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楓中篇小說《地球之眼》
　　
《十月》2015年第3期
　　
石一楓的中篇小說《地球之眼》是一部直面社會問題的力作，小說勾勒了貧富兩種人物的打拼史、爭斗史，塑造了貧、富、中三個階層的人物典型，呈現了現代社會的道德困境。面對叢林法則和罪惡之手，是同流合污還是毫不妥協，這是個問題。
　　《地球之眼》是控訴，是悲情，但它更復雜，更圓潤。復雜是因為，小說不僅揭示了安小男所代表的“屌絲”的病苦，還揭示出李牧光所代表的“官二代”的病苦。窮人富人都是失敗者，都是道德的摧毀者。為了生計而隨波逐流的中間人物“我”也最終拋棄道德，成了惡的同謀。這是小說的悲劇力量所在，它超越了敵強我弱的敘事模式，拋棄了單純的悲情渲染，將著眼點放在矛盾沖突的上一層，即形而上的道德層面。它關注現實的矛盾沖突，更關注矛盾雙方所共享的惡的邏輯。
　　
安小男雖然才華橫溢、艱苦打拼卻處處碰壁，僅僅因為他的道德堅守，他整天思考“我們這個社會的道德體系是不是失效了？”“腐敗的根源難道不是道德敗壞嗎？”他拒絕無用之學術，也拒絕權術之不軌。即使經“我”介紹到李牧光的公司打工，也不改初心。《地球之眼》是安小男的性格悲劇，是理想主義的徹底失敗。放在新世紀以來的小說創作中看，小舅(曹征路《那兒》)、涂自強(方方《涂自強的個人悲傷》)、安小男這三個失敗男性，組成了一個反抗現代性的敘事鏈條，自我性格逐步加碼，個人抗爭不斷升級。《那兒》中的小舅面對的是國企改制中腐敗的利益集團，他孤軍作戰而失敗，尚屬英勇悲壯；《涂自強的個人悲傷》中的涂自強面對的是龐大冷漠的城市體制，他的悲劇是敵我力量懸殊的命運悲劇；到《地球之眼》中的安小男，他個人化的現代性悲劇更加徹底，安小男抗爭的是整個社會和規則，包括學術制度、市場體系、官場規則、利益關系，他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抗爭和大無畏勇氣為近年小說所罕見。
　　
同樣精彩的是，小說通過窮富階層的沖突，揭示了現代社會共存的一種不道德的權力運作：全世界流行的高科技監控手段，這是一種在高尚的名義下對個人隱私的操控，也是全球化時代主導性的現代倫理，它悄無聲息地征服了一切，與資本主義的叢林法則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地球之眼》思考了一個困擾中國發展的精神問題，同時也是人類面對的難題：一切所謂真理、正義等宏大敘事煙消云散之后，人類還寄希望于什么？在西方，上帝死了，人的主體性死了，真理死了，科學備受懷疑。在中國，人們的精神信念也大打折扣。某種程度上，《地球之眼》的故事就是所有人的故事。
　　
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轉型引發的精神問題不乏文學關注。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優秀作家聚焦于時代的精神問題，這或許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創造性所在。隨著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入，中國面臨的問題正在成為世界性問題。比如，《地球之眼》所觸及的貧富分化問題。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迪觀察到，近幾十年來，世界的貧富差距正在嚴重惡化，據預測將會繼續惡化下去。他認為，我們正在倒退回“承襲制資本主義”的年代，也就是說未來將進入前所未有的“拼爹時代”。《地球之眼》思考的不正是這一問題嗎？小說超越了問題小說框架和民族國家界限，盡管并不能給出答案，但問題本身已經足夠精彩。它或許預示了小說的一種新趨勢。
 
作者：師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