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出版了長篇小說《曾在天涯》，有一種被掏空的感覺，再想寫什么的時候就找不到話題了。”  不僅是閻真自己感受到寫完《曾在天涯》、《因為女人》后象被掏空，讀者也像要被掏空一般。

       西方、女人、道德的話題過于沉重，壓抑得人要窒息，仿佛還沒有從西方的告別中走出來，“三寸金蓮”又急流直下，大大方方的躺在“招手閣”的香床上等待嫖客駕到。世界冠軍總是很難自我超越，藝術家們也常自謙作品只有更好，沒有最好，對于小說家，要做到屢屢自我超越，委實不易。

       閻真每過上一段時間，就會給讀者奉上一部當代史記，因此，他每部作品，都極象可以發出X射線的透視機，把社會眾生像里的病灶毫無保留的影射在光片上。以精神衛道士著稱的作家閻真，面對病灶的日益擴散卻無能為力，他和屈原、賈誼、柳宗元、李白一樣痛著，當代的讀者，或許在若干年以后的隔世，也許會和屈原之類的清流文人一樣痛著。

       苦痛之下必有好詩，窮愁憤慨之下必有好文。從小說的結尾來看，《滄浪之水》無疑是一部喜劇，一部從憂忿之下憑空飛出的喜劇，這是悲劇喜劇化的表現作品，也是閻真有意要讓浪漫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不再重蹈《曾在天涯》、《因為女人》覆轍的藝術作品。

       池大為從紅奴成功的翻身當了主子，不得不對池大為其夫人——董柳多看一眼，多評一句。董柳從頭到尾都沒有政治野心，就象公元前200多年的呂后，平民村婦一個，談不上政治野心，只有一份不甘于低于人下屋檐的反抗。呂后善于捕捉機會，鏟除異己勢力，懂養精和隱忍術，心狠手辣，用時髦的詞說，就是遇事能當伐立斷，有政治眼光。董柳和呂后不是一個時代，政績自是無法對比，但董柳能把在醫藥協會坐冷板凳的池大為這顆閑棋盤活，表明其手段不在呂后之下。池大為在當下看，算是一個很成功的人士，如果以權利和資本當作評判標準的話。那么，站在池大為身后的是一個什么樣的女人呢？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女人，池大為還會成功嗎？在柴米油鹽的歲月缸，董柳卻無時不刻的充當著池大為的呂后，當池大為被丁小槐這樣一個項羽式捍將頻頻打敗時，是這個呂后慫恿丈夫池大為必須向丁小槐搖旗納降的。因此，任何時候都不要小看女人，尤其是像董柳這樣能把現實說得和尼采一樣頭頭是道的女人。
   
        “誰說來得及，女人的青春有第二次嗎？孩子都生了能夠送回去嗎？……一個女人吧，她不知道什么天下大事，也不知道什么萬古千秋，屁！她鼻子下面那個世界就是她的世界。她找個男人吧，就是看著鼻子底下的那點世界，那你以為她還看什么？…… 如今是什么時代，兌現的時代，到了手就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別人好房子住了，錢到手了，一家過得滋潤滋潤的……聰明人的聰明就在這些地方體現出來，不然還在那里？……現在這個年代只看結果，不問過程，管他怎么走路怎么笑呢？”
    
       梁曉聲說，“女人是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鏡子” ，閻真筆下的女人眼看起來都是小人物，充滿了市井之氣，小女人味兒十足。女人們的市井，正是一個時代，一個世界的政治、宗教、文化的集合，沒有女人的世界，是無法繁衍生息的世界，更是一個無以為續的世界。世界的痛苦和甜蜜，有女人的一半，當女人正感受著世界的痛苦時，世界正在痛苦著。不能否定的是，中國史以及世界史其實是以女人為底紋的史詩。

       池大為面對董柳的詰問，池大為內心翻滾了：“我心中一陣尖銳的刺痛，這不是那種熱血涌流的快意的痛，而是針尖在心尖尖上反復扎著的痛。” 這種痛并沒有拖著池大為去投河獻祭，而是讓他迫使自己與那個屈原式的自己訣別。夫妻倆計劃先到廳里占一個位子，馬廳長的紅奴丁小槐成了最好的下飯菜。決心下了以后，池大為內心進行了一場殊死搏斗。

       我對自己說：“還能把自己看得那么金貴嗎？要把自己看小，看小，象糞坑里的一條——蛆。這種想象太惡心，也太殘忍，可我還是不放過自己，逼這自己反復想了好幾遍，盯著那蠕動的樣子，不讓自己逃開。……心理忽然沖出一句話來：”老子斃了你！”……我心里鎮定了一點，手中提著東西，心中幻想著那把槍正頂著自己的太陽穴。

       騙到了丁小槐的認可后，老天又送來了及時雨：馬廳長的孫女住院需要一位打針高手時，素有”董一針”之稱的董柳立刻將自己變成投名狀，夫妻倆順利地取得了馬廳長夫人的信任，池大為得到了馬廳長的重新審視，在馬廳長的一手安排下，池大為的到了栽培和重用，讀博士，評高級職稱、進入學術核心圈，同時，董柳調進了省醫院，兒子進了名校，還接二連三的分到了三居室和四居室的大房子，一系列的好事戲劇化地接踵而至時，池大為毫不費力從馬廳長和其他幾個敵對政客血拼的游戲中接過馬廳長的交椅，成為衛生廳第一人。

       “狡猾往往是弱者應付善者的生活環境的一種低能的本能。”  率先玩這種游戲的是董柳和丁小槐，續而池大為和馬廳長也玩起了這游戲。游戲也是一種戰爭，是戰爭就要死人，尹玉娥倒下了，丁小槐倒下了，過去的池大為也倒下了。但新的池大為站起來了。然而，當池大為當上廳長以后，并非高枕無憂，而是狼煙四起，爾虞我詐的權頃游戲不知覺的抹平了孫副廳長、賈處長（賈一飛），曾為紅奴的丁小槐倒在池大為的腳下，亦是紅奴的池大為翻身當了主人，大權在握、四平八穩，成了名副其實的“遲大為”。

       當了主子的池大為不忘將他剛出道時所遭遇的不平之事翻了出來，挨個的，巧妙的給一一平了反，又賞給了在職稱問題上明顯吃虧的老實的知識分子——郭振華一個香甜可口的棒棒糖吃，讓郭一家對他感恩戴德。

       池大為不是圣人，他更不是古代士大夫眼中那個又清又貴的屈原，池大為再清楚不過，“對現在不滿就想回到過去的話，那就是二百五”。  他只是一個普通人，更是普通官員中的一個普通官員，他擺脫不了對權利的崇拜以及來自美色、金錢的誘惑。紅顏在成為禍水前，是剎車，若司機沉浸于飆車的快感，錯把剎車當了油門，紅顏就成了真正能覆舟的禍水。好在池大為頭上還懸著屈原這把利劍，他及時的剎住了即將越軌的車。

       回去的路上我不時往她的小腿上瞟一眼。她說：“看什么？”我說：“我想起了一個笑話。讀中學時在縣城看《列寧在十月》，銀幕上跳天鵝湖，演員門都穿著短裙，前面一排人的頭忽然不見了，他們把頭勾下去往上看呢。你穿短裙也小心點，泄了春光你還沒感覺呢。”她笑得在我身上撲打。我趁勢在她臉頰上一親，就在這一瞬間，方向盤一歪，汽車碰上了路邊的一棵樹，栽到田里去了，我壓在孟曉敏身上。……沒有一個人提到汽車和錢的事，也沒有人問我為什么要在那個時候到那個地方去。 許小曼曾說有了地位就有了自由，什么是自由，這就是啊。

       ……我把自己與孟曉敏的關系作了徹底的思考，還是覺得不能為了兒女私情誤了大事。這么多人盯著我，總有一天會敗露的。敗露了我不一定下臺，但很多話就不好說了，很多事也不好做了。還有，我也不能保證孟曉敏那里就不會起火。一旦有了實質性的關系，她想我要一個家，我怎么辦？   再有，她二十四歲了，我再誤她幾年，我也于心不忍。

       有簽字時“手發抖”之說的陳毅，任上海市市長時，在一次干部會上說：“打仗要下命令，簽署作戰計劃；做經濟工作要審批開支。指揮員和領導者提筆簽字時，手往往發抖，因為那關系到戰爭的勝負、戰士的生命和建設的成敗。”  池大為盡管沒有那雙“簽字發抖”的手，但他還是被值得一提，因為他把對權利、美色、金錢和自我利益的崇拜寄生于屈原的清而貴之內，為官的底線沒有破，在當下，就算一個清官了。清官是異族，是另類，一直是遭到誣蔑、排擠和陷害的對象，這種屈辱不是一人之辱，而是國辱，文明之辱。至于屈原之痛國痛、家痛和己痛，乃歷史之痛，池大為把清流史定格在屈原身上，能永遠占居這段歷史的文人，除了用肉身獻祭的屈原，恐怕鮮有來者了吧。

       背叛了屈原和父親的池大為，站在他父親的墳山頭，他默默地讀著懺悔詞：

       “在沒有天然尺度的世界上，信念就是最后的尺度，你無怨無悔。而我，你的兒子，卻在大勢所趨別無選擇的口實之中，隨波逐流地走上了另一條道路。那里有鮮花，有掌聲，有虛擬的尊嚴和真實的利益。于是我失去了信念，放棄了堅守，成為了一個被迫的虛無主義者……請原諒我沒有力量拒絕，兒子是俗骨凡胎，也不可能以下地獄的決心去追求那些被時間規定了不可能的東西。”

       面對懺悔，屈原肯原諒池大為嗎？我們可以在《滄浪之水》收筆之處找到了屈原永恒不變的答案。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 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

       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這本是一個順理成章的廳長上位劇，閻真如果要按老套路，讓池大為成為一個貪官或庸官，那《滄浪之水》充其量就是一部陳詞濫調、千遍一律的反腐個案，對作品上升到屈原高度上毫無意義也毫無幫助。《滄浪之水》急轉而下，又迂回了一次，把池大為變回了后屈原。《滄浪之水》的成功之處就是一邊讓池大為當著向現實妥協的庸官，一邊又讓池大為初任就燒起兩把大火，實施了屈原浪漫理想主義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