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不幸與有幸

 

作者：郭松

 

司馬遷，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他的《史記》開創了紀傳體史書先河，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對后世史學和文學影響深遠，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李陵事件是司馬遷的災難。公元前99年，漢武帝命李廣利（武帝寵妃之兄）統率主力北擊匈奴，李陵（飛將軍李廣之孫）率五千步卒策應，李陵在浚稽山遭遇匈奴八萬鐵騎合圍，血戰八晝夜，箭盡糧絕被俘。

漢武帝聞訊震怒，群臣皆斥李陵投降，惟司馬遷為其辯護：“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斗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漢武帝認為司馬遷影射李廣利作戰不力，判其死刑。當時有三種選擇：?一是被砍頭?，考慮到使命尚未完成；二是支付贖金?，支付50萬錢，可以免除死刑?，但他收入有限，支付不起；為了保全性命，寫完《史記》，他選擇了第三種——接受宮刑。

司馬遷的“直諫”不是偶然，而是秉性。他二十歲就優游天下，曾在屈原沉江處感慨地說：“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他還為屈原寫了傳記，并拿宋玉、唐勒、景差說事：“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闭f他們學屈原卻不敢直諫君王。有精神信仰之人，死亡并不可怕，許多人在受怨時以死明志，如屈原投江、田橫自刎。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仆之不得已乎？”對生死看淡的司馬遷選擇茍活，在《報任安書》也給了答案：“所以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p>

班固站在正統立場對司馬遷的思想傾向有些看法，但他還是肯定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其文直，其事核，不隱惡，不虛美。”在《史記》的字里行間，史官世家淬煉出的求真精神就像熔巖般滾燙。

司馬遷《史記》中體現的“勇”含蓄了不少，可在讀完之后，感覺他選擇“茍活”比死亡更艱險。

在《高祖本紀》中，他直書劉邦逃命時推子女下車，也借一首氣魄宏大、豪邁雄壯的《大風歌》，寫出了劉邦的雄才大略；在《項羽本紀》中，他讓人看到了一個自大的項羽，也刻畫了一個“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在《平準書》中，他揭露武帝時期“富商大賈周流天下”的經濟亂象；在《酷吏列傳》中，他勾勒了張湯等人的暴虐嘴臉……這些冒著殺頭風險的文字，像刀一般，毫不留情撥開了歷史的表象，也成了史官的風骨。

漢武帝征和二年，在大漢帝國的歷史拐點，司馬遷完成了《史記》，也收獲了震古爍今的贊譽。但少有人知道，約52萬字的《史記》寫在竹簡上，約需1萬5千片竹簡，重量達60來公斤。由此可見，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 ，查閱資料是多么繁重的活。

五千年華夏青史，向來不乏以死明志的絕響，司馬遷的“重生”，為民族精神注入了更渾厚的力量。他不顧朝堂的風云詭譎，無視皇權的威嚴震懾，以一介史官之軀，直面雷霆之怒，這種敢說真話的勇氣，是為諫臣鍛造的風骨、筑起的豐碑。司馬遷選擇接受宮刑，這般“就極刑而無慍色”的堅韌，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的選擇，重新定義了生命的價值。在遭受個人的屈辱與身體的極大痛苦后，他仍堅持完成了這部巨著；正是這種不屈不撓的執著，鑄就了《史記》的永恒價值。

本來歷史的記載通稱史記，但當史書從六藝的春秋類獨立出來，蔚然成類，經史子集的史問世的時候，出于對史書做出開創之功者的尊崇，司馬遷撰寫的史書獲得了《史記》的專名，從此史書也不再有史記的通稱，司馬遷史書的本名《太史公書》《太史公記》也湮沒無聞。

歷史有情，給予了司馬遷應有的地位，就此而言，他是有幸的；他的有幸不只在其身后，在沒有身陷李陵事件之前，他也可謂上天眷顧的寵兒。出身史官世家，能優游探訪大江南北，親聆故老耆舊言論，網羅天下散失的史籍與傳聞，考證前人事跡，考察成敗興衰之理；能向董仲舒、孔安國等請教學問，識今文古文之旨；能親聞樊噲之孫談漢初開國功臣發跡的故事；能親見名將李廣、大俠郭解，并和李廣之孫日后他為之辯護的李陵同朝為官；能繼承父業，得以窺金匱石室之藏，立下述往事思來者的雄心壯志。平生唯恐辜負先人，不小心成了“隳先人之言”的罪人。命運無情，他后來成了“罪人”，但不是辜負先人的罪人，而是漢武帝的罪人。不負先人倒是他生存于世最大的精神支柱。

古往今來，能得上天眷顧終始的，難有幾人，司馬遷的有幸到為李陵辯護時就告止了，因此司馬遷又是不幸的。朝堂上下各種矛盾斗爭在加劇，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墮入漩渦。這時候的史官已不再有盛時巫史合一的至上榮光。對司馬遷來說，更糟的是，為素無往來的李陵辯護，使他卷入到朝堂復雜的矛盾斗爭中，觸忤了盛世君王漢武帝，自己卻無錢以贖，落得個接受宮刑的結局，從此烙上最恥辱的印記，背上人生最大的精神包袱。

“立德，立功，立言”向來是士人遵奉的三不朽。立言似乎容易，卻實為最難。能立言者必有德，立了言傳后世，必然有功。但立言卻最易禍己。在了卻生命還是繼續生存的兩難下，司馬遷決絕地選擇以“立言”來延續本該放棄的生命，人雖然最終都會回歸塵土，但終究是有鴻毛泰山之別的。如管仲不死功在千秋——助齊桓公霸諸侯、匡天下，免于國滅、民風民俗改變的命運，至孔子之世仍享受其余澤。他吶喊出“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并付諸實踐。成一家之言，為《史記》的終極追求，融入了司馬遷的愛恨情仇。

司馬遷在《史記》中為項羽、呂后立本紀，為陳涉立世家；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退處士而進奸雄，敘述貨殖崇拜勢力而以貧賤為羞，這些均使其足以成一家之言。項羽雖然失敗，卻不失為英雄。呂后雖然沒有公然稱帝，卻是實際的統治者。陳涉雖然出身農民，但首舉義旗率先稱王，孔子八世孫孔鮒都樂意為他所用。成一家之言之譽，司馬遷實當之無愧。紀傳體體裁為司馬遷首創，且歷2000年為各正史承緒而不更，更是一家之言的表現。即使不用其體例者，也對其甚是嘉贊。

成一家之言并非易事。勇敢和怯懦的界限，生死之間究竟該何去何從，一部《史記》是司馬遷對此的回答。死，需要勇氣，但死不難，如何處理死倒是最難的。伍子胥不死是勇敢的，韓信忍胯下之辱是勇敢的，李陵不死降敵也是勇敢的。司馬遷能忍受最大的人生悲哀，沒有選擇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后世，才是司馬遷死和生的界定標準。他要勇敢面對人生，完成父親的重托，成就一家之言。這是先人的事業，家族的事業，天下的事業。他的勇敢和怯懦是以貢獻與不朽來論定的，并且早已融入他的血脈中了。

李陵敗降，他認為是忍辱待時報效漢室。當漢武帝就李陵敗降一事垂詢于他時，他竟然說出了駭人聽聞、有傷漢武帝雅聽的、給自己帶來天大禍患的見解，而李陵與他并不是私交好友。周文王被拘禁后推演出《周易》的六十四卦、孔子受困后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后作《離騷》，這些身處逆境而堅忍不拔者，都是他高度贊揚的楷模，也是他自己的寫照與榜樣，當然也不免有他憤世嫉俗的一面。

至于那些為正義、為理想、為家國奮斗抗爭的人物——晉文公流亡19年而復國之志未衰、蘇秦以椎刺股苦學，先國家后個人的藺相如、刺殺秦王的荊軻、自薦出使楚國解國難民危的毛遂、震懾匈奴卻一生不得封侯憤而自殺的李廣等，這些奮發圖強、銳意進取的靈魂也是司馬遷筆之所愛，這些人不屈不撓壯美崇高的人格，都被司馬遷以凜然之筆，栩栩如生地呈現在《史記》中。司馬遷也給末路英雄留下了空間，項羽別虞姬是美的，他不過江東也不失為壯舉。項羽最失意之戰，正是司馬遷最得意之筆，不無古代浪漫主義的英雄氣概。

司馬遷譏諷漢高祖劉邦的流氓無賴，挖苦漢武帝的迷信鬼神、好大喜功，以細膩的筆觸剖析宮廷的血腥，揭露弊政，勾摹各色官吏真面目。司馬遷依循的是良史之責，遵循的是史家直筆。自孔孟以來至董仲舒，儒家的正統觀已然形成，司馬遷其表看似偏離，但其本與時代并無二致，否則正史不會以他的《史記》為宗，列之第一。

《史記》并非盡善盡美，司馬遷的天命觀是很濃厚的。他的“究天人之際”，是與“天人感應”聯系在一起的。故而，天會垂象，秦并天下是天命，而他的命運當然也是天注定的。所以他要認命，仍一如既往心甘情愿貨與漢武帝。但另一方面，他內心又非常糾結，于是他把自己的種種糾結寫入了書中。

大地無言，山川靜默。司馬遷在屈原般悲憤凄愴的境地下，以執著的史筆，以優美的文采，成就了《史記》，之后的歲月漸次賦予并加深了它的底蘊，給予了它永恒的歷史命脈，使它成為文化傳統民族精神的一個依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為之作結，無疑最得其真，盡揭其神。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云南省作家協會會員，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在《詩詞報》《詩詞月刊》《中國詩》發詩100余首，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