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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中國式的現象學評述
——評張德明專著《新詩話·21世紀詩歌初論》
苗雨時/文
新詩話，這種獨特的批評模式的提出與創構，并不是偶然的、人為即興式的，而是有其歷史需求的必然性。它因應了21世紀中國詩歌發展的態勢和現狀。回眸上世紀末20多年的詩歌演變，我們會清晰地理出它的脈絡，那就是潮流的此起彼伏、呈梯隊式、方陣式行進：現實主義回歸，朦朧詩崛起，新生代反向推進，90年代中期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的論爭，等等。跨過世紀之交的節點，詩歌徹底告別了單調、單一，而呈現了多重色彩、多種聲音的駁雜與喧嘩。特別是進入了網絡時代，絕對的自由書寫，充分的個人生存空間，更使整個詩壇形成了多元并峙、多義共生、甚至異質混成的繁茂局面。如果說，上世紀的詩歌批評還比較容易給一波又波的詩歌浪潮命名的話，那么，到21世紀，面對詩歌無潮流、多樣態的泛濫與漶漫，以及詩人各自躍動、混亂發聲的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景象，詩歌批評就感到了觀照的無力與茫然。因為任何一種界定，無論是現代主義、先鋒派，還是后現代，都無法做到完全準確的梳理和概括。批評滯后于創作，在創作面前批評缺席或失語，考驗著批評家的見識、魄力和智慧。在此種情勢下，新進的批評家張德明先生通過對當下批評狀況的考察與反思，發現了傳統批評模式的陳舊性和無效性，那種缺乏生命感悟和體驗的、搬弄理論術語的、僵硬而封閉的三段論式的批評，既脫離詩歌寫作現場，也疏遠了廣大讀者受群。有鑒于此，為了糾正這種弊端，他經過深入思考、反復探索，決定從中國古代詩學的豐富寶庫中，啟用“詩話”的形式，來充實和變構批評話語，以“新詩話”的樣態創建一種新的批評話語模式。
“詩話”，是中國傳統詩學特有的一種批評樣式。其肇始于宋代。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是我國最早的詩話著作。所謂詩話，宋許顗在《彥周詩話》中說：“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現代學人朱光潛在《詩論·抗戰版序》中，對詩話做了更為淺易、平白的解說：“詩話大半是偶感隨筆，信手拈來，片言中肯，簡煉親切，是其所長。”總結古代詩話的詩歌批評，有如下特點：
1、審美的直覺思維和頓悟認知；
2、話語的快捷、簡短、驚警、生動；
3、知人論世，介紹詩人的閱歷、趣聞和詩歌本事；
此外，還有詩歌語言的推敲與校堪等功能。
張德明立足于現實詩歌批評的需要，在中西方交匯的文化歷史語境中，承繼中國古代詩學的藝術精髓，同時借鑒西方詩學的資源，特別是現象學的批評方法，以中國詩歌現代性為中心，加以凝煉和熔鑄，從而構建了一種全新的現代批評話語模式——“新詩話”。這種批評模式，運用于21世紀初詩歌的評述，對于詩歌走勢的龐雜現象和繁復景現，充分顯示了它的適應性和有效性。
全書共分五章。前三章，“現象論”、“地域論”、“詩群論”；后兩章，“結構論”、“本體論”。“現象論”、“地域論”、“詩群論”，大體上屬于現象學的批評范疇。它們只有大的歸類，彼此間并沒有必然的邏輯關系。一是個人范型，二是地域文化，三是詩人群落。每一類的序列，也是單擺、平放、并置的。所有這些現象都處于擴散狀態。這樣，就有了“新詩話”充分施展的空間。“現象論”一章，列舉了9個個體和一個類，每個人都是獨立的，與其他人互不搭界的詩歌現象。這適合于“新詩話”的現象學批評。在評說中，對各種詩歌現象，既有外在的感性直觀，又有深入的理性的評判。他以直覺的思維方式，直面詩歌現象，使詩歌現象在意識屏幕上完整清晰地顯現，然后在靜現默察中，完成本質的概括與透視。以“趙麗華現象”的個案為例，不僅紹介了她的詩歌被惡搞的“梨花體”事件的來龍去脈，而且在具體詩作評折中，指出了她的口語詩的平白、輕松、機智的特征。因此，這種個人現象，就成了網絡詩歌的一種文化象征符號。其他的，如李少君的“自然之思”，毛輸的“網絡詩歌寫作”，楊鍵的鄉土“隱逸”詩風，老巢的“荒原意識”，鄭小瓊的觸動世界痛處的底層生命的堅硬與悲涼，等等，都是在現象描述中，對現象的本質做出的準確而客觀的研判和論定。
“地域論”一章，評述的是詩人與地域關聯的文化現象。不同的地域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因其獨立性和差異性，而成為詩歌抒寫魅力的源泉。這就是詩人陳先發提出的所謂“地理靈性”。“地理靈性”，即地域的自然與人文的精神魂魄。它直接培育著詩人的心靈和生命。也因此決定了詩人的文化底蘊和審美取向。艾略特曾說：“一個著者的想象只有一部分是來自他的閱讀。意象來自他從童年就開始的整個感性生活。”這種童年感性深處的情結，往往取決于他出生地的自然狀態與文化流脈的深刻影響。這一章，并列了七個地域詩歌的不同的文化現象。其中，“陳先發與桐城”，最具典范性。安徽桐城，是歷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桐城派”的故鄉。“桐城派”是古文學派，但也兼及詩歌。姚鼐的弟子方東樹，以地方觀念標榜桐城詩歌。他提出作詩的三個要訣：讀書練識；真情實事；發于心而正人倫。陳先發就生于桐城，桐城文化從小就融入他的血液，滋養了他生命的智慧與性靈。所以，他的詩歌寫作，在文本生成中，能把傳統文化的氣韻與個體生命體驗相結合，灌注于詩行間，從而構建了心意婉轉、余韻悠長、集古代與現代為一體的新的詩美范例。他打通了歷史時空，以傳統的現代闡釋為中國當下的人文經驗賦意，以此即承繼傳統又發揚傳統，使桐城文脈重新煥發出新的時代風采。其他詩人，也大體相類。雖然此章并沒有涉獵到中國大地的更多的文化區域，但僅此七種地域詩歌現象，就足以說明中國地域文化的廣博、多樣與豐饒。正是這種風采多姿、豐情萬種的地域文化現象，共同構筑了中華文明源運流長而又生機無限的遼闊壯美的觀景，沛然大氣中涌動著我們民族質樸、勤勞、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
“詩群論”，論說的是一種詩歌群體概貌現象。這些現象中，有的帶一些思潮的征候，如“下半身寫作”、“神性寫作”、“低詩潮”等，但多維系時間不長很快就消彌沉落了，轉變成為一種個別的詩寫方式。其實，它們的命名，除有出場的策略性考慮外，也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價值的。“下半身寫作”，也許名稱不雅，但卻開啟了身體書寫之先河，因為身體是一切文學之本。“低詩潮”，解構崇高，俯身向地，但也是追回原始生命的“野性”和“野趣”。而“神性寫作”，與此相反。它致力于重筑詩歌的精神高地，在現實關懷中企望終極關懷，昂首天地間，渴求呼吸神性，但也不能一味凌空高蹈，不識人間煙火。至于著墨校多的“中間代”詩群和“新紅顏寫作”，則是一種更具有涵蓋性和包容性的詩歌群體。“中間代”詩人的集合，安琪功不可沒。她不僅發文標舉：《中間代，是時候了》，而且積極籌措出書：《中間代詩全集》。“中間代”詩群的隆重推出，它的命名，是有一定依據的。那就是60年代出生而80年爆發的詩人們的創作實力，使他從被漠視中凸顯出來。其總的特征，是名作多，詩的分量和藝術水準比較高。但他們的價值取向、審美吁求、個性風采，也不盡相同，而表現為情思與藝術的多種多樣、對質、互否而又互補的各擅其妙的詩歌景象。“新紅顏寫作”，是較晚近的命名。倡導者是李少君和張德明。“新紅顏”三個字，也是他們突發奇想敲定的，不管人們認可與否，但它指稱的網絡女性詩歌寫作現象，則是明確、無誤的。她們以柔婉細膩的感覺，撲捉生活的波動和自然的脈息，書寫世界溶入心靈的秘密，其性別化傾向，催發了她們女性意識的全面覺醒。但她們的詩學觀念，也是多元的、個性化的。她們詩歌，也紛呈各種色調和風格：現實的與穿越的，白描的與傾訴的，口語的與雅言的……。此一命名，得到了大多數女性詩人的體認。這一章，清楚地展示詩歌群體的隆起和陷落，使人們認知了新世紀總體的詩歌創作隊伍，在這里，我們至少可以把它們整合成為李少君所說的“三支建設性力量”：網絡詩歌、地域性詩歌和女性詩歌……
“結構論”，講的是現代詩意義生成的形式結構。它打破了意義與形式的二元阻隔，而形成了現代詩形式即意義、意義即形式的特質。詩歌的形式結構，由各種技巧、手法組成。書中，開列了隱喻、反諷、悖謬、荒誕、張力、戲劇化、敘事等一系列詩歌要素的組合方式。這里，對詩歌技巧和手法的闡釋，有的并不停留在修辭層次，而是深入到思維界面，乃至哲學根抵。例如，隱喻，在詩中并不簡單是一種賞心悅目的裝飾，而幾手就是一切文學存在的藝術方式。它基至是現實的藝術構成和構成的藝術現實。同時，它還與暗示、象征、影射等審美思維方式密切相關，相互生發。對各種藝術手法論述的示例，多為新世紀詩歌中的優秀之作，實踐與理論相印證，分析得極為精到、確切和生動，兩者相互激揚，同時獲得了生命。戲劇化、敘事，是從劇本和小說中汲取的藝術優長，以此擴大詩歌的藝術空間和增強詩歌的表現能力。例如，敘事策略。詩的本職專在抒情，敘事并非其所長，但出于表達現代生活需要它從敘事文學中借鑒了敘事手法，其目的在于“減緩抒情的力度，增加詩歌的現代精神容量，凸顯詩人浮雕性的主體意識，以遏制因情感的過度流溢所導致的詩人刀刻般鍥入時代肌膚的力量被天端耗散的不良傾向”。詩歌的技巧是變更發展的，詩歌的形式結構也在演化遷移之中。每一個詩歌時代都有由一套技巧所構成的多種樣態的形式結構。這一章，講到的這許多藝術技巧，都是構建新世紀詩歌形式所必須的。而正是這種現代的形式結構，從藝術本體上決定了21世紀詩歌的現代性。這就是此章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指引意義。
“本體論”。詩歌本體，是精神本體、生命本體。它探討的是詩歌的人文根源。這種探討從多個側面、多個層次上展開。它以詩人的生命存在為軸心，涉及到詩與政治、詩與哲學、詩與傳統、詩與語言、詩與身體、詩的時空座標等多項議題。例如“詩與政治”，這是當下詩歌創作“剪不斷、理還亂”的一種關系。張立群寫過專著《20世紀中國·新詩與政治文化》，他把政治看成是一種文化，帶有普泛性。詹明信說，政治是一種無意識。其實，政治是無處不在的。詩與政治的正確關系是：詩歌離不開政治，又不能綁在暫時的具體的政策之上。它們之間的中介是個人與群體相契合的某種歷史情緒。政治有顯性和隱性之分。隱性政治的詩性書寫，更適于從個體心靈深處揭示社會變革的紋理和有血有肉的時代精神。又如，“詩與語言“。現代詩的重要特征，是語言崇拜。在現代詩中，語言不再是盛載意思的容器，而是與詩人共舞的獨立自足的生命體。人與語言不是主從關系，而是相互發現，洞徹和選擇的一種契合與適應。詩歌的極端寫作，是語言魔法和游戲，是自動書寫的“我說”與“它說”。然而，對于詩歌整體來說，最根本的還是它的生命本體。在“新詩與身體”一節，作者論述了身體寫作的種種狀況以及它與日常審美的關聯，但身體不只是肉體，還有靈魂。靈與肉的通達，必須建立在詩性哲學之上。“新詩與哲學”一節，論述了詩的根抵是哲學，在瓦雷里看來，一首詩的藝術特久震撼力來自一種“理性的激動”。但詩中的哲學，必須是詩化的。按照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的更徹底的說法是：詩的本質是人的生命存在本真的敞亮。由此我們想到，在當今人的生存處于物質擠壓精神的困境之下，不更需要哲學的燭然，以使人解脫圍困而放射出人性的自由光芒嗎？書中的這些論述，大多獨到、深刻，并具有可操作性。它們從實踐中來，又到實踐中去。這樣，詩歌本體的確立，就猶如一株根植大地上的樹，它迎著世紀的風云，卓然特立，在廣闊的歷史時間空中，搖曳多姿，颯颯生輝……
“新詩話“，作為一種現代批評的建設，是一項繁難的詩學工程。張德明先生為此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做了大量的艱苦工作。從《新詩話·21世紀詩歌初論》這部著作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學識積累的豐厚、文本涉獵的廣博，以及對自己與他人詩歌實踐體察的深入。除此之外，還顯示了他獨立的治學精神和勇于創新的膽識與魄力。他站在現代人文精神的制高點上，以本體論和構成論為核心命意，在古今中外相融匯的文化語境中，運用實踐理性，對21世紀初的各種詩歌現象，以他獨創的“新詩話”的形式，進行現象學的審視、觀照、分析、評判，并以濃重的筆墨，為我們描寫了一幅中國新詩現代性蓬勃生長、蔥郁絢爛的圖景。尤其可貴的是，這部著作，是圈內人說詩，不是隔岸觀火，因此，更有它的真實性，具體性，可信性和親切感。對21世紀初的中國新詩，不管人們怎么看，它都一個客觀的不容抹煞的存在。張德明的這部著作，不僅確認這種存在，而且從確認中預示了詩歌的未來，賦予了它在物質世界上營造精神家園的藝術使命的和歷史責任。也就是說，張揚新世紀詩歌的擔當精神。因此，我們可以豪壯地說：當今中國正處于社會現代轉型的大變革中，這是呼喚現代詩人也產生真正現代詩人的時代。于此，我想提請詩人們記住波蘭詩人米沃什這句話：“如果不是我，會有另一個人來到這里，試圖理解他的時代。”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世紀初詩人們所搭建的堅實詩歌基座上，一定會出現我們時代所需要的真正的現代詩人，創作出理解我們時代的偉大的現代詩篇！
來源：苗雨時新浪博客
作者：苗雨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