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粉塵與民間兇器
——關于何也和他的小說的隨筆
 
作者：青禾
 
　　我喜歡三角梅，喜歡她燦爛快樂，喜歡她充滿生機，喜歡她隨遇而安。她是生命，是青春，是希望，是溫暖，是純潔，可我就是沒有想到她也可以是一片土地。所以，當我讀到何也長篇小說《民間兇器》的這段話時，我的眼睛亮了一下：
　　“置身百漠關望向對面的三旗門，三旗門的地形酷似一朵三角梅。東嶠山上的石晶門為朝上一片花瓣，橋西府西門和橋南的邸丹門為左右兩片花瓣。花心是小姑橋頭那棵老榕樹，老榕樹下那座小院子，小院子里那四間并排筑起的小屋。東嶠石晶門住沈姓，橋西府西門住趙姓，橋南邸丹門住潘姓，唯獨小姑橋頭老榕樹下那座小院子住了一戶蓋姓人家。”
　　這不是三角梅，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小說的人物就是在這片閩南大地上展開他們的故事與命運。
　　美麗純真的蓋冬兒初中畢業回到蓋家小院，她的命運從此發生了變化，所有的故事也圍繞著她展開。她離開學校的那一天，她小時候的朋友外號“八爪”趙東鋒找到她。趙東鋒是一個離開家鄉闖蕩世界的小壞蛋，他從來沒有好過，小時候，他就喜歡“在冷不防間扒下蓋子冬兒的褲子，并惡狠狠地擰了一把她白嫩的小屁股，然后張揚而去，讓她罵他聽不見，追又追不著”，讀中學時便是該校“建校以來的第一打手”，而現在的名聲就更不好了，說他是流氓歹囝一點也不過分。但他對她一片真情，她也喜歡他。他在她畢業的那天晚上在校門口等她，讓她給他唱兒時的歌，并要給她1000元錢，她不要，他就用打火機把一張大票點燃，她只好暫時收下。她沒想到她會用這錢買了一把刀子，她更沒想到，她回到家時，會在母親的床上看到赤裸的母親與“表叔”潘景明。
　　蓋冬兒的父親已經去世。由于她的意外發現，母親出走，從此，她和她的爺爺老蓋九相依為命。老蓋九是一個鄉村老中醫，有很高的醫術和很好的醫德，他樂于助人，救人無數，德高望重，他還有許多專治疑難雜癥的家傳秘方。
　　趙東鋒詐騙，盜竊，搶劫，幾乎無惡不作，最后死在警察的槍下，但他作惡的最初動因是出自于報復，向自己的親生父親——競州城西街口百貨商場的總經理萬延伸報復。這是一個始亂終棄的老故事，二十年前，萬某挑著貨郎擔子，到橋西府西門騙走了趙東鋒母親邵紅辮的身子和她家的兩件古董，由此發跡。二十年后，趙東鋒用一尊假金佛騙走了萬延伸的16萬元。萬總為了暗中調查（此案屬黑吃黑，文物走私上不了臺面報不了案），派他的雇員郭園回鄉調查。
　　郭園是這個故事中的重要人物。如果說，老蓋九是傳統象征的話，那么他就是一個新型人物的代表。他的成長有點傳奇色彩，他的父親“只是一個老實巴交、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農民，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種田人，二十多年前卻能毫無怨言地、長期為一個挑貨郎擔的外省人無償地提供食宿；還讓他的兒子在上學之余陪伴這個外省人走遍附近村落去做買賣。當然，他沒想到此舉會在改革開放后的某一天得到回報，兒子高中畢業后便跟這個外省人到大地方奔前程去了。”十九歲的郭園跟著這個叫萬延伸的外省人在國家第一批開放城市競州城混了六年，“人生前四十年的功課，萬總讓他上了六年的速成班便畢業了”，他從萬總那里學會了做生意，他卻不固守老方法老經驗，他善于學習，緊跟時代，他能敏感地捕捉商機，他是一個時代的弄潮兒，用老蓋九的話說，他是一個做大事業的人。他離開萬老板自己創業只是個時間問題。他回家鄉調查其實是他自請的，因為他從那個騙子的外號“八爪”中，已推斷出，這個騙子的家，也許就是他的老家兜螺鎮管轄下的三旗門。“八爪”在這里“通常是指手腳靈便做盡壞事的家伙”。
　　郭園回到家鄉，他不可救藥地愛上純真美麗的蓋冬兒。“蓋冬兒的靈慧總是在輕松隨意之間表現出來，她自己根本就沒有覺察到。郭園認為一個人的通情達理可能是與生俱來的，得有慧根才行，決非后天修養可以達到。”也許他對她的愛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吧。但他的愛，很有分寸，很有手段，很理智也很商業。他是現代人，他的愛也帶著那么一點現代的氣息。正是這一點現代氣息讓蓋冬兒有點動心有點著迷。可她始終不能忘懷趙東鋒。可悲的是，正是她的愛，讓趙東鋒喪失警惕，最終落入警察的圈套。而這當中，郭園既是一個傍觀者，清醒者，又是一個理智的參與者和客觀上的同謀者，用郭園對蓋冬兒的話來說，“本來我想通過你間接傳遞一些信息，好讓八爪和虎頭意識到危險而收心止步，豈料反而成了一道催命符……”
　　說一部小說的人物形象鮮活生動、人物關系錯綜復雜、故事情節環環緊扣、引人入勝似乎有點俗套，但我的確找不到更好的語言來概括《民間兇器》給我的印象。還有一點應該提及的是小說的神秘色彩。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當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風靡全國的時候，我們曾經為他的魔幻而傾倒。其實，拉美有拉美的魔幻，中國有中國的神秘。文學的神秘色彩自古有之，只是后來被“革命”淹沒而顯得有點陌生。我在閱讀何也的小說時，常常遇到這種情形，明明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卻無端地生出許多異象。生活中許多不可知不可測，許多變數，許多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許多實實在在而又不可解釋的現象。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神秘。蓋冬兒回鄉的那一天，天降紅雨，這是一件蓋冬兒親歷的真事，這件事，見多識廣的“正在東嶠山上采藥的爺爺老蓋九也被這突如其來的景象嚇得目瞪口呆”，這件事在日后官方新版的《賓江縣志》里也有了記載。接下來便是爺爺對蓋冬兒講的故事，故事有地理墳墓有風水，很神秘。我小時候聽過許多這樣的故事。這神秘是氣氛，是宿命。我知道，這神秘在古老的閩南山區卻是一種存活于民間的抹不去的現實。當然還有趙東鋒總是讓蓋冬兒唱的那些民歌，那幾近讖語的歌詞，無處不優美，無處不凄涼，無處不無奈。這優美這凄涼這無奈，無時不刻地使我想起細雨輕風中的三角梅，想起我兒時的漳州，想起我下鄉的山村，想起生我養我的美麗而神秘的閩南大地。可以說，處處彌漫著閩南特有的神秘色彩是《民間兇器》的另一個特色。
　　有好幾天的時間，我什么事都不干，就讀《民間兇器》，我被故事與人物所吸引，我沉湎于小說的神秘之中，流連忘返。在某一個夏夜，當我終于讀完小說，從三角梅一般的三旗門回到我的書房，面對吱吱作響的電風扇，不禁罵了一聲，何也這家伙！
　　外表老實木訥的何也居然寫出如此狡猾老到的小說，我不能不再次對他刮目相看。
　　何也站在你面前，你怎么想也想不出他是一位作家。整一個靦靦腆腆的小伙子，站在什么地方都不顯眼。場面上人家介紹，這位是小說家、《南方》雜志主　編，他便一邊羞羞澀澀地微笑著，一邊把身子往后傾，仿佛隨時準備逃脫。不是說作家一定要是什么樣的，但像他這樣的實在太少。
　　我和何也相識大概有二十幾年了，第一次見面仿佛在東山，是《福建文學》辦的一個筆會。筆會好幾天，一直沒有他的記憶，只記得在回漳州的路上，才說了一些話，知道他在平和一個很山的地方當小學教師，云霄師范畢業。不久，聽說他從山里調到小溪（縣城）一所很著名的小學（很久以前叫育英小學，以后叫實驗小學，后來又叫育英小學），很為他感到高興，便利用出差的機會去看他。他住在公園邊一棵大榕樹下一間很潮濕的房子里，當時剛發過大水，在墻上一人多高的地方還留著洪水的污漬。燈光昏暗，我看著那黃黃的一條線，有些傷感。他說，能從山里到城里就很好了。他的滿足讓人聽起來有點心酸。后來，他到我下榻的賓館去看我，給我帶一包茶葉，弄得我有些不知所措，他便羞澀地笑著，反復說，山里的，家鄉的。
　　從那以后，我便看他的小說，能拿到的都看。我覺得，他的小說寫得很好，很地道，是有特色有思想的小說家。記得他有一篇短篇小說叫《丈夫》（這個小說后來收入他的第一本小說集《霧月星辰》），丈夫的妻子叫凌子，小說的結尾這樣寫道：“當然，以后的日子或許凌子還是凌子。也可以說，以后的日子，凌子不再可能是凌子了。”對于小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結尾。但我卻笑了。我想，在以后的日子里，何也盡管還是何也，但對于我來說，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那個何也了。
　　何也向我走來，走進我的心里。
　　先是形式上的近，他從平和調到漳州，平時來往也多了起來。他到《南方》，我認為很合適，藝術上有眼光，工作上很認真，為人也厚道，唯一擔心的是，人太老實，不善交際不會拉廣告。但實踐證明，他行。《南方》從季刊到雙月刊，如今已經是月刊了。圈內的人都知道，如今辦刊物，辦得上上下下都滿意，不容易。然而，他的主編當得靜悄悄的，如果不看雜志上的名單，你不會把何也與《南方》雜志的主編聯系在一起。如今市面上，編輯記者到處飛，一個比一個更像編輯更像記者。就不用說主編了。何也的靜靜得有些出奇，靜得讓我經常忘記他是一個文學月刊的主編。有時，他會對我說，最近有沒有好東西，拿一篇過來看看，短的，不要超過1萬字，要主流的。只有這時，我才想起，他的確是個主編，有那么一點主編的味道。
　　在我們的交往中，他一直把我當兄長一樣地尊重，我開頭不習慣，后來也就習慣了，想，反正我比他大十幾歲，現在時興講年代，我是1940年代，他是1960年代。但我還是反省和檢討自己，是不是在無意之中表現出一種不應該屬于我自己的東西。也許在我的身上有不少世俗的東西，但這不是我的本意。在我的內心，朋友就是朋友，不論高低，不分貴賤。朋友當官了，還是當朋友看。同事進步了，成了我的頂頭上司，我過去怎么稱呼，現在還怎么稱呼，因為在我看來，人還是原來那個人。何也是我十分尊重的人，他不但是一個很優秀的小說家，而且是一個很值得信賴的朋友。我們在一起，有很多話說，有時出差，同住一旅館房間，說著說著，便睡著了。表面上我的見識比他多，實際上他懂得比我多，我從他那里學到很多東西。我在山村當過知青，但真正讓我懂得山村的是何也和他的小說。我經歷“文革”，但真正讓我理解“動蕩”的是他父親的遭遇。我自認為很豁達，而真正讓我想得開的是他的人生態度。我有什么苦惱喜歡對他說，他靜靜地聽，然后給我許多忠告。有一次，我把創作中的困惑告訴他，他便給我出了一個點子，我按他的點子做，果然靈驗，連續發了幾個中篇小說，有一個后來還在省里得了獎。我說你的點子實在好，他說，那是你自己厲害。
　　有一天晚上，我們聊起他的《民間兇器》，提到老蓋九的藥方，我說那些藥方是真的嗎，他說是真的，拿到藥店抓，只要抓全了，對癥了，就能治，藥到病除。昏黃的燈下，他的臉部表情既神秘又真誠，仿佛真有人想拿他的方子去治病。我由此想起他的父親就是一位名鎮一方的老中醫，也是祖傳的，他以前還說及小時候，他曾經把一些現在看起來很值錢的小古董當玩具。老蓋九也許就有他父親的影子。我又由此想起《紅樓夢》的藥方，聽說有人專門研究過那些藥方，是真能治病的。這么想著，我的腦子便有些云來霧往，撲朔迷離，小說和現實都分不清了。說《紅樓夢》的藥方是真的，能治病，能強身，好，讓你吃一下薛寶釵的“冷香丸”，吃一副林黛玉的藥方子，敢嗎？別人不知道，我是不敢的。同樣，對于何也小說中的藥方，也是只能看，只能想，看出其中的真實，想出其中的奧妙，真拿來吃是萬萬使不得的。然而，當我面對何也那真誠得讓人迷幻的臉，一時竟有些茫然，耳邊突然響起一句話，這話來自遙遠的西方，一個叫門多薩的大記者說，“我覺得，他有點像巫師。”他說的當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何也，他說的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我私下里想，出生在閩南山村，放過牛種過地，當過鄉村教師，懂一些醫理，偶爾來一點風水，對某人的臉相發表一點評論的何也，是不是也有那么一點云里霧里的，讓人看不明白？
　　何也的確有點山，有點土，有點讓人弄不明白，他從沒有正兒八經地穿過一套西裝，也不吃肯德基和麥當勞，但你絕不會想到，他的夫人是一位出色的英語教師，他女兒的英語水平足以和來自紐約的小洋妞平等對話。在這個數字化后工業化經濟一體化的世界里，何也就像他的名字一樣，是個永遠的古典問號。
　　六年前，繼小說集《霧月星辰》之后，何也出版了第二本小說集，叫《大地粉塵》。對于何也的小說，我歷來不敢怠慢，書一到手，我便一篇一篇地來讀，從在沒有尋找和尋找的日子里開始，惡魔時代，在大地上，霧殤，傷心小罔樓，蓋三，情歸何處，玉簪劫，蔓延，女人是水男人是船，賊骨祁旺根傳奇，越讀越有味道。我不知道他哪來的那么多生動的人物和精彩的故事，他不但善于寫現在，還善于寫從前，寫那早已逝去的年代和故事，寫得那么有趣，悠遠而發人深思，就像他在《玉簪劫》的題記上寫的那樣，“故事已經久遠，天道人心猶存。”
　　何也在挖掘過去方面是個天才。我一直主張小說是記憶碎片的重新組合，而我自己卻沒有何也那樣成功地組合過，他是用一種深邃的思想，用一種平和和寬容，用一種內發性的粘力來組合，他與他的人物是心心相通的，他先走進他的人物，然后再和他的人物走回從前。他用現在觀照從前，所以把從前寫得更像從前了。他的小說告訴我們，我們不是為了從前去認識從前的，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今天才去解讀從前的。一個叫諾曼.梅勒的美國作家說過這樣的話，“有時，你的手會寫出一句句子，真實得連你自己都不知道它是從哪兒來的。”我不知道何也在創作中有沒有這種體會，我卻時時在他的作品中找到這種“真實到連自己都不知道它從哪里來”的感覺。
　　對于何也小說的這種感覺，不單單我，天才如海迪，先鋒如葉子，執著如安琪，都有同感。有一次安琪告訴我，沒想到何也小說寫得這么好，好得我都想寫小說了。安琪，何許人也？乃名噪當今文壇之“中間代”代表詩人也，頭上還有一頂“新世紀十佳青年女詩人”的桂冠。此人才華橫溢且心志高遠，難得說別人的好話。我說，你投降吧，詩不能寫一輩子，小說可以。她說，有何也在，不會有我的位子。我笑了起來。她年輕，比較在意位子。顯然在遠離文化中心的漳州是不會有什么位子的，所以她到北京發展去了。和她相比，同樣年輕的何也沒什么雄心壯志，似乎心甘情愿老死漳州。他安安心心地在漳州吃飯，睡覺，安安靜靜地在漳州敲電腦，該寫什么寫什么，該怎么寫怎么寫，一切順其自然。何也寫小說，有時寫有時不寫，興致來了，一下子可以連寫七八個短篇，沒了興致就不寫，泡茶聊天，悠哉悠哉。寫了東西也不急于拿出去發表，把它們放在抽屜里，什么時候高興了，就泡一壺“白芽奇蘭”（這是他家鄉的名茶），從抽屜里把小說翻出來看看，挑一兩篇寄出去，而寄出去的大都能換成人見人愛的人民幣，美其名曰，稿酬。所以，他寄出去的稿子大都是一些舊稿，就是他2012年出版的《民間兇器》，實際上也是多年前的舊作，足見他不會趕時髦，行為有些落伍。當然多年前的作品今天看來還十分適時而有趣，這不是每個作家都能做到的。不過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有點不合時宜，要是把他和他小說中的郭園相比，那就更慘不忍睹了。
　　和何也交朋友的唯一遺憾是他不會喝酒，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情境在我們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朋友們相聚，他總是靜靜地微笑地看著別人觥籌交錯，海闊天空，“起坐而喧嘩”。偶爾，他也伸出筷子，夾一點青菜在嘴里嚼著，而眼睛始終是真誠而專注的，仿佛在同享別人的歡樂。有時，他也會舉起酒杯，向別人敬酒，卻沒有祝酒辭，杯子里的酒也是假的，大都是有色的飲料。朋友們也不計較，所謂假酒真情在他的眼神和微笑中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再說什么就顯得見外了。何也也不強人所難，總是說，隨意隨意，隨意就好。而被敬酒的人就說干了干了，大家都干了，表現得十分哥們，十分豪爽。
　　何也在朋友當中，是一個靜悄悄的存在。
　　何也在他的第三本小說集《饑餓的皮膚》后記中這樣寫道，“把作者發表在各地文學期刊上的小說收攏來編成集子，在此過程中，這些小說首先和作者本人產生對視……作者已經把它們當作朋友看待了。作者可能會在文字上對它們作個別的修改和潤色，甚至更換其中幾篇小說的標題，但作為整體，它們已是一種存在了，已不容作者有何非分之想了。”我想這話說得很實在。作家的作品，是作家心靈的現實存在，是不容忽視的。
　　最近幾年，有一個時髦的說法叫文學邊緣化。但是，邊緣化再怎么“化”也“化”不了邊緣的存在。更何況，從歷史和文化層面上看，文學是不是邊緣了，還很難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讀過一個美國作家的一段話，這段話一直讓我不能忘懷，“我們的時代，是小說的時代。無論在哪一種藝術中，時代生活從來也沒有得到如此充分的表現；二十二世紀的評論家們，在回顧我們的世紀時，在力圖恢復我們的文明面貌時，為了發現我們的精神實質，他們將不會專注于畫家、建筑師或戲劇作家的作品，而將注意小說家的創作。”是的，這話說得有點過分，有點狂妄，有點夸張，甚至有點自戀和老王賣瓜。但是，我們順著這樣的思路說一句這樣的話，我想應該是不過分的，當我們想了解閩南，了解從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漳州底層人民的生活，了解他們精神實質，何也和他的小說無疑是一個很好的路徑。
我以為，民間兇器和大地粉塵的名字起得好。我曾對何也說過，我不會給自己的小說起名字。他說他會。果然。
如果說大地粉塵是一種無奈的現實，那么民間兇器則是一種基于現實的希望。泥巴是帶水的粉塵，粉塵是去水的飛揚的泥巴，都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所謂的蕓蕓眾生。
　　何也是安靜的低調的。他把自己的小說當大地中的粉塵，而他這個人也有點像大地粉塵。在當今物欲橫流，金飛銀蕩，動不動就包裝，動不動就炒作的世界里，誰想當粉塵誰想當泥巴？我想大地的粉塵卻值得當，來自大地，回歸大地，默默無聞，自由自在。生活中最不起眼的東西也許是最永恒的。
　　何也出身農民，他一直沒有忘自己是農民的兒子，沒有離開生他養他的這一片土地，他用農民一般最樸實的方式生活，用農民的眼光觀察，他能捕捉到所謂知識分子們捕捉不到的活生生的細節，他能體驗各種各樣農民（包括小市民，在我看來，漳州的小市民大都是進了城的農民，或者是進了城的農民的兒子和孫子）的心理活動。但他卻沒有忘自己的是一個作家，一個身處改革大潮的當代作家，沒有放棄一個作家的思考。這種思考不是理論的，雄辯的，張揚的，是一種默默無聞的根植于本土的執著與感悟。對于一個作家，我認為，這種執著與感悟比純理論的思考更有意義，更鮮活，更感人，更長久。這種思考不是“理論”，是創作，這種思考不僅體現在作家的敘事中，更多的是體現在作家所塑造的人物當中，是在人物的心靈與不經意的言行當中，在作家所營造的作品的總體的氛圍當中。在我看來，《民間兇器》就是作家最近的思考，郭園是，蓋冬兒是，老蓋九是，萬延伸是，潘景明是，趙東鋒也是。那一片充滿生機而神秘的土地和生活在這一片土地上的人物和他們的命運，他們的成功與失敗，他們的幸福與痛苦，他們的探索與煩惱，就是作家的思考。這種思考是來自作家的心靈，更切確地說，這種思考實際上是作家與大地與生他養他的人民的一種息息相通。這種思考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它要求于作家的不是單純的學識與素養，而是一種本質的驅動，一種發自作家心靈深處的呼喊，一種與大地，與人民真誠的共鳴。在我看來，有的作家一輩子都不會有這種呼喊和共鳴。這也正是我對于何也深感佩服的地方。
漳州是一個出小說和小說家的地方，何也無疑是其中一個出色的代表。作為朋友，我們有理由對他有更高的期待，期待從他那三角梅一樣美好的三旗門大地上，悄悄地走出更多更美的漳州人。
 
 
青禾


青禾，本名黃清河，生于漳州，祖籍永定。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66年高中畢業于漳州一中；1969年至1970年在長泰枋洋內枋插隊；1970年月12月至1990年7月在福建省汽車運輸總公司漳州公司工作，歷任工人，公司宣傳干事，黨辦主任，政治處主任，黨委副書記兼紀委書記；1990年8月至今在漳州師范學院工作，歷任中文系寫作教師，系黨總支副書記、書記，院人事處處長，院閩南文化研究所副所長。
 
（載《閩臺文化交流》2007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