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與墜落

——首位女考古學家曾昭燏的南博歲月

 

作者：劉敦樓

 

在紫金山南麓、中山門內北側，有一座仿遼宮殿建筑巍然矗立，棕色琉璃瓦在陽光下泛著溫潤的光澤，它就是南京博物院（以下簡稱“南博”）的主樓歷史館。今年的五一節，我再次打卡南博，在此駐足仰望，驚嘆于這座建筑的古樸與恢弘，深切緬懷一位在我心目中已存在許久，深受游客、訪客敬重的杰出歷史人物。她叫曾昭燏，中國首位女考古學家，南京博物院首任女院長，一位將生命與靈魂“嫁給博物院”的傳奇女性。

1909年，曾昭燏出生于湖南湘鄉曾氏大宅。這座深宅大院走出過曾國藩、曾國荃等“同治中興名臣”，走出過外交家曾紀澤、數學家曾紀鴻、化學家和中科院院士曾昭掄、書法家曾昭杰等時代英才。銀杏樹見證過“耕讀傳家”的祖訓，同樣也蔭蔽著這個家族對學問的敬畏。

曾昭燏青少年時代接受過嚴格的傳統教育和新式教育。6歲通讀《左傳》，14歲考入長沙藝芳女校（其堂姐曾寶蓀創辦），1929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外文系，次年轉國文系，師從國學大師胡小石，接觸金石學與古文字研究，逐漸萌生考古興趣。

1935年的倫敦大學校園里，一位身著素色旗袍的中國女子，正蹲在考古實驗室里清理陶片。她的導師葉茲教授曾說，“曾小姐的雙手仿佛自帶X光，能看透器物的千年脈絡。”彼時中國考古學尚在襁褓之中，曾昭燏這位中國考古學界第一位女留學生，卻已在地中海文明的陶器紋飾與商周青銅器的饕餮紋之間，敏銳捕捉到文明對話的可能。1937年，她在德國柏林大學博物館實習期間完成的《論周至漢之首飾制度》，以器物類型學重構古代社會生活史的研究方法，比肩國際前沿水平。

抗戰爆發后，國內戰事讓遠在海外的學子擔憂。1938年她從德返英，任倫敦大學考古學助教。同年，感于國難當頭，她婉拒導師留英好意，決然放棄英國大學考古學院之聘，毅然回國效力。

回國后，曾昭燏立即入職博物院。（當時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一直到去世，她在南博工作了二十六年。她終生未嫁，她把她人生最寶貴的時期都奉給了南博。在相關展廳能見到不少曾昭燏在南博的工作照片、研究成果、手稿、書信和遺物等。2023年，南博為紀念本院建院九十周年，舉辦了“九十年春華秋實 —— 南京博物院的珍藏” 展。展覽中對曾昭燏作專門的介紹，講述了她作為中國近代著名的考古學家、博物館學家，在南京博物院（包括改名前的中央博物院）發展中所做出的重要貢獻。

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條件下，她和吳金鼎、王介忱等在云南大理的蒼山、洱海境內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這是中國考古學家第一次運用外國先進技術和科學方法進行的“鋤頭考古”活動。經研究整理，考古學家認定，云南這一地區的文化面貌與中原地區有很大差異，故定名為“蒼洱文化”。這是她與其他考古專家對中國西南地區考古的一大貢獻。

和夏鼐、高去尋、陳明達、趙青芳等在四川彭山一帶調查和發掘漢代崖墓，并在當時艱難環境下，不辭勞苦地整理出版了《云南蒼洱境考古報告》一書及撰寫了四川彭山崖墓有關陶俑的部分。與人合撰的《博物館》一書，扼要敘述了博物館工作各方面的基本知識，是中國具有開創性的博物館學研究的代表著作。

1948年深秋的南京，梧桐落葉鋪滿中山門前的石板路。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內，曾昭燏緊攥著一封電報，指節發白。國民政府要求將852箱文物緊急運往臺灣，清單上的司母戊鼎、毛公鼎等重器，件件都是中華文明的基因密碼。她果斷、及時致函籌備處主任杭立武說：“運出文物，在途中或到臺之后，萬一有何損失，則主持此事者，永為民族罪人。”1949年4月14日，她在上海與徐森玉、王家楫等聯名寫信，呼吁將已運往臺灣之文物運回。最終，部分已抵基隆港的文物被追回。當裝著西周青銅器的木箱重新搬入南博庫房時，她在日記里寫道：“今夜月光如洗，照在青銅器上，竟似故人重逢。”

這場文物保衛戰，成為她接掌南京博物院后的精神底色。1950年，她站在南唐二陵的墓道入口，潮濕的泥土氣息撲面而來。墓頂滲水形成的水珠滴落在圖紙上，她用手帕輕輕拭去，繼續指導工人用毛刷清理壁畫。歷時三年的發掘中，她首創“三重證據法”，將文獻考據、實物分析與民間傳說相結合，讓沉睡千年的陶俑、玉哀冊開口講述烈祖李昪“保境安民”的治國理想。當考古隊員為出土文物數量稀少而沮喪時，她卻從殘存的蓮花地磚紋樣中，解讀出五代十國時期江南佛教藝術的流變，笑言：“文明的重量，從不以斤兩計算。”

在南博民國館的復原郵局里，一封1953年的信件復制品靜靜陳列。泛黃的信紙上，曾昭燏用蠅頭小楷寫道：“博物院非寶庫，乃民眾之學堂。陳列當如《史記》，以物為筆，書寫文明長卷。”這是她為“江蘇歷史陳列”展覽定下的基調。當時蘇聯專家主張按社會形態分期布展，她卻堅持“以地域文明演進為主線”，將良渚玉琮、吳王劍與明代云錦同置一室，讓觀眾看見長江下游文明從未斷裂的基因鏈。

在南博的數字館里，全息投影技術讓南唐二陵的樂舞壁畫翩然復活。當我掃碼獲取文物信息時，系統會自動彈出曾昭燏當年撰寫的發掘筆記。在非遺館的織機聲中，云錦傳承人總會向游客提起，曾院長如何從清代舊檔中復原出失傳的“孔雀羽織金”工藝。

她的辦公室總放著一把陶壺，那是江寧湖熟鎮遺址出土的炊器。1951年，當她提出“湖熟文化”命名時，質疑聲四起：“幾處灰坑、幾件粗陶，豈可自成文化？”她帶著團隊在寧鎮山脈的暴雨中搶救發掘，用類型學圖譜證明這些夾砂紅陶與中原商文化的差異，最終讓“湖熟文化”寫入考古學史。如今，這把陶壺成為南博“考古江蘇”展廳的“鎮廳之寶”，壺身上的煙炱痕跡，仍帶著長江岸邊先民炊煙的余溫。

 

1964年冬日的靈谷寺，七層塔檐的銅鈴在寒風中嗚咽。已罹患抑郁癥的曾昭燏最后一次整理好辦公室的考古報告，將未完成的《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譜系》手稿鎖進抽屜。彼時的南博，民國館的霓虹燈牌已然熄滅，取而代之的是“政治色彩濃重”的標語。她走過自己親手布置的展廳，玻璃柜里的西漢金獸依然昂首怒目，卻再也照不見那個在倫敦博物館庫房熬夜臨摹紋樣的年輕學者。

縱身躍下的瞬間，她或許想起了當年在云南大理的蒼山腳下，發現“蒼洱文化”彩陶時的狂喜；想起了當年站在羅馬國際博物館學會講臺上，用流利英語講述中國考古學方法論時的驕傲；更想起了少年時代在湘鄉老宅，祖母講述曾國藩“扎硬寨，打呆仗”家訓時的月光。那張寫著“我的死與司機無關”的紙條，成為她留給世界最后的溫柔。

在今天的靈谷塔前的銀杏樹下，立著一方不起眼的石碑，刻著曾昭燏生前最愛的詩句：“殘鐘廣陵樹，古月石頭城。”沒有頭銜與頌詞，唯有春風拂過時，樹葉沙沙作響，仿佛在訴說一個關于守護與犧牲的故事。當我們在南博展廳的玻璃柜前與千年文明對視時，或許該記得，這些器物得以留存的光澤里，凝結著一位女子用生命點燃的星火。

 

作者簡介：劉敦樓，教育工作者，業余愛好喜歡動動筆，曾在光明日報、中國教育報、文匯報、經濟日報、南方周末、中國教師報、人民論壇網、光明網、中國教育新聞網等平面媒體和網絡媒體上公開發表時評、隨筆、散文及小說300多篇。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