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速亡史鑒

 

作者：郭松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統一六國，建立秦朝；公元前207年，秦王子嬰投降劉邦，秦朝滅亡，只存在十四年?。

秦“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史記·秦始皇本紀》），然而不過十四年。秦朝速亡作為歷史話題，至今依然有若干疑點，也吸引著學人關注。

回顧歷朝，盛衰興亡，有“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感嘆。《左傳·莊公十一年》魯國大夫臧文仲對宋國議論：“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秦漢時期已成習用語式，如陳蕃上疏言：“昔禹巡行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后漢書·陳蕃傳》）如高堂隆對帝問曰：“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睹災竦懼，祗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三國志·魏書·高堂隆傳》）如吳兢的《貞觀政要》將“其興”“其亡”的因由作了概括：“凡為藩為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于積善，其亡也皆在于積惡。”如文天祥的《御試策》：“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天。湯武聽于民，其興也勃焉；桀紂聽于天，其亡也忽焉。”宋人袁燮《策問歷代國祚》說南北朝形勢，“蕭氏、陳氏之迭興于南，高氏、宇文氏之稱雄于北，其興也驟，其亡也遽”。元人胡祗遹《興亡論》說“以嬴秦之強，虎視六合而威震諸侯，曾不旋踵而亡其國”雖然“以力服人”可以成功，“一旦力衰，則共起而斃之矣。觀往古，嬴秦是也。”這里所說的“一旦”，便是“其興”“其亡”之間短暫轉折的形容。近代秦力山《說革命》也說，“姬周封建政府時代”，“其時科學亦漸萌動”，“雄杰如嬴政者崛起其間，成此短時期轟轟烈烈之專制政體”。所謂“短時期”，說的就是“勃”“忽”“一旦”之間。

對于秦朝速亡的原因，賈誼早在《過秦論》中就說：“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認為，秦由弱而強，終于實現統一，看起來軍力強盛，國運昌隆，然而陳勝舉義，使得王朝崩潰，是不推行以“仁義”為主旨的德政，沒有考慮到奪取天下和保有天下。這里所說的“仁義不施”，是秦王朝的統治者在實現“大一統”后，仍然采用戰爭時期崇尚暴力的政策，以暴虐之心與暴虐之術治國。賈誼還說：“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志，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后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秦二世又進一步以“無道”治國，更變本加厲地推行暴政，“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深刻，賞罰不當，賦斂無度”，以致“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苦，而主不收恤”。最終“奸偽并起”，“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所謂“絕圣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漢書·吾丘壽王傳》所謂“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鹽鐵論·褒賢》所謂“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為今時不師于文而決于武”，《漢書·刑法志》所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等。

對于秦朝速亡所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的分析，是站在“治理”者立場上的思考和總結。然而客觀地觀察分析歷史，也許應當超越“治理”者立場，從更寬廣的視角分析思考。秦始皇瑯琊刻石所謂“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會稽刻石所謂“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史記·秦始皇本紀》），或許體現了秦統一之初的傾向。天下“黔首”怎么又轉為奮起反抗，稱“天下苦秦久矣”（《史記·高祖本紀》），同心滅秦呢？古代王朝的開國歷程，對于原有政權來說，大略有三種方式：造反，篡奪，侵滅。《漢書·張湯傳》記載司法名臣也是著名酷吏張湯處理淮南王、衡山王以及江都王反叛案時的情形：“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后不可治。’上可論之。”所謂“本造反謀”，宋人倪思《班馬異同》：“伍被本畫造反謀。”清代何焯《義門讀書記》：“‘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鈍吟云：‘伍被與王造反謀寔也。’”與“本造反謀”“本畫造反謀”類似的，如《三國志·魏書·陳留王奐傳》：“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奸謀，發言桀逆，逼脅眾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懾。’”因“造反”成就為帝王，往往通過起義、暴動或者叛亂積聚武裝力量，這樣的開國皇帝，有西漢王朝的創立者漢高祖劉邦，東漢王朝的創立者漢光武帝劉秀，明王朝的創立者明太祖朱元璋等。在正統意識的情況下“造反”長期是貶義，成功的帝王不愿意在史書遺存中稱自己是“造反”，多自稱“舉義”“革命”。在中國古代統一王朝中，以“造反”實現興替過程的情形，有：秦—西漢；新莽—東漢；隋—唐；元—明。對于中國古代的歷史，以往有一種誤解，王朝的更替多數是農民起義實現的。但實際情況是，因“造反”實現“開國”的王朝，比率不能說是“多數”。

宋人葉適《習學記言序目》有這樣一段史論：“空諸侯之國而得天下者，秦也；驅天下之人而亡天下者，亦秦也。秦自以滅六國無與敵，及其敝也，雖名諸侯復立，其實黔首化為盜賊，亡之如拾遺。自是之后，未有不以群盜亡者，次則夷狄，次則卒伍，皆古所無有也。然則后之有天下者，謹備三者而已。”我們所說的“造反”，即葉適所言“盜賊”。我們所說的“篡奪”，即葉適所言“卒伍”。我們所說的“侵奪”，即葉適所言“夷狄”。葉適是從亡國的角度進行總結的。所謂“然則后之有天下者，謹備三者而已”，“開國”“建國”都由此“三者”。葉適說此“三者”“皆古所無有也”。劉邦本人出身平民，在秦時任過亭長；他的功臣大多出身低微，除了張良家世高貴而外，其余多為所謂“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者。蕭何、曹參、任敖、周苛都是基層的普通小吏，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等都是一般平民，樊噲是屠狗者，周勃是織席、吹簫服務喪事者，灌嬰是賣織品的小販，婁敬是挽車的普通役人。清代趙翼總結西漢初期政治，曾經稱此為“漢初布衣將相之局”。趙翼《廿二史札記》還說：自古以來，都是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卿大夫也世襲其官，成例相沿，視為固然。這種政治格局積弊日甚，暴君荒主，以殘虐之心役使民眾，沒有任何力量可以約束限制；而強臣大族，又篡弒相仍，政治爭斗激烈，以致禍亂不已。

因“造反”登基的帝王，底層的感覺并不是世襲。早在世襲制度形成之前的時代，傳說禪讓曾經是執政權交接繼承的方式。而堯舜禹之間后繼者人選的擇定，有品德、能力、資質，包括智慧和毅力。典型的史例有堯對舜的考驗：“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圣，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史記·五帝本紀》）后來權力繼承有兄終弟及和嫡長子繼承制的變換，最終“嫡長子”為“嗣子”（《漢書》卷六三《佞幸傳·淳于長》顏師古注），繼承人的制度終于形成。即使如此，我們看到，不少王朝在第一代與第二代的執政權力交接時往往發生嚴重的政治危機。周代如此，秦代如此，漢代依然如此，隋唐宋明清朝也都如此。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