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還有足夠的土壤
昆鳥
 
 
我一直喜歡力量型的詩人，追求精神的高度和強度的詩人。李浩在這幾點上都是我所喜歡的。按說，我跟李浩的詩歌道路有諸多不同，在大學畢業之前我對現代詩歌幾乎一無所知，二十四五歲才開始接觸，而在那時，他已經寫出了相當成熟的作品。但在2010年前后，我認識李浩，就意識到他是個可以真正一起談談詩歌的人。
現代詩發展到我們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一個大變化。與五四時期現代詩初創相比，這個變化也許沒那么大，而且它來得非常自然，讓人不易察覺。而正因為其發生得似乎無聲無息，因此才更致命。
在此之前的現代詩進程中所發生的變化，往往不僅僅是詩歌范圍以內的事情。五四時期新詩的出現，是中國整體步入現代，要求民族自強的大奮斗的一部分。朦朧詩的出現主要是擺脫體制框架，回歸人性表達的努力的一部分。第三代取代朦朧詩，其實是朦朧詩所走的道路的延長，因為朦朧詩在語言上和精神上都仍然攜帶著體制胎記。
從“第三代”開始，中國現代詩歌開始尋求其美學自律。而正是“第三代”開啟的自律道路，打碎了新詩的整體性。新詩分化為各個山頭，抱持美學上的一偏之見越走越遠，越來越偏狹，甚至是偏私。這樣一直走下去，使詩歌之本義迷失，成為修辭游戲。
到了現在，已經無法再講詩人是時代之心，所有的詩歌問題都被“專業化”了。于是，寫作不再是寫作，而成了對寫作的表演。比如臧棣的那一大堆無效的“叢書”，完全是對才能和精力的浪費。再如楊煉寫艷詩，只不過顯示了自己對某一文學傳統的把玩興致，最后甚至是對這種興致本身的把玩。詩歌被架空了。
到了80一代，情況又惡化了。因為他們從文學道路的起點上，就接觸了形形色色的外國詩歌，而自己往往又不具備真正的消化能力，更別提去審視這些資源。結果是，很多人背靠一個所謂的大師，就以為掌握了詩歌的全部真理。因而，80后的寫作呈現出一種各自狂妄、各自虛弱的景象。詩人之間的詩歌爭執完全是西方“大師”之間的誤會，要么是早已形成的各個山頭之間無聊的斗嘴。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因為，我們身上沒有“足夠的土壤”。
這里的土壤，不是指文學的土壤，而是現實的土壤。首先要聲明的是，在文學上我不算一個現實主義者。這里的土壤和現實不可能不涉及社會生活的層面，但更重要的是情感土壤和靈魂現實。而獲得這種現實，首先就要搞清楚自己是誰，最想表達的是什么。如果“異化”一詞還有用，我就可以說，我們這一代中國詩人，在精神上，已經被閱讀嚴重異化了。
那么，是不是李浩就沒有這個問題呢？我們每個人都有，我有，李浩也有。但李浩作為一個詩人仍然是他自己，因為他“身上還有足夠的土壤”。
“我身上還有足夠的土壤”出自李浩2007年的《挽歌》。這是一首好詩，我愿意把他看成一首定調之作。李浩最出色的地方在于，作為人的李浩，從沒有在文字中迷失。而是人，就要攜帶他的土壤。他從沒有忘掉自己是誰，他明白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從社會生活的層面講，李浩的詩中扎實的鄉村經驗書寫在中國堪稱一流，這一方面，可讀長詩《還鄉》。和很多此類詩歌不同的是，李浩既沒有炫耀自己作為知識人的認識，也沒有炫耀詩人的巧思。所謂“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其實說的就是，在面對真正的苦難時，你還在考慮審美問題，在倫理上是有罪的。
在情感和靈魂的土壤層面，李浩也抱持著高度的忠實。作為一個基督徒，首要的是“信”。李浩在面對這一點時是勇敢的。因為將各種超越性問題世俗化是一個時髦了一百多年的傾向，借助基督的力量，李浩頂住了這種壓力。因此，他毫無墮入懷疑主義和犬儒主義的危險。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詩人罕有的品質，我們缺少的不是那些熟悉辯證法的虛無主義者。一種樸素的激情，“笨拙”的、勇敢的愛與相信。這種品質，在蘇琦和家坪身上也有，我愛你們。
我要表揚的表揚完了，下面是批評。
李浩有一段時間特別在意形式感，特別是那種最表層的形式感，比如斷行、分節，但這里面出了問題。有些地方，一句話沒完，就斷行，甚至分節。這都是從翻譯詩歌那兒看來的，但沒有追問背后的原因。
我們看一些譯本出現這樣的斷行和分節，是根據西方作者的原文來的。而作者做這種斷行和分節，往往是有押韻或體例的限制。我們在詩歌里也這樣寫，就顯得邯鄲學步了。比如2010年的《千禧年》，2011年的《島》，類似的還有不少，李浩自己去檢查吧。在我這兒都是因這些問題扣分的作品。這不是李浩一個人的問題，但不能因為別人這么干，我們也這么干，我們還是要尊重基本的規則，西方作者也正是因為尊重規則才這么做的。
另外，李浩在主題的豐富性上，情感層次的豐富性上，也都有提升的空間。李浩的作品，幾乎清一色高聲部，如果低聲部能再多一些，就更加牛逼了。但這事不可強求，也許跟心性有關吧。只要沒有大師病，神棍病，這都不算毛病。

（作家網編輯安琪編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