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陽《云南記》中的作品，有一部分是我在過去的閱讀中零散地讀過的；這次，我收到這部詩集后，用十余天的時間接續地讀完。合上這部詩集就感嘆“詩是經驗的生長”。當然，這個經驗是詩人的生命經驗和創作經驗。雖然，這本詩集的作品大多反映的是詩人生活所在地的“云南經驗”，但我們不能因為一個詩人其詩作大量地使用了某一地域元素，就界定該詩人是只能寫某地域或有地域歸屬的詩人。云南之地是詩人的生活之地，亦是生存之地；這個“云南”與“山東”“河北”等地是詩人的生活、生存之地并無差異。至少“地域元素”、“云南經驗”沒對我的閱讀構成什么障礙。

在這本詩集中，我看到了詩人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看到了詩人對日常生活謙卑的細膩體察與敏感；看到了客觀事物一旦出現在詩人筆下，就立刻是主觀的，就會顯示著詩人內心深處被重重遮蔽的隱秘。因此，我在讀《云南記》中的每一首詩時，都會很輕易地被詩人帶入他真實的感情與真切的現實里。在我讀完《在墳場上尋找故鄉》時，曾啞言半晌。不是失語，而是突然面對闊大無邊的漠野和死寂的驚愕。詩中，詩人的聲音是那么的微弱，又是那么的堅定。這首短詩，讓我想到在這樣一個時代里該怎樣去做一個幸存者；該怎樣去發現一縷陽光、些許愉快以及堅定生存下去的決心。詩中的主體以個體形象“我”出現時，呈現著一種遺世獨立的孤絕的姿態，“我”與世界的關系既是疏離的也是對立的。“我”感受著外部世界的巨大敵意，甚至傷害，其內心裝著落寞、困頓與猶豫。他一方面表現出個體的抵抗，一方面表現出對生存條件的依賴，“撥開草叢，踉踉蹌蹌地尋找故鄉”。

我一直質疑“詩意的時代”這樣的說法。時代是當下的存在，是現實。現實中有真相、假相。時代是否有詩意，是人在現實生活里的精神狀態。雷平陽沒對時代引吭高歌，也沒有刻意對時代挖苦。重要的是雷平陽是個不屑于表現世俗樂趣的詩人，這也就注定了他必然要與現實生活對峙，他的詩歌創作不僅需要他有鮮明的立場還需要有文化道德。以他的《回鄉偶書》（一至五）為例，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他的良心負擔和歉疚感。這五節短詩看上去是敘家事，可稍一沉淀，就“賴城市所賜，很多人，都沒有扛住/無孔不入的降服，患上了梅毒和淋病，身體里那本/邪惡的《傳播學》，令人不寒而栗”。

很多年以來，一直有人在討論詩歌的“純粹”與“現實”的問題，當然是在討論詩人的內心情感與外部世界的問題，詩人的生活是來在內心還是來自客觀事物？我至今還沒看到脫離現實而純粹的詩。當然，任何一首詩中所呈現的現實，也決不是“完全的現實”，詩人手中的筆不是照相機。詩是主觀的，詩人先想象自己，再圍繞那個想象來營造一個與之相匹配的“現實”。雷平陽詩中的“現實”，都是他經歷的也是他營造的。

雷平陽在白描現實時，是湛然而透徹的，是帶著敏感體溫的柔和色調。他在使用修辭和意象時，又常常帶有冷峻而深刻的力量。他的長詩《春風咒》，就是一個代表。

我不能下定義一般地說雷平陽具有如何強大的超越性的想象力，但我可以說雷平陽具有整合文化的特殊才能，或者是讓感官和思想有力結合的才能。讀他的詩作，沒有任何“門檻”，簡樸的語言，慣常的事物及場景，看兩眼很容易就親切起來，而讀過幾行、幾節后，他的“感官”就把你帶到他思想的深邃處。然后，就是讀后的“反芻”。詩歌的力量往往就在這“反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