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楊振雩的散文集《本命之年》，我的審視焦點，固執地投射在創作主體的中年寫作心態上。這種創作心態猶如黃昏光線下的秋天景象，為整個集子鋪上一層淡淡的悲涼底色，使作品顯得蘊藉而悠長。

 這里的“中年”，更多的是指創作主體的寫作心態，就像羅蘭·巴特所說的寫作的秋天狀態：創作主體的心情在累累果實與遲暮秋風之間、在已逝之物與將逝之物之間、在深信與質疑之間、在責任的關系神話與自由的個人神話之間、在詞與物的廣泛聯系與精微考究之間轉換不已。在《本命之年》中最能表現這種心態的，是關于歷史世界的辨析與個體生命記憶的書寫。

 先看創作主體如何在曖昧的歷史世界轉換不已。作者鐘情壯懷激烈的俠客、回歸自然的隱士或者靜心修行的高僧。千古文人的俠客夢，大多遙寄于久遠與混亂的春秋戰國時代。作者意識到了這點，所以他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流連忘返，寫出了《荊軻：單刀對王朝》這樣蕩氣回腸的力作。其實，從最初為荊軻送行的“風蕭蕭兮易水寒”氛圍中，就可以預料，這是一次有去無回的絕望反抗。他們已將太子丹的重托化為一種內在的意志，并以自我犧牲的方式來實現自己對知己者的承諾。這種以個人生命為代價的自由選擇，發出了理想主義的悲壯聲響。

 當然，在中國文化傳統中，身處非道德歷史情境下的知識分子，習慣于從現實社會中抽身而去，回歸自然；或者遁入空門，體悟人生。作為山水勝境的廬山之巔、鄱陽湖之濱，遍布歷代隱士和高僧的蹤跡，田園詩的開創者陶淵明和凈土宗的始祖慧遠，就是杰出代表。作者在《陶淵明的歸隱》《夜走柴桑橋》及《那一頁已被剪去》等作品中，一再追尋神圣的遺跡，尋覓歷史的知音。不過，作者往往是懷著好古的激情去尋覓，但追尋的結局令人悵惘。因為他所仰慕的凈土正在沉淪，喧囂的紅塵步步緊逼；頹敗的圣地非但不能洗滌靈魂的塵垢，反而召喚出現實的焦慮。

 再看創作主體如何在憂傷而溫馨的個體生命記憶中轉換不已。這個時代的中年寫作，普遍地呈現傷感的懷舊底色。因為，現實場景的轉換如此迅速而決絕，還來不及反應，就被拋入一個雖曾期待但卻終究陌生的所謂現代世界，自我的連續性驟然斷裂。也許，唯有過去的日子，才能帶來一絲精神的慰藉。

 從楊振雩的《老父返鄉》《本命之年》以及《把時光鎖進舊宅》等作品中可以發現，他過去的憂傷與幸福，總是和“父親”這個飽含力量與情感的稱謂緊密聯系。創作主體仿佛需要通過“父親”精神血脈的認同，使自己成為這個世界的堅強孤兒。父親從來沒有上過一天學，僅靠自學粗通文墨，但他卻確信文化知識的力量，在他看來，“世上再也沒有什么比讀書更有意義的事了”。

 創作主體的憂傷與幸福，還與追尋中的故鄉緊密相聯。對于煙波浩渺的鄱陽湖和挺拔秀美的廬山，創作主體似乎有著無窮的熱情和無盡的話語，如《漲漲落落的沙湖水》、《斜陽里的東湖》《鄱湖看鳥》《秋天的“人”字》《去廬山挖草藥》等。這些生命尋根的書寫，大多是由過去日常生活中的生命斷片聯綴而成的，但字里行間彌漫著從如夢往事中蒸餾出來的溫馨氤氳，能在不經意之間沁人心脾，觸及個體內心的柔軟之處。

 其實，作為漂泊者，即使重返故鄉，體驗到的也很可能是物是人非，因為畢竟不再是那個以自己的熱情裝點故鄉的少年了。然而，為什么創作主體懷有不竭的返鄉沖動呢？這更多地出自于對日益功利化的城市法則的不適。城市這個人造的龐然大物，正在割裂人與自然的有機聯系，也在泯滅人們因彼此交往與互助而生發的熱情和感動，似乎只有深藏在個體生命記憶里的故鄉，才能滋潤著干枯焦躁的心靈，替代性地補償內心深處關于“從何處來”與“往何處去”這類形而上的意義缺憾。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說，這些懷鄉作品既是個體生命的返顧，又是主體精神的還鄉。

 這本集子中還有不少講述現實生活及人生體驗的散文，但每當創作主體深入歷史世界與個人生命記憶時，總是充滿激情和睿智；而面對現實世界時，卻顯得有些無奈與困惑，用作者的話說，仿佛行走在交叉小徑的花園。人到中年，“不敢言不惑，能避免佛家所說的執迷不悟、多少保持一點清醒就算不錯了”。是的，身置其中的現實世界，很可能被物欲橫流歪曲，并非全然真實；貌似如夢如幻的歷史世界和個人記憶，經過時間過濾與主體淘洗，反倒隱含著本真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