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中國現當代作家，稍微對文學有所了解的人都能數出個一二來：從沈從文、錢鐘書、張愛玲、王塑、賈平凹、余秋雨、到莫言，而要說起青春派作家，少男少女們會起雙手，左手是郭敬明——“數百少女的偶像”，右手是 “掛著‘叛逆’的面孔出道’”①的韓寒。就像說起現代詩，三歲孩童都會念道：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仿佛除了海子，詩歌就再無來者；說起青春小說，似乎除了郭韓，也再無他人。

一、 埋伏在青春后面的校園道德

       自阿袁2010年的《子在川上》獲得當年度《十月》文學獎以后，2014年底閻真的《活著之上》在《當代》連續刊出，后又獲得首屆路遙文學獎。無獨有偶，2015年3月，《十月》推出了同類題材的《地球之眼》。2016年3月16日，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在京舉辦石一楓中篇小說集《世間已無陳金芳》新書發布會，小說集收集了《世間已無陳金芳》和《地球之眼》兩部中篇小說。校園題材的作品不斷被刷新，而每次刷新都象在讀者的睛明穴上扎了一針。

       阿袁是一位女性作家，她不僅擅長寫校園的奇聞異事，還擅長表現校園各色人物事體。大學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從小社會變成了地道的大江湖，江湖高手如云，知識分子精通表演和偽飾，又諳通理論，與社會這個江湖比，知識分子構成的江湖多了幾分冠冕，少了幾分粗魯。阿袁也悟出了大學校園里的一股腥氣，沾了魚味的白貓和黑貓，在阿袁的筆下，白貓黑貓都是詼諧精。

       《子在川上》里的蘇不漁和陳季子、《地球之眼》里的安小男和李牧光、《活著之上》聶致遠和蒙天舒是三位作家筆下的針尖與麥芒。作家們幾乎不約而同的寫知識分子圈，又個個干凈利落的直擊“學術江湖”。《子在川上》描繪了一個小江湖，主人公蘇不漁是桀驁不馴的性情中人，他只是局部的反抗自己的上級陳季子，正如老子所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②

       《地球之眼》寫的是“大江湖”，又是青春又是道德，難度相當大，但小說它從頭到尾都沒有正面說叨“道德”，而它又確實給讀者以一種新的道德再讀：鞅在《去強篇》說，“以強去強者，弱；國為善，奸必多；墨子說，“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尊天、事鬼、兼愛、非攻”；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劣令人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

       從近年來的閱讀推廣情況看，信息的無地域時代越來越放大，有意思的是，閱讀終端再次被顛覆：傳統的寶籍居然很多時候是要經過新媒體才能進入真正的閱讀終端。

二、石一楓青春小說中的揚抑性

       “北京頑主”石一楓的作品敘事非常干脆，語言幽默，文思睿智，我曾嬉稱他的作品是“肝病患者的福音，精神憂郁癥的殺手锏”。 

       李云雷問一楓：在你創作的《B小調舊時光》《紅旗下的果兒》《節節最愛光聲電》《戀戀北京》《我妹》等5部長篇小說中，你認為哪部小說代表了你最高水平？石一楓答：我認為是《戀戀北京》《我妹》③。

       相比《地球之眼》的精彩表現，石一楓前期的青春小說可以說是對青春、城市、理想、信念、現代、歷史思考的序曲。也許石一楓青春小說還沒有到渾圓滾熟的地步，但石一楓的系列青春小說《紅旗下的果兒》（2009年）、《戀戀北京》（2011年）、《我妹》（2013年）在瘋狂地世俗下居然能獨善其身并保持著最難能可貴的“冰清玉潔”,是“一種可以看到心靈故鄉的文學”④。

       《我妹》是一場情節并不復雜的宏大敘事故事，它突現了“屋檐滴水代斷代”的情感危機，上一輩人的情感危機惡化了下一代人的親情觀；拜金主義則導致精神衛道夫們無事可干。“我妹”小米是一個表里不一的色盲，事實上她卻是個精神“道姑”或者清道夫，充滿了正氣，理想主義。相比之下，小米的哥哥傻“大帥”的形象簡直要替換掉美國的奧斯卡“阿甘”了，“大帥”妙語連珠，出口成段，不過全是單田芳里的評書詞。

       事實上，正常人演或寫一種另類，除非了如指掌，否則就會弄巧成拙。電視劇《暗算》里的瞎子阿炳（智障者但聽力奇異）的表演就很失敗，盡管電視得到了觀眾的盛贊，還獲得了多項大獎，也許原著真如網評所言“小說《暗算》語言流暢詭異、清瘦、內斂，幾近苛刻，卻又與小說表達的獨特內容完美和諧，讀他的小說緊張而又寓于智力挑戰，麥家是“中國的丹布朗”。麥家自己則說：“《暗算》電視劇‘和我寫的小說相差很遠’”。讀了原著的人，并不會覺得原著和電視相差有多大。因為傻子的形象塑造是最難的，聰明人演傻子，搞不好就南轅北轍，事與愿違。

       石一楓青春作品共性之一是以弱勢群體為坐標原點。

       《我妹》是一部心靈的催淚劑，但美中不足的是“大帥”這個人物的塑造過于接近正常人，石一楓的青春作品總有弱勢（智障或有生理缺陷）人物，比如小米和大帥（《我妹》），和“我”叔的同居女人的孩子（《紅旗下的果兒》），他們的命運大同小異，讀者在整體閱讀時會發現這種現象。當然，小說以弱勢者為坐標原點，是為小說的主題樹立價值參照物，它記錄的不僅是弱者的傷痛，更是弱者的自強，小說的意義在于以小見大，以弱見強，《我妹》對迷茫的小單親青年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小說鮮明的喜劇風格也給讀者一種面貼面的溫暖。
  
       《戀戀北京》借“馬流氓”的車跑遍了中國，勾勒了存在于全國的普遍現象：城市人拜金、庸俗、市儈，農村老人淳樸、善良、可敬的場景，但這部“精神”大作僅局限于北京，姚睫的奮斗史過于戲劇化，事實上在北京，這樣的戲劇化不太可能實現，也就是太喜劇了，沒有殘缺的圓滿反倒不圓滿了，所謂“月滿則虧”、“樂極生悲”正從此來。2011年至今，亦或未來數年，不可預測的悲劇將顛覆現代作家的想象。姚睫的奮斗史到最后無非就是一個民間女強人的預告，她越成功作品越想批判的東西會越乏力。喜劇適合泡沫劇，悲劇將還原文學本色，不喜不悲、意猶未盡，那是佛教里的經文，掃地僧偶有所為。

       《紅旗下的果兒》僅從書名看，又紅又專，讓疏紅的青年一代望而卻步，而這么又紅又專的故事恰恰講的是一個“極品流氓”和學霸女克服現實殘酷的阻力修成正果的勵志故事。寫過長篇小說的作家都有深刻體會：夠累的，寫到后來，麻木、混亂、體力不支總會糾纏不休，能把3/4處的情節寫妥當了那也基本大功告成了，令青春派讀者最滿意的，恐怕是作品的結尾，女主人公學霸張紅旗對未婚夫陳星說的第一句話是：“如果你有了一個孩子，你覺得他應該叫什么名字？”結尾不僅留白，還“留金”了。雖短短的一句話，卻是妙不可言，合下末頁，只差讀者和陳星握手共慶了。

       《紅旗下的果兒》《戀戀北京》《我妹》基本是喜劇結尾，這和奧斯卡電影的結尾如出一轍。皆大歡喜，人人都愛，奧斯卡大片總是轉悲為喜。一楓似乎對世界和未來還抱有一絲幻想，而后來，他的短篇小說則陸續以“殺敵一百自損三千”的悲劇告終。這標志著他小說在藝術和內涵上開始逐漸走向成熟。

       在今年某一周制作的閱讀推廣微信平臺的文章推送結果分析（3月31日-4月5日）：圖文頁閱讀率在平均2%-9%之間，平均值為5.5%，當天閱讀量往后的時間段里閱讀呈下降趨勢，4月4日發布的內容是詩是雷平陽的《殺狗的過程》，該作者曾獲得魯迅文學獎獲。同實用、快餐文化相比，純文學型（名著、詩歌、小說等）、純民族型文藝閱讀整體趨勢是下降的，即時利用 “標題黨”（《殺狗的過程》）也不能拉回更多的讀者。2016年度“國際安徒生獎”得主曹文軒先生說，“閱讀狀態影響著寫作狀態”⑤。著名作家王躍文說，“也許寫好日常狀態的生活，正是當今中國更需要的文學；其實日常敘事也是最不好把握的有難度的寫作。……長篇小說每年都大幅度增長，既有中國人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寫作人群日益龐大的原因，也有出版業發展較快，出版競爭日趨激烈的原因。……目前的出版狀態是有利于文學發展的。文學書籍出版肯定是個泥沙俱下的過程，但時間淘洗過后總有好作品留下來。目前真實威脅文學創作與出版的是大量存在的電子傳播方式的非法免費閱讀。”⑥

       除了免費電子閱讀媒是文學的一大威脅以外，事實上，產生微閱讀的根本原因是浮躁和近功利，作家希望用最短的時間將自己的作品傳播到全世界，而讀者迫切希望通過標題就可以讀到文章的中心內容。2016年3月21日，根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日本一些科研人員開發的電腦會寫小說，他們還把這些電腦生成的小說拿去參加創作比賽。”

       面對浩瀚如煙的網絡，好的文學作品要見天日將越來越難，被讀者裹脅的文學之命運已經開始，人要生存，文學也要生存，要不，魯迅怎么說“文學是余裕的產物”呢？不迎合讀者的口味，出版商誰敢掏真金白銀投入市場呢？連京劇都要貼牌“現代”了，何況文學？文學本身就像面團，被讀者和作家以及出版商幾經捏拿，最后就成了“文學市場”。因此，作家要思考的問題是怎樣跟進不脫離市場，又保持文學的純真性，這似乎太難了，不讓文字孤獨，又不讓自己被讀者所拋棄是作家們寫作之外的第二大課題。文學作品越來越像厚厚的海綿，養分漸漸被世俗化庸俗化給擠干，文學刊物又被商業化擠兌，玩文學無疑是行走于刀尖之上了。生逢此時，要屏棄浮躁委實不易，因此，《紅旗下的果兒》《戀戀北京》《我妹》一方面處心積慮地靠近青春讀者，一方面又為文學的純正作頑強抵抗的創作精神就顯得頗為睿智和可頌了。

       石一楓青春作品共性之二是主人公的“流氓”性。

       從《紅旗下的果兒》《戀戀北京》《我妹》以及2015年的《地球之眼》來看，主要人物的共性就是“現代流氓”，說“流氓”確實言過其實了，但他們夠得上稱為“文化流氓”，他們集體表現出猥瑣、卑鄙、無恥、性亂、拜金、齷齪、禮崩的一面，但他們又有可愛的一面：善良、勤奮、道義、淳樸、見義勇為、自律、舍己忘利，“人中君子”也不過如此，這些人物的性格是前后矛盾的，但矛盾更符合人的多面性，因而，石一楓青春小說不失豐富的生活內涵和精神深度。

       “流氓”成為純文學作品里的“我”，確實是無奈之舉，但這個社會，還有比流氓更縱行天下無所畏懼的嗎？“流氓”是奉旨隱藏在石一楓的小說深處，在每一句調皮、調侃和逆喻中，都把作者的思想內涵準確表現了，和曹雪芹相比，他的文字幾乎和曹老夫子簡直是背道而馳，但深刻程度，卻一點也不亞于曹老先人。可見，小說的表現力，并非固守傳統和單一表現才能抵達主題。一楓筆下的系列流氓不拘泥于傳統，最終都改邪歸正，修成正果，這是他青春作品里的浪漫主義色彩向現實主義轉變的過程。

       從一楓的寫作歷程看，在構思的編排上留下了明顯的練筆痕跡，比如2009年的《紅旗下的果兒》，里面作為男女主人翁結合在一起的紐帶式人物張紅兵（張紅旗弟弟）的出現有點牽強，“這件事沒有讓陳星和張紅旗熟悉起來。”（《紅旗下的果兒》P13），既然陳星對張紅旗都不熟，怎么可能認識張紅兵？且從古力手下仗義相救？但穿越2010年后，一楓的作品持續一馬平川，隨著《地球之眼》的成功，即使不需要任何“男歡女愛”、韓式的“悲歡離合”，一楓筆下一個“小鰥夫”都足以讓讀者幾度潸然淚下，主題更是讓人深思。只是，面對創作的高度，受到“跳高理論”的制約，青春小說還能走多遠？

三、石一楓的青春小說與諾貝爾文學獎的距離

       《紅樓夢》第七回中提到了一味方子，專治寶釵從娘胎里帶來的一股熱毒，犯時出現喘嗽等癥狀。一個和尚說了個“海上仙方兒”，這種藥就叫“冷香丸”。自打寶釵服用后，倒也靈驗。書中記載冷香丸是將白牡丹花、白荷花、白芙蓉花、白梅花花蕊各十二兩研末，并用同年雨水節令的雨、白露節令的露、霜降節令的霜、小雪節令的雪各十二兩加蜂蜜、白糖等調和，制作成龍眼大丸藥，放入器皿中埋于花樹根下。發病時，用黃柏十二兩煎湯送服一丸即可。

       從《紅旗下的果兒》開始，或者更久一些吧，石一楓似乎專為制“冷香丸”而來，只是他筆下的“流氓”成了各色白色花朵，不嬌艷又不名貴，甚至帶著乖張、痞唳，但在節令的磨移下，他手中的寶刀漸顯成熟和鋒芒，因為從《地球之眼》這樣一個精巧的中篇足以看清一顆可以滅掉“學術熱毒”的冷香丸已橫空出世。

       我曾鼓勵他向諾貝爾獎加油，然而，那時候我對諾獎還充滿了一種天真和神圣的想象，在莫言獲諾獎之前，許子東準確的揣摩出華人作家獲得諾獎的條件：第一，要寫鄉土。第二，要用現代主義的手法，不能寫實，浪漫都不行。第三，一定要寫到“文革”。第四，這個作家一定要有意見分，就是跟政府有一定的距離。第五，他要有好的英文或法文翻譯。第六，恐怕他要在海外獲獎，就是在海外受到批評界的支持。⑦隨后，我就后悔了，因為我不能確定那對他來說是否就是一種羞辱。

       周作人說“文藝是自己的表現”，在某種程度上，作家的人品決定作品的高度，中國真正意義上的作家，應該是具有大寫“人”人格的作家。石一楓，從“流氓”開筆，僅有聊聊幾部青春練筆小說，但已力透紙背。我們的青春，伴隨著憂傷和眼淚，伴隨著郭敬明和韓寒的溫暖，但我們的青春，也同樣伴隨著紛繁復雜，面對滄海“熱毒”，莫過于讀一讀被我們不經意忽視的青春小說——石一楓所特制的“冷香丸”。

① 石一楓：《令人悲傷的逆流——讀郭敬明<悲傷逆流成河> 》，《 當代(長篇小說選刊) 》2007年第8期，第234頁。 ② 老子：《道德經》，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版，第38頁。 ③ 李云雷：《文學的總結應是千人千面的》，《創作與評論》2015第10期，第117頁。 ④ 劉妍：《東方近代和現代文學》，吉林文史出版社，第83頁。谷崎在《關于藝》的引用。 ⑤ 曹文軒：《曹文軒：是學者，更是兒童文學作家》，《文學報》2016第4期。 ⑥ 徐芳、王躍文：《王躍文：什么是好小說》，《解放日報》2016第3期。 ⑦ 曠新年：《諾貝爾文學獎.現代主義.純文學.垃圾.新時期文學的幾個關鍵詞》，《文藝爭鳴》2015第10期，第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