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一本詩集，和三個人的詩歌友誼

西渡/文
 
詩人往往夸大自己的孤獨，但詩歌卻不是在完全的孤寂中生長。對許多詩人來說，友誼不單是激發想象力的酵母，也是技藝進步和心靈成長的守護神靈，更是重要的靈感來源。從中外文學史中，我們不難觀察到一些詩歌友誼的顯例。我國的如王維與孟浩然、李白與杜甫的友誼，他國的如歌德與席勒，拜倫、雪萊的交游，都對詩人的創作產生了積極而重要的影響。就是對一些秉性近乎孤僻的詩人，如狄金森，也總有秘密的友誼或愛情相伴，否則詩歌的發生就難以理解。從當代中國詩歌中也不難找到相當的例子，如駱一禾和海子的互相激勵。寬泛一點說，1980年代以來北大詩人群的集團性涌現，以及一些地方詩人團體的產生，都有這詩歌友誼的酵母醞釀乎其中。徐永、向以鮮、凸凹的詩歌友誼是一種令人羨慕的典型。他們三人的里籍都是四川萬源，彼此少小相識，親友間又有種種人情的糾葛，而三人的情誼始終一貫。這種友誼構造了一種私密的詩歌小氛圍，在漫長的冬天守護著脆弱的詩歌火種，也不斷砥礪著他們的技藝。現在，他們終于決定一起向讀者亮出他們久經淬煉的詩歌之劍——這三把彼此絕不雷同的劍，卻閃著共同的光芒。這是詩歌的光芒，也是友誼的光芒。
 
三位詩人中，我僅與徐永相熟，向以鮮、凸凹至今不曾謀面。徐永是我在北京大學求學期間的學長，高我兩屆。我入學的時候，他已經是名滿校園的詩人。他還是1983年四川省的高考狀元，這個身份當時卻不聽有人提起，因為當年的北大中文系就是一個狀元“圈”，徐永他們那個班就有9人之多。所以，不稀罕。但徐永的詩，卻在我入學之際，就震撼了我們這些后來的習詩者——他對我們中很多人產生了實際的影響，包括我自己。
 
在作為詩人的徐永身上，最突出的是一種近乎神秘的能力——一種統一世界的能力。在徐永和世界之間不存在距離，他和世界彼此嵌入而融合無間。這種統一感，對許多詩人來說是要費盡巨大努力才能達到的境界，對徐永卻似乎是天然的。這是一種原始而久經失去的能力。心靈與世界的統一，語言與經驗的一致，氣韻的相宜，形成一種親切、渾樸的風格，而又洋溢著晶瑩飽滿的感性。——這大約可以概括徐永的詩風。這種風格，也許該稱為古典或古風，在新詩中，我不知道哪個詩人曾經達到這樣的境界。事實上，即使在古典詩歌中，這種統一感也是珍貴而稀罕的品質，它是一種盛唐風格。盛唐以下，這種統一感已越來越成為稀缺的品質。證明這一品質的是徐永1985年到1987年前后的一系列詩作，包括《傾聽濤聲》、《春天》、《矮種馬》、《樹皮》、《山中黎明》、《雨水》、《農場初春的陽光》、《獨自在官渡，或其他地方》等。在《春天》中，他寫道：“春天的燕子飛在我的頭上/春天的河流與我的血液流在一起/春天的土地承受著犁鏵的深耕/在我的心中又刻下一道道傷痕//春天使我更懂得生活/菜籃子在母親手中/鄰居的姐姐正忙于籌備婚事/春天使我更愿意被普普通通的事物感動”。在這里，自然的節律也就是心靈的節律、人事的節律，春天的河流流淌，也就是血管中的血液流淌。在《樹皮》中，裸露的人和裸露的樹在詩人的歌唱中逐漸同一，到詩的結尾，它們已經交換了彼此的位置：人穿上了樹的衣裳，樹也穿上了人的衣裳。《山中黎明》則寫到人和自然的血肉關系：“血泊中安睡的母獸/她在難產中生下了我/她的血流遍我”。《農場初春的陽光》中那株綻開了最早花蕾的油菜花，確確實實就是能解語的好姑娘，她和我真是互相懂得。在《雨水》中，人對于自然的感激被表現得如此真摯而又如此親切：“我站在空地上，這些雨水/從云彩之上從大樹的頂端/落到我掌心，沿著手臂默默流失/我想，為什么這些水滴/會這樣清新，帶著憐憫/撫慰我疲乏的肉體？”這是古風，卻又全然是新詩的，貫穿的是一種創造的精神，和深沉的生命體驗。它與那種摭拾以至生吞舊詩詞藻、意象而自以為親炙傳統的偽古典有霄壤之別，也與那種趣味化地看待傳統的方式迥異。這是從源頭而有的詩歌。
 
另一個打動我們的因素是徐永的“多情”。詩友西塞曾說，在徐永的詩里他既是慈愛的父親，寬厚的兄長，還是熱烈的愛人——他把這些情感統一于一個近乎完美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中。這種多情當然不是蘇軾“多情應笑我”的多情，更不是張生自許“多愁多病身”的多情，它是一種基于洞察的廣泛而深刻的同情，一種深沉的愛。這種能力也就是上文所說的統一感在人際的體現。它典型地體現在《流浪者》、《起風的早晨》、《老人》、《我的兄弟》、《想起四川》、《火燒云城寨》等篇目中，而在《竹籃》一詩中達到一個高峰。這首詩和海子的名作《魚筐》形成了有趣的對比。這兩首詩都寫于1986年，其靈感大概都來自“竹籃打水一場空”的成語，但海子的詩是孤獨的見證，徐永的詩則是愛的見證。海子說：“拉到岸上還是一只魚筐/孤獨不可言說”。真是令人窒息的“一場空”。徐永的詩卻以愛的眼光對籃中的“水”進行了改造：“這水是由她們的淚水匯成”。他的竹籃也因此盛滿了溫暖的、感人的愛：“從女人的手中/掉進水里，又從水里/回到女人的手中/永遠不會失去/這秘密只有/女人們才會懂得/只有女人們在水里生長/并從水里愛著我們”。竹籃在水中，水也在竹籃中——那竹籃就是詩人自我的形象，對人間的愛充滿感激的詩人的自我形象。比較來說，海子的詩感人，徐永的詩溫暖。如果我有一個喜歡詩的女兒，我愿意向她推薦徐永的詩，海子的詩就讓她晚些、更晚些時候再讀吧。——隨著年歲增長，我越來越相信，感情是詩人最重要的才華。它是詩歌深沉的源，秘密的血，清澈地流動在詩行里。同情和愛的能力，也就是詩的能力。對于在二十一歲的年齡就寫出了《竹籃》這樣的詩人，我們理應有更高的期待。
 
90年代以后，徐永公務繁忙，寫詩不多，偶爾動筆，依然不同凡響，如《雨中麻雀》，以及這本集子中沒有收入的《閃電試驗》、《白日夢者》等等。但數量太少，卻很使我這樣的愛好者不滿足。好在徐永兄近來又開始動筆了。這對喜歡他的讀者是好消息。以徐永的才情和這些年的人生歷練，相信他一定會寫出更多、更好的詩。
 
我在大學期間很幸運地讀到了徐永的詩。我不僅從他的這些詩學習詩藝，也從中接受心靈的教育。我想說的是，如果我今天在人生的道路上還沒有偏離正道太遠，徐永的這些詩是起了作用的。別林斯基說普希金的詩是對少男少女進行情感教育的百科全書。徐永的這些詩也正是我們今日對少男少女進行情感教育的最好的教材。在這樣的詩中成長起來的青年，無論他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總會在內心保留一份純潔、美好的情愫，他將來在生活中得到幸福的可能性也要高于那些沒有受到這種詩歌教育的同伴。徐永對我寫作上的影響是顯然的。大學期間，抄寫徐永、海子、臧棣等北大詩人的詩曾是我的日課。不但抄寫，也悄悄甚至公開抄襲。徐永有《矮種馬》，我就寫《斑馬》，徐永有《傾聽濤聲》，我就寫《夜聽海濤》……在《夜聽海濤》中，有兩行詩，我寫出時頗自鳴得意了一陣：“我的耳朵像一雙舊鞋/一雙灌滿雨水的舊鞋”。后來重讀徐永的《傾聽濤聲》，才知道還是從徐永詩里偷來的：“太陽也沒有起身/雨水灌滿了我的鞋子”。現在，我應當正式把它的版權歸還給徐永兄，少說我也得請求他的授權。
 
向以鮮的詩似乎是徐永的反面。如果說徐永的詩體現了一種統一感，那么向以鮮早期的詩（《石頭動物園》一輯）恰好體現了一種深刻的孤寂感和分裂感。這些詩是一個孤獨者的冥想和帶有玄學意味的沉思，用向以鮮詩中的話說，就是“虛無動物的獨白”。對于這些詩中的抒情主人公，世界是一座冷漠、死寂、拒絕變化的石頭公園，只有幻想給這個世界帶來某種變化和活躍的力量，或者是它唯一的出路。生命如一頭奇妙幻現的獅子，只能被夢見；它脆弱而趨向于消失，上帝一聲“熄滅吧”，它就應聲而滅（《幻獅》），或者頃刻就“被風雪吹走”（《雪豹》），或者“仿佛花朵消失”（《狐面蝴蝶》），更甚者：“一旦說出來/它們就消失”（《虛無動物自白》）。這個消失的主題也散布在他后來的詩中：“美麗的事物總會消失/這是生活的法則”（《重現的鏡子》），“這時候一只流螢飄過來/我們的時光飛逝而去”（《童年》），“無數黑色的葉子/急速地遷移/晚禱的鐘聲/在湖的另一邊消失”，“就讓達達的馬蹄/敲碎所有的日子”（《秋天的鐘》）。在這樣的背景中，人和人之間、人和世界的對話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徒勞的搜索/耗盡心血的問候/在我和你之間/相隔一層紙//雪白的紙/密不透風的紙/你在紙之外/我在紙之內”（《虛無動物自白》）。在這里，語言也不再是交流的工具，而成為虛無的一部分：“其實/比你更虛無的是言語/你用言語來描繪我的兄弟/兇猛的、柔弱的兄弟/一旦說出來/它們就消失”。
 
這個世界拒絕交流。關門，是這個世界的日常動作，也是它的心理機制。所以一旦陌生的事物來臨，它的反應就是“把門關上緊緊關上”。然而，“終于來了客人”：“夜梟是唯一的客人//不是鳥的鳥/飛翔的野獸/一閉上雙眼/就看見它可愛的死亡的嘴臉”（《夜梟》）。“夜梟”在這里可以視為想象力的象征，雖然它戴著死亡的面具——這一被常人視為不祥而詩人稱為可愛的面具暗寓著想象力的機鋒，和它對于石頭世界的顛覆性。事實上，想象力在一個石頭世界中可能的作用正是向以鮮詩歌最根本的母題。在后來的一首詩中，想象力被比喻為一場風暴，它來自不可知的深淵（“內部的血液的風暴”），“你每來臨一次/世界就會毀滅一次”（《風暴》）。正是想象力的這種顛覆性，使它成為生命內部長明的燈盞，照亮了石頭世界的茫茫長夜。它也因此是這個石頭世界的唯一拯救。《石頭動物園》中那些以幻象形式出現的動物，老虎、幻獅、雪豹、獨角獸、羞貓、狐面蝴蝶以至蜉蝣，都可以看作“夜梟”的不同幻身。詩人寫道：“尖利的角/忠貞的角/從奇妙的頭顱挺立/仿佛一柄劍/刺向思想/獨角獸依靠獨角生活/把角掛在樹上/它才能做夢//在最高的枝上/獨角閃亮/在最亮的角尖/獨角吹響大地//它是唯一的/沒有第二只” （《獨角獸》）；“只有你閃現的爪子/才能深深進入的那個地方/而今一片黑暗，看不見燈火/只有你閃現的爪子”（《羞貓》）。在這些詩句里，詩人對想象力的肯定采取了一種絕對而獨斷的方式。“在最高的枝上”、“在最亮的角尖”，這種最高級表達形式；“它是唯一的/沒有第二只”，“只有你閃現的爪子”，這種排他性；以及“刺向思想”、“深深進入”的尖銳感，都透出詩人對想象力毫無保留的禮贊。這些幻象的動物“做夢”、“變幻”，播散“幻影”，創造“光的獅子”，也創造最高虛構的真實，以至“老虎”竟成為“石頭的兄弟”（《老虎》）。這時候，石頭世界的性質也就完全改變了。這是發生在“石頭的背面或里面”的事實，也是詩的事實。
 
《石頭動物園》的這些動物幻身，在文學史形象上對稱于愛倫坡的大鴉，斯蒂文斯的烏鶇，和博爾赫斯的老虎。愛倫坡、斯蒂文斯或者博爾赫斯，這三個詩人看起來如此不同，但在把想象力看作存在的拯救力量這一點上，卻是共同而相通的。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向以鮮這些詩的主題屬于一個悠久的詩歌傳統，這個傳統源于古希臘的奧爾甫斯詩教，而壯大于近代詩歌與工具理性的對抗——布萊克、華茲華斯、惠特曼、里爾克、斯蒂文斯、博爾赫斯，這些個性迥異的詩人都是它不同時代的著名祭司。對這一傳統的辨認，以及由此而來的整體性自覺，出現在一個不到二十五歲的年輕詩人身上，確實令人驚訝。尤其令人稱嘆的是這些詩中與主題配合得當的嫻熟技藝。詩人對語言與形式的駕馭都顯示了一種高度的敏感性，最終形成了一種富有魅力的，略帶書卷氣的優美、干凈、簡潔、克制的風格。和同時期那些名聲煊赫的詩人比起來，它們顯示出一種更加穩定和整體性的成熟品質。說來慚愧，在徐永兄把這本詩集的電子版發給我之前，我從來沒有注意到向以鮮的詩，他的名字對我也是陌生的。這種情況也可見詩人為人處世之一斑。
 
向以鮮1988年以后的詩（《割玻璃的人》、《納米納米》兩輯），進一步深化了這個想象力的主題。從上述消失的背景中，出現了一個“堅持”的聲音（身影）：“我要問在那圣潔的內部/你是否能堅持最后的良心/風暴安安詳如玉的內部/會不會猝然破裂、死去”（《風暴》），“你一生的事業/就是守護一叢火焰/那是你的另一種不落的晚霞(《晚霞》)。抱柱而死的尾生被塑造為“堅持”的英雄：“尾生小心翼翼抱著光滑的石柱/象一幅攀援而上的浮雕//雙臂彎成優美的弧形/腹部、漆蓋隱秘地用力/他懷中黛色的柱子/在冉冉上升柔情低語//尾生一定聽到了石頭的秘密/他的散開如潮濕秋葉的十指/已深深嵌進石頭的本質”（《尾生》）。——石頭的本質終因尾生的“堅持”而改變，變成了堅貞而溫潤的玉：“當她第二天來到橋下/在那剛剛裸露的雄偉、高貴的石柱上/她發現了一個還殘存淡淡血跡的影子/一個隱隱痛苦而寧靜的影子”。這個階段的詩歌品質愈益純粹，凝聚了時間和聲音精華的“黑鉆石”是其象征：“黑鉆石！堅不可摧的瑰寶/唯一不會泯滅的火焰/唯一不會在風中跳躍的火焰/我一萬次瞑想你/……/這兒是黑暗的中心/所有光芒四射的時間和聲音/都被深深地徹底淹沒/包括你、你我一切”。
 
這些詩在保持了《石頭動物園》干凈、簡潔、克制的特質之外，另外增加了一種幻美的成分。在向以鮮1988年以后的詩中，出現了一個新的關鍵詞：“藍”。它最早出現在第二輯第一首第一行，而貫穿于后兩輯詩的始終。我認為“藍”正是詩人為詩的純粹和唯美特質找到的一個隱喻。“藍寶石”、“藍翅膀”、“藍色的酒”、“藍色的光芒”、“藍瓶子”、“藍森林”、“藍羽毛”、“藍絲綢”、風暴“蔚藍的面孔”、“蔚藍鋒利的君王”，以及詩和詩論中同時出現的“藍色的刀鋒”，這些“藍”反復申訴著一個東西——美：“羽毛有多藍/汁液就有多美/……/越藍越令人著迷/越美越令人恐怖”（《幻象》）。這種純粹、幻美的品質集中表現在《蘇小小》、《水果》、《絲綢》、《玻璃馬車》、《割玻璃的人》這樣一些詩中。《玻璃馬車》是將幻美和消失主題結合得最妥貼的一首詩：“玻璃馬車我心中的馬車/姣小的人兒隱約可見/你瞧！赤裸的公主睡著了/公主的微笑透過玻璃落滿草地//那只是一些美玉的影子/萋萋芳草一片柔輝/啊，風兒！你再輕些、再輕些/讓我傾聽到更遠的地方”。純粹、唯美、易碎，永遠走在消失的途中，這就是生命啊！《蘇小小》、《水果》分別是對李賀詩《蘇小小墓》和周邦彥詞的改寫。《蘇小小墓》尚嫌拘謹，《水果》則已經是全新的創造，超越原作，或竟與原作無關：“一只水果等待切開/刀鋒是藍藍的/一星一星光焰隱現/而切開的水果叫人傷心”。切開的水果，和刀！多么美，多么甜，又多么殘忍！這是詩啊，而傷心是沒有辦法的。向以鮮不寫愛情詩，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種精神上的潔癖。其實，只有感情純粹而堅貞的人，才會認為愛情“不可描繪也不可抵達”（《重現的鏡子》）。《蘇小小》和《水果》是偶爾借他人之酒一澆塊壘，《絲綢》則是真性的流露：“絲綢/透過紙窗欞/隱隱的香氣鉆過來/蜂腰已軟/絲綢裂開一條細縫/危險的蜜汁/正曼延開來//天使的羽毛啊/藍絲綢悄無聲息地斷裂/我的痛/我的極樂//我的幸福/我的一生的夢想/從這兒滑落：絲綢更藍了”（《絲綢》）。幸福和夢想滑落了，絲綢（藝術的象征）卻更美了。藝術是代價高昂的萃取。所以，法國詩人馬萊伯說，詩人完成一首好的十四行以后，有權利休息十年。向以鮮是有這資格的。
 
《割玻璃的人》是詩人的名作，手拿鉆石刀的割玻璃人無疑是詩人的自我形象。割玻璃不僅需要銳利的工具，更需要全神貫注的精神，堅定的手腕，高超的技藝。這和詩人的工作非常類似。實際上，以疼痛為詞匯，以血給虛無帶來意義的詩人就是一個以存在為對象的割玻璃工人：“當浩大無邊的玻璃/變成碎片/你想起洶涌的海洋/想起所有的目光、植物/都在你手中紛紛落下”，“那是對天空的回憶/設想一只鳥/如何飛進水晶或琥珀/鳥的羽毛會不會扇起隱秘的/風浪  讓夜晚閃閃發亮?”。詩人的工作正是從廣闊的存在——“洶涌的海洋”、“所有的目光、植物”、“天空”——萃取一小片晶瑩剔透的玻璃，天空和海洋的結晶。更多的時候，詩人的這一萃取工作是以自己為對象，他是在自己的血中提煉，切割，加工。這時候，他既是割玻璃的人，又是鉆石刀，又是玻璃：“你是極端忠誠的人/幾何的尖端常常針對你/準確的邊緣很藍/你感到一陣陣柔情四起”。詩中，詩人的工作和割玻璃的工作互相隱喻，對兩者的刻畫交錯進行，以至不分彼此。割玻璃的工藝，“純粹、尖銳、節制”，詩人的工作也就是如此了——而又那么貼切地道出了向以鮮詩歌的品質。
 
凸凹的詩又是另一種面貌。與徐永、向以鮮整體穩定的詩風不同，凸凹的詩經過了三個階段的明顯演變，其寫于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以后的詩，風格上呈現出很大的差異。凸凹1980年代的詩帶著一種招搖的民謠風，以主題的明朗和文字的口語化為特色，詩歌所表現的經驗多是切身的，其中多首詩包括有家庭和個人傳記的素材。詩人對現實的多角度觀察，常以一種冷幽默的態度表現出來。如《羞慚》寫人與狗的路遇：“我朝前走去/迎面一條狗走來//我們縱向的距離較近時/橫向距離較遠/走過之后/我向后望了望//我看見那條狗正在回頭/我們的目光碰到了一起//一下子，只是一下子//我們各自收回目光，并躑躅著向前走去”。“我們縱向距離較近時/橫向距離較遠”，這里細思令人噴飯的幽默，來自觀察的精確，而把人與狗之間的戒備心理表現得惟妙惟肖。而當我們以一種更普遍的眼光來看這首詩時，則于一笑之后，心中又會泛起難言的苦味。《同類的恐怖》寫人心的各懷鬼胎：“前面/一個人/走來/后面/一個人/走來//一城子夜燈/照不見/兩張鬼臉//我中立/中立/也是鬼臉”。寥寥數語，把人性的一種狀態描摹殆盡。《牙膏皮的小學時代》飽含對貧困的理解和同情，而詩人對等級的批判以極簡的筆墨點出：“牙膏皮從單身干部宿舍扔出/多好的單身干部，多奢侈的單身干部”。凸凹這個時期的詩不以表面的辭采見長，而且似乎有意回避著優美的表現。但他并非不能優美，或者缺乏對優美的敏感。當他偶爾靈光一泄，一樣令人驚艷。《爸爸的果園》結合了親切的感情和童話思維：“爸爸/你一個噴嚏/果樹便開了花//爸爸/你一聲咳嗽/果子就落了地”。《順乎自然》中對自然的親切感近乎徐永，而文字更清淡：“穿過深秋的后院，/南山凸現在/眼前，朗朗醒目。/……/波浪一樣的手蔓/自草莖滑下，旋即落地生根。/把眼睛合上，/滿坡的植物/就開始在身體下邊/輕輕歌唱。”前三行當然與陶淵明有關，但是把一種經典的經驗現場化，卻不是簡單的白話翻譯所能做到。謂予不信，大家何妨試試。《大師出沒的地方》透露了這些詩背后的美學旨趣：“圍繞這部出色的經典/我們機警地繞過了/詩人們為之傾仰的極頂/進入某些章節的空白/我們的語言/翔展于正午的陽光/真實、精粹、冉冉上升//我們的語言/洞穿時間的城堡/在大師背面響徹/細致而且認真”。凸凹的戰術是出奇制勝，所以他“機警地繞過了”大師們的現成榜樣，進入“空白”之處，從背后出擊。這一點使他的文本效果與徐永、向以鮮很不同。徐永、向以鮮的詩都各有其傳統的淵源，凸凹卻拒絕取法于這個傳統。凸凹的詩當然也有其父親和祖父，不過它們屬于一個非主流、邊緣的族系。自覺歸屬于這樣一個族系，是需要膽識的。
 
凸凹1990年代的詩，在主題和語言的深度上都有推進，形式也更統一，風格趨向成熟。《釘子與墻》是一首很耐琢磨的詩。釘子與墻的對抗是悲劇性的，就像個人與體制的對抗。北島說，“我不相信！”，但不相信的結果北島沒有說。凸凹告訴我們，釘子說“我不相信！”，其代價是它們統統在墻上釘彎了。統統釘彎了，而堅持往墻上釘釘子，并不在乎墻的輕蔑和牢不可破，這就是悲劇性格。釘子無疑是反抗墻的體制的英雄，不折不扣的“以頭撞墻的思想者”。涉及這一主題的另外一首值得注意的詩是《一個人的體制，或無柄之刀》。刀無疑是個人主義的、對抗體制的英雄：“……尖利、寬泛，/這粒熱愛自由的詞，反對專制的句式/最終成為自由本身”，“刀的主張，一個人的憲法——/甚至，從刀到刀，廢黜一切：/實詞、虛詞、邏輯、秩序……”。但刀的反抗不同于釘子的反抗，“見血封喉的手段，千里取首的/譎蹤，令時間的長恨歌不停地/改弦易轍”。在蔑視生命這一點上，刀和體制實際上是同謀。所以，刀不是悲劇英雄，而是悲劇鏈條的一環。故刀和釘子的反抗不可同日而語。釘子是要在墻上敲開一條裂縫，最終促成墻的倒塌，刀的反抗歸根結底是墻的同義反復——中國歷史已為此做了最好的演義。《房子是這樣蓋成的》借著對蓋房過程的描寫，涵蓋了廣闊的現實經驗，同時以旁敲側擊的方式涉及了多方面的復雜主題。除了顯見的“現實”，這里還有對體制的巧妙調侃，有對詞與物、意識與現實問題的即興觸碰，還有對寫作性質借題發揮的思考。到最后，詩人筆下的房子，變成了一個復雜的隱喻之結，即使以亞歷山大的利劍，也不見得能輕易解開——這樣的詩距離上一階段的民謠風已經很遠了，只有其中的冷幽默依然靈動地穿梭在詩行的迷宮中。
 
凸凹最好的詩出現在第三階段。這個階段的詩擺脫了第一階段故意的“貧”，而以生命體驗的深度置換了第二階段思維的深度。我所謂最好的詩是指《玻璃瓶中的鳥》和《紀念》。《玻璃瓶中的鳥》是一個關于痛苦的成長和蛻變的隱喻。少年們把一只鳥關在密閉的玻璃瓶中觀察它的反應，他們稱之為“窒息實驗”。這是無知少年的殘忍實驗：“夕陽西下，鳥死了。/夕陽西下，實驗有了結論：時間，反應。”而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出于權力愚妄的故意，他們自己也是別人窒息實驗的材料。成長的代價是如此巨大：“窒息的少年蘇醒后，拐杖在顫悠。”然而，即使在這樣的成長中，也不乏美好的記憶：“‘我要喝葡萄糖水……’/球場邊，少年喝過/護士長女兒玻璃瓶中透明的液體。/呵大海……不盡的刻度……”在詩的結尾，少年踢開了瓶子，伴隨死去的鳥兒出現了飛行的燦爛幻象：“玻璃瓶在空中劃了一道弧線。/少年看見，鳥突然站起，它飛翔了——/透過玻璃的夕光在它身上五顏六色起來，/那些彩色的絨羽！”這里的關鍵是踢開瓶子的動作。擺脫了無知和愚妄，生命本身是多么美好啊！那么，這首詩實際上又不止是成長的寓言，而是關于生命本身的寓言。這個結尾是對第一節關于生死、精神和物質的抽象思考的回答，而不同于它的悲觀結論：時間雖然重復著從一個死亡到又一個死亡的過程，然而生命的意義卻在飛翔，即使是在玻璃和夕光的映照中。《紀念》寫出了詩人對阿赫瑪托娃的真正敬意。以下詩句抵得過一部平庸的傳記：“反革命的前夫……/永遠的未婚夫……/獨子列夫……/風雪中的祖國，皇村，肺結核的陰影……//我看見沒落貴族的女兒，一個角色的難度：/矛盾，復雜，愁怨中的剛強：/剛強中的焦灼，寬容，反復，/和一次、一次，離去后的離去。” ——詩中痛切的同情源于深刻的理解。阿赫瑪托娃在俄羅斯20世紀的命運，實際上就是詩歌女神和詩歌在現實中的命運。那么，向阿赫瑪托娃致敬就是向詩歌致敬，追隨阿赫瑪托娃也就是追隨詩歌女神：“直到今天，我還迷失在白樺林圍成的‘室內’，/沒有走出/一場緊跟一場的列寧格勒的飛雪”。
 
凸凹的詩是原生態的、帶著經驗的體溫，存在在這里以實際的面目與我們劈面遭遇。如果說徐永的詩表現了存在的理想狀態，向以鮮的詩表現了趨向這一理想的途中狀態，那么凸凹的詩則表現了存在的實際狀態。或者說，徐永的詩屬于信仰范疇，向以鮮的詩屬于理性研究的范疇，凸凹的詩則屬于現象研究的領域。三個朋友的詩仿佛一面神奇的三棱鏡——雖然它們各自都只表現了存在的一個側面——正好映照出存在的全影。三個人，三樣寫法，而又完成著一個整體，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趣而且令人驚異的現象。這使得這本《三人行》不止是三個人的一個簡單的合集，其意義也不止于友誼的紀念，而是一本有著神秘的整體性的詩集。三個詩人，在他們各自獨立的創作中，共同完成了一本詩集。我想，這難道是一種神意的安排嗎？
 
兩周來我沉浸在這本《詩：三人行》詩集中，思緒繽紛，這里撮起要而言之，以求教于三位詩人并讀者諸君。
 
2009年10月
 
（該文系西渡應徐永之邀，為徐永、向以鮮、凸凹詩合集《詩：三人行》所作序文）
 
作者簡介：

西渡，詩人、詩歌評論家。1967年生于浙江省浦江縣。1985-1989年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后長期從事編輯工作。現為中國計劃出版社編審。大學期間開始寫詩，1996年以后兼事詩歌批評。著有詩集《雪景中的柏拉圖》(1998)、《草之家》(2002)、《連心鎖》(2005)，詩論集《守望與傾聽》(2000)、《靈魂的未來》(2009)。2008年法國菲德羅普出版社翻譯出版了其詩選集《風或蘆葦之歌》。其他編著作品有《太陽日記》、《北大詩選》(與臧棣合編)、《戈麥詩全編》、《先鋒詩歌檔案》、《訪問中國詩歌》、《現代語文》(初中讀本)(與王尚文先生合作主編)、《經典閱讀書系•名家課堂》等。曾獲劉麗安詩歌獎、《詩林》“90年代詩歌特別貢獻獎”等。

 
附：

1.《詩肖：老虎、兔子及蛇》/向以鮮
2.《從萬源縣城到蘭庭茶樓》/凸凹
3.《在南方，或重讀徐永《矮種馬》得詩二十六行》/凸凹
 
從萬源縣城到蘭庭茶樓
 
凸凹/文
 
侃言向以鮮、徐永，繞不開萬源。
 
萬源乃大巴山中一小城，地處川、陜、渝、鄂交界處。其境夏商為梁州地，周為雍州域，春秋戰國屬巴國疆土，秦屬巴郡宕渠，東漢屬益州巴郡宣漢縣，唐貞觀元年屬通州，天寶元年屬通川郡宣漢縣，五代時置明通院，元直屬達州和巴州曾口縣，明屬重慶夔州達縣，后屬東鄉縣。明正德十年割東鄉縣東北境太平里置太平縣。嘉慶七年升縣為直隸廳，直隸四川省承宣布政使司川東道。道光二年降為太平縣。民國三年（1914）改太平縣為萬源縣。1933至1935年紅四方面軍建立川陜革命根據地先后在境內建有萬源、紅勝、城口3個縣蘇維埃政府。1993年夏，萬源成為縣級市。
 
向以鮮、徐永生在萬源，我生在都江堰，長在萬源。我們都是1960年代初、中期生出的種，我六二、以鮮六三，徐永最小：六五。
 
這是我們三人的萬源之緣。如果萬源都嫌大了，我們就再往小里說。
 
萬源轄有一古鎮，名羅文，地處達縣與萬源之間。正是這個山水小鎮，把我們三人的結，更緊地系在了一起：以鮮生在羅文，徐永的爺爺、奶奶在羅文，我父母在羅文盧家山“五七干校”勞動期間，我在那里讀小學。此外，我兒子的外曾祖父系羅文糧站職員。
 
還是從1980年代中期說起吧。
 
徐永的姐與我同廠，我的妻弟與徐永為少小時的同班同學，加之寫詩之緣，我和同為萬中畢業的徐永說認識就認識了。清凌的白沙河、霧籠的八臺山留下了我們青春的友誼——此有照片為證——正是這些泛黃的老照片，讓我不致于瞎吹亂侃，記憶沒有邊緣。徐永是1983年四川高考文科狀元，曾任北大校園詩社社長、校園詩刊主編，1987年從北大畢業后在《四川日報》當記者。我那時在七一○二廠當技術員。經我牽線，通過徐永組稿，《巴山文學》執行主編李祖星在“啟明星詩卷”推出了包括海子、西川、臧棣、徐永、清平等在內的影響頗大的“北大詩群”特輯。北大畢業這年，徐永與清平、臧棣、麥芒出了本四人詩集《大雨》。
 
我在萬源寫詩，以鮮的哥哥、小說家以樺那時在萬源縣文化館任文學輔導干部，我們自然認識。通過以樺，去成都時，我去了川大。記得是1987年吧，先是在以鮮家，后在以鮮埋單的川大校園內餐廳，我們相見相識了。其時以鮮看過我的詩，說喜歡的是《候鳥》。之后不久，我和我廠團委書記劉健為辦“《星星》青年詩歌大賽”事去成都出差，與以鮮、徐永相聚充滿薛濤氣場的望江公園——此次聚會亦有照片為證。再后來，我在○六二基地通訊員培訓班上講授“中國現代詩演進”，不善板書的我歪歪扭扭抄寫在黑板上的詩是以鮮那首獲《詩歌報》探索詩大獎賽特等獎的《割玻璃的人》——此還是有照片為證。因喜歡以鮮的詩，記得我將其薦給《巴山文學》“啟明星詩卷”并很快見刊。
 
自我1988年夏天調至《四川航天報》后，我便常向二人約詩，并給他們寄去散碎稿酬。
 
翻開我的詩集《大師出沒的地方》（廣西民族出版社，1992），在第48頁，有一首詩，叫《額頭——給向以鮮》：
 
當女人在肚子里懷孕時
以鮮將孕懷進了額頭
 
額頭生長的同時那些
黑燦燦令人毛骨驚然的理論
也在額頭的后方以及
與額頭平行的原野
形而上地
生長起來
眼睛在額下的凹崖
閃著古怪的寒光
 
當孩子從女人腹部開門走出
割玻璃的人、水果、老虎以及
許許多多智慧的羽翎
也紛紛自以鮮的額頭
奪窗而去
 
對于逃犯
以鮮不屑于囚禁或者
輕輕數落
在逃犯成為英雄的季節
以鮮的額壁薄如纖冰
日新月異
 
以鮮出門
額頭在前方平移下來
以鮮就在這條道路上
疾走如飛
 
（1989年夏）
 
1993年春天，我“下海”成都，與其時正進行宋史研究兼寫武俠小說、侍弄新品開發的以鮮時有接觸，但我們已不再談詩。
 
大約是2000年，我在重慶動物園搞公司時給徐永去過電話。小聚，酒飲，在場的有李元勝、歐陽斌、吳衛平等一撥山城詩友。那時，徐永在《中國青年報》重慶記者站任站長。
 
2006年初夏，我寫了《先鋒詩人今何在》一文，文中我用肯定語式說向以鮮在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當教授，徐永已調任《重慶青年報》社長。其實，我與二人已失去聯系多年。
 
2007年春天，我興奮地接到了以鮮的電話。在金手指公司張建華策劃的“成都——桃花生活方式”活動中，我與以鮮在龍泉山桃花詩村又晤面了，我們彼此為對方回到詩歌而高興著。接著，我邀請他參加一個詩會。詩會上，面對陳仲義、舒婷、芒克、葉延濱、梁平、楊遠宏、李小雨、譚五昌、雷抒雁等詩人、詩評家，他站在桃林中作了一個有關龐德與花兒的精彩發言。之后，因編《中國鄉村詩選》《芙蓉錦江》等，我與以鮮常有手機短信往來。再之后，他為我寫了一篇漂亮的評論文章《頭發的故事：李賀的玉釵、波德萊爾的烏木海和凸凹的篦子》發表在《讀與寫》雜志上，收入在《凸凹體白皮書：〈手藝坊〉詩歌美學六十家評》一書中。2008年夏未一個柳風吹拂的夜晚，我倆還與胡亮、楊清發等在川大旁的河邊柳枝下茶敘過。
 
前年初夏，我在寫《元稹治地：巴渠詩人的貌景分走與根脈集合——達州百年詩歌疏議》一文時，為了撰好徐永的“辭條”，在網上進行了搜索，結果竟未能找到他的一首詩。難道，滿腹詩章的北大才子徐永已徹底熄詩了？不得已，我就在自己當年執編的《星空戀》一書中摘錄了他的舊作《柵欄旁的一株薺菜》。
 
今年元旦節期間的一個傍晚，我的手機響了，那頭傳來的竟是徐永的聲音。當晚，我興沖沖走進龍泉驛飛鷹運動休閑茶樓時，看見滿頭大汗的徐永正放下乒乓球拍，笑盈盈地向我走來。我們走進龍泉驛深正紅洗腳房，一邊泡腳一邊敘舊。當徐永——此時他已擔任了多年的《課堂內外》雜志總編，告訴我還是在偶爾寫詩時，我笑了。是啊，在最青春年代詩過了的主，還能不詩嗎？
 
翌日下午，成都新南門蘭庭茶樓。二十年未得聚首的三人再次聚首了——此有我們三人共同的好友、我萬中的同班同學、著名書法家胡郁咔嚓咔嚓一陣毛拍的照片為證。這次聚會中，以鮮提出我們應出本“三人行”的集子以資紀念。我和徐永立刻高興地附議。
 
這就是咱仨的那么點以詩結緣、為詩而起的破事。
 
記得孔老先生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我們仨則是三人行必有詩——我們的詩集就叫《詩：三人行》。欲知這《三人行》所向何方，那就且聽下回分解吧。
 
2009.1.15
 
在南方，或重讀徐永《矮種馬》得詩二十六行
 
凸凹/詩
 
 
在南方。知道南絲路前，就知道
矮種馬——步履一派凄涼，干渴時
就吸取那河里的水；你撫摸它們
它們一聲不吭。
在南方，山路洶涌，河流崎嶇
人在路上，貨在路上，成都的掌柜
心神不寧，撥錯算盤——
誰都怕聽到人貨兩失的消息。在南方
要想時間轉得準，矮種馬說了算。
貼著地風的生命，所有的凹崖都是
大屋，所有的草木都是掩體
所有的物候，都是足糧、豐水和
慢長的反芻。茶葉騎上矮種馬
茶馬古道出現。絲綢騎上矮種馬
絲綢之路出現。在南方
中國騎上矮種馬，先印度，再埃及
后來游歷古羅馬。矮種馬
反對大詞的銳句，遠離京城的藩王。
在南方，矮種馬走動——
三千座山巒走動，三萬條河流走動。
在南方，矮種馬馱著高高的云貴川
高高的廣西、西藏，和厚厚的天——
大風吹不走一片云彩。
在南方，在和平年代，矮種馬
長發遮面，低調的姿態
壓不住山河錦繡：祖國蹄音一派高亢
 
2009.4.3
 
 
詩肖：老虎、兔子及蛇
 
向以鮮/文
 
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詩歌的生肖和詩人的生肖有時會奇妙地疊合在一起。
 
《詩：三人行》的作者凸凹六二年生，屬老虎；我是六三年生的，屬兔子；徐永六五年生，屬小龍，也就是蛇。雖然老虎兇猛，兔子靈動，蛇智慧，三種動物看起來彼此關聯甚少，甚或頗有幾分沖突存在；但在中國人的生肖世界中，它們卻是三種極其親密的森林伙伴，所謂虎兔同行，蛇兔一窩。有一個奇怪的名詞似乎也帶著隱約的暗示色彩，老虎又叫芋菟，這個詞估計來源于楚地方言，在杜甫和魯迅的詩作中都曾提及。
 
三個行走的人，偶然或必然的相遇，究其緣由，除上述生肖的神秘聯系之外，尚有下述諸多因緣——關于此，凸凹曾撰文述略。最顯在的理由是，三人里籍均與萬源有關。
萬源乃大巴山中一小城，地處川、陜、渝、鄂交界處。其境夏商為梁州地，周為雍州域，春秋戰國屬巴國疆土，秦屬巴郡宕渠，東漢屬益州巴郡宣漢縣，唐貞觀元年屬通州，天寶元年屬通川郡宣漢縣。五代以降，或屬巴州、夔州，時移世易，興替不斷。
 
三人乃1960年代初、中期生出的種，我和徐永生在萬源，凸凹生在都江堰，長在萬源，這是三人的萬源之緣。如果萬源嫌大，再往小處說，仍有淵源——萬源轄有一古鎮羅文，正是如同福克納所說的“郵票那樣大小”的小鎮，地處達縣與萬源之間。這個山水小鎮，把三人的情結，更緊地系在一起：我的出生地在羅文，徐永祖父生活在羅文，凸凹少時隨父母在羅文盧家山五七干校勞動期間，曾在那里讀小學。
 
徐永之姊與凸凹同廠，凸凹妻弟與徐永為少小同窗，加之詩緣，凸凹和同為萬中畢業的徐永很早即相識。徐永是1983年四川高考文科狀元，曾任北大校園詩社社長、校園詩刊主編，畢業后在《四川日報》當記者，凸凹時在七一0二廠作技術員。經凸凹牽線，通過徐永組稿，《巴山文學》李祖星在“啟明星詩卷”推出了包括海子、西川、臧棣、徐永、清平等“北大詩群”特輯。
 
凸凹在萬源寫詩工作，其時我的長兄、小說家以樺在萬源縣文化館任文學輔導干部。通過以樺紹介，1987年去成都時，凸凹到川大與我相見相識。其時我已閱過凸凹的詩，深為《候鳥》所打動。不久，凸凹和七一0二廠團委書記劉健為辦“《星星》青年詩歌大賽”事去成都出差，與我及徐永相聚于望江公園。之后，凸凹在0六二基地通訊員培訓班上講授“中國現代詩演進”，不善板書的凸凹抄寫在黑板上的詩竟是拙作《割玻璃的人》！凸凹將我的詩推薦給《巴山文學》“啟明星詩卷”刊行。1988年夏天，凸凹調至《四川航天報》后，常向徐永和我倆人約稿，并匯來散碎潤筆，在那個貧困的年代，于我們倆個而言，不啻為雪中送炭。
 
凸凹于1993年春天“下海”經商，與從事宋代文化研究兼寫武俠小說的我時有接觸，但兩人已不再談詩。這期間，徐永也宦游到了重慶，自此以后，三人已難聚首，天水一方，各為稻粱謀。大約是2000年，凸凹在重慶動物園經營公司時曾給徐永去過電話，小聚清酌，在場的尚有李元勝、歐陽斌、吳衛平等一干山城詩人。徐永時任《中國青年報》重慶記者站記者。2006年初夏，凸凹撰寫《先鋒詩人今何在》一文，文中用肯定語式說我尚在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鉆研故紙，徐永則在《重慶青年報》社任社長。其實，凸凹已與我及徐永失去聯系多年。
 
2007年3月，春和景明，凸凹突然接到我的電話。在金手指公司張建華策劃的“成都桃花生活方式”活動中，凸凹與我在龍泉山桃花詩村再次不期而晤，彼此為對方重新回到詩歌而欣喜。凸凹邀請我參加桃花詩會，面對陳仲義、舒婷、芒克、葉延濱、梁平、楊遠宏、李小雨等眾詩人、詩評家，我站在鄧林中作了一段有關龐德與花朵的發言。之后，因編《中國鄉村詩選》、《芙蓉錦江》等，凸凹與我常有手機短信往來。2008年夏未一個蕙風拂面的夜晚，凸凹與我倆還有詩評家胡亮等人，在川大旁的河邊柳枝下茶敘過。
 
徐永此時似乎消失了。凸凹在寫《元稹治地：巴渠詩人的貌景分走與根脈集合——達州百年詩歌疏議》一文時，為撰徐永辭條，網上冥搜，竟未能找到他的一首詩。難道，滿腹詩章的北大才子徐永已徹底熄詩了？不得已，凸凹在他當年執編的《星空戀》一書中摘錄了徐永舊作。
 
2009年元旦節期間的一個傍晚，凸凹手機響起，電話那端傳來的竟是徐永的聲音——徐永又神奇地出現了。當晚，凸凹興沖沖走進龍泉驛飛鷹運動休閑茶樓時，看見滿頭大汗的徐永正放下乒乓球拍，笑盈盈向凸凹走來。當徐永告訴凸凹，他還在寫詩，只是寫得很少時，凸凹笑了。是啊，在最青春年代詩過了的主，還能不詩嗎？ 
 
翌日下午，成都新南門蘭亭茶樓。二十年未得聚首的三人再次相聚。著名萬源籍書法家胡郁也在場。這次尋常的聚會地名為“蘭亭”，當時并未覺得有何道理，回想起來，卻頗多暗喻：魏晉的風骨和流觴曲水，是否已注進三人的血液？聚會中，我提出結集出版“三人行”詩集以作永久紀念，凸凹和徐永欣然贊同。這個集子也算是對三人嶺斷云連、已長達二十多年的詩情交游作一個交待吧。
 
再回到屬相上來說事。
 
凸凹的老虎、我的兔子和徐永的蛇，這三種動物似乎與詩歌之間存在著某種命定的脈絡。比如老虎吧，無論是從中國古代詩人吟詠的虎嘯，吉卜林的《老虎，老虎》還是博爾赫斯的《老虎的黃金》都可看出老虎這種猛獸與詩歌深刻的關系：“當夜晚浸入我的靈魂  我想到的是/那在我詩中呼喚的老虎/是一個符號和陰影構成的老虎/是一堆從書中任選出來的片斷/是一行沒有生命的、做作的修辭，/而不是那命定的老虎、那致命的珠寶/那在日月星辰變換下/在孟加拉和蘇門答臘行走/在履行它的愛、青春和死亡軌跡的老虎。”有趣的是，這個集子中我的詩選部分，第一首就是《老虎》。
 
那么兔子呢？在中國古代詩作中，很早就為兔子的形象進行了素描：煢煢白兔，東走西顧。顯然這是一只悲愴的兔子，它和詩歌的本體是相通的：雪白而孤單，永不停留。厄普代克的“兔子三部曲”之第一部《兔子跑吧》，不知是否受到這首中國古詩的啟發？其實，在西方文化中，兔子還代表著旺盛的生命力和創造的靈感，靜若古松，動若脫兔，兔子成了一種不羈的象征，成了一種超越凡俗的力量。我曾說過：一個古代的仙女，曾把兔子帶到了天上，從此成了月亮的影子。它晶瑩而縹緲，透過云朵和森林，灑下斑斑點點的孤獨之語。影子不僅會在黑夜里滋長，也會在思想的白晝蔓延。
 
蛇！這個與龍為伍的動物，介乎神靈與人之間的尤物！它的存在，它的游走，它的花紋，它的一閃而逝的影子……本身就是一首神奇之詩。讓我們來讀馮至的那首美妙的《蛇》吧：“我的寂寞是一條蛇，/ 靜靜地沒有言語。/ 你萬一夢到它時，/ 千萬啊，不要悚懼！ 它是我忠誠的侶伴，/ 心里害著熱烈的鄉思：/ 它想那茂密的草原—— /你頭上的、濃郁的烏絲。它月影一般輕輕地，/ 從你那兒輕輕走過； /它把你的夢境銜了來，/ 像一只緋紅的花朵。”徐永的行蹤和詩風，亦頗與蛇相似，蜿蜒，悄無聲息，但是充滿秘密的張力，尤其是讀徐永早期的詩作，這種感覺會更強烈。
 
詩：三人行。
 
詩：三只詩歌生肖在蒼茫大地行走時所留下的零散足跡，在一場大雪中淹沒，又在春光乍射之時顯露。
 
向以鮮 寫于己丑立春 成都 
 
本組稿由凸凹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