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張德明學術專著之二:《百年新詩經典導讀》

一種別樣寫作的中國新詩史
——評張德明專著《百年新詩經典導讀》
苗雨時/文
中國新詩是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肇端。它出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無論是從黃遵寬、梁啟超倡導“詩界革命”算起,還是以胡適發展第一首白話詩為起點,至今都已逾或已近百年。但相對于歷史長河來說,百年只不過是幾朵浪花。然而,置身新詩演變之中,卻是急流而涌進,短暫而輝煌。
在迎接中國新詩誕生百年之際,人們回眸、反思,梳理、總結,撰寫文章,出版著作,開展各種紀念活動。在這樣一片熱潮中,張德明先生的專著《百年新詩經典導讀》(暨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5月)的公開面世,無疑是一種別具一格的新詩文化書寫。它不同于《中國新詩百年大典》(李怡、洪子誠編選),也有別于《中國新詩百年志》(詩刊社組織編著),而是以經典文本細讀的方式,來呈現新詩歷史的發展軌跡。把新詩和新詩史內在地聯系起來,讓經典的一波波浪涌,反襯出新詩潮汐的深邃與神秘。通過詩史的個別化打磨,不僅可以窺見詩人的人文理想、詩學理念和創作實踐,而且也可以由此洞察不同歷史時期不斷變化的社會生活狀況和時代精神氣象。在以文本為軸心的百年新詩審美遷變和話語轉型的藝術旋舞中,既展現了新詩的寫作個性和獨特的魅力,也深入了解了它前進中的不足和缺憾。
所謂中國新詩的現代性,其主要標志有兩點:詩歌主體性原則的確立和語言變革中的現代漢語建構。在中國特殊的文化歷史語境下,主體性分為兩類:人民主體性和個人主體性。而現代漢語建構,則指從文言到白話過程中,現代詞語的創制與規范。張德明先生對經典文本的賞析和解讀,正是從詩歌的內容和語言形式兩個方面來進行的。并且在它們的交互作用中,使這種賞讀表現了整體有機性和切實有效性。
全書按史的線索,劃分為十六章。百年新詩,從草創期,中經實驗期,到后來的建設,走過了艱卓而坎坷的歷程。其曲折體現在兩種主體性原則的變奏。初期自話詩派的平民意識,文學研究會詩派的為人生的藝術,七月詩派的為民族苦難而歌,政治抒情詩派的大我的壯闊抒懷等,屬于人民主體性;而象征詩派的“異域情調”的本土化,現代詩派的知識分子的現代情思,朦朧詩派的個體生命的抗爭,后現代詩派的平凡的日常生存的呈示等,屬于個人主體性。而且,兩種主體性,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與轉換的。創作社詩派,從為藝術而藝術到為革命而藝術,西南聯大詩派(其主干是九葉派)把個體自我性與民族性融為一體等,就是這種情形。人民主體性和個人主體性,導致了詩歌主題命意的差異:一為群體的,現實的,人民的權力,民族的解放;一為個體的,心靈的,個人的生存,自由的向往。兩種精神維度的往返沖折,及其中間狀態,形成了中國新詩意蘊的巨大的歷史性張力。
中國新詩現代性的另一個必備的條件,是詩歌的話語修辭與現代漢語建構同步且相互促動。現代漢語奠定了中國現代詩歌的基礎。由于詩歌兩種不同的主體性,雖然都在共同的現代審美理想光照下,但它們話語方式和修辭樣態是有區別的:人民性詩歌,或直白淺近,或質樸自然,或激越昂奮;個體性詩歌,或委曲婉延,或暗示深潛,或隱晦幽冥……。因而,呈現了各異的藝術風采。也許,正是因為兩種話語和修辭,在古今中外宏大的審美場域中,互否而互補,交插而合成,才極為有力地推動了新詩藝術的精進與演化。這也是中國新詩不容否認的藝術特質。
這部書,題名《百年新詩經典導讀》,其重點部分與核心價值,自然是詩歌經典的鑒賞和剖析。他采用的是西方“新批評”學派的文本細讀的解碼方式。每一篇“導讀”,前有詩派概述、詩人簡介,然后選擇具有代表性的詩作,加以作品分析。而作品分析,則從背景交代,詞語辨析,意象穿綴,到結構拆解,主題領悟等,進行細致入微的層層深入解讀,并在中外比較,古今對照中,給予恰切的評價。這樣,就能解開詩歌話語和技藝的全部奧秘,從而完全敞亮詩人人格的生命境界,使之引發讀者心靈的共振與合鳴。這是全書的精采所在。
這里,不過多地示例。不說淺顯易懂的“初期自話詩派”,也不說慷概激昂的“政治抒情詩派”,單說現代性凸顯并影響至今的“象征詩派”。即是“象征詩派”,也不舉人們熟知的李金發的《棄婦》,而只以較為朦朧難懂的穆木天的《蒼白的鐘聲》為例,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張德明先生的學術功底。在這首詩的導讀中,他先介紹了詩人的詩學見解:“詩的世界是潛在意識的世界。詩是要有大的暗示能。詩的世界固在平常生活中,但在平常生活的深處。詩是要暗示的,詩最忌說明的,說明是散文的世界里的東西。”這段話,否棄了胡適“作詩須如作文”的主張,劃開了詩與散文的界限。然后進入詩人的詩歌文本,一上來就指出,“這首詩并不是由一行行句子構成的,而是一個一個的詞與詞組結構而成,詞與詞組之間一一隔開,形成一種斷斷續續的意味”。這在形式上就暗示了鐘聲的悠緲與震蕩。接下來,他抓住詩歌富有色彩和音響的詞語,在詩思運行中,逐節遞進地進行分析:“蒼白的鐘聲”來自于“玲瓏”而“荒涼”的山谷,山谷“蒙蒙”中,蔓生著“衰草”千重萬重,那鐘聲傳導著“衰腐”而“荒唐”的韻調;在鐘聲“飄散”中,展開了一派蒼茫的景色,月影,云煙,白楊,皎皎水波,蕭蕭風聲,給人一種虛幻感;古鐘繼續鳴響、飄蕩,詩人站在“水濱”、“枯草”、“荒徑”的近旁,遙想“先年的悲哀”、“永久的”“憧憬”,頗為感傷,不知哪里是“朦朧之鄉”;鐘聲開始彌漫、散入山河四海之間,并穿越天地時空,喚醒“先年”的歡樂,“反響”出“故鄉之歌”。詩人從視覺到聽覺,又從聽覺返回視覺,連帶還有味覺和觸覺,形成了通感合弦;結末,以三個“聽”作為起始詞語,把鐘聲的“殘朽”、“敗廢”、“荒唐”,與“枯葉”“衰草”、“灰黃的谷”畫面,迭印起來,首尾照應,完成了詩人灰暗心緒和莫名感傷的最后點染。他這樣總結此詩的藝術特點和主題:“詩人啟用了大量色彩晦暗、調子低沉的詞語來寫縹緲的鐘聲,寫出了鐘聲的蒼白、衰朽與灰黃,在表達詩人心中“那種惆悵情緒”里,他所“要抒發的是對故鄉的懷戀之情,正是那種揪心的鄉愁撩發了詩人的詩情,進而催生了這首獨具風格的新詩”。
應該說,這種“導讀”是從外到內、從話語到意象的,也是從藝術到精神、從詩到人的。因而,它深入文本底里,細致,到位,專業,且具有感人的文學色彩。“窺一斑而知全豹”。其他章節的“導讀”,有本書在,讀者盡可以自己去閱讀、感受和體會。
特別需要提出的是,該書作者張德明先生為了選擇新詩經典,翻檢了大量詩歌文本,他不僅看到了新詩所取得的驕人的成就,也發現了新詩的稚嫩與不成熟。有鑒于此,他開列了幾點新詩創作的疑難:
其一,“意象的困感”。“如果選用古典的意象,會使詩歌缺乏現代性質素”;“如果選用西方文學中的意象,又背離了民族性”;“如果選用詩人自創的現代意象,缺乏審美共通性,可能導致詩歌晦澀難懂”。如何創造現代漢詩的意象,一直是糾纏著中國現代詩人的一個難題。
其二,“詩節的煩惱”。中國新詩主要是自由詩,雖然也有現代格律詩的倡導與實踐,但總也代替不了自由詩的主流地位。自由詩固然有它便于“詩人順楊地書寫自己的心懷”的好處,卻也容易流于松散無序和散文化。如何規范中國新詩的外在形式,也是中國現代詩人一個揮之不的心結。
其三,“哲學的貧弱”。“哲學是文化的核心”。由于中國特殊的人文語境,造成了新詩“哲學根底的貧弱”。而這對詩歌來說,是致命的。因此產生不了像《浮士德》、《荒原》那樣不朽詩作,也難以出現如歌德、艾略特等大師級的詩人。
其四,“文化的尷尬”。中國現代文化的創建,仍處于兩難境地。“選擇親近西方文化者(如“知識分子寫作”)被人貶稱為洋買辦”,“缺乏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 “選擇親近古代文化者(如新古典主義)被人罵作老古董”,缺少當下中國人生存體驗。要發展中國現代新詩,必須實現文化轉型,建構自己有歸屬感的中國現代文化。
中國新詩的發展,依據張德明先生考證,已超過百年。為了紀念它的誕生與成長,他奉獻上了27萬多字的專著。他這種以經典導讀的獨特方式寫新詩史,既厘清了新詩演化的脈絡,又線穿珍珠似地托舉出一個個璀璨的珠玉。這些經典詩作閃爍的光芒,反過來,更輝映了百年新詩的藝術譜系。他在推介指標性的重要詩人的同時,也指出新詩前行中人們必須承擔的各種考驗。因此,這部著作,不僅具有“重寫詩歌史”的重大的學術價值,而且,在網絡詩歌混亂與駁雜的今天,對當下詩人的詩歌寫作,也有現實的校正和指引意義。
雨時詩歌工作室
2016年4月4日
來源:苗雨時新浪博客
作者:苗雨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