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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春秋----自傳體散文第三章

1、難忘的旅行
 
公元1978年3月13日上午,成都北站人潮洶涌。
像螞蟻搬家,從站前廣場挪到站內,我耐心地花了一個多小時。站內雖然空間高朗,但地上每一個空隙都被男女老少塞得滿滿當當。沒有了廣場的通透,齷蹉的空氣幾乎凝滯,汗臭腋臭,臭氣熏天,嗆得人眼睛都睜不開。人們嗓音一個比一個高,噪聲分貝遠遠超過有關部門規定的警戒線。置身這擁擠和噪音場所,沒有中國人特有的心理承受能力,血壓肯定一下會飆出臨界點。漫長的等待,神經折磨幾乎達到忍耐極限,終于,遠遠地看見穿著藏青色制服,頭戴大蓋帽,一臉冷漠的檢票員亮相了。一陣歡騰躁動之后,基本成形的4路縱隊,對著兩個檢票口慢慢蠕動。
出了檢票口,緊張情緒并未得到緩解,我扛著沉重木箱,快步奔向站臺,再去排長龍隊列。耐著性子慢慢挪步,在筋疲力盡之際,終于登上火車。
火車上重復候車室“故事”,過道站著的、合著包袱坐下的,車廂與車廂連接處人擠人的狀況,近乎罐頭里的沙丁魚,列車擁擠不堪,人滿為患。車內座位下面,一不留神就有人發聲,“兄弟,小心點哈!”告誡座位上的乘客雙腳不能隨意亂動,別踩到底層的乘客。一些行李架上也躺著疲憊的乘客,所謂密不透風,第一次乘坐火車的我,總算領教到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會變身一條靈動的鰻魚,順利游過車箱里的茫茫人海,居然坐到自己的座位,不過也不稀奇,那個年代的人不會耍橫,不會蠻不講理地霸占別人座位。
盡管還處在倒春寒時節,緊張勞累,找到座位安頓下來,周身已經大汗淋漓。我驚異地發現我身邊的乘客大多是與我年齡相仿的年輕人,一打聽,大多是赴川東重慶各大學報到的。我很興奮,與相近年齡、共同目標的同行者相遇在奇妙的車廂。乘客們滿臉菜色,全然沒有年輕人青春的紅潤,但眼里都透出精神,放出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光芒。那個時候的人比較單純,沒有城府,很少詐騙,更沒有“不要跟陌生人說話”的訓條。我們乘坐的是價格最便宜的慢車,沿線大小站都要經停。開始每每停車,我都興奮地開窗觀看城鎮風景,停靠的站點多了,風景也就純然一色的蕭索冷清,漸漸了無情趣。那時各種信息傳遞的途徑很少,囿于經濟條件窘迫,交通出行艱難,人們的生活半徑小之又小,大家聊天的話題極其有限,一陣熱熱鬧鬧之后,便各自從行囊中掏出書籍歸于平靜。
硬座一凳本身只有3個座位,但幾乎所有的坐凳都坐了4位旅行者,好在那個時代人普遍營養不良,沒有現在隨處可見的胖子。我記得右邊靠窗的白面書生是眉山人,他考入重慶大學,他埋頭看的是一本封面泛黃的電機類書籍。我看的是沒有封面,沒有前面10幾頁的破舊書籍《牛虻》。我左邊穿一身藍布工裝的姑娘,額前燙了卷發,有些洋氣,她是從德陽某部屬工廠考到四川外語學院的,我很羨慕她居然看的是一本沒有漢字的英語書籍。最左邊的一位眼鏡,不是大學新生,是成都某工廠的技術員出差到重慶,他看的是一本機械工程的小冊子。不長的凳上擠了4個年輕人,沒人覺得不適,我與美女肩靠肩,看書翻頁都要小心翼翼,以免在不太平衡的車座上發生碰撞。那時的人很單純,年輕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書上,絕對沒有非分之想,似乎人人都有柳下惠坐懷不亂定力。
火車哐啷哐啷緩緩前行,蒸汽機車冒出的白煙與細細的小煤屑從車頭順風吹到車后,車窗密封不嚴,煙味有些嗆人,煤灰時不時鉆進眼睛。列車到達內江站,窗外暴雨傾盆,大顆大顆的雨點,噼噼啪啪撲打在車窗上。年輕人對窗外一切都無動于衷,人人都心無旁騖地進入自己追求的精神世界。十年文革已經讓國人失去了許多讀書的寶貴光陰,國家百廢待興,如饑似渴讀書學習,是那個年代的時尚行動。
夜幕漸漸降臨,昏黃的車燈下,年輕人還在亢奮地攻書。突然,緊急剎車。毫無思想準備的乘客,身體嚴重失去平衡,我的頭與旁邊女生的頭“親密接觸”,重重碰撞那一瞬間,我的頭部嗡嗡直響。大家沒有埋怨,各自手捂著頭呈痛苦狀,我的頭部撞了一個包,她也肯定不比我輕松,但都強忍疼痛,還微微一笑,不失風度地說聲“對不起,”實際上誰也沒有對不起別人的舉動。廣播員解釋,前面鐵軌上趟了一棵從山上掉下的大樹,司機緊急剎車,請大家稍安勿躁。故障排除了,列車繼續東進。
13個小時的沉悶旅行終于結束,到達菜園壩火車站已經是夜半時分。站前廣場的燈泡稀稀落落,燈光像幽靈一般。廣場停放的許多解放牌貨車上有人不斷晃著手電筒,扯起喉嚨招呼大學生趕快爬上前來迎接的車輛。我上了西師的車,一會兒貨車車廂又像火車車廂一樣擁擠不堪。去西師的五六輛解放牌同時啟動,我們在車廂里猶如在汪洋大海中,乘一葉扁舟搖搖晃晃。車廂邊的人們全身的勁都灌注在手上,十指牢牢抓緊車廂擋板,形成一道四方屏障。我等屏障里的人則無依無靠,任車廂顛簸晃動,被搖來搖去。公路是土路,彎多彎急,對于不知道終點到底還有多遠的乘客而言,的確是肉體精神雙重折磨。車過了一個叫雙碑的地方,漆黑的夜空淅淅瀝瀝下起小雨。蒙蒙細雨漸漸濕了頭,雨水又漸漸順著發梢,流進已經被呼嘯的寒風吹得涼絲絲的心口。車廂里的男生還扛得住寒冷,可憐一些女生噴嚏不斷。車里的年輕人都是經風雨見世面,吃過比這還苦的苦頭的人。若干年以后我偶然聽到一位香港殘疾人歌手聲嘶力竭的歌詞,“風雨中這點痛算什么,擦干淚不要怕,至少我們還有夢……”我一下就聯想到那晚風雨飄搖的經歷。的確,那天夜晚,是一個偉大的夢想,讓這一群年輕人戰勝饑餓寒冷,在那45公里昏天黑地中,沒有埋怨,沒有詛咒,堅強地保持內心的寧靜。
  不知過了多久,我們終于看見黑黢黢校園的輪廓。解放牌里靜默的乘客中,突然有人詩意地高呼,“大學,我來了!”一人呼喚,眾人應和,黑夜中新一代大學生熱血沸騰,激情燃燒。
偉人鄧小平徹底改變了這一代人的命運,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在寒冬高考脫穎而出的77級大學生,知恩圖報,我們將注定成為推動祖國走向繁榮富強的新生力量。
 
2、不滅的燈光
 
西南師范學院,簡稱西師,坐落在風景秀麗的北碚區,背靠縉云山,依偎嘉陵江,毗鄰北溫泉,校園里古樹參天。共產黨推翻國民黨政權初期,這里曾經是川東行署所在地。西師是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校內碩師滿堂,我們中文系的吳宓曾經擔任過清華大學教務長,學貫中西;徐無聞學識淵博,公認的書法大師;曹慕樊著名的杜詩專家……西師中文系不乏學界名流。
西師中文系77級的150幾名大學生年齡參差不齊,十六七歲到三十幾歲。10年浩劫積淀下來一起在1977年那個冬天應試,大家歷經磨難,胸懷壯志,念叨著“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走進久違的校園。
1978年3月底,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我們中文系和政教系生物系物理系的學生,齊聚生物系大樓外面的籃球場,聆聽中央廣播電臺播音員朗誦郭老的《科學的春天》。至今能夠背誦這篇激情洋溢的書面發言中的一些文句,“古人尚能‘頭懸梁,錐持股’,孜孜不倦地學習,你們為了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一定會更加鉆心致志,廢寢忘食,刻苦攻關。趕超,關鍵是時間。時間就是生命,時間就是速度,時間就是力量。”“‘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名篇朗誦,讓我們倍感時間緊迫,我們已經失去了許多寶貴光陰,我們焉有不勤奮之理。
西師化學系副教授李森澤以無氫鍍銀填補了我國的空白,他光榮地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回母校后,他做了專場報告。他是我舅舅的連襟,我懷著十分仰慕的心情去拜訪他。李教授穿戴整齊,胖胖的臉上露出淺淺笑容。他博學多識,聽說我是中文系的,化學專家聊起俄羅斯文學,還大段大段的背誦出普希金的詩歌。他以葉劍英副主席的《攻關》詩激勵我,“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當我離開時,又送一本俄羅斯的詩集,并非常誠懇地說,“我的大門隨時為你敞開。”名教授的熱情鼓勵和諄諄教誨,為我身心注入無窮動力。
光陰似箭,時不我待,于是西南師范學院出現了建校以來從未有過的奇觀。每天課余,圖書館排起長隊,每天晚上各系總有幾間長明燈教室。最初系上管理員還來教室規勸同學們回寢室休息,總有許多充耳不聞“死皮賴臉”的學生,釘在坐凳上,“油鹽不進。”時間一長,管理員索性聽之任之,長明燈教室也就延續下去。那個時候占座位成了每日必須的“功課”,幾個要好的同學換著吃飯,留在教室的同學看書之余,還幫吃飯的同學看到座位。為了一個小小的學習空間,圖書館、教學樓還發生了幾次斯文掃地的打架事件。幾十年過去,網絡廣為流行,我才知道,長明燈教室不是西師的專利,那個年代許多大學都如出一轍,這也難怪77級畢業生后來大多在各行各業能夠脫穎而出。古人言,“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有糟粕的嫌疑,但也有合理的成分,學習能夠吃得苦,工作苦一點又算得了什么。
我們的寢室住八位同學,平昌的劉明華、通江的劉清平、宣漢的石緩和、安岳的張建華、南坪(后改為九寨溝縣)的龔如君、漢源的李明山、鹽亭的王彩俊,我們相處融洽。劉明華沉靜隨和,情緒沒有大起大落,讀書特別靜得下來。劉清平,斯斯文文,說話慢條斯理。龔如君、李明山都是夜貓子,常常通宵達旦在教室學習。石緩和形貌魁梧,系足球隊中鋒,快人快語。張建華年齡比我們稍小,讀書很有悟性。王彩俊常常沉浸在自己創作的文學世界里,亦真亦幻,單純可愛。那時候我們回寢室最早的也不會早于12點。性格不盡相同,踏踏實實的追求不約而同。我們寢室的8名同學,不一定是長明燈教室最晚離開的,但我們8人與所有同學一樣,絕對是比較勤奮的。后來劉明華執掌母校中文系和文學院14年(直到年齡原因,才退居二線),長期擔任重慶市文化局副局長;龔如君成為四川省學術技術帶頭人,四川省中小學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副主任,語文組組長;其他同學在各自的工作單位也絕非泛泛之輩,這都是當年西師勤奮精神使之然。
不滅的燈光下,莘莘學子貪婪地吸收人類文明的精華,不滅的燈光下,造就了許許多多的精英人才。去年有媒體報道李克強總理,當年大學時代,公交車上都在記英語單詞,作為勤奮典型宣揚,其實77級學生絕大部分都如此“只爭朝夕”。有人統計77級出了多少共和國的部長,甚至總理。我認為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撥亂反正,愛學習,勤學習成為一種風尚,這是中國經歷慘痛教訓后,痛定思痛后的一種必然的精神回歸,我們走出了迷茫,我們的國家才會走向輝煌。
 
3、冬宮事件
 
第一學期的日子過得飛快,快得讓我們都非常驚訝,好不容易排隊進入圖書館,感覺是剛坐下去,還沒有讀到多少書,討厭的催促離館的鈴聲就響起了。把失去的時間找回來,在那個時代,已經根深蒂固在年輕大學生的腦海。過去當知青的時候,每天在山上挑糞澆地,在水田里栽秧打谷,累的皮蹋嘴歪,總是埋怨每天時間過得如老邁的黃牛拉車,只聽到單調的嘎吱嘎吱轱轆聲,就是盼不到太陽早一點兒落坡。時代不一樣,觀念不一樣,追求不一樣,對時間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樣了。
記得離放假還有兩周的一個中午,我和另外3名頭天熬了夜的同學在寢室正準備小憩,王彩俊哭兮兮的回來。王彩俊來自鹽亭縣農村,身體孱弱,黃皮寡瘦,頭發發澀發干,像一叢散亂的干谷草,一看就是營養嚴重不足,風都可以吹倒的主。“我們,乎,中文系,乎、乎、乎,還是大系,乎、乎、乎,拿給人家音樂系的娃兒欺負……”他邊說邊哭還邊抽搐,還把被打倒時發黃的白背心上、已經洗白了的藍布褲子上擦了的泥巴,皮包骨頭的背部擦傷的痕跡一一向同學展示。事情的起因是午飯后王彩俊到圖書館門前排隊,音樂系一名姓Z的,也許是看到王彩俊瘦弱可欺,仗著自己身材壯實,大門開啟之際,強行卡隊。偏偏王彩俊又很較真,自不量力,要推Z某出列。言語不合,加之推搡,Z某惱羞成怒,出重手推一掌,稻草人立馬撲地,倒地后又還挨了兩腳。王彩俊傷心之至,我們憤怒之至。堂堂中文系一個年級3個班150幾號人,區區音樂系就一個班30幾個人,吃了熊心豹子膽,敢打我們的人,簡直就是明目張膽地挑釁。“媽的,給老子打回來!”中文系的夫子們怒火中燒,一掃平日斯文。我們迅速通知同學們,王彩俊慘兮兮的形貌使大家一時間失去理智,中文系20幾名不怕事的漢子,雄赳赳氣昂昂涌向圖書館“報仇雪恨”。Z某不知從那兒得到信息,早已逃之夭夭。據可靠消息,Z某已經躲進音樂系女生住的杏園某舍,中文系尋事的隊伍浩浩蕩蕩開往杏園。到了女生宿舍門口,大伙兒呆了。音樂系十來名女生手挽著手做成兩層屏障,堵住窄窄的樓門,她們冷漠著臉,面對不善的來者,集體哼起《國際歌》。說實話音樂系的美女有一定震懾力,她們的哼出的歌聲也的確動聽,但去者絕非欣賞美色,也絕非欣賞“團結起來到明天”的厚重旋律。時令正值盛夏,女生人人穿得單薄,赳赳武夫們傻了眼,男女之大防,不得不顧忌,沖也不是,不沖又不甘心。急切之下,有人想到《三國演義》中蜀軍辱罵搦戰魏軍的激將故事。我們齊聲高叫:“Z某,狗雜種,有種滾出來!躲在女人裙下是孬種……”Z某穩坐釣魚臺,就是不露面。美女們又堅定不移把住入口。我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對峙10來分鐘,黔驢技窮,灰溜溜撤退回營。
回到寢室,大家沒有出到惡氣心有不甘,有人提出到北碚請愿游行。白紙濃墨,我們的書法家M,匆匆揮灑出幾副大標語,隊伍開往北碚區政府,前往區政府是因為我們隊伍中有人知道Z的父親是北碚區副區長。
從后校門出發,為了不打草驚蛇,也為了不被學校派人攔下,我們分散行動。區政府門口集中后,我們一班加二班,大約去了三十幾人,其中還有幾名性格火爆的重慶女生。我們班的班長簡單整理了一下隊伍,拉開大標語,振臂高呼:“打倒Z衙內!”“嚴懲打人兇手!”“還我同學尊嚴!”所有去的同學一同高呼口號,那時還沒有“維穩”一說,沒有警察彈壓,區政府地處鬧市,一下就圍了許多喜歡熱鬧的看客,包括也有一兩名警察看稀奇。圍觀的人多了,那陣仗就像電影上看到的民國時期進步學生請愿。區政府守門老頭慌了神,趕緊入內通報。一會兒來了一名穿中山裝的中年人,自稱什么主任。他很客氣地給我們的班長交涉,保證公平公正處理這件事,并答應我們的要求,當晚6點以前回復我們提出的各項條件。我們收起標語,停止高呼口號,取消游行計劃。
大約下午5點半,喜訊傳來,音樂系一名黨總支書記帶隊,幾名學生帶來了麥片、牛奶、水果等慰問品和慰問金,也帶來了Z某書面的非常誠懇的道歉信。他不能親自前來,是害怕出事。之前學院已經得到區政府電話,派學院辦主任會同中文系黨總支書記到我們的宿舍做了相關工作。事件已經過了幾個小時,大家激憤的內心逐漸趨于平靜,校園一場風波平息下來。
中文系男生沖擊杏園女生宿舍的場面,有點像《列寧在十月》中“阿芙樂爾號”炮聲響起,士兵工人們奮勇沖擊冬宮場面,不同版本的故事不脛而走。有的贊揚音樂系女生巾幗不讓須眉;有的稱道中文系男生很團結,雄得起。
回想為了奪回被耽誤的求學寶貴光陰,而鬧出事件,有些不可思議,但那就是真實的歷史。我們那一代大學生經歷了許多苦難,太珍惜讀書機會,77級78級學生上圖書館排長隊“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從79級開始,基本上是高中應屆畢業生考入大學,當前兩個年級的同學離開校園,長明燈教室逐漸壽終正寢,圖書館門前也再不會排長龍似的隊伍,也就再也不會為多看多幾頁文字而打架。君子動口又動手,荒唐,但那是一種美麗的荒唐。
20年過后母校各系舉辦校慶,77級回去了不少人,我在校園里不期而遇Z某,冬宮事件,我是主要參與者之一,他也認識我。時間如流水能夠磨平堅石銳利的棱角,時間也是軟化劑能夠軟化人們心中的怨恨,我們相視一笑,相互點頭致意。正所謂: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4.沉郁頓挫
 
大學的課程除了必修課,還有選修課,《杜詩選讀》的老師是曹慕樊。
曹老師個兒矮小,骨瘦如柴,額上密密的深深的抬頭紋雕刻的是人生苦難和滄桑。眼鏡高度近視,厚厚的鏡片后面那雙眼睛渾濁不堪,看上去近80歲的老男人,與我們這幫充滿生氣的年輕人在一起,顯得十分孤獨,也更顯得垂垂老矣,其實他僅僅六十幾歲。第一次上課,他先于我們到教室。那是一個比較寒冷的冬天,曹老師穿著較為單薄的藍布衣衫,課前他把講義放在講臺,搓著雙手取暖,他的雙手皮包骨頭,沒有什么肉,按說搓手也不會產生什么熱能。我思忖:搓手也許是一種習慣,也許是重登講臺,掩飾內心興奮的下意識動作。我們有些失望,這樣一名遲暮的老人,這樣一位已經脫離教壇多年的老人,能夠講好課嗎?不過,讓一位年長的老師等候,我們還是深感愧疚。
曹老師講課不是聲如洪鐘,也并非慷慨激昂,但開課就征服了聽眾。他講述略顯低沉,但每一個詞每一句話,都非常具有穿透力,能夠容納上百余人的教室,坐在最后一排也聽得清清楚楚。介紹杜甫生平、代表作品、詩歌風格,他如數家珍。一節課下來沒有動一下講義,講義只是擺設。他記憶力太驚人了,小小的腦袋就像一臺電腦,儲存著淵博的知識。他點評杜甫之精妙,之深入,旁征博引,引經據典,從容不迫,讓我們認識了一千多年前那位真真實實有血有肉的詩圣,同時也讓我們領略了國學鴻儒的風采。他的講課獲得巨大成功,全體聽眾自發報以經久不息的掌聲。要讓文革后第一批考入大學的天之驕子心悅誠服并非易事,曹老師一節課就讓自視甚高,桀驁不馴的年輕人見識了什么是淺薄,什么是博大精深。課前中文系辦公室的老師為我們介紹的頭銜是曹老師,因為他當時不是教授,身份僅僅是圖書資料員,臨時“拔擢”為教員,我們都納悶,如此才華橫溢的先生,怎么可能不是教授?
課后同學中好事者調查了曹老師底細,不問不知道,一問嚇一跳,曹老師的確非等閑之輩,這位出生川南瀘州的老師,早年就讀金陵大學,師從劉國鈞先生,受目錄學。后來又師從熊十力先生,治佛學與宋明理學。早在解放前就已經是重慶勉仁文學院副教授。他與梁漱溟先生過從甚密,梁先生對他的學問與修行,十分推崇和贊許。可惜這位耿介的儒者在解放后的那次血雨腥風的反右運動中以言獲罪,被打入萬劫不復的人間地獄。文革中遭造反派揪出批判斗爭,被打得遍體鱗傷,皮帶扣傷及雙眼,以致幾乎失明。77級學生很挑剔,已經把系里安排的老師趕下臺好幾名,中文系教師捉襟見肘,不得已冒著風險把戴罪之身的曹先生安排來頂替,豈料曹先生一炮走紅,成為大學生膜拜的人物。
曹老師講杜詩,更多講的是自己潛心研究的成果,傅庚生等名家的學說,僅僅作為知識的引申,以及眼界的拓展。先生講自己的研究成果,并非炫耀,而是啟發學生學習一定要有自己研究的東西。譬如他講杜詩的最顯著特點就是“沉郁頓挫,”圍繞他的這個新穎命題,或許前無古人的結論,他列舉杜甫的各個不同時期的經歷遭遇和大量的詩歌內容作論述,言之鑿鑿,振聾發聵,于理于情皆翔實可信。他經常諄諄教誨弟子們“借問之學不可以為人師,”就是要求學生做學問不能走捷徑,不能夠學而不思,沒有自己的思想,人云亦云,僅僅做他人思想的傳聲筒。盡管我后來沒有走學術這條道路,但曹先生在那個意識形態尚未開禁的年代,驅逐了我等慣有的盲目崇拜的愚昧,開啟了思想獨立的慧根,這對日后的職業發展起到不可磨滅的作用。
先生講課從容不迫,基于學養深厚,學品淳厚,他長于在浩瀚的杜詩文句中見微知著,闡發超越前人的全新見解。譬如梁任公寫過一篇《杜甫詩里的非戰思想》,學界似乎有一種固定印象,杜甫反對一切戰爭,曹先生不以為然。他認為杜甫對戰爭的態度是因戰爭的性質不同而不同。他認為杜甫對開邊是極端反對;對國家內部的分裂割據戰爭,杜甫站在國家統一立場,堅持“武定禍亂”;對農民起義,杜甫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主張鎮壓;對封建階級內部的相互火拼,杜甫站在同情人民的立場,堅決抨擊。曹先生講課時信手拈來杜甫《兵車行》、《前出塞》、《后出塞》、《蠶谷行》、《三絕句》、《征夫》、《喜雨》、《有感五首之二》、《復愁之八》等等詩句佐證觀點,極具說服力。我工作后搬家十余次,大學讀書時的許多東西都不見了,保留至今的資料,就有當時聽曹先生講課的筆記。
曹先生講杜詩,常常聯系杜甫人格精神,也常常聯系自己的人生際遇,曹先生一生充滿傳奇色彩,解放前被國民黨特務以親共罪名抓捕入獄,解放后又被打為右派分子,他前半身也曾四處漂泊,但他從未對追求喪失信心。至今記得他講《旅夜書懷》末兩句,“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以及他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末兩句,“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時的嚴肅神情,以及抑揚頓挫的聲調。兩首詩句中都出現鷗鳥具象,前者如他大半生遭遇,后者如同他一生追求學術真諦,絕不阿諛奉承的耿介品格。沙鷗、白鷗皆杜甫自況,也是曹先生的寫真,為曹先生的精彩,若干年后我喜得兒子,取名“昊鷗,”追根溯源,取名創意即源于此。大約20多年前,我曾把這件事輕描淡寫進了一篇文章。明華兄在北京師范大學做訪問學者,飯后散步至報亭,偶然間在某報副刊讀到,他很興奮,打老遠地給我打了一個電話,我們還熱聊了一番,熱聊,是因為曹老師被我倆共同仰慕。
曹先生平反后,被聘了副教授、教授。我的同室學友明華兄,還在曹先生沒有恢復教授時,就入列門墻,成為曹先生的研究生,成為曹先生研杜的傳人。后來明華兄在這個領域著述頗豐,這都是當年曹先生《杜詩選讀》課的后續余響。
大學畢業已有32年,但時至今日,曹先生的音容依然歷歷在目。
 
5.詩詞格律
 
徐洪火老師,小個子,黑黑的臉膛,常常穿一身劣質藍布衣衫,說話快人快語。他1964年畢業于西師中文系,給我們上《中國古典文學》的時候,還是講師。別看他資歷淺,但上課鎮得住堂子。他自己編的一本淺黃色封面教材,用今天的話講,典型的三無產品,就他自己選出的古代文學作品,就北碚那一個不敢署名的小作坊印刷,紙張差勁,油印技術低劣,教材中時不時就有墨坨坨,字都不怎么看得清,但我們都理解他,畢竟窮學生要付教材費,徐老師精心選擇歷代名篇、自己設計版式、編印、校對,沒有一分錢報酬,純粹義務。我們只交一點點工本費,就能夠讀到歷朝歷代的優秀名篇,夠幸運的了。
徐老師講口好,薄薄嘴皮子,說話好像從來都不假思索,出口成章,滔滔不絕。與他同時給我們上課的有好幾位與他年齡相仿的教師,極不走運,灰溜溜被77級學生趕下臺,再也沒有露面,他從先秦講到元明清,牢牢地站穩講臺。
徐老師很嚴格,每一個單元結束,他都要考背誦。他考得方式簡單,一個竹筒里有10幾只簽,學生自己抽,簽上有篇名,抽到啥就背啥。我們寢室李明山、劉明華、龔如君等都善于背誦,每次他們胸有成竹去抽簽,我在一旁羨慕極了,其實那里是他們善背,是他們更刻苦努力。我記得先秦一章結束,那個炎熱的下午,我們幾個去徐老師辦公室。李明山抽到《尚書》,他幾乎沒有停頓,佶屈聱牙的文句如流水一般飛瀉。坐在一把老藤椅里的徐老師,閉著眼睛搖頭晃腦,好像是在欣賞音樂。李明山正背在興頭上,“停!”徐老師睜開雙眼,用手中的教鞭輕輕敲了一下身邊的辦公桌,贊許的點點頭,以示通過。輪到我,抽到《離騷》。我估計不會背誦全文,頂多兩大段,前面的學兄才背誦一段嘞。提了提氣,振著精神,“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徐老師的教鞭響起,“停!”我心里一陣狂跳,才背誦4句,就解放我啦。豈料徐老師問道,“惟庚寅吾以降,末一個字,古音讀啥?”我回答:“讀‘紅’的音。”徐老師又閉上眼,“繼續。”也許是打亂了我的背誦節奏,我背誦不那么順溜,斷斷續續,背了三大段,五六次停下來長考,徐老師完全沒有讓我停下來的意思,我一慌神,就更不連貫了。徐老師極為不滿,不耐煩的打斷我:“下去下去,背熟了再來。”我有些不服氣,為啥李明山就一段過關,我要背全文?徐老師沒解釋,揮了揮手,讓我離去,其他同學抽簽背誦。
次日下午 ,我再去背誦,這次徐老師沒有提問,我加班背了大半夜的成果,就是順順當當通過。徐老師見我氣鼓氣脹,微笑著說:“你曉不曉得我為啥子要為難你?”徐老師的微笑是少有的,正因為少有,才顯得特別親切,微笑消除了我的對立情緒。徐老師不容我回答,隨即收起臉上瞬間的微笑,比較嚴肅地說:“小楊啊,學習不是光靠聰明就成得了事。我批閱你的作業,發現有好幾次都是敷衍應付,用功不夠。‘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你們這一批天之驕子讀大學太不容易了,未來的路還很長很長。你們這一屆學生將來注定要成為國家棟梁,如果現在沒有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將來難當重任啊。”
徐老師一反課堂上講話的快節奏,慢條斯理地,甚至有的話,一詞一頓,還加了感嘆詞,我強烈感受到了他的真誠,那一瞬間我很羞愧。我不想信誓旦旦地保證什么,只是堅定地點了點頭,我相信自己一定不會辜負師長教誨。
大四的時候,我們年級的同學分為若干小組,分別由系上老師帶隊到重慶的各所中學實習。一年多不見的徐老師還是那么精神,理的板寸,根根短發很有個性地直立。我們實習的學校是重慶98中,又稱梅花山中學,徐老師的夫人,白白胖胖的馮老師就是這所學校的語文教研組長。馮老師非常和藹,對我們實習的年輕人很關照,安排我們聽骨干教師的課,她親自給我們講教學環節的每一個過程。一個月的實習即將結束,輪到我們登上講臺匯報實習成果了。我抽到的篇目是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的節選《分馬》,之前馮老師認真審查了我的備課教案,提出了修改意見。課前笑容可掬的師母給我打氣:“小楊,沒得問題,肯定成功!”“肯定”二字加重發音力度。我那天發揮得的確不錯,課后徐老師夫婦為我豎了大拇哥,我心里美滋滋的。
試講,每天只安排4名同學,第二天上午課間休息,我無意間聽到一個消息,學校背后的山上有一座安葬張自忠將軍的墳墓。我心里怦然一動,張將軍是我一直崇拜的抗日英雄,他可是八年抗戰,中國戰場犧牲的最高級別的將軍。他在南瓜店以身殉國的悲壯,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我悄悄溜出校門,獨自到后山尋找英烈墳墓。我緬懷了先烈之后回學校,那節課已經結束。
下午徐老師把我叫到辦公室,虎兇兇地詢問:“上午跑哪兒去了?”我知道事已敗露,竹筒倒豆子,并做了口頭檢討。徐老師臉上逐漸雨轉陰,“小楊,你怎能夠目無組織紀律?你怎么能夠不謙虛謹慎?…… 人需要有傲骨,但決不可生傲氣。”末兩句顛倒徐悲鴻名言,吐詞特別洪亮。我滿臉通紅,恨無地洞可鉆。徐老師不僅聽我做了口頭檢查,還要我寫出書面的,并補了一句“要接觸靈魂!”
當天下午,我寫出認識深刻的書面檢查,徐老師閱完,和和氣氣地對我說:“這就對了。我相信你日后不管在什么工作崗位,都會終身受益。”他從包里取出一冊四川人民出版社為他出版的談詩詞格律的書送我,我曾經請教過的平仄對仗音韻諸多問題,這本書,都做了詳盡的講解。我想起了徐老師曾經在課堂上說過的一句話:“詩詞講格律,做人也要講格律。”我理解徐老師對我們的忠告,就是勉勵我們做人講品格,做事講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我接過小冊子,深深地向先生鞠躬。
實習結束,19名實習同學與徐老師合影。一張照片上我站在徐老師身邊,另一張照片我蹲在他身前。照片上的陳保亞同學后來成為北京大學名教授,中文系副主任,閻嘉同學成為四川大學名教授,中文系主任……盡管照片上的一些同學的成就超過先生,但沒有這樣優秀的恩師,就沒有同學們后來的叱咤風云,不知他人怎樣認識先生,我個人永遠仰慕先生。
2013年6月,母校邀請20余名原西南師范學院和原西南農業學院兩所重點大學的知名校友,參加《西南大學章程》校友代表征求意見會。闊別母校這座大樓32年,我記得還是1981年年末辦畢業等手續進入過這座紅漆木地板大樓,與母校黨委書記、校長坐在鋪有紅地毯的豪華會議室,一起共商學校發展大計,我不能不想到恩師,得知徐老師后來學術很有建樹,擔任教授,帶研究生也頗多成果……可惜徐老師在幾年前去世了。
我感慨萬千,不勝噓唏。時光匆匆,物是人非,我設想如果先生能看到弟子榮歸母校,并去看望他,他將多么欣慰,可惜,沒有如果,從此,我只有把先生永遠銘記在心靈深處。
 
6.群師速寫
 
徐無聞老師,瘦小個子,其形象正應了一句當今時髦的說法,“濃縮的都是精品。”徐老師執教的選修課《文字學》,記得課堂不在中文系大樓,而是在外國留學生樓的底樓的一間小教室。選修徐教授這門課的學生不多,教室里稀稀拉拉10幾個人,盡管徐老師是博學多識的“通才”,書法尤為出眾,那個年代書畫在大陸還沒有經濟市場,但盛傳徐老師的書法作品在東瀛已經火熱行銷。也許是身體健康欠佳的原因,徐老師講課中氣不是太足,加之改名“永年”為“無聞,”即耳背,他的課堂,師生呼應極少,基本上就是他個人“唱獨角戲。”我選他的這門課,至今后悔沒有向先生私下請教,也沒有留下先生的任何墨跡。我的這門功課,得分只是及格,我從不埋怨先生,我深知自己愚鈍,也不勤奮,沒有私交,沒有得到好的成績,這都不妨礙我對先生的崇敬。他講文字,甲金篆隸真草行,一一快意板書,清勁秀潤,賞心悅目。他講文字,結合歷朝歷代名家書法特點,模仿惟妙惟肖,嘆為觀止。他講文字,絕不是孤立說文字,文字與文學,融會貫通。比如談蘇東坡,說文字,論才學,評書法,橫向縱向,平面立體,信手拈來,沒有深厚的文字學和文學功底,那是萬萬做不到的。著名大家啟功先生十分推崇他的這位好友:“教授于西南大學,著述甚富。于古文字之考辨,造詣尤邃。暇則揮毫作書,古、篆、楷、行,罔不精工。其篆法深穩,獨得淵穆之度。”可惜,天妒英才,這位26歲就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擔任《語文》雜志主編,并作為高校青年教師代表,進京參加全國青年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得到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的才俊,這位深得吳宓先生賞識的,與沈尹默、啟功、方介堪、易均室、潘伯鷹、謝稚柳、馬國權、沙孟海等為忘年交的才子,無端被宵小逼迫,在1964年的一場政治運動中,反反復復交代在1962年伙同蘇鴻昌操縱黨支部選舉(無端誣陷),與反革命、右派分子過從甚密 的“罪惡”(書法交往)。2006年三聯書店出版的《吳宓日記續編》多次記載徐永年在中文系被批斗事。曾經年少得志,春風得意馬蹄疾,豈料青云折翼,1964年的那場政治變故后,他看淡世事,潛心治學,不愿聞達于黑白顛倒的現實,因禍得福,書法治印,日益精進。奈何天不假年,徐先生于1993年逝世,享年六十有二。
彭維金老師,中等個,課上課下都一張冷峻的臉。他常年穿戴整齊,冬天戴一頂藍色布帽,呢子上裝熨燙的平平整整,從來看不見一點點皺紋,白色襯衣的領子外面,一條純毛圍巾交錯貼在領下,人前一站,腰板挺直,外形看上去缺少了一點大學老師和藹可親的文人范,倒像嚴謹有余,靈氣不足的解放牌機關干部。彭老師執教《民間文學》,單論講課吸引力,很一般,他不是講口很好的那一類,走的是學術實力派的路數。我與彭老師沒有過多交往,也不太喜歡自己錯誤的認為上不了臺面的民間文學,只是按規定動作,聽他的課、參加他的學科考試。記得該學科學完,我得80分。80分也算達到我的心理預期,但偏偏我的同窗好友方濤得了95分。期末放假前,方濤約我一道去看望彭老師,我本不想去,好友執拗,我也就陪他前往中文系大樓與留學生樓之間的一棟坐落在綠樹成蔭的平房。師娘開門,許是房屋太局促,許是主人不習慣在家接待學生,師娘沒有一點請我們進屋的意思。我們正在尷尬之際,彭老師一聲不響地走出屋子,只對我們點點頭。師娘很默契,很快就左手一把小椅子,右手一根長凳子。我們在房前的樹下開始聊天。方濤是老師的得意門生,他經常過來走動,所以說話的主角自然是他。他大約向老師匯報了已經在圖書館的報刊雜志收集到,并整理出幾類主題的民歌民謠,并匯報假期中擬往川東川北同學的家鄉去收集民歌和民間故事。彭老師嘉許地點頭,“做學問就要踏踏實實。查資料,是一種收集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要深入到最基層的田間地頭,要腳勤嘴勤手勤。把別人的東西加工整理成自己的東西,是本事。到偏遠山村采風,收集到的第一手資料更珍貴,自己采集花粉,并釀成蜜,那種蜜是最甜的……”在我的印象中,彭老師不茍言談,但那天晚上,他講了很多很多,盡管主要是勉勵方濤,作為旁聽者,我也受益匪淺。臨別之際,彭老師才對我說了一句話:“你和方濤比,就差那么一點勤奮。”我點頭回道,“是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為什么分數低于好友,我也知道了今后不管是學什么,做什么,都要踏實勤奮。
至今,我家還保存著方濤畢業時送的幾十張民謠卡片,看到這些卡片,我會想到學友情誼,也會想到嚴肅的彭先生。
沈來清老師,其形狀如干豇豆,精瘦得來像脫了水的木乃伊,說話有氣無力。據說他是吳宓先生的學生。當年吳宓老先生對學生嚴格有加,傳聞考《紅樓夢》,直接問學生,某某句出至某版本的哪一頁哪一行,做他的學生,指定篇目的名作,不讀得溜溜熟,很難過他的考關。我們第一次看見沈老師,很可憐他,想象他就是被吳宓老先生虐待成有些讓人害怕的排骨架架。沈老師開的課是《外國文學》,授課教室在中文系的可容納幾百人的階梯教室。可以想見,小小的個子,瘦骨嶙峋的身架,中氣嚴重不足,咋個鎮得住場子?我們的教材僅有十九院校《外國文學》編寫組的名號,共三本,1105頁,沒有出版社,嚴格意義上講,只能算作講義。沈老師承擔編寫的是《無產階級文學概述》,一共30頁。那個年代,百廢待興,出版法不健全,大學生進了校園,等待教材問世,走正規途徑,不知猴年馬月,因此中國特色的出版盛行,那時也沒有非法出版物一說。沈老師講的許多作品,我都淡忘了,唯有談文藝復新時期法國人文主義文學,講拉伯雷的《巨人傳》的一段故事,給同學們留下了恒久記憶。記得那是在夏日,階梯教室坐了全年級150多人,場子大,沈老師身量小,從后排高處往下看,沈老師就是一小不點。沈老師為了提高音量,每一句話都剪斷,一個詞一個詞地吐出來,哪里是吐詞,純粹聲嘶力竭嚎叫:“阿克琉斯,憤怒了!憤怒的,結果,就是,他用,陽物,撒了,一泡尿,于是,天下,洪水,湯湯,一下就,淹死,二十六萬人……”沈老師拖聲拿調,小小的個子,講巨人的故事,夸張、荒誕,所有的男生女生,忍俊不禁,笑得前仰后翻。這個段子,若干年后,我曾經給幾歲的兒子當作笑話講出來,兒子也狂笑不止。小個子沈老師,那次課后,就得了“阿喀琉斯”的威名。
幾十年后我讀到《吳宓日記續編》,在1964年11月25日(星期三),有如此記言“下午2-6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教研組合并運動座談會,今日發言者,仍以田志遠、錢安琪等為主,聲討中文系黨總支書記蘇鴻昌,以徐永年為謀主,以徐永年、沈來清、毛宗璜、彭維金‘四大金剛’為大將,以王詠芳為通史,蘇雖身為黨員,而實行建立資產階級集團,向黨及無產階級進攻,包辦選舉,敵視工農學生,恒欲推到唐正康書記……”我讀到這里,不禁失笑,蘇鴻昌身為黨總支書記,“向黨及無產階級進攻,”自己向自己代表的黨進攻,顯然是無稽之談。我又疑心吳宓先生記載有誤,蘇鴻昌是中文系黨總支書記,唐正康也是中文系黨總支書記,兩位都是書記,都沒有“副”字出現。我點擊如今的西南大學人文學院網站,在歷任領導簡介中,真還是蘇鴻昌1957-1960年,及1962-1964年,任中文系黨總支書記。唐正康1961-1964年,任中文系黨總支書記。我打電話詢問劉明華同學,他哈哈一笑,“是的,那個時候搞運動,就是兩位書記。”1964年,蘇鴻昌被摘了烏紗帽,徐永年也中槍,并且被擊打得遍體鱗傷,人生前途就此拐了一個大彎,從云端重重地摔到地上。
蘇鴻昌教過我們幾節《文藝美學》,胖乎乎的,個兒不高,宜賓方音較為濁重,說話很有底氣。第一節課,他大談特談“形象思維第一流,”至今還有些許印象。王詠芳,毛宗璜不知其人。徐永年、彭維金、沈來青三位老師,50年代到60年代前半段,都是“正能量”代表,到了1964年下半年,風頭一轉,他們都成為被批判的對象。難怪他們課后鮮與77級學生親密接觸,有趣的是,改革開放以后,大環境發生根本變化,他們又“復活”了。蘇鴻昌、沈來青課堂上再度活躍。彭維金在1984-1985年,還出任過中文系系系主任,他們都在教書育人生涯的暮年,“滿目青山夕照明”。而1964年到我們進校讀書那會兒,他們還在“蟄伏”,政治運動,殘酷無情,因言獲罪,記憶猶新。他們只能韜光養晦,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我也理解了徐永年當年改名徐無聞,絕非《說文》云,“聾,無聞也”那么簡單,我讀懂了永謝浮名等更深層的意義。
蘇天輔,不是我們中文系的老師,他教授公共課《形式邏輯》。這位老師文質彬彬,說話輕言細語,慢條斯理,依稀記得是廣東人,因為前額比較突出,但他第一次來上課,真把我們都“欺騙”了。第一,皮膚白皙,第二,一口純正的京片。蘇老師早年畢業于清華大學,與周禮全是同窗好友,同為金岳霖先生的高足。長期在北方求學,膚色口音自然改變了。蘇老師第一節課講邏輯的實用性,先講了“請客”故事,“有一個人請A、B、C三貴客,到了開飯時間,只來了A、B。主人一聲嘆息,‘唉,該來的咋還沒有來?’座中A尋思,自己可能是主人順帶叫來的,于是駕尿遁,一去不復返。主人見A久去未歸,知道說錯話,隨口又說,‘我說的又不是他。’B一聽,‘不是他,就是我啦。’B也找了個托詞離去。結果主人花了錢把客人全都得罪了。”蘇老師娓娓道來,且把主人說話內容一一排列寫上黑板。故事滑稽又在情理,啞然失笑之后,學生們明了,思維和語言,不講邏輯,將會帶來多大的負面殺傷力。蘇老師的板書,工整而不失灑脫,同學們佩服的五體投地,從此,每每蘇老師下課后,就有同學在蘇老師板書的黑板上臨摹。蘇老師和藹可親,許多同學下課后問這問那,他連喝水都沒有時間,他從不流露一絲厭倦,總是笑盈盈地細致地回答每一個問題。看到他一以貫之的平和,我們都議論,蘇老師是高人,以后肯定長命百歲。可惜,蘇老師只給我們開了一個學期課,他隸屬政教系,后來在西師校園里就再也沒見過他。前兩年,我有一次電腦前,偶然想起老先生,隨意在鍵盤上敲了先生姓名,很高興的看見了在蘇老師90誕辰時,西南大學的領導專程到成都看望的報道,文字之外,還配有照片。90高齡的蘇老師穿一件大紅衣服,神采奕奕,還能夠看出當年的形貌,學邏輯、學哲學,蘇老師真是得道高人。我還在網上查到蘇老師2008年悼念好友周禮全的文章。周禮全曾任中國邏輯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蘇老師在悼詞末尾,撰聯“倡語言論理辯學,開一代先河,千秋永在;傳深奧哲學薪火,實月映百川,萬古長存。”其實,身為四川省邏輯學會理事長、中國辯證邏輯研究會副理事長的蘇老師,幾十載辛勤耕耘教壇,教書育人,學術研究,也桃李芬芳,碩果累累。我衷心祝愿蘇老師一如既往,吉祥安康。
 
7.幾件往事
 
第一件事是到院辦大樓請愿,廢除桌席就餐制。
我們剛進西師那會兒,四川還沒有敞開供應大米。我們每天早飯是窩頭,中午是米飯,晚飯是紅薯。那時吃得是桌席,8名同學圍著一張桌子,沒有凳,全都站著吃。很快問題就出來了,熬夜的同學早晨起床稍晚,下午有的同學在圖書館磨到關門,其他同學等的時間一長,紅薯涼了,吃下去,胃很不舒服。不等,也許遲到的同學,只能看空盆,餓肚子。形狀不一,顏色不一的紅薯,很脹肚子。吃多了,胃里老冒酸水,難受。有一天輔導員來告訴大家,教育部的領導次日要來學校視察,大家注意一下儀容儀表,如果安排到中文系參觀,大家要熱烈歡迎。我們的班長和團支部書記合計,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向部領導反映我們的訴求。怎么反映?大家出謀劃策,一個方案得到絕大部分同學贊同。第二天下午,“探馬”來報,幾輛轎車駛進西師大門,直奔行政辦公大樓……我們班一些好事者打起準備好的“反對桌席”、“進餐自由”等標語,還重溫了合唱。隊伍不長,但有氣勢,到了辦公大樓,大家呼了幾句口號后,就高唱“八個人一桌,八個人一桌,窩頭紅薯冷坨坨,冷坨坨。吃得腸胃冒酸水,冒酸水。吃的心臟冰冰涼,冰冰涼……”學校領導與部領導一起走出大樓,同學們唱的曲調,正好是那一陣子風靡全國的英國電影《百萬英鎊》的主題曲,旋律歡快滑稽,人人一聽便都知曉。請愿的內容也不激烈,《紅巖》中大學生上街游行高呼“要自由要民主,鍋里就要有米煮!”“蔣總統李總統,政府全是大飯桶!”我們的訴求完全不涉及政治,也沒有人身攻擊,只是希望少吃紅薯,解散桌席如此而已。系里的干部得知77級小班學生又闖禍信息,那時還沒有手機,心急火燎騎著自行車,火速趕往事發地點。部領導很和藹,對我們很寬容,當天晚飯時分,他們還專門到食堂調研。雖然并沒有立即表態,但幾天后,食堂運行制度徹底改變,學生們永遠告別了八個人一桌的桌席。
第二件事大約發生在1978年5月。
《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新華社、《人民日報》也相繼轉載。77級的大學生非常關心國事家事天下事,比較敏感輿論傳播中一些觀念的變化,大家議論紛紛。
我們年級的輔導員牟忠福老師憂心忡忡,他專門用一個周末下午,召集全年級學生開會。牟老師胃不太好,身體瘦弱。一副病怏怏的他,平時對學生要求比較嚴格,但涉及學生根本利益的事,他都很慎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還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雖然自己也吃不準政治風向,當他并未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他深知西師許多知識分子在各種運動中“盡折腰”,在法治不健全的社會,某些言論,或許就動輒得咎。他滿臉凝重地說:“1957年大鳴大放,全國55萬知識分子劃了右派,西師中文系三分之一的人戴了帽子,很多家庭為此受到牽連。當時中文系最有才華的學生,至今還在新疆戈壁灘放羊……現在處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政治形勢不明朗,你們一腔熱血,關心國家大事,不是不對,但為了你們的前途命運,建議大家暫時多看多聽,少說為佳……”牟老師,達縣地區渠縣人,工農兵學員留校,老成持重,心地善良,就像我們的大哥哥一般。其實,他沒有義務提醒我們,也沒有哪一級組織要求他這樣語重心長地幫助新時期的易于沖動的大學生,但他做了,盡管歷史證明他的擔憂是多余的,那一次大討論,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禁錮,中國由此走上了改革開放的康莊大道。就在那一次大討論過后的9月,全國55萬“右派分子,”重新回到人民的陣營,朱镕基后來還成為名聞世界的大國總理。同學們中沒有一名訕笑牟老師“政治眼光短淺,思想守舊,”相反,大家一直很尊重他,因為他在那個時候確確實實發自內心關心學生。幾十年過去了,在大階梯教室,牟老師召開的那次特殊的會議,以及牟老師滿臉焦慮的神情,我依然記憶猶新。
1996年,我回母校,與幾位同學請牟老師吃了一頓飯,同學中有后來的重慶師范大學黨委書記鄧卓明,有后來的西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劉明華,有后來的西南大學出版社社長周安平,有后來的西南大學新聞學院院長董小玉。一貫不喝酒的我,鄭重其事地向恩師敬了一杯,我從內心感激這位關愛學生的老師。
第三件事與第二件事的時間差不多。文革期間,文學界萬馬齊喑,粉碎“四人幫”過后,迎來文學的春天,那個時期,經濟體制還沒有改革,全國人民一樣的窮困。經濟上不能夠攀比,但精神是可以攀比的。于是,社會出現了一種空前浮躁的現象:工農兵學商,愛不愛好文學,都異口同聲,自詡“愛好文學,”那時的雜志開始出現零零星星的廣告。時不時出現的征婚廣告,較為吸引讀者眼球。可以斷定,每一位征婚者的廣告詞里,都少不了“愛好文學”一說,好像穿上這件附庸風雅的“愛好”外衣,就能夠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為。全國專業文學雜志屈指可數,四川省就一本《四川文學》。人們都有強烈的表現欲望,無奈粥少僧多,于是地下刊物如雨后春筍破土而出。新時代的“天之驕子,”又對口學習漢語言文學,同學們躁動起來。我們年級三個班,每個班辦一份刊物。經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個同學出資五毛錢。同學們分工明確,小說組、詩歌組、散文組,各組有專人負責。Z某善畫,負責版面設計,配插圖。幾位書法好的同學刻鋼板。班長袁某自告奮勇擔任主編,還負責買紙張,聯系系辦公室,借用油印機。幾名女同學積極踴躍負責裝訂。款項很快到位,一切工作如期有序進行。第一期出刊了,大家翻閱時,還以手把油印本散發出濃濃的油墨香味扇到鼻孔,“哇,真香!”同學們著著實實激動了一回。幾天后,中文系來了兩名戴著大蓋帽,身著刺眼的白色警服的警察。他們神秘兮兮地分批找同學調查。三個班的刊物主要負責人,都跟隨他們去了一趟大家不愿意去的令人生畏的地方。我的一位好朋友,二班的Z某膽戰心驚進去了。“無需三堂會審,一審我們就全部當了甫志高。”這位同學后來在重慶師范大學執教現代文學,也是山城赫赫有名的文學評論家,幾十年我們相聚,說到此事,他還記恨當時的輔導員,說是畢業分配還為此受了影響。其實輔導員也是奉命行事,以我對他的了解,他從無整人害人之心。地下刊物,非法刊物,如果上綱上線,就無限接近“反動刊物,”循循善誘,威脅恐嚇,大學生們好不容易掙脫地獄,誰還敢冒險犯事,只出了一期的刊物壽終正寢,并且出了的那一期也被專政機關悉數收回,就地銷毀。藍色的火苗,瞬間吞噬同學們的精神創造,那場景,就像現在被收繳假冒偽劣商品被付諸一炬一模一樣。盡管向毛主席保證,刊物中沒有一句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辭,更多的是發自內心“感謝英明領袖華主席”和鄧小平等“歌德式”詩文,但從來沒有人看內容,只認定形式的不合法,其它就不重要了。
第四件事是“罷課風潮。”
小平同志1977年8月主持召開科教座談會,12月就恢復了中斷10年的高考。國家百廢待興,短短幾個月,高校在政策上思想上組織上,都無法跟上后來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小平同志的思想。老教授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舊知識分子,中年教師是劉少奇17年資產階級路線培養出來的臭知識分子,唯一可信賴的是,文革中憑出身憑手掌上的老繭,進入大學占領上層建筑的工農兵大學生。我們三個班各配了一名寫作教師,他們都是留校任教的根紅苗正的工農兵學員。他們讀書的學制為兩年,并且兩年基本不讀書,都在參加一波又一波的各類大批判。文學的基本原理全然不知曉,人物刻畫、心理描寫、抒情方式等等最基本的寫作入門知識,茫然不知。擅長高呼口號,善于搞階級斗爭的他們,一旦站上文學殿堂,就手足無措,張口結舌,不知所云。77級學生憤怒了,憤怒,不針對個人,針對系上沒有給我們安排優秀教師。我們已經被錯誤的歷史耽誤了寶貴的年華,我們怎么能夠容忍我們的老師濫竽充數?!尤其是三名“工農兵”毫無自知之明,反而在課外放出風來,“不老老實實聽課,就打不及格。”這完全是火上澆油,”嘭”的一聲,憤怒的火焰沖天而起。沒有任何人組織,大家自發聚集系辦公室,強烈要求更換教師,否則就罷課。系主任和總支書記也心知肚明,但他們也有難處,好教師不少,但是還沒有解放,誰也不敢讓他們“帶病工作,向無產階級爭奪新一代大學生。”他們和顏悅色耐心解釋,承諾向學院領導反映,請大家稍安勿躁。其實我們遇到的問題,也是當年所有高校都面臨的現實問題,我們在反映的同時,不知道有多少高校院系也在同時上演“請愿”和“威脅罷課。”既然是全國性問題,很快就得到相關領導高度重視。一批老教授和一批有才華的中年教師閃亮登場。不稱職的“工農兵學員”,從此徹底退出高校歷史舞臺。
第五件事與第四件事性質基本相同,但幾十年來我們一直歉然,甚至每每回憶起,心里總是很難過。
經歷了罷課風潮以后,老師換了不少,換上來的老師,大多有真才實學,但也不是有才華,就一定能夠站穩講臺。頂替寫作教師的是一位小老頭子。其實他個兒并不矮小,年齡也并不大,只是頭發花白,佝僂脊背,滿臉紅疙瘩,抬頭紋縱橫交錯,才顯得身形萎縮,猶如臺灣某歌星自嘲的形象,“臉上寫滿了五千年民族的滄桑。”這位老師只上了一節課,就永遠離開了講臺,從此再也沒有見過他的身影,所以,他姓甚名誰,人們都淡忘了。幾十年后同學聚會,我說起此人,許多同學居然沒有一點印象。造化就是如此弄人!這位被大家遺忘的老師,曾經是西師中文系的大才子,還在讀書期間,就發表了許多小說和詩歌,還出過短篇小說集。1957年那次“引蛇出洞,”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在組織的幫助啟發下,在大大小小的會上,真誠地向黨提了一些意見,還應組織要求寫了一些遞交給黨的書信。在黨組織鼓勵下,他十分亢奮,熬更趕夜寫了一篇小說。小說中黨總支書記與系主任在培養學生的理念上有一定差異。書記只強調“紅,”主任則希望“又紅又專。”涉世不深的年輕人,為年輕和單純,付出了沉重代價。有記錄、有意見書文字,還有小說,白紙黑字,罪證確鑿,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他和一批以言獲罪的右派分子被武裝押解到新疆。為了徹底改造這名擅長寫作,又能說會道的年輕人,他被特別安排到戈壁灘放羊。一個簡易的地窩子是他的棲身之地,一群不會說話的綿羊是他形影不離的伙伴。他在藍色的蒼穹下,成了手執羊鞭的現代蘇武。他再不敢想寫作,胡風“利用書信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這是毛某人的金口玉言。他甚至一想到寫作就會不寒而栗。放逐邊疆,一去二十年,白天坐石頭,晚間數羊頭。晴天曬日頭,雨天淋濕頭。寒暑白了頭,此生無盼頭。戈壁灘上很少有人來往,他的身份要想娶老婆,純屬癡心妄想。他也死了心,準備與羊為伴,老死戈壁。他的語言交際能力嚴重退化,退化到詞不達意,要想表達的東西,語言嚴重脫節,課堂上時不時臉漲得通紅,我們都為他干著急。顯然他不適合為人師,我們可憐他,也沒有人“彈劾”他,但他有自知之明,更有正直善良的知識分子的自尊,他主動辭去了來之不易的教職。據說后來徹底平反后,他被安排到后勤崗位,混十幾年就退休了事。
第六件事是游行。
我的記憶力也好,也不好。說好,是因為我記學生姓名、表現、成績、特長,幾十年如一日,清清楚楚,讓學生和家長驚嘆不已。說不好,我記電話號碼這一類數字就特別不敏感,連我夫人以及兒子的電話,我每次都要查找。記時間數字也特別不行,上級電話通知開會,我非得要用筆記錄,才能不會忘卻,否則,就可能漏會。但有幾組數字,幾十年我都忘不了,比如1981年11月16日。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粉粹“四人幫”幾年后,瀕臨崩潰的國家,逐漸出現春天復蘇的信息。這一年的11月,全國人民寄予厚望的中國女排出征日本。東京、北海道、富山,大阪,女排姑娘們一路凱歌,連勝巴西、前蘇聯、前南朝鮮、保加利亞、古巴、美國。億萬中國人翹首期盼16晚中日決戰。那時電視極少。中文系僅有一臺14吋的黑白電視機,四個年級幾百大學生,只有各自想辦法,有的聽收音機,有的找老師家蹭電視。我的姑婆在西南農學院,兩個兒子與我的年齡相仿,也是鐵桿球迷。我下午5點早早到了親戚家,吃飯都心不在焉,急切盼望火星撞地球的大戰。中日決賽,在焦急等待中終于到來,宋世雄激情洋溢的解說,讓賽事更為扣人心弦。15:8,15:7,觀眾歡呼雀躍。豈料風云突變,素有東洋魔女之稱的日本女排出奇地頑強,她們連扳兩局。我的心懸到嗓子眼兒,全勝奪冠才是我們的夢想。攜天時地利人和的客隊,第五局又是在落后的情況下,一路狂追上來。當比分為14:15時,我已經無法坐在椅子上觀戰了,盡管已是初冬,手心全都是汗。15平,中國隊絕處逢生,我們大氣不敢出,眼睛死死盯著屏幕。周曉蘭攔網成功、孫晉芳攔網成功,17:15!中國隊勝利了!西南農學院沸騰了!
我興沖沖跑回西師。桃園宿舍空地上,已經聚集了眾多同學,鑼鼓喧天,鞭炮齊鳴。不知誰提出“走,北碚游行!”大家齊聲贊同。很快各系的大標語打出來了,沒有誰組織,但大學生隊伍像一道洪流向北碚挺進。大家忘情地高呼口號,“團結起來,振興中華!”“中國,我愛您!”“祖國萬歲”“向中國女排學習!”“向中國女排致敬”……第一句口號是借用同年3月,中國男排沖出亞洲,北京大學的學生,喊出的傳遍全國各地的口號。呼了口號,大家又高唱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一向寧靜的,被稱為重慶市的后花園的北碚也沸騰了,市民們自發加入大學生的游行隊伍。北碚上空禮花絢爛,據說經常停電的北碚,那晚燈火通明。我可以斷言,那一個夜晚,北碚最為美麗。三大球,女排率先登頂,須知,那個時候,中國科技、文化、體育在世界范圍講亮點,乏善可陳。體育比賽,最直觀展現民族精神,也最能提升民族自信心。從北碚回到學校,年輕人仍意猶未盡。篝火慶祝會又開始了,同學們為了持續歡樂的激情,不惜犧牲自己的生活物品。我把床上的草墊捐獻作了燃料,我還把破舊的木箱中的書籍一股腦兒倒出來,把木箱也變為了篝火,我還把面盆貢獻出來當銅鑼敲,第二天才發現面盆傷痕累累……那一個夜晚,永生難忘,盡管后來回憶起來覺得狂熱幼稚,但年輕人一生沒有過幾次狂熱,也是人生的一種遺憾,更何況那次的狂熱,還在我的內心播下堅韌不拔的種子,潛移默化地內化了我永爭第一的堅強品格。
 
8.讀書人竊書不算偷
 
77級考入中文系的學生,大多有幾本好書,進大學,基本上都把書當寶貝似的帶上,以便隨時翻看。
大約第一學期的半期過后,我們班級就鬧起恐慌。上課放學,有人發現自己下課上了趟洗手間,回到教室,抽桌里的書不翼而飛,好幾間男生寢室的同學相繼掉書。懷疑清潔工,但若是清潔工,宿舍和教室的清潔工是不同的人,更何況清潔工拿這些專業性很強的書做啥?他們又不讀,賣也不值錢。排除了清潔工,懷疑小偷,但比書值錢一點的東西都沒有掉,小偷不會那么高雅。唯一可懷疑的對象,就是朝夕相處的同學,于是大家破口大罵,罵得很難聽,祖宗八輩兒一個不拉的株連進去,那個時候的人沒幾個錢,關鍵的是掉的書,市面上不好買,失者的憤怒可以想見。一段提心吊膽之后,平靜了一個多月,大家心情剛平復下來,失竊事件又開始出現在寢室。發案時間基本鎖定在半夜后時段,重慶天氣太熱,男生寢室基本不關門,蟊賊趁虛而入,順手牽羊。
幾個腦瓜子比較聰明的不再叫罵,形成默契,實施引蛇出洞謀略。A室有位同學故意在晚寢滅燈前,把翻看了的一本托爾斯泰的《復活》,不經意的丟在床前的桌上。B室有位同學丟了本王力的《古代漢語》在桌上。C室的有位同學丟了本《說文解字》在桌上……同學們都佯裝熟睡。
“誘餌”在靠窗戶的桌上,凌晨2點左右,各寢室已經滅燈。過道上一人鬼鬼祟祟,輕輕推開C室虛掩得房門。月光透過樹蔭,透過紗窗,魅影窺探了一分鐘,室內鼾聲如雷,這才躡手躡腳摸了進去。他直奔目標,賊手伸向《說文解字》。靠門的下床同學一個鯉魚打挺,堵住賊路,幾只電筒強光直射賊首,甕中捉鱉。C室喧鬧起來,剎那間,人們都跳下床奔了過去。其實,之前大家已經懷疑過這位竊賊,只是大家不愿相信這是事實,因為此君家庭經濟條件較好,他平時也較為豪爽,時不時請同學吃飯,大家丟書那會兒,他還罵得最厲害,“賊喊捉賊,”他能稱為賊嗎?
魅影B傻了眼,臉丟的實在太大,幾個寢室的男生擁堵在C室。B試圖狡辯,“我就拿去翻一翻。”沒有誰相信他的謊言,不知誰說了一句,“查他的箱子!”人們涌到B的寢室,不由分說,砸開木箱,“哇噻!”大家驚嘆不已,木箱內的大部分書籍都是同學們失竊的。人贓俱獲,B灰溜溜低下了平日高傲的頭。
翌日,系上也知曉此事,家丑不可外揚,何況B除了偷書,其他表現都不錯,系領導希望和風細雨處理。輔導員說“這點事兒,也夠不上刑法,連開除團籍都夠不上,大家批評幫助吧。”盡管同學們心有不甘,但細細想來,10幾本書真的還立不了案,同學之間低頭不見抬頭見,同學一場,也是緣分,古人說得好:窮寇勿追。
既然要批評幫助,就得開會走程序。于是班級團支部先開會。B的“自我批評”,讓全體同學大跌眼鏡。他哪里在做自我批評?分明是以平靜的口吻講述鄰居阿貓阿狗的故事,一點也聽不出說的是自己,并且說“拿”同學的書,絕不是為了貪圖小便宜,而是為了更好地學習。說到為振興中華努力學習,慷慨激昂,壓根兒就沒有痛定思痛、痛改前非的言語,倒好像是在臺上做煽情的政治演講。他的結尾,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奇葩:“讀書人竊書不算偷吧?!”大家被他逗得無語,繼而啞然失笑。孔乙己是讀書讀迂腐了的舊文人,B讀書,讀得聰敏過人,插科打諢,加上狡黠的“幽默,”大家惡氣釋放,也就得饒人處且饒人。
那個時候的人,最怕兩個“偷”字,一個是作風敗壞,“偷”男人;一個是三只手“偷盜”他人錢物。這兩類“偷”,人們下意識覺得罪不容赦。B“竊書”,得到了寬容,其實誰沒有一點類似行為。我就在文革初期造反派打砸搶,毀掉各類文物古跡,燒毀各類圖書最瘋狂的時候,獲悉家鄉的小學校長辦公室即將被掃除“封資修”,果斷提前下手,以革命名義“襲擊”辦公室書柜,取走了好幾本寫紅軍故事的《紅旗飄飄》。幾十年過去了,我一次與十分崇敬的一位文壇前輩聊及自己一段不齒的歷史,前輩哈哈大笑,“你這是小巫見大巫,那時候一個追隨我的文學小青年與我一道,把樂山城里的幾個圖書館都掃蕩遍了。我們掃除是保護,造反派掃除就是毀滅。那個小青年文革過后,考上名牌大學,還留學德國讀博士,好多年前就是我們省里數一數二的劃肚皮的專家了……”
我們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的“偷竊”,還真有“保護文明”之功。B的行為,盡管主觀愿望是為了學習,但是以損害他人利益為前提。不過,那次他“講述別人的故事”之后,再沒有類似舉動,也還成為了一名好學生,好同學。多年后他在某所大學,還成為名教授,當然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對他帶的研究生講述那段孔乙己新編。
 
9.內部電影
 
西師校園西面有一座大會堂,木條釘的長排坐凳,大約30排,每排30座。大會堂多功能,融開會、演出、放電影于一體,是大學生們經常去的地方。我們開始學習《外國文學》,一項讓中文系和外語系學生意想不到的福利從天而降。
有天中午,輔導員來學生宿舍告訴年級的學生干部,下午組織全體同學去大會堂觀看“內部電影”。我們這代人在文革十年看的電影,基本上都是《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平原游擊隊》、《奇襲》、《上甘嶺》等歌頌革命英雄主義的戰爭片,看到的外國影片,主要是“朝鮮的哭哭笑笑,羅馬利亞的摟摟抱抱,越南的飛機大炮”,每次露天電影正片之前,還有中國特色的“新聞簡報”。我們要看的“內部電影”是英國的《冰海沉船》。英國可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啊,我們會不會受資本主義的毒害?以前不要說看資本主義國家的電影是“犯罪,”就一不小心收音機調到外國電臺,就嚇得不得了,“里通外國”那是有牢獄之災的。好在輔導員之前已經明確說了,“讓大家看片,就是要帶著批判的眼光看,就像毛主席倡導讀《水滸傳》,不是讓大家學習打家劫舍的草莽,而是要批判宋江的投降主義……”
別的同學怎么看,我不知道,反正我在看這部電影時,壓根兒沒有想到“批判”一詞,自己完全被跌宕起伏的驚悚情節吸引。120多分鐘里,感受到瀟灑浪漫,更多時間被悲情籠罩。第一次見識了電影可以不赤裸裸宣傳政治,電影可以不是一看開頭,就知道結尾,電影可以充分展現人性的光輝,資本主義國家的紳士,居然也不遜色我們的雷鋒……走出會堂,我為內心的疑問感到恐懼,資本主義把共產主義視為洪水猛獸,時常提防“赤化”,我長期受“正統教育,”看了資本主義的東西,怎么就沒有產生批判什么的念頭,竟然還有那么多疑問,而這些疑問,無疑是對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否定。這是不是被“毒化”的開始?那個時代的年輕人的反思真是太簡單幼稚。
隨后,我們又在其他系同學羨慕的眼光中,驕傲地昂起頭走進大會堂“批判”了英國影片《紅菱艷》。這部影片講述了愛舞如命的女主角佩吉在事業與愛情之間徘徊的經歷。那是一部帶有色彩的影片,盡管它只是彩色影片最初的嘗試,與后來的彩色影片的色彩檔次,完全不能夠相提并論。我驚嘆舞蹈和音樂如此完美地結合,曼妙的舞姿,讓觀眾如癡如醉。我看過芭蕾舞,革命現代京劇《紅色娘子軍》也曾經讓我耳目一新,舞蹈還可以用腳尖來表現,僅此而已。娘子軍們千篇一律的在比劃“革命動作,”而佩吉的舞蹈是在自然地演繹人生。兩者的表現力、感染力大相徑庭。影片結局,當美麗的女主人公最終決定放棄舞臺,而挽回即將失去的愛情,沖出劇院追趕丈夫,不幸被火車碾壓而亡,大會堂內哭聲一片。雖然過去了幾十年,我至今記得這部影片中舞蹈團長問佩吉為什么要跳舞,佩吉的回答“就像你為什么活著。”女主人公是把生命的激情全部傾注在自己熱愛的事業中。有好長一段時間,同學們有意無意都在念叨或討論這句臺詞。
我記得觀看的最后一部“內部電影”是蘇聯的《鄉村女教師》。這部電影時間跨圖大,跨越一戰二戰和衛國戰爭,長達幾十年。影片中的女主角瓦爾瓦拉從學校畢業后,毅然決然到寒冷的西伯利亞偏僻的鄉村任教,那里生活條件和自然條件異常艱苦,村民酗酒無度,流氓遍布。他們不了解教育,并且非常排斥教育。瓦爾瓦拉硬是憑借自己對教育的執著追求,孤軍奮戰在貧困、落后、愚昧、野蠻的黑暗中,犧牲了青春,犧牲了愛情,幾乎是一己之力,艱苦卓絕地讓文明之光,逐漸照徹若干若干陰暗的靈魂。影片有兩個情節讓我感動地淚雨滂沱。一是從戰場受傷歸來的丈夫撒手人寰。二是幾十年后已經身為校長的瓦爾瓦拉獲得列寧獎章,她的學生從祖國各地趕回來圍繞在她的身旁,為她祝賀,而前來祝賀的學生中,許多人已經功成名就,科學家、醫生,還有德高望重的教授……就是這部影片決定了我一生無悔的選擇。大學畢業,我有機會到大城市的高校工作,而后,我也有無數次機會選擇從政,可以選擇脫離又苦又累壓力巨大的中學。當得到電話通知,甚至一次次見到誘人的公函時,我的眼前總是浮現瓦爾瓦拉這位外貌并不是特別美麗,而內心完美無瑕的形象。我能夠一直堅守基礎教育,應該說《鄉村女教師》這部“修正主義國家”的影片正面影響了我的一生。
我們兩個系的同學在一個學期大約看了十幾部“內部電影,”不久,這種特殊福利消失了,消失,并不是取締,而是意識形態的許多重要禁錮逐漸土崩瓦解,所謂的“內部電影”全部公開放映,并且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的影片也陸續登陸電影院。《追捕》、《望鄉》、《啊,野麥嶺》等等影片在中國暴熱,高倉健成為大學生們的偶像,真由美成為大眾情人……我們沒了特殊福利的驕傲,但我心依然驕傲,因為取消內部“福利”,這是意識形態的解放,也是我們民族內心強大的肇始,有此兼容并包心態審視世界,反思自己,中華民族何愁不能重新走向偉大的復興。
 
10.體育鍛煉
 
在西師讀書四年,收獲許多獎狀和獎品,獎狀至今完好無損地保留下來,獎品“碩果僅存”的是一本長35厘米,寬25厘米的影集。這本影集藍色封面,內頁都刷了膠水,并且有覆膜,影集內貼滿當年我自己拍攝、自己沖膠卷、自己放大的黑白照片。扉頁蓋有鮮紅印章,印章文字如下:“參加四川省大學生文藝調演/西師團委會/紀念”。吹拉彈唱,我是門外漢,哪里上的了省級大舞臺,這本影集是我用參加體育比賽獲得的獎品與同班的鐘鳴同學交換的,鐘鳴是西師文工團二胡首席。
我從小喜歡運動,到了大學,癡情不改。記得進校不久,我就得到體育系一位叫賈良婭的女老師的通知,入隊集訓,準備參加一月后在西師舉辦的有重慶高師、重慶礦院、西師、西農等高校共同舉辦的乒乓球比賽。比賽地點就在李園附近的一個廢棄了的圖書閱覽廳。攜主場之利,西師大勝,我獲得男子單打冠軍,數學系劉光獲亞軍,政治系的一位姓劉的同學獲得第四名,女隊也獲得單打二、三名。
西師乒乓隊是一個活潑的小團體,教練賈老師很年輕,比我們大不了幾歲,她說話不太多,也很客氣,隊員都喜歡她。她帶我們到僅一墻之隔的51研究所打友誼賽,去之前我們個個心高氣傲,一個小小的研究所能有多少高手,我們不過是軍愛民民擁軍活動罷了。研究所門口,衛兵端著上了雪亮刺刀的步槍,令人望而生畏。一位穿四個兜的干部軍服的人走出大門,把我們帶進這個神秘的軍營。之前,我多次從研究所門口經過,不明白研究所研究什么,竟然有荷槍實彈衛兵把守。曾經問過當地人,也沒有誰能夠說出答案。軍營綠化很好,綠樹成蔭,我們到了一個俱樂部,燈光很棒,安有四張球臺,幾名身著印有“成都軍區”字樣的紅色乒乓服的小伙子姑娘乒乒乓乓練得正帶勁。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他們即便不穿成都軍區代表隊服裝,一看練球架勢,我就知道兇多吉少。果然男隊女隊,0比5,0比3,我們潰不成軍。那時打的是老式賽制,我上了兩次,至今記得對手名字,一個叫汪高潮,一個叫鄧毅,他們都是成都軍區代表隊解散以后,整體轉到這個研究所的。
賈老師還帶我們打過兩屆重慶市大學生乒乓運動會,雖然西師乒乓隊日后做過調整充實,男隊進了云南省隊的蒲金昌、達縣地區的張凱,但他們是體育系學生,不能夠與我們一起比賽。還有一個80屆外語系的帥小伙子唐哲,橫握弧圈選手,比我打得好,雖然我一直是隊長。女隊也進來一名重慶市體校的姓趙的姑娘,但兩屆比賽我們都被重慶大學代表隊擋在半決賽之外。重慶大學每年招收乒乓球體尖生,實力在重慶市20幾所大學之上,每屆8進4都遇到這只攔路虎,我們的運氣也太差了。賈老師從不責怪隊員,總是樂樂呵呵鼓勵和開導我們,“輸了就輸了,不要再去多想,我們多想快樂的事,我們以后再好好練……”
我至今保留了幾張當年的照片,一張是我身著西師短袖運動服正在全神貫注正手抽球,一張是賈老師指導我們訓練,還有幾張是乒乓隊全家福。
我參加西師游泳隊純屬偶然,我遠房的一位表哥是游泳隊仰泳選手,我去看他訓練,他把我介紹給教練羅老師。羅老師黑黝黝的皮膚,周身肌肉疙瘩。他讓我下水試一下水感,我撲騰了兩個50米,由于沒有接受過正規訓練,動作僵硬,速度并不快。羅老師看中了我渾身使不完的勁兒,邀請我參加游泳隊。與參加乒乓隊一樣,每參加一次下午一小時的訓練,學校伙食補助3毛錢。別小看3毛錢,可買一份葷菜了,每天都能打牙祭,那是許多同學夢寐以求的。何況又還要發一套運動服,還有一件上岸披的大衣,而就在那個時候,我還穿的是有補丁的衣服。冬天的周日,四川省游泳隊休息,西師游泳隊就可以在遐邇聞名的風景區北溫泉訓練,不出一分錢,鍛煉了身體,還可以觀賞美景,的確非常有誘惑力。
正如羅老師所斷言,我訓練不到兩個月,糾正了動作,仰泳改蛙式蹬腿為直腿打水,劃水拉長距離,我的成績突飛猛進。當年參加校運會,我100米,200米都奪得亞軍。次年的校運會,我還拿過冠軍。遲我兩屆入學的教育系的師弟徐建奇從小訓練游泳,動作比我規范,劃水效果更好,他加盟,我又退居亞軍了。校運會比賽獎品是塑料桶、浴巾、飯盒。每年的獎品大多送了同學,也用一個藍色塑料桶加一張浴巾給鐘鳴換了那本影集。
1981年夏天,重慶市大學生游泳運動會在沙坪壩的重慶師范學院舉行。羅老師作了鼓動人心的戰前動員,“西師游泳隊多年的老二,這回兵強馬壯,我們要咸魚翻身,打敗重慶大學,大家要相信自己的實力……”我們人人憋足了勁,尤其是我,兩次乒乓比賽都被重慶大學斬落馬下,我的“復仇”色彩更為濃厚。賽前熱身,我還專門與徐建奇坐在池邊拍了一張信心滿滿的給力照。我們隊自由泳、蛙泳、蝶泳、仰泳都很強。各項接力實力均勻,拿雙倍得分更是提振士氣。我參加了三項,仰泳100米、200米,我都得了亞軍,4×200混合泳接力,得了冠軍。我參加的兩個單項,肥水不流外人田,冠軍皆被師弟徐建奇斬獲。團體總成績西師隊以96分力壓僅得60分的第二名隊重慶大學代表隊。我們在泳池邊歡呼雀躍,合影留念,我們不僅收獲了許多實用的獎品,我們還收獲了無與倫比的精神勝利。回校園的當天,我就寫了一篇征戰紀實,投給西師校刊。一周后,校刊出來,我們游泳隊的隊友再度揚眉吐氣,還聚會一次,喝了不少山城啤酒,體格健壯的羅老師還為此酩酊大醉。
我參加學校田徑比賽,那就不是偶然了,因為少年時,我多次在縣的中學生田徑運動會上奪魁。我第一次參加西師的比賽是負重7公斤跑5000米,全校每個系要出幾十人。賽前專門有稱重量的老師。參賽的學生有的背磚頭,有的背鐵疙瘩,有的背沙袋,我是在被子里面用塑料薄膜包了幾塊磚頭,重量超過要求標準。參賽選手太多,田徑場跑不下,線路是繞西師校園通道,最后400米在田徑場。出發時大家意氣風發,跑出800米,就有不少同學掉隊,跑到2000米,長跑線路上就形成了眾多方隊。我一直咬牙堅持在第一方隊,4000米時,腿已經發脹,沉重的包袱,壓得我呼吸不勻。我一直暗暗鼓勵自己,“堅持,堅持就是勝利,別人也在過極限關,誰都不好受……”終于看到前方的田徑場了,我振奮精神,一下超越了好幾名已經氣喘吁吁的同學,最終,我取得第七名。中文系組織了同學來攙扶,又架著我慢跑了100多米,才停下來。那天化學系一名姓馬的來自涼山的同學,跑完就停下來,沒有慢跑或者慢走,他靠著運動場邊的籃球架,幾分鐘后倒在地上,再也沒有站起來。醫生對于猝死,束手無策。這位同學喜歡乒乓球,經常到我們訓練場地觀看,趁我們休息時,也上臺揮幾拍。他是典型的彝族帥哥,鼻梁挺直,眼眶深陷,濃眉大眼,個兒高高的,聽說他的父親是中央民委的干部。為馬同學的不幸,我還難過了好一陣子。
學校的田徑場最打擠的時段是早晨和下午。我每天早晨雷打不動5000米。冬天天亮的遲,山城冬日多濃霧,這時看臺高墻上方的幾個探照燈,巨大的光束就會投射在操場。我會在沙沙沙的跑步聲中超過一個又一個長跑愛好者,每超過一人,心里都生出一分成就感,男人總以超越他人為驕傲。
學校每年的田徑運動會最為熱鬧,各系美女云集自己系的迎風招展的大旗下吶喊,賣力地為自己系的運動員助威加油,紅粉嬌艷,如朵朵出水芙蓉,那是一道賞心悅目的風景,不上場的男同學們,緊張枯燥學習之余,來觀賞這道美麗風景,也很愜意。我一直跑400米和800米這兩個中跑項目,這兩個項目既要有沖刺速度,又要有耐力。每年基本都是我和化學系的朱某爭奪冠亞軍。我也參加4×100米接力,前兩年隊友都是我們班的同學,陳保亞、鐘鳴、郝樸寧,后兩年換了一名80級的高個兄弟。他們都專攻短跑,100米成績在11秒3以內,只有我是中跑兼項,100米成績在11秒6左右。前三屆比賽,我們都敗給物理系。1981年秋天,我們參加學校的最后一屆比賽,兄弟們十分重視,都想創造紀錄,收一次完美豹尾。賽前4兄弟專門合影紀念,有力地擊掌高呼“奪冠!”那一次我們已經具備了奪冠實力。第一棒鐘鳴先聲奪人。第二棒小兄弟繼續保持優勢。我跑第三棒,起跑如有神助,腳踏風火輪一般飛了起來。陳保亞最后一棒,風馳電掣,第一個終點撞線。我們4人擁抱歡呼,喜極而泣。豈料天有不測風云,高音喇叭公告成績,第一名仍是物理系,原來是我過于興奮,啟動早了一點,又跑快了一點,導致接棒時沖出了接力區。煮熟的鴨子飛了,我很沮喪,是我犯規,影響了大家。兄弟就是兄弟,他們沒有一人責怪,都安慰我。幾十年過去了,每每翻看那張4兄弟照片,我都倍感溫暖。
我在大學還喜歡舉重,其實我在中學時就舉石擔,知青時,我居住的茅屋門前也放了一副石擔,還有一只石鎖,早晚都要抓舉挺舉幾十次。西師的杠鈴房在田徑場邊,下午由專人保管,憑學生證可以借用。杠鈴房門外是一方沙坑,以便杠鈴不至于砸壞運動場。杠桿和杠鈴片不再是木棒和圓滾滾的石頭,都是光光生生,沒有一點毛刺的鐵家伙,重量標標準準。生物系有位非常敦實的男老師與陳鏡開同時代的運動員,他不太會講,但會做標準動作示范。我不僅會挺身式,也會了下蹲式挺舉。抓舉也學會瞬間爆發力時如何用腰部力量支撐。我在潛意識里一直認為,舉重最能展現男人的陽剛之氣和威武之風,以致50歲前,我有空都會去摸摸那些親切的寶貝鐵疙瘩,并且50歲前,我還能夠抓舉60公斤。
體育運動會不會影響學習?我的答案:只會促進學習。因為擁有了強壯身體,學習效率會倍增。我的游泳隊友徐建奇后來擔任了樂山師范學院教育學院院長,4×100米的隊友,陳保亞成為北京大學著名教授,還擔任過北京大學中文系副主任。鐘鳴成為與顧城齊名的著名詩人,著名隨筆作家和著名收藏家,前幾年廣州的《南方周末》還開設專版對他進行了介紹。郝樸寧擔任了云南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寫出不少優秀文學劇本,屢屢火爆熒屏。熊郁愛打排球,后來在峨眉電影制片廠導演、制作了許多優秀作品,去年歲末,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連續播放的數十集的《花木蘭》,就是他的力作。比起他們,乃至更多優秀同學,我僅僅在基礎教育方面做了一些事而已,雖沒有轟動效應,但也得到相當層面認可。我想我和同學們能夠為社會做貢獻,除了刻苦學習,勤奮工作,當年在西師積極開展體育鍛煉也有直接的關系。幾年前教育部倡導師生積極開展體育鍛煉,有一句口號,“每天鍛煉一小時,健康工作六十年”,我看口號會心地笑了,30余年前,我們在母校西師,早就如此這般了地具有“超前意識”了。
 
后記:回家
 
西南大學有座仿歐式建筑的“行署樓,”它沒有中國傳統建筑的琉璃瓦,也沒有歐洲建筑的圓頂尖塔。外部鋼筋水泥,內部二樓以上皆為紅色油漆木質地板。1951年-1952年,中共川東行署主任閻紅彥(1955年授上將)等干部們就在這座大樓辦公。川東行署,是一個特殊的歷史稱謂。解放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撤銷四川省,劃分為川東、川西(行署主任李井泉)、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川南(行署主任李大章)四個省級行署區。1952年行署區撤銷,這棟大樓成為大學黨政領導和處室領導的辦公大樓。在這座大樓住持工作時間最長的莫過于“張八級。”張八級,即黨委書記兼院長張永青,這位1935年入黨,擔任過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的老革命,從1954年到1983年(文革10年除外),一直是這座大樓的靈魂人物。我們讀書的4年,張老在位,但同學們忙于學習,他也很少露面,所以讀書四年,我竟然沒有與這位威望頗高的院長見到過面。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人們還缺少文物保護意識,并沒有在大樓顯眼的位置掛上“行署樓”牌子。那時晚自習前,我間或在這座大樓外散步。大樓前后門一般都是敞開的,可以隨意進出,但不是要辦特別的事,同學們不會上樓閑逛。夏天,大樓墻壁上爬滿了如蜘蛛網狀爬山虎,滿墻翠綠的葉子,給人送來一份清涼。大門外,花壇內對稱的兩棵黃角蘭樹每到初夏,開出許多馨香的花朵,沁人心脾。大樓正前方,景觀氣派漂亮。幾十級寬闊的階梯兩旁,密密匝匝、整整齊齊的塔松似利劍向天,威武雄壯。階梯兩旁寬闊的花園內,巨傘似的雪松,傲然居中,四周梔子花等低矮植物密密簇擁。站在大樓前門,居高臨下,一覽眾山小,大有君臨天下的感覺。我們那時對這座大樓充滿敬畏,即便在她周圍流連,也僅僅是拍照、散步、遐想……
大學四年,唯一一次登上該樓,是畢業之際,到教務處辦理畢業手續。記得那時木質樓板上的腳步聲與心臟咚咚咚的跳動聲相互應和,記得那時辦完各類手續,腳踏在下底樓的最后一塊紅色木質地板時,依依惜別之情,頓時涌上心頭。
公元2013年6月14日,我終于又踏上行署樓紅色木板階梯。大學畢業31年,我10幾次回母校招聘學弟學妹,但一直沒有登上這棟年輕時非常仰慕的高樓。
五樓會議廳門前,黃書記、張校長滿臉笑容,迎接校友“回家”。回家,多么溫馨的詞,從母校書記、校長口中說出,更是讓離校多年的游子倍感親切。會議廳鋪設了猩紅地毯,墻上紅色木格窗欞,寬幅紅色幕布,圍成一圈的會議桌上,每一個會議代表坐席前,都安放了話筒。會議廳以紅色為基調,寓意母校107年歷史,滄海桑田,如今蒸蒸日上,紅紅火火。來自10幾個省市的不同行業的校友代表神采飛揚,談笑風生。在總共20幾名代表中,我們西師中文系77級竟然有三位代表,我、鄧卓明(重慶師范大學黨委書記)、陳犀禾(上海大學新聞傳媒學院院長)。陳大哥是大班同學,那時入學,以年齡為限,26歲以下的編在1班和2班,26歲以上的,全部編在3班,時稱1班2班為小班,3班為大班。鄧卓明與我同班,我們這些年見面較多。陳犀禾畢業后去了美國留學深造,歸國后一直在上海工作。31年后再次在“家”相逢,分外親切。其他代表因不同系,或者不同年級,或者是當年西農的,我不認識,但一同坐在“家”里,就是和和睦睦的一家人。西師、西農原本也是“夫妻學校”(張永青書記的夫人就是西南農學院的書記),幾十年后合二為一,成為西南大學,我們就更是一家人了。
主持人宣布會議正式開始,熱熱鬧鬧的會議廳,立即安靜下來。張校長原任重慶大學副校長,高高的個頭,魁梧的身材,這位博導的致辭頗有陽剛之氣,激情澎湃,蕩氣回腸。
黃書記西師77級政教系畢業,也是博士生導師。她燙一頭卷發,戴一副眼鏡,穿一件紅花衣裳,文雅新潮,落落大方。黃書記詳細介紹《西南大學章程》的由來以及撰寫和修改,持重嚴謹,足以體現母校當家人風范。
受母校盛情邀請回家,共商母校發展大計,校友代表們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身邊的劉女士,是國務院某局局長。她熱情洋溢之后,我接著發言。之前,我反復閱讀幾十頁的《章程》,內容爛熟于心。我非常贊賞第12修改稿總體思路以及各項表述,同時提出增設教授參加校長辦公會、修建校史館、高度重視國學院建設等建議。我認為應該向中山大學學習,教授不僅治學,教授還應該參與治校。第四十七條校長辦公會參與人員全是黨政干部,可否邀請個別國內外具有影響力的教授列席,聽聽他們對學校發展戰略的建議。一位博物館長不同意我的意見,認為教授搞治學就行了,如要參政,可參加二級學院的辦公會。他的反對,代表了部分與會校友意見,反對理由,大家心知肚明,可意會不言傳。其實4月網上炒得沸沸揚揚的重慶市某高校因不滿校方拿出的收入分配方案,集體到校門口,齊唱國際歌,網上登出后,市政府、市教委、該學校都很難堪。如果該校校長辦公會邀請教授代表列席,大家進行有效溝通,完全可以避免劍拔弩張,完全可以和風細雨解決矛盾。
我不習慣迎合別人意見,當年曹慕樊等老師教導我們學術獨立思維,我們就養成了對任何事,絕不人云亦云。我覺得坐在“家”里,就應該打開窗子說亮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討論,有不同意見,很正常。不同意見,也絲毫沒有影響會議氣氛的和睦和諧。不過,我內心隱隱有所感慨,盡管改革開放數十年,中國要進一步推進民主化進程,還任重道遠。當然,也許我的建議也不一定正確,也許我的建議目前還不大適合中國國情。
會議持續近4個小時,校友們熱情高漲,許多發言很有見地。有5位尚未口頭發言,遺憾地只能遞交書面發言。
收拾好會議材料,代表們在校友會毛蘋會長帶領下,前往行署樓大門前合影。拍會議代表“全家福”時,書記、校長與眾多校友高高興興一同念著“茄子”,笑容滿面,心花燦爛。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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