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人的熱情是出了名兒的，以前沒有體會，在我下鄉的時候得到了印證。
      到東北頭一年，那時的宿舍條件很差，大房間里住著很多人，南北大炕一邊睡六七個人，十分擁擠。一個班十多個人，又是來自幾個不同城市的年輕人，一天到晚一起生活，土墻磚炕，時間一長就有了“樣兒”。
      男孩子們大多比較懶，在插隊那種環境下就更加明顯。大家白天一起干活、吃飯，晚上一起睡覺，你習慣也好，不習慣也好，每天都得這樣周而復始地生活，忙忙碌碌還挺緊張。大炕上每個人只有不到一米寬、兩米長的空間，只能鋪放一床被褥。個人衛生沒有時間搞，真的就全靠自己了。
      我從小在家沒干過什么家務活兒，也沒正經洗過一件衣服。到了東北鄉下，一晃兒兩三個月過去，連鋪帶蓋的就看出臟了，看看周邊的人都弄得整整齊齊，干干凈凈的，自己也覺得該洗洗了。趁星期天休息，天氣也特別好，我就端著臉盆、帶上床單去河邊了。
      連隊圍墻外有一條東西走向的風景美麗的小河，那里早已有很多人洗著衣物。我打好水，把床單先泡上，但卻不知如何下手。
      “哎，洗衣服啊？！”
      我一邊應著一邊扭頭一看，原來是個天津青年滿臉笑容地看著我。“我給你洗吧！”他說。
      “不用，我自己能行。”我還想逞強。衣服泡了好一會兒，倒上洗衣粉一洗才知道根本不像我想得那么回事，左一下右一下，完全不得要領。天津青年看了笑道：“沒干過吧？來，我教你。”他一臉善意，取過我的搓板，三把兩把一搓一揉，床單在他手里被耍弄得上下翻滾，翻來覆去沒幾下，床單的前一段就洗得干干凈凈了。在他指導下，我也一段一段地洗下來，慢慢就學會了。感激之余，我倆就聊起來了。原來他叫劉雨辰，天津人。再后來，得知他有個綽號叫“佛爺”，我也隨著大家叫了很多年，卻并不知道這外號是怎么來的。
      “佛爺”長得眉清目秀，個子不矮，體格卻比較單薄。人很老實，對誰都很熱情，極善于幫助他人，在連隊知青中人緣特好，幾年后，與一位從天津一起來的女知青談上了朋友。連隊就“巴掌”大的地方，誰有什么事或誰跟誰怎么樣，恨不得一夜就能“家喻戶曉”。大家初時覺得新鮮，慢慢這類事多了，也習以為常了。那個年代，我們那兒的文化生活太少，生活單調讓人感覺乏味。集體宿舍熄燈早，交朋友的青年男女無處可去，可燃燒的激情已無法按捺青春的躁動，然而，封閉、禁錮的一經沖破，竟如滔滔江水涌向大海般勢不可擋。他（她）們從偷偷摸摸到堂而皇之走出連隊的圍墻，懵懂中自然地走向了愛情深處，追求那可以融化冰天雪地的熾熱情感——于是就有了激情之舉，接著，郎一、李二、杜小三（未婚先育以姓氏簡稱的調侃之稱）等小生命還沒有問世，就已經編了號排了隊，有了說法。據說“佛爺”也非常規地走進了這支隊伍里，這些傳聞——或許是事實吧，讓連隊領導十分惱火，但又沒有什么硬性規定。可這事不管又不行，最后只能一人給一個處分了事。
      “佛爺”，我還沒離開連隊，他們就雙雙借探親之名回天津去了，再見到他們二人時，已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2009年，是我們上山下鄉40周年的日子。8月的一天，北京的荒友聯系了20多人，去天津與那里的荒友相聚。那天，天氣特別好，幾十年的荒友見面分外高興。我意外地見到了“佛爺”兩口子，他老伴兒倒是沒什么變化，“佛爺”卻不同了，一頭白發，皺紋堆累的面龐，早已看不出當年青春的影子，一張口，牙都沒了，讓我不勝感慨。好朋友見面，一聊就自然而然地聊到了過去，說起年青時的趣事兒，很是開心——從回城談到成家，從工作談及生活現狀。說到現狀，“佛爺”仿佛一下卡了殼兒，眼神游移，避開大家的目光，我明顯感到他的臉色一下變得黯然，語調也變得非常的不自然。“佛爺”雖然還是又吃又喝，但當北京的荒友問起他現在具體干什么時，他只是苦笑著敷衍說給人化妝。我覺得蹊蹺，天津下崗的居多，怎么他還在上班？我看到他一臉尷尬和無奈、言語躲閃的樣子，心里不禁打了個寒顫，莫不是給過世的人化妝？……到現在，才明白他周邊的人，為什么不抽他的煙了。
       我悄聲問他：“不能干點別的事嗎？”
      “哎，沒得干呀。要嘛本事沒有，你可能不知道，我們兩口子都下了崗，孩子也沒有個長期工作，成不了家，湊合干吧。”
      一席話，說得讓我沒了詞兒。我只能說真難為你了。他說：“現在無所謂了。一開始我老伴兒也不樂意，后來漸漸也想通了。我每天做的工作，過世人的家屬都很感謝我，對我很尊重，這讓我很感動。這個工作總是要有人做啊。我不信佛，也不是佛，但我在為‘佛’做事，咱就是一個普通人。”
      “佛爺”不是佛，他善良、寬容、淡定、平和而不張揚，他以普通人的心態，平和地為他人服務，他的思維或許早就和佛有了因緣，他默默地盡職，心靈或許早已超脫，有了歸宿。我突然心里一陣異樣，很長時間無語，一種敬慕之情油然而生。真的很佩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