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旅游——井岡山

 

作者：王國成

 

晨光初破，我站在黃洋界的哨口。山風裹挾著歷史的呼嘯，掠過耳畔。遠處層巒疊嶂，云霧如煙，毛澤東那句“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的豪邁詞句，驀然撞入心頭。腳下的石階蜿蜒入云，仿佛一條通往時光深處的路。這里的一草一木，皆是史詩的注腳；一磚一瓦，皆是信仰的碑銘。

黃洋界的險峻，是造化的鬼斧，更是人間的壯歌。1928年的硝煙早已散盡，但，立于此處，仍能聽見《西江月·井岡山》中“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的隆隆回響。當年，不足一個營的紅軍，在此以滾木礌石、土炮竹釘，擊潰數倍敵軍。山崖上的戰壕遺址猶在，石縫間倔強的野花，像是烈士鮮血澆灌的魂靈，年年歲歲，開得灼灼其華。 

導游指向一處斷壁：“看，那是朱德與戰士們的挑糧小道。”順著他手指的方向，一條陡峭的石徑隱入云霧。我的思緒忽而飄遠，耳邊響起小學課本中那句“朱德同志穿著草鞋，戴著斗笠，挑起滿滿一擔米”的朗朗書聲。

踏上古道，青苔斑駁的石階濕滑難行，導游說，這條從茅坪到茨坪的百里山路，曾是紅軍的生命線。1928年冬，井岡山被國民黨封鎖，糧草斷絕，軍民每日僅以南瓜湯果腹。為了生存，更為了革命的火種不滅，朱德與戰士們以扁擔為劍，以籮筐為盾，硬生生在這絕壁上劈出一條生路。 戰士們心疼朱德，藏了他的扁擔，他卻連夜削竹重制，刻上“朱德記”3個字，課文中的情節還在記憶深處。我蹲下身，指尖撫過一塊凹陷的巖石，傳說這是當年扁擔壓出的痕跡。抬頭望去，山嵐繚繞間，仿佛見到一隊灰色身影負重攀行。斗笠下的面容模糊，唯有扁擔上的刻字在晨曦中熠熠生輝。那是何等的氣魄？軍長與士兵同食一鍋飯，同挑一擔糧，扁擔兩端，一頭是生死與共的誓言，一頭是星火燎原的信念。 

山腰處，立著一塊石碑，鐫刻著井岡山民謠：朱德挑谷上坳，糧食絕對可靠；大家齊心協力，粉碎敵人圍剿。此刻，我忽然懂得：扁擔不僅是工具，更是旗幟。它丈量過革命的艱辛，也托舉起一個民族的脊梁。

暮色四合時，我走進茅坪的八角樓。木窗欞透進一縷殘陽，斜斜映在毛澤東伏案寫作的銅像上。1928年的寒夜，他就在這里寫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桌上油燈如豆，火苗在玻璃罩中輕輕躍動，仿佛仍燃燒著當年的思索。 

“漫天皆白，雪里行軍情更迫。”窗外竹林沙沙，似在應和《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的鏗鏘。導游輕聲說起一個細節：為省燈油，毛澤東將燈芯捻到最小，警衛員偷偷挑亮，卻被他嚴厲制止。那一星燈火，照亮的不僅是紙頁上的戰略，更是中國革命的未來。 

樓后有一方菜地，青椒茄子，長勢正好。當年紅軍，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朱德親自開墾的菜畦仍在孕育生機。我想起他在南泥灣揮鋤的背影。從井岡山到延安，扁擔化作鋤頭，但那份與土地、與人民血脈相連的情懷，從未改變。 

次日清晨，我登上北山烈士陵園。十萬英靈，長眠于此，無名碑林，如沉默的軍陣，直指蒼穹。我大妹婿張建平的伯伯張人亞，一直找不到他的墓碑，也許就長眠于此。晨露從松針上滑落，似天地垂淚。紀念碑上，毛澤東手書的“死難烈士萬歲”六個鎏金大字，在朝陽中迸射出灼目的光芒。

一位銀發老者，駐足碑前，顫聲念起《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山。千里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他的聲音與山風共振，化作時代的和聲。導游低聲說：老人是紅軍后代，父親犧牲在第三次反圍剿中。此刻，他撫摸碑文的動作，像在觸摸父親年輕的臉龐。 

登頂五指峰時，恰逢日出。云海翻涌如怒濤，紅日躍出天際的剎那，萬道金光刺破霧靄，將連綿群峰染作赤金。毛澤東“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豪情，在此刻有了具象。 

山巔有座觀景臺，名曰“江山如此多嬌”。憑欄遠眺，但見贛水蒼茫，羅霄逶迤。導游指向云深處：“那里是朱毛會師廣場。”1928年4月，兩支紅色軍隊在此匯成洪濤。朱德與毛澤東的雙手緊握，掌紋交織成中國革命的經緯。 

下山的纜車上，回望漸遠的群峰，忽見一隊身著紅軍裝的小學生正在山道行軍。紅領巾如火焰躍動，童聲朗誦的《朱德的扁擔》隨風飄來：“……大家看了，越發敬愛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擔了。”那一刻，扁擔的故事與朝陽、與山巒、與新時代的少年，完成了一場跨越百年的對話。 

在紅色旅游途中，我在靈魂深處，找到了一種力量！

 

作者簡介：

王國成，寧波人，現居南京。1974年至1991年服役在海軍東海艦隊。1977年在《前線報》發表散文處女作《橄欖島上的金絲燕》。以后在《解放軍報》， 《人民海軍報》，《浙江日報》，《寧波日報》，《福建日報》，《文學青年》，《青春》等報刊雜志發表小說、散文，詩歌，評論數百篇。長篇報告文學《海上猛虎》，1988年由上海百家文藝社出版，20年后，中國文化出版社再版。作品先后獲得過特等獎，一等獎 ，二三等獎多次。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