣。他們力圖把這個獎項打造成海內外品牌,所以歡迎海外作家。
這種做法和我向國內正式文學雜志投稿發表的經歷相比是一致的,說明國內對于海外題材很感興趣。我寫的尺八系列,監獄系列,旅游系列,以至自己的經歷,大多是海外題材,都能在國內發表。
我認為海外文學是主流的一部分,只是有自己的特色。這樣說,是因為海外文學的讀者和國內文學的讀者是同一批人,主要居住于國內;居住于海外的讀者占少數。海外文學在主題、題材、視角、表達方式等方面不可避免地有別于國內文學。我把這個差別當作海外文學的強項,即它以自身的獨特性加入主流,在主流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顧艷:你這次獲獎作品是散文《最后的荒童古木》(見文末鏈接),講一個有關尺八傳承的故事。特別在跨文化家庭,五代人圍繞尺八這一傳統樂器展開了情感與記憶的交織。你最初怎么想到寫這個題材?
蔡維忠:對尺八初步接觸是蘇曼殊的詩句,“春雨樓頭尺八蕭”。后來當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在學習吹奏尺八時,我終于有機會從一個吹奏者身上了解它。朋友說,他把吹尺八當修行,而不是單純吹奏樂器,我第一次知道歷史上尺八的精神性。這個故事寫成散文《明月孤舟尺八簫》和《尺八之諾》,分別發志于《散文》和《當代》雜志。以這個故事為契機,我采訪了美國、歐洲、澳大利亞、日本和中國的許多尺八吹奏者,并把尺八從唐朝起源,傳到日本,現代傳至全世界,并回歸中國的全面歷史都了解了。這個尺八系列有五篇發表于文學雜志,另有一篇即將發表。《最后的荒木古童》是其中一篇。
在了解尺八史的過程中,我得知荒木古童是尺八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家族。當我得知漢茲是荒木家族最后的尺八傳人時,感受到他和他的家族很有故事,便開始采訪他。我專門開車到緬因州他家中感受他的生活環境,目睹他家中陳列的先輩人物,聽他吹奏尺八。這是一個關于文化傳統面臨斷裂,以及在斷裂中堅持傳承的故事。斷裂和傳承交織的力量,構成了文學的張力,展現文學的打動力,是吸引我的地方。
顧艷:你在散文中,對尺八的描寫非常細膩帶有音律感,你是否接觸或學過尺八,或者你是如何做資料準備的?
蔡維忠:文字描寫的音樂和音樂有關,但不是真正的音樂。它是感受,感受是可以用文字描寫的。具體到這篇散文,我在幾處著重描寫音樂。下面是其中一段:
“漢茲用這枝二世古童制作的尺八吹奏了二世古童譜寫的尺八曲《月之曲》,腦海里浮現出一輪秋月冉冉升起的圖像。曲子在緩緩聲中展開,然后曲調轉高,然后昂揚鏗鏘,猶如月亮從地面升上來,越來越高,直到中天,光芒灑向大地。他似乎回到一百多年前,看見曾曾祖父在喧嘩的東京城自家的花園里,手里拿著尺八,抬頭看著明月。他記得二世古童說過,世間萬物的聲音都可以融入尺八聲中。”
“低回的傾訴,高亢的揮灑,那旋律穿越了一個多世紀,五代人。那是祖先的呼喚,是后人的回應。”
我不會吹尺八,但我喜歡聽尺八音樂。在敘述尺八人物時,我把他吹奏的音樂當成人生的重要部分看待;盡我所能去感受和理解他的音樂,便是了解他人生的一部分。對于我想了解的曲子,我先聽,感受音樂,得到自己的理解。然后,我和吹奏人討論他對那首曲子的理解和感受。文章中對音樂的描寫來自自己和吹奏者的理解和感受。
記得有個受采訪者告訴我,他受記者采訪時,記者并不關心音樂作品。而我卻要求他吹奏指定的曲子,把音頻傳過來,我還要求他談對曲子的理解。他說我很深入。確實,這是我對寫作的態度。我寫某件事情,除了查閱資料外,特別希望找到相關的人,讓他們談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專長,自己的感受。我把收集素材看作是創作的一部分。同一個人,我會多次采訪,邊寫文字邊采訪。當我完成采訪時,創作也基本完成,剩下的工作是比較簡單的文字整理。因此,我認為收集等于創作。至于要收集什么,作者心中要有個準數。這由眼界決定,站得高才能挖掘得深。
顧艷:漢茲這個人物很有特點,混血身份,沒有子嗣,面臨傳統失傳的問題。在他身上體現出深切的文化斷裂感。你在創作他的時候,有否投射你個人的經驗和思想?
蔡維忠:作為移民,斷裂感肯定有,而且還有深刻的感受。但是,單單感受斷裂是不夠的,如何應對才是最重要的。我們移民,不是像舊時被當成豬仔賣過來的,而是主動的行為。就是說,我們認為移民是有正面意義的。所以,我不會停留在斷裂上,而是尋找斷裂后的彌合和機遇。
漢茲是混血兒,對于父親的母國和文化有隔閡。他父親因為童年時就被認定是家族尺八的傳承人,所受到的壓力很大,沒有童年的快樂,長大后對尺八產生抗拒,給家族傳承帶來巨大變數。父親對尺八的抗拒,也體現在漢茲身上,他沒有受到尺八傳統的熏陶。他們父子兩人都處于斷裂中,但是都在命運的輾轉中回歸尺八,成為尺八傳承人。
父親一生坎坷,曾放棄尺八去追求新的生活,但是冥冥之中尺八似乎有一種力量把他拉回。漢茲從小沒有受到足夠的尺八傳統熏陶,年輕時有意抗拒尺八,現在不再抗拒了,任由尺八的力量把他拉回。兩代人在曲折迂回的路上殊途同歸。父親年過五十才真正回歸尺八,漢茲剛好五十歲,正是時候。
他們的故事不在于斷裂,而在于如何在斷裂中掙扎,追求,彌合。對于文學藝術而言,斷裂中的傳承比順境中的傳承產生更大的藝術力量。
顧艷:尺八精神有否給你的寫作帶來頓悟?
蔡維忠:先講一下什么是尺八精神,或者尺八的精神性。尺八在唐朝傳到日本,后來在中國失傳。它在日本流傳了一段時間,也面臨失傳。是一些僧人(普化宗的虛無僧)把它傳承下來。他們把尺八當成法器,而不是樂器。所謂法器,就是修行的工具。吹得好不好不重要,吹得專心才重要。后世把用尺八修行叫做吹禪。怎么理解吹禪?也許可以從坐禪入手。和尚通過坐禪而凈化心靈,吹禪達到同樣的效果。
在《最后的荒童古木》中,我寫到過一段漢茲父親的話:
“我們吹尺八,有一個說法,叫做一音成佛,意思是,一個音便可以抵達覺悟的境地。專注于一個音,忘記一切,心無雜念地吹。不需要技術,專注地吹,發出一個聲音,不管是模糊的聲音、清晰的聲音,或其他聲音都可以。在氣息上,通過腹部,通過腳底吹上來,如從地球的另一端吸入空氣,然后吹出來。不管以任何姿勢,站姿、坐姿,或是行走,如果你試著專注于呼吸,你不是會感到平靜嗎?這就是真正的禪生活。”
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經歷過頓悟,特別是慧能式的頓悟。但是,和尺八人的接觸,讓我對自己的內心增加了了解。把它叫做覺悟更合適。
我在《尺八之諾》一文中描寫尺八人如何修行。
“種種問題,在逍遙看來,無非關系著兩件人生大事,一是洞察自己,明了自己內心深處真正的愿望,二是安放心靈,避免真正的愿望在生存的壓力下和欲望的誘惑下受到沖擊,漸漸放棄遺忘而埋沒淪亡。尺八幫他觀察自己,洞察自己,把心靈放到一個安穩的地方。”
“逍遙認為,真正吹尺八的人,面臨操守與生活環境的沖突,理想和現實的沖突,絕不會妥協。他們可能是獨善者。獨善者有所不為,專注于守持自我,拒絕被環境熏染,傾向于做一個避世的隱士,如伯夷叔齊、接輿莊子、陶淵明等人。他們也可能是兼善者。兼善者有所必為,不肯止于獨享所得,希望向世界分享,希望引導更多的人,能體證己之所證,傾向于做一個濟世者,如孔子孟子等人。”
“逍遙還沒遇見尺八前就開始修行了,當初寫對聯就是修行。只不過,遇見尺八是機緣,尺八是他的最愛,因此才成為他的主要修行途徑。儒家有儒家的修行,佛家有佛家的修行,俗世的任何人都可以從自己的生活和事業中修行。有人意識到自己在修行,有人沒意識到,沒意識到并不意味著不修行。”
逍遙讓我明白一個道理,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是修行。當然,這不等于做什么事都是修行。關鍵在于你心中是不是把你做的事情當成修行,從而洞察自己,安放心靈。所以,我做科研可以是修行,寫作可以是修行。所謂覺悟,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對自己所做的事情賦予意義。
顧艷:你在散文寫作中,始終保持平視的目光,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都沒有刻板印象或標簽,這種寫作姿態對你來說是一種自覺的選擇?
蔡維忠:大概是對自我人生的了解吧。所謂了解,有兩點。一是我需要掙錢養家,有滿足衣食住行的基本要求,二是對自己的行為賦予意義,或者尋求人生的意義。也就是說,我做的事情雖然并不驚天動地,可歌可泣,但是它是有意義的。因為意識到有意義,我愿意去做。我對于寫作的對象也是從這兩點去理解他們。對于不能依靠尺八掙大錢的吹奏人,我去了解他們如何掙錢,還去了解他們如何在不太富裕的生活中如何得到精神上的升華。本質上講,我們都沒有差別,只是各有各的經歷,各有各的故事。我講他人的故事,是以自己作為參照的。不同的故事,同樣的本質,我們是平等的。
我雖然寫了美國人、中國人、日本人等等,但在我心中,我并不把他們當成不一樣的某國人,而是把他們當成人。我相信所有人都有共同的需求。
這種寫作態度是自然而然的選擇,你不說我都沒有意識到。或者不叫選擇,因為我沒有其他選項。
顧艷:這篇散文不只是講一個家族故事,更是在探討不同文化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彼此理解與交融,你自己是怎么理解這篇散文的核心價值和主題?
蔡維忠:這篇散文,乃至我寫過的尺八系列,甚至許多其他散文中,核心價值和主題是尋找人生的意義。
維克多·弗蘭克爾說:“人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個毫無緊張感的狀態,而是為某個值得他奮斗的目標而努力。”他主要指人在逆境和絕境中,因為心中有對人生意義的追求而能生存下去。我的理解是,即使在生存不受威脅的和平環境中,也需要追求人生意義,才能生活下去。
當然,個人的人生意義各有不同。
在難以生存的條件下,生存就是人生意義。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解決溫飽,如何遮風擋雨,如何活下去,便是頭等大事。在獲得生存的基本保證后,人會追求更豐厚的物質享受,更高的社會地位,享受和名利地位便成為人生的意義。古往今來,絕大多數人為了保證生存和追求物質享受和名譽而活著。只有少數人為了精神升華而活著。他們也許不能擁有豐厚的物質享受,也許沒有獲得與個人努力相對應的名利地位,卻信奉某種理念,把人生獻給某種事業,某種使命。他們只能是少數人,世界裝不下太多這樣的人,但他們在精神上升華。
我筆下的當今尺八傳承人,包括這篇散文的主人公,在某種意義上繼承了歷史上用尺八修行的虛無僧的吹禪精神,追求精神上升華。
顧艷:寫一部跨文化經驗的作品,最難的是哪一點?語言、文化背景、情感共鳴,還是別的?
蔡維忠:描寫非母語的語言、文化等方面都不容易,如果把這些方面單獨挑出來加以強調的話。我一般是不會強調它們的,而是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會展現出來。
我的成年是在美國,即在另一種文化環境中度過的,算來有四十多年了。母國文化只是占了時間先后的優勢,并沒有時間長度的優勢。論優勢,我更能懂得兩種文化,并且有親身體會。論劣勢,我比不上美國土生土長的人對美國文化的理解,對于我沒有生活過的國家的了解和體驗更少。他們的母國文化和我不一樣,風俗習慣,文化值價不一樣,都限制了我真正了解他們。
但是,我認識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最低層次上都需要生活,在較高的層次上需要活得有意義。只要找到在兩點上和我合拍,我就覺得沒有困難了。我深度采訪過一些寫作對象。采訪時,我必須弄清楚受采訪人是靠什么生活的。我當然最感興趣的是他的升華。但所謂升華比較虛幻,所以我要確認他是從扎實的生活中升華的。
顧艷:《最后的荒童古木》之后,你有否延伸的故事線索或者人物?
蔡維忠:最后一段提及漢茲的中國學生。我和這位學生保持聯系。他當時將要上大學,現在已經畢業了。他對尺八非常投入,而且悟性很高,可望成為尺八傳承人。漢茲希望把古童的名號傳給他。但是,漢茲也說,音樂人的人生不容易。我會跟蹤這條線索,看年輕人是怎么經受考驗的。
在《最后的荒童古木》之后和之前,我寫過一系列尺八故事,全方位從文化上把尺八寫全寫透。集合起來,它是尺八史,既是尺八從中國到日本到世界的傳播史,也是尺八傳人的心靈史。這些故事互相延伸,構成一個更大的整體。
顧艷:你的散文是行走的藝術,素材來自實地考察,行文在自由與節制間平衡。對整個散文界而言,你覺得當下的散文創作最缺什么?
蔡維忠:我同意,我的散文是行走的藝術,素材來自實地考察。以尺八系列為例,我在新冠疫情稍微緩解的時候開始到外面行走,從美東的緬因州,到夏威夷和悉尼,采集許多第一手材料,寫成非虛構尺八系列。又以游記為例,我到過南美的荒原,觀看古人在荒原上留下的巨大而神秘的線條;還到過太平洋深處的復活節島,聽當地人講他們對島上那些神秘石雕的解讀。我這樣做,并不是為了獵奇,而是想探究在非常特殊的環境中,人們如何生活。上面說到,我相信所有人都有基本的生活需求。從這一點入手,我希望探究那些神秘古跡是在什么條件下建造和搬運出的,從而還原它們背后的真實生活。
不管是對待尺八還是古跡,我盡量走近它們,并抓住時間的兩端。一端是現在可以接觸的人物和眼睛可看到的景物,另一端是它們的的源頭。通過現在感受過去,在人物、景物上體現出歷史厚度,從而寫出文字的厚度來。
當下的散文創作最缺什么?這個問題有點大,我還是講講散文創作需要什么。它永遠需要的是獨特性,不跟別人的風。散文的獨特性首先體現在題材的獨特性。到實地考察,和當事人反復交流,獲得第一手材料,是獲得獨特性的門徑。如何考察,如何交流,如何深入挖掘,獲得升華,則需要具備較高的眼界。
顧艷:回過頭來問一下,你從留學生到理科博士再到藥物研發專家,拼博的過程有哪些有趣的事?那時候是否有寫作的沖動?
蔡維忠:第一個問題的答復是肯定,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我在美國求學、工作、生活中碰到很多值得寫的素材,但是我當時沒有想到要寫。原因是我非常投入自己的專業,把全部精力都傾注到專業上,所以沒深入挖掘文學的素材。沒有深入挖掘,素材便被時間沖淡了。時過境遷,現在要繼續跟蹤,不但當時的人事環境不在,而且我自己也不一定有那樣的心境了。
不過,有些事情是忘不掉的。比如說,我的博士導師和博士后導師是我來美初期接觸最多的人,對我影響很大。他們都是科學家,很獨特的人,一般人難以深入交流理解他們;我可以了解他們。
舉個例子,《我的宇宙》是描寫博士導師的散文。我從自己的記憶和他人的回憶中,追尋導師的人生足跡,以及他在為人和科研上對我的影響。最后,我想起他交給我一道試題,要求比較宇宙、銀河系、太陽、地球、人體、細胞、病毒、分子等物體的大小。這個試題似乎對于我取得博士學位無關緊要,但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通過對比這些體積和重量相差極大,似乎沒有可比性的物體,體會到:“與其說宇宙中的任何物體是微塵,不如說任何微塵里自有一個宇宙。我們科學家不管研究的物體多么細微,都是在研究一個無窮無盡的宇宙。渺小的我們,便顯得幾分偉大。”他對我的影響也就超出了科學研究的范圍。
顧艷:你為什么寫作,對藝術的追尋還是人生的升華?抑或是以此來感悟世界的奧秘、人生的真諦?
蔡維忠:我寫作起步很晚,年過半百才在報刊發表文章。為什么這么晚才寫作?因為我在青壯年時期把精力投在理科專業上,沒有時間顧及。為什么這么晚還要寫作?因為小時候種下了文學種子,一直沒有泯滅。如果說剛開始寫作是為了興趣,隨著越寫越多,便發現寫作不僅僅能滿足興趣。寫作能開闊視野,提升自我,豐富閱歷。
時代在飛速前進,新的事物不斷產生,第一手材料需要有人去收集。第一手材料為寫作者所獨家擁有,尤其珍貴。我擔當了收集第一手材料的角色,從中獲得新題材、新感悟、新見識。主動尋找和挖掘題材,看似屬于寫作的一部分,其實是在豐富人生經歷。我通過寫作和尺八吹奏者、囚犯、各種各樣的人交往,成了朋友,豐富了人生閱歷。他們的反饋,有時候對我很有啟發,讓我覺悟。上面提到,一個尺八傳承人告訴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是修行,我便對自己的生活、專業、寫作有了新的認識,人生得到升華。
【蔡維忠簡介】北美中文作家協會會員。理科博士,哈佛博士后,新藥研發專家,現居紐約長島。作品發表于《當代》《上海文學》《散文》《美文》《香港文學》等海內外報刊雜志,曾在美國《僑報》和《北京晚報》辟有專欄,出版散文集《此水本來連彼岸》、隨筆集《美國故事》和對聯藝術專著《動人兩行字》,獲得第十二屆《上海文學》獎、第五屆三毛散文獎。
【顧艷簡介】北美中文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作家,文學博士。199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出版著作30多部,曾獲“浙江1949至1999五十位杰出作家”稱號,獲中國女性文學獎、世界華人文學獎、“猴王杯”華語詩歌大獎賽一等獎,孟姜美散文獎等獎項。曾是浙江文學院合同制專業作家,高級職稱評委會委員,后任教于杭州師范大學錢江學院,現居美國華盛頓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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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美文學家園
作者:顧艷
編發:唐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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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