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貴坊酒業
二十三年前，我寫過一篇《我與一清》，通過與一清先生交往的二三事，寫下了他行事、為人的風范。近日，收到了他的散文隨筆集《平原鷹》，集中品讀了他精選的這部分舊作和新作，又有了那種急切的想寫下一點什么的沖動。
一
《平原鷹》是一清多年前寫的一篇散文，用來作為這部新著的書名，他說是因為喜歡。文章是這樣開的頭：
“現在天空中沒有一只鷹。
我還記得它的影子，懸浮在一千公尺、兩千公尺、三千公尺……高空的氣流上，平平穩穩的，一動不動。
它就這樣長時間俯視著人寰。
有時在極高的輪廓分明的云層下翱翔，也是緩緩悠悠的，充滿信心，自由自在。
那是很小很黑的影子，是用狼毫描在素宣上輕輕的兩筆。
如果不是孤獨的一只，也是三至五只的小群。
小小的編隊，不在一個平面飛行，而是你上我下，穿插交叉，整體隨著天風漂流。
沒有別的鳥能夠到達它的高度。
正是從它或動或靜的影子，我才初識藍天的高遠和我生活的平原的遼闊。
藍天是旋轉的，平原是旋轉的，我的心也曾跟著旋轉。”
藍天的高遠。平原的遼闊。平原鷹屬于這里。我們屬于這里。這是一種寓意、一種寄托、一種追尋，意象的，詩化的，余緒如縷的。
他說，我始終沒有等到。他說，我找不到天空。他說，我的記憶也將古老。
一清的文字比較平靜、舒緩、內斂，不動聲色，沒有華麗的辭藻、激情的鋪陳，內在的情感卻很真、很沉，極具張力和穿透力。
再看《麋夢》中的一段：
“展廳里只有它是站著的，依然頭角崢嶸。
血肉銷盡，便裸出全身粗硬的線條，一個前沖的力，從撐開的四趾，穿過脊柱骨和頸椎骨，直達嵯岈的犄角頂端。
五千年前，它是一只高大強悍的雄性麋。”
這是寫的泰州出土的一具麋鹿化石。一清看到的不是一具悠遠的石頭骨架，而是一個生命，一個鮮活、昂揚的生命。
《望海樓》中，一清作此抒懷：
“登樓以望遠，心往而神馳。此去東臺一百二十里，已非目力所及。望海，是心的穿越，靈魂的擁抱。
落日樓頭，憑欄處，此情此景，是蒼涼，也是莊嚴。
也許，只有當這長長的樓影，投射在眼前的綠野平疇，曾經的驚濤駭浪，我們這才真切的望見了大海。”
一清筆下的大海，是他心中一個深深的情結，他是大海的兒子。他心往神馳，帶著我們追尋，奔向那曾經的輝煌、蒼涼與莊嚴：
呼嘯的大海，是張士誠和他的兄弟們風風火火闖九州的吶喊；
沉思的大海，是王艮悟出的平民哲學、開創的泰州學派；
歌哭的大海，是平民詩人吳嘉紀的時代悲歌。
大海雖然漸行漸遠，那熟悉的濤聲，仍然在我們靈魂里喧響。
望海樓雖然幾經毀沒，對于那片蔚藍的向往，仍然存留我們心中。
對于生命的呼喚、追尋、禮贊，是一清散文最經常的主題。他的筆是感性的、浪漫的、陽剛的，有血有肉，有著生命的脈動，奔涌著深遠的想象和寄托，有一種蓄積中的沉淀、舒徐中的張揚，于寧靜中見神奇。他的散文，又是詩。
二
紅粟并非泰州特產，其他地區也有，因何唯獨“海陵紅粟”在歷史上如此出名？一清認為，這是因為它的驚現于世，伴隨著漢代“七王之亂”這場震動全國的戰爭，又由此先后得到三位大文人的宣揚，產生名人效應。“七王之亂”凸顯了糧食作為戰略物資的重要性，吳王劉濞在海陵建太倉長期儲備的紅粟，以源源不斷的供應，有力支撐了其20萬大軍的北上中原，進逼長安。名將周亞夫的平叛，也是出奇兵，先切斷其糧道，吳軍這才全線崩潰。漢賦的奠基人之一枚乘的“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西晉杰出詩人左思的“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初唐四杰之一駱賓王 的“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正是從糧食于戰爭的戰略角度，賦予了海陵紅粟特別的意義。
一清由此作結：“從漢初到唐初，歷時700多年，經過三位大手筆的設計，打造出一個‘海陵紅粟’的品牌形象，也譜寫了泰州稻文化史上的華彩樂章。這是其他稻產區從未出現的奇麗景象。”(《海陵紅粟》)。
《泰壩》一文中，一清簡述了泰州的城脈由東西轉為南北后便順風順水的緣由：“泰州是張士誠家鄉，明軍帶著仇恨攻城，常遇春從西門進，一把火燒了繁榮的東西大街。徐達從水路，開濟川河，直達南門。大火傷了泰州元氣，一度蕭條，人煙稀少。濟川河后稱南官河，是泰州第一條人工通江水道，連接下河。水火相生相克，陰陽轉化，城脈從東西轉為南北，便順風順水，再度繁榮。
上河屬長江水系，下河屬淮河水系，打通上下河，水就活了。上河水位高，下河水位低，形成落差，水利也容易變成水患。當戰爭轉為建設，便在北門外筑起東西二壩。城市格局改變，重心北移。
泰壩阻隔，下官運鹽河，即泰東河，不能直通上官運鹽河，即通揚運河。每天上來的鹽船數以千計，都停泊西河嘴，排隊等候掣驗過壩。帆檣林立。擠斷沙堤的‘萬夫’，是扛抬鹽包翻壩的苦力。水上，岸上，一片繁忙。
泰州地勢南高北低，出了北門便是水鄉，散落幾個漁村。正由于阻隔，聚集了人氣，商業興盛起來。自坡子街、彩衣街而下，店鋪鱗次櫛比。泰衙衙門前的西倉大街，也成了鬧市。”
稻河和草河為自然河流，是里下河水鄉連接泰州水城的生命的臍帶。稻河送稻米，草河送柴草，從北水門入城，通中市河。一清如數家珍：從清代后期到民國，稻河兩岸、草河施家灣和西浦下河邊，集中了六百多家糧行，稱“陸陳行”。“陸”是“六”的繁寫，“陳”指大米、大麥、小麥、大豆、小豆、芝麻等可以久藏的糧食。糧行有上下之分，上行專為客戶收購糧食，下行專為客戶銷售糧食。上行的客戶，是來自蘇州、南通、上海、無錫的面粉廠、米廠、油廠的廠商；下行的客戶，是鹽城幫、高郵幫、興化幫、溱潼幫的糧販和四鄉農民。下行的銷售渠道是上行。上行資本雄厚，擁有堆棧、曬場，多附設米廠、油坊，代客加工。孫家橋河西的陸陳公所為糧食交易所，每天早晨，全城各糧行主管數百人，圍坐數十張大桌，由公推的經紀人根據樣品定價，議買議賣。江南、江北糧食行情，均以此為準，隨漲隨落，匯聚為長三角地區糧食的大集散，大流通。
一幅泰州的《清明上河圖》，何其壯觀！一清寄情于販夫走卒，作如許描述：
“扛鹽包的苦力，變成行業性的腳班和流動的挑夫。跳板接跳板，從河心到岸上，從曬場到高達四五丈的糧囤。各家行前，都聚集了幾十號上百號扛麻包的，挑籮的。沉重的壓力，沉重的腳步，一遞一聲，打起整齊的號子，此起彼伏，回蕩在稻河和草河上空。
他們大多來自鄉村，棲身郊野的茅棚。打了幾百年的號子，是城市的生命的呼喊。同在田間勞作的農夫農婦的栽秧號子、車水號子、打場號子，遙相呼應，匯成水城水鄉天地的交響。”(《稻河 草河》)。
與稻河、草河融為一體的是吊腳樓。一清記下的是他和我們許多人的憶念：
“從板橋、通倉橋、清化橋到孫家橋、演化橋、韓家倒橋，與河西糧行相望的，是河東的河房。前店后坊，一半建在岸上，面臨大街，一半用幾根木樁，撐起在稻河上。親水而不侵水，不同于山區，這是水鄉的吊腳樓。
后坊也住家，多比前店大。人多了，或用了伙計，上面還架擱樓。樓面、墻壁是木板。西墻開窗，可用竹竿支起，放下竹籃，喊住船家買菜、買魚蝦。有的靠窗樓板是活動的，可開啟，放下吊桶汲水。
隔不幾家，便有一條磚砌的小巷，下通河埠。清晨水清，可以淘米、洗菜、汰衣。吃水有挑水的送。清晨，茶水爐上放出去的水船回來，就挑送到要水的各家各戶。
曾是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高低錯落，站在孫家橋上，南望北望都不見盡頭。”(《吊腳樓》)。
“兩岸都有碼頭。每天從里下河上來的篙子船，到河西賣了農產品，到河東買了日用品，再輕松的撐回去。喧鬧復歸平靜。店主也可像烏鎮人一樣，坐在河房里，斟一盅酒，炒兩碟菜，享受生活。”(《地穴上的干闌》)。
“年深月久，打在河底泥中的木樁，逐漸腐朽，一根根離開水面，細腳伶仃的，又像老人殘缺不全的牙齒。江南的烏鎮，木樁改為石樁，風景依然。江北唯一的吊腳樓，消失在歷史深處，僅存老人的記憶，或有心人留下的幾張老照片。”(《吊腳樓》)。
本書中的不少文章都與泰州的人文地理有關，看得出一清在這方面所下的功夫，他的感性是以理性為根基的。一清筆下的地理，總是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即便已逝去的，根還在，還能感受到故土的氣息、家園的溫度。這樣的時候，一清豐厚的知識儲備、翔實的史料考證便與他的閱歷、識見和詩情珠聯璧合了，他的記憶是溫熱的、想象是溫熱的、思考是溫熱的，他奏起的總是行云流水般的磅礴交響。
三
一清的筆，富含靈性。思想有了附著，興之所至愈遠，我時時感覺到他思想的激蕩和飛翔。
南蕩。地名，位于今興化市境。南蕩之所以因“南蕩文化”聞名,源于從這里出土的黑陶碎片。
“四只寫意的鳥，排作一行，落在一個黑陶的口沿。自北往南飛，途經興化南蕩，沒入8000多片殘陶中。4000年后，偶被翻撿出來。上面還有一行字。認識甲骨文的人，說是戊、辰、辛、未。也有人說是金文。天書一樣，第一次出現在江淮下游平原。
這是陶文，比甲骨文更古老的初文。原器出自河南最東部永城的王油坊。是龍山文化的一支南遷，途經興化，不慎跌碎了。
“江淮間發現的龍山黑陶文，現只有南蕩這一片。如果加上南方另一鳥文化區良渚黑陶文，那數量就相當可觀。
我們關注落在南蕩的這一片。如果專家的認讀無誤，則這四個字，不僅是通向殷商甲骨文的直接連接，其所包含歷史和社會信息之豐富，尤為值得重視。
興化舊有倉頡祠，倉頡右手握巨筆，左手執天書，正是造字的形象。”(《南蕩》)
一清不是考古人員，他寫的不是專業論文。他的筆空靈、瀟灑、跳脫，他的黑陶碎片是有生命的，神奇，靈性，超凡脫俗，富有魅力。
再看一清筆下的呂岱與馬馱沙：
“我不知道，第一個走出去的泰州人，以后做到東吳大司馬的呂岱，當初是怎樣渡過長江的。
在我的想象中，一直以為，呂岱應當就是直接從泰州過江的。
“在唐代崇明島出水之前，馬馱沙是長江的第一大島，也是下游地區這一開闊江面南北交通的唯一跳板或橋梁。
三國時出水的馬馱沙，以孤山為主島，沙洲密布，水套縱橫，樹木蔥蘢，蘆葦茂密，其間盡有大片大片草場，不知放養著多少萬匹軍馬，蓄謀著一個多么深遠的策略！
“這時呂岱年已四十，質樸，剛毅，身材魁梧，一個典型的江北漢子，正當壯年。
大江滾滾滔滔，獨立江頭，涌起胸中多少豪氣！
其時三國尚未鼎立，魏吳對峙。孫權才二十出頭，雄姿英發，承父兄之基業，崛起于江東，招賢納士，開疆拓土，其志不在小。曹操視為主要敵手，贊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
呂岱當在島上軍營待了一些時日，對未來的這位東吳大帝有了更多的向往。江風浩浩，江水湯湯，仰觀群鷺回翔，俯察萬馬攢動，自足游目騁懷，而胸襟大開。
“白馬馱沙，一個多么神奇的意象，又多么發人遐想！
在我的想象中，呂岱應當物色到了一匹駿馬，一匹純白的良駒，由此而馳奔他的萬里征程。
在以后的歲月，飛越浙江、江西、湖南、廣西、廣東、海南，為孫權清定了混亂的南方，宣國威于東南亞諸國，被封為鎮南將軍，升大將軍。孫亮嗣位，拜為大司馬，主持東吳后期軍政大局。
白馬馱送將軍去，踏遍青山人未老。
呂岱以八十高齡，還能一躍上馬，不須蹬跨，時人以為超過廉頗。他享年九十有六歲。
一個沒沒無聞的廢縣小吏，一旦過了江，便縱馬揚鞭，叱咤風云于一段時空的歷史舞臺，呂岱是從泰州走向全國的第一人。
“白馬馱送將軍去，將軍何日彩云歸。
懷著不盡的思念，焚香祝禱的百姓留了下來，建設新的家園，成為美麗靖江的最早一批開發者。”
何等的人杰地靈！奔涌之狀、激蕩之情皆在筆端。
《淮水女神本事》是一清以淮河史為背景，對有關神話傳說及其歷史地理人文背景的系統整理和全景展開，折射著里下河的自然災害，透著人性的溫暖，反映淳樸的民風民俗，有史料性，有文學性，想象空間大，畫面感強，讀之如觀動漫片腳本。其中《水母娘娘和她的三個兒子》有如是描述：
“今新通揚運河一帶水域，原為天滋泊。盛產銀魚，比太湖的小，長可寸許，柔如無骨，對水質要求極高。泊水可直接飲用，超過今國家一類標準。
以前的茶水爐子，即老虎灶，賣熟水也賣生水。清晨放出水船，到天滋泊中，拔去船底木塞，裝滿水再塞上，然后緩緩撐回碼頭。附近的居民由此得到清潔的吃水。
天滋泊是天然湖泊，來去流動的水，聚成寬闊的水域。西為鹵汀河，北通興化湖蕩群縱深，東為泰東河，串連淤溪、溱潼以遠的湖蕩港汊。
天滋泊有兩處引人的勝景。一是羅浮山，一是永寧寺。
《輿地紀勝》：‘羅浮山，在海陵縣東澤藪中，不為水所沒，遙望如羅浮。’縣東應為縣北，澤藪就是天滋泊。
泰州羅浮山，實高一丈，周一里七十八步，是一個小洲渚。山有茅庵，供奉葛洪。清代文人雅士常載酒唱和于此。
永寧寺在天滋泊北，亦稱北天滋廟。大殿海島觀音立像，足踏蓮臺，下有水母井。叩拜者如聞濤聲，隱若悶雷滾動。不能移動神像，不能揭開井蓋，否則洪水漫天，里下河就全淹了。”
“泰州人稱水母為水母娘娘，常懷敬畏之心，多存親近之意。
娘娘是尊稱。王母娘娘是地位最高的女神。水母娘娘是淮水女神，也上了年紀，人們對她還是尊敬的，至少沒有當作妖。
除了龜山，只有泰州有水母井。淮安、高郵、阜寧都沒有。水母傳說流到里下河，是泰州接待了這位乖戾的水神。
人們把她安置在天滋泊畔，上接城廂，下通里下河，好風好水，梵音漁唱，在這樣的好去處，為她安了家，是希望成為好鄰居。
“水母娘娘是母親，三個兒子，只有一個留在身邊，并不順心，也是個苦命人。
在門口做針線，在河邊洗衣洗菜的婦女，談起水母一家子，就像談隔壁鄰居，越談越熟，也就見怪不怪。
那些逃過荒，子女失散的母親，談起水母，就像談自己，都長嘆一聲，不免流下淚來。”
古籍記載的神話、民間流傳的傳說與有跡可尋的史實融為一體，我們這方水土上的水神——淮水女神便鮮活了起來，感性的呼喚、理智的思考、詩意的想象，都是對生命的追尋和禮贊。
這是一個從未有人接觸的大題材，如天然礦藏，有待深度挖掘和開發。
如有關部門看好，立為“文化泰州”建設項目，則前景可期。若由文創機構接手，當會誕生一部神奇瑰麗的神話片，或引人入勝的歷史片，或賺足眼球的旅游片。前者，按照一清現有“腳本”結構，至少是三章、七節、二十一集的史詩性巨制；后者，泰州的古今景觀、風土人情盡可大出風頭，譬如張藝謀一派，片名便是：《印象泰州•水神》。
四
一清筆下的人物，或虛或實、或詳或簡，還有諸多，皆儀態萬千，各有各的精彩。且再摘幾例：
他寫胡安定：“胡瑗15歲即通五經，后去山東泰山，苦讀十年。讀的什么書，要這么長時間？接到家書，見到“平安”二字，就投之澗中，不再看了。是要專心，還是靜心？”(《泰州斷章》)
一個細節、兩個設問，人物形象已凸現。
他寫鄭板橋：“鄭板橋雖也做過官，‘七品官耳’，在多的是狀元宰相的興化，原也不算什么。更不同的，額上所題，卻是“聊避風雨”四個字，真的富貴人家是不肯這樣自謙或自損的。不是炫耀身份地位，不是標榜道德文章，幾分實情，幾分牢騷，只是表露主人的一種心情而已。”(《聊避風雨》)
一葉知秋，真乃板橋！
他寫祖父徐午尊：“1956年8月，清晨，風雨，祖父送我去車站。半舊的油布傘罩著我的新洋傘，一路叮嚀。車輪滾動，他還斜立在雨中。
祖父是自由職業者，以前以繪畫為謀生手段，這時舊的消費市場消失，新的消費市場遠未形成，他的畫通過展覽轉為大眾服務。我大學四年，每月都能收到他用保價信寄的5元零用錢，那是從政府給他的30元生活補貼中抽出的。
每年探親假回家，祖父善烹調，總常弄幾個可口的下酒菜，召我對飲。望著他慈祥的笑容，記憶中那一捋猶黑的山羊胡須，不知不覺已然全白了。”(《我的祖父》)
記憶中的幾幅剪影，栩栩如生，祖父之慈山高水長。
他寫文史專家周志陶：“周老記憶力特佳，但不憑印象率爾為文，每作一題，都經過查考和研究。如寫迎會，主辦者是哪三十六行，哪四十一家盛會，從哪些廟宇迎出哪些神像，儀仗隊伍，游行路線，跳馬弁及各種娛神表演，沿途觀眾的等候和追隨……種種詳情細節，來龍去脈，都弄得一清二楚，這才落筆，然后鋪陳渲染，寫盡當年這一民間狂歡節的盛大和熱烈。它如寫戲園子、澡堂子等等，莫不刨根究底，極其翔實詳盡。故每一篇出，都以見聞廣博，材料富足，說來頭頭是道，讓人大開眼界。”(《周志陶的“陳貓古老鼠”》)
僅此兩例，寥寥數言，志陶老先生一絲不茍的學人風范已躍然紙上。
他寫畫家吳駿圣：“我稱吳駿圣為靜者。也許越是內向的人，內心世界越是開放，越是敏感，情感越常處于激蕩狀態，只釋放方式不是突發性的，因而越加綿長深遠。吳駿圣的畫如其人，不火爆，不枯寂，清新而溫厚，深遠寧靜的境界，隱透勃勃的生機。他的山水世界，就是他的心靈世界。”(《吳駿圣的皺紙山水》)
感覺他與畫家心的相通，故能讀懂、參透其畫其人。
他寫畫家俞振林：“他善于學習。畫室稱‘悟學齋’，讀書讀畫，重在一個‘悟’字。廣泛涉獵文學、戲曲、音樂、舞蹈、陶藝……多方面提高自我修養。喜奕棋，他作畫的布局造勢既得之潘天壽，亦得之圍棋的‘大局觀’、‘做眼求活’、‘中盤搏殺’等技巧變化。他也真的學過武功，早年為泰州武學名家丁錦鑫高徒，后得海燈法師親自指點，并授拳兩套。今拳路已忘，拳意在心。他的畫不貴張揚而尚凝蓄，蓋亦得助于這份內氣的蘊含。”(《大象大勢大境界》)
還是畫家。另一個角度的解讀，有了“內氣”的修煉和蘊含，當成大勢。
他寫作家薛梅：“讀薛梅這一人生階段的散文，包括散文詩，不難尋出一段完整的心路歷程，而這種完整性，并非出于系列計劃，而是由她的心靈的舒展和生命的流動自然形成的，細柔而充盈。隨筆有似潮退后的灘涂，有些空曠，有些荒涼，有些有生命的東西在爬行，有些空了的貝殼，有些旅游者的淺淺的足印，也有些超越潮漲潮落的思想飛翔……”(《薛梅散文的一種詞味兒》)
讀文又是讀人。如許評說，打開了文學，抵達了心靈。
他寫金庸筆下的段譽：
“段譽是個唯美主義者。他的少女崇拜，是對美的追求。
他就像一個藝術家那樣虔誠和執著，追求著完美的形式。
追求沒有盡頭，完美可望不可即。
他痛苦著，也快樂著。
總是微笑著，明朗的笑容，不帶絲毫陰影。
踩著瀟灑的快步，一步一步接近美的理想。
真誠而坦蕩，溫柔而寬厚，在追求中也完成著自我。
而美只存在于過程中，一旦到達，美就消失了。”(《金庸小說人物論贊》)
這樣的時候，一清是讀者，又是作者；是詩人，又是哲人。對于美的詮釋和洞察，依然是對生命的追尋和禮贊。
五
一清曾有如許自白：“一個高拔的聲音從心底升起，憶念乃轉成對于生命和靈性的呼喚和追尋，這就有了《平原鷹》等鳥獸系列及其他。同時產生一個低音，化為對于土地的沉沉郁郁的感情，這就有了一些篇章中的平原意象和小城意象。這兩個調子交織著，構成我的散文的主旋律……那魏晉風流，唐宋文采，種種人文景觀，乃至一輪古典明月，在我都是看作有生命的，有靈性的，主導情緒還是那個呼喚和追尋。”
安徽《清明》雜志則在其“卷首語”中作此推薦：“徐一清的文章涉筆閑雅，而用意良深，知識，見解、氣度、襟抱都有，而且敘述有齊氣，也不乏名句，比如：只有俗人，沒有俗花。”
我與一清相知多年，聯系并不多，他的作品則是必讀的。讀他的作品可以養心、可以益智，是一種享受，卻學不來。尤其他神奇的想象力和空靈、跳脫的詩情畫意學不來，他浸潤在文字中的靈性學不來，他激蕩于文章內外的氣場學不來。我清楚，這是一種差距，一種難以企及的高度。
一位作家多年前有言：“一清先生的作品總量雖不算多，但他一篇就是一篇，他的一篇文章勝過有些作者的十篇、百篇。”我當時深以為然，而今依然深信不疑，依然自知我也是“有些作者”中的一位。沒有辦法，嘴上或可不說，心里是承認的。
記得早前讀《水母娘娘和她的三個兒子》，其中的一句話曾觸動過我——天天看得見，反而不注意。人們很少談起水母家的老大——說的是水母的大兒子，我卻想起了“天天看得見”和“天天看不見”的另一些人。
我不請自約地來寫一清的書評，有點兒學生對先生說三道四的膽大妄為。于是，我較多地摘引了他作品中的文字。我以為，他的作品比我膚淺的評價更能說明問題。
姑妄言之吧，好在一清先生不會計較什么，如同我曾經寫過的不少師長、朋友。
所有不到之處，一并在這里致歉了！
2015年7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