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文化散文領域，王開林一向耕耘勤奮、佳作迭出。他手中的一支椽筆，或追秦漢風流、或議近現代滄桑、或惜英雄末路、或嘆紅顏悲歌，質文兼具，屢屢贏得多方激賞和多種美譽。手頭這部人物史傳散文集《國士無雙》包括“清華大學龍虎象”和“北京大學龍虎象”兩卷，以獨特的思路、翔實的材料、不俗的見解和精彩的表達顯示了作家豐厚的知識儲備與超卓的寫作能力。

 時至今日，歷史文化散文寫作的系列化和“工程化”已是屢見不鮮的流行意趣。這種類型的寫作在大多數作家筆下主要表現為題材層面的處心積慮，即講究對象選擇的統一性或話題設置的連續性，而較少考慮其中是否包含和體現了精神主旨的延伸與意義指向的輻射，其結果卻是有“形”無“神”，雖“大”卻“空”。

 《國士無雙》以近現代中國社會為背景，以北大、清華這兩座大學為基本舞臺，集中描寫了一批大師級學者、教授的音容笑貌、精神氣質和德識才學，用鮮活的個體形象連接起豐贍的人物長廊，進而彰顯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和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其中，作家為大師傳神、為天地立心、為現代人提供精神資源的動機顯而易見。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回眸二十世紀，幸運的是，我們還能眺見國士的風范和大師的背影，其讜言淑行余緒未墜……我們隔空打量這些文化巨擘的言行風采，就會發現許多，感動許多，警醒許多，也能振作許多。”毫無疑問，這樣的人物系列和散文“工程”，自有超越一般的歷史承載力和思想穿透力。

 與這種精神追求相適應，王開林圍繞筆下人物的塑造和評價，頗下了一番殫精竭慮、扎扎實實的功夫。其方法與路徑似乎獲益于傳統文化的饋贈，作者自覺實踐了孟子所提出的“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主張，以準確把握主體精神和歷史情勢為前提，從一個人與一個時代對話的層面走進人物的精神天地與人格世界，進而樹立起有血肉又有深度的人物形象。

 以《做一個好人到底有多難——胡適是被罵“大”的》為例，該文描寫胡適時完全摒棄了以往常見的極端褒貶和絕對揚抑，而是緊緊抓住胡適人生的幾個重要側面，一方面“入乎其內”，透過一系列著作、言論以及相關材料的發掘，梳理了他作為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所具有的理想、觀念、主張、訴求；另一方面又“出乎其外”，憑借一系列事件、現象和細節，指出胡適自我追求與歷史條件之間的矛盾、沖突、錯位，進而揭示了他何以總是“左右為難”。在這里，讀者面前的胡適顯得更立體、豐滿，也更切近歷史的真實。

《特別的人不走尋常路——聞一多的命運軌跡》亦是如此。在作家筆下，聞一多并非天生的“斗士”。他最初同那個時代的莘莘學子一樣，不過是讀書、治學、當名士。聞一多之所以最終成為“斗士”乃至“烈士”，是他的內心世界與所處時代猛烈碰撞、相互作用的結果——留美經歷所奠定的自由精神，詩人目光所崇尚的至善、浪漫，以及性格層面的剛烈、率真、沖動，使他無法容忍日趨惡劣的現實局面，以致不得不拍案而起，破繭而出。正如書中所寫：“若不是四十年代蔣介石過于獨裁，國民政府過于腐敗，特務統治過于黑暗，老百姓(包括大學教授)的生活過于痛苦，聞一多是不可能變成斗士的。”不僅令人信服地勾畫出聞一多的靈魂與形象，而且于不經意間對當下不斷升溫的“民國熱”提供了另外一種有價值的視角和有意義的參照。

此外，《一代直聲——梁漱溟的膽與識》《云水生涯——最純粹的“鄉下人”沈從文》《國士無雙——“民國第一牛人”傅斯年》《枉拋心力做哲人——金岳霖的多思與多情》等文章均從特定的時代趨勢和社會背景出發，將敏銳的筆觸深入人物的精神空間和心路歷程，或剝繭抽絲、或條分縷析、或拾遺補缺、或燭幽發微，著力凸顯“這一個”的文采風流，使近現代中國的歷史天幕群星熠耀、人文薈萃。

《國士無雙》旨在為學界巨擘、文化大師立傳。這樣的意圖和標高，無形中要求作家必須擁有豐厚的知識儲備和足夠的學術眼光。王開林最終交出了一份出色而圓滿的答卷——他原本就腹笥充盈，待確立了創作構想后，他拿出長達數年的時間做足了案頭功課，不僅重溫了大師們的重要著作，而且旁及大量的相關史料和研究成果，使自身回到了歷史現場、站到了巨人肩上，相對從容地同大師對話。書中，國事家事，風生水起；人運世運，柳暗花明；清詞麗句，賞心悅目；逸聞掌故，妙趣橫生。這一切乍看來仿佛一派信馬由韁，細勘察方知無一事無所本，無一言無所據，誠可謂“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

《國士無雙》固然不乏學術內涵，但最終仍是文學作品。既然是文學作品，就不能不注重自身的藝術精湛性和“審智”(借用孫紹振的概念)的感染力。創作經驗頗豐的王開林自然深諳這一點，為此，他在全書的謀篇和表達上付出了諸多心力，最終釀成了多方面的文本個性與敘事優長。

在這里，我只談印象極深的一點：在體例或結構上，《國士無雙》選擇了一人一篇的“列傳式”。為了用有限的篇幅達到既定的目的，作家采取的思路與方法是在通盤把握人物經歷身世與思想性格的基礎上，鎖定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獨特視角，展開提綱挈領的概括和畫龍點睛的皴染。譬如，用透視“五大悲苦”來狀寫陳寅恪，借分析“六大矛盾”來描繪梁啟超，以破解“自沉之謎”來探視王國維，由剖析“自我救贖”來觀照馮友蘭。又如，“慢”、“穩”、“剛”之于“寡言君子”梅貽琦，“仙風道骨”之于“獨立崖端”的潘光旦，“學問、脾氣和嗜好”之于“章門大弟子”黃侃等等。如此這般的剪裁和調度，不僅盡顯了作品以簡馭繁、以少總多之妙，而且有效凸顯了人物的整體特征與生命色調。《國士無雙》之所以能夠成功地豎起一片文化大師的叢林，顯然同作家這種巧奪天工的文心和設計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