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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印美國人的生活
1936年，德里羅出生于紐約市意大利移民聚集區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中學畢業之后，他到福特漢姆大學學習文學、哲學、神學和歷史學，為寫作積累了廣博的知識，也使他的小說呈現出開闊的視野。1958年，唐·德里羅開始文學寫作。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約旦河》(1960年)就呈現出一種孤決的藝術氣質，帶有后現代特點的滑稽和破碎感。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美國逸聞》(1971年)深入到美國獨特的歷史當中，書寫了一個關于美國夢形成的故事。唐· 德里羅一出手就呈現出和別的作家不一樣的風貌：他關心歷史事件所映射出的當代社會問題，從中再結晶出思想來。
長篇小說《球門區》(1972年)的題目暗示了人在世界上的存在，就猶如在球門區等待射門時的緊張狀態。小說帶有濃厚的存在主義印記，以小人物 的惶惶不安來折射現代人的精神焦慮，是一部對美國人進行精神分析的小說。隨后的長篇小說《瓊斯大街》(1973年)是對美國上世紀60年代文化反叛進行回眸的作品，宣示了青年亞文化多姿多彩和鮮活的力量。《拉特納星球》(1976年)帶有科幻色彩，德里羅創造了一個叫拉特納的星球來影射地球、甚至影射美國當代社會現實。這個星球的人們為欲望所驅使，沉溺在物質主義漩渦中無法找到自己。在小說中，唐·德里羅以比較冰冷的敘述語調對物質和物體進行描繪，如同復印機一樣復印生活的原貌。這在他后來的作品中更加明顯，最終，他創造了一個敘事語調冰冷、畫面繁復、精確反映當代美國各個領域生活的文學世界。德里羅每部小說的題材都不同，他喜歡書寫經驗之外的任何題材，視野開闊，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探索美國社會的本質。
從《美國逸聞》到《走狗》的前后10年間，德里羅不斷實驗各種敘述語調，拓展小說題材，在對美國特性的挖掘上也很精到深入，在小說的結構形式和語言摸索上都有新發現，為他進一步尋找到一種獨到的文學表達方式奠定了基礎。
美國文學雜志《新標準》如此評價唐·德里羅：“如果有誰對將美國人變成復印文本這件事情負責的話，那個人，就是唐·德里羅。”“復印”抓住了 唐·德里羅小說的一個最大特點。他的小說和安迪·沃霍爾的“波普”作品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唐·德里羅的小說又帶有批判性的犀利鋒芒和對人文精神墮落的深刻質疑，以深度和廣度呈現了復印背后的荒蕪。
白噪音覆蓋的世界
進入20世紀80年代，唐·德里羅由傳統小說家完全變成了后現代色彩濃厚的小說家，逐步走向了創作的巔峰狀態。1982年的長篇小說《名字》標志著這個階段的開始。這是一部關于語言、關于名字和命名的書。唐·德里羅試圖告訴我們，不同的文化對于現實之所以會產生不同的理解，是因為存在著一個基本的語言現實：語言規定著對世界的命名，這是人類的基本需要和能力，語言不僅表達了人的所思所想，也建構了一種符號化的、可以被認知的現實。從表面上看，作品有著偵探小說的外殼，內里卻是對時代癥候的精神分析和語言語義學分析，是對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關系的透視，是對商業原則、軍事情報、邪教文化在世界上隱秘存在的揭示。在更深層次上，小說還將全球化帶來的復雜現實和世界各地的不平衡與文化沖突、人和自我的沖突放到同一平面上呈現。
1985年，唐·德里羅以《白噪音》獲得了美國全國圖書獎。什么是“白噪音”？在給中文譯者朱葉的信件中，唐·德里羅專門做了說明：“有一種可以產生白噪音的設備，能夠發出全頻率的嗡嗡聲，用以保護人不受諸如街頭吵嚷和飛機轟鳴等令人分心和討厭的聲音的干擾或傷害。這些聲音，如小說人物所說，是‘始終如一和白色的’。也許，這是萬物處于完美之平衡的一種狀態。”我們可以把這個解釋作為進入和理解小說的鑰匙。德里羅曾說：“如果寫作是思考經過提煉濃縮的形式，那么，提煉得最濃縮的寫作，也許就會終結為關于死亡的思索。”《白噪音》正是他“關于死亡的思索”的產物，德里羅的研究者馬克·奧斯蒂恩稱此書為“美國死亡之書”，在書中，“與死亡經驗相聯系”的白噪音，正是拒絕死亡的“人類的自然語言”，它十分均衡地一直存在于我們的身邊，徹底覆蓋了我們。
《白噪音》的主人公杰克是美國私立大學的教授，他專門研究希特勒。小說按照結構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波和輻射”中，唐·德里羅以第一人稱漠然和平靜的口吻描述了一個由家庭、同事、學校和城市構成的了無生氣的小世界。表面上看，小城是祥和、平靜、安全的，但是，杰克卻隱約地感到莫名的恐懼和不安。他感到人類文明正在緩慢地、不知不覺地走向毀滅。仿佛感情被抽空的敘述口吻使讀者覺得不妙，似乎有一種暴力和毀滅的力量在悄然聚集。
第二部分“空中毒物事件”是小說的中斷和間奏，篇幅很短。這個部分描述了一場化工廠泄露事故，揭示了人類遭受威脅的現實。據說，唐·德里羅描繪這場化學品泄漏事件，是對1979年發生在賓夕法尼亞三里島的核工廠爆炸的真實寫照。
小說第三部分講杰克發現妻子芭比特被一種藥片控制了身心，杰克感到惱怒和恐懼，開始追查藥片的來歷，最終搜尋到了不法商人格雷的蹤跡，決心要殺掉格雷。但他在追蹤中發現格雷自己也在吃這種藥片，因為他精神失常了……
《白噪音》和現實主義小說、現代主義小說有很大不同，小說在結構上呈現出文本的多樣和雜燴性質，電影蒙太奇和片段場景是小說結構的主體。它似乎沒有中心故事和人物關系的沖突，敘述也是一種沒有感情色彩的平面敘述，人物扁平，情節大部分都是無意義的、瑣碎的，彼此之間并不呼應。小說以美國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片段和景象來呈現出美國后現代社會內部的精神問題。在消費和圖像所主導的現代生活之下，人類精神狀態的危機、環境污染的危機、人文精神死亡的危機一一襲來。美國社會組織結構表面上嚴密齊整，卻有著渙散和瓦解的實質，一種恒定的白噪音一直籠罩在頭頂。
來自歷史的回聲
1988年唐·德里羅出版了以1963年肯尼迪總統遇刺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天秤星座》。這是一部帶有政治色彩，也帶有明顯的唐·德里羅特征的后現代小說。
小說精心描述了刺殺肯尼迪總統的兇手奧斯瓦爾多的成長經歷，折射出美國在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特殊文化氛圍、社會大潮和政治環境。小說在敘述風格上帶有現實主義底色，又帶有印象主義的鋪陳。在情節上，有大幅度的跳躍，也有省略和對內心的描繪。但是，在形式和語言的探索上，走得并不是很遠。小說在三種敘述人稱之間來回轉換，獲得一些敘述的靈活視角。小說中最動人之處，是對奧斯瓦爾多成長歷程和精神狀態的描繪，以及對上世紀50年代之后美國社會文化全方位的呈現，歷史信息量巨大。小說有三個層面：肯尼迪遇刺的真實歷史事件、敘述者本人虛構的故事以及作品中人物講的故事。這三層故事相互消解，元虛構和滑稽模仿——小說對歷史的模仿、對以往作品的模仿以及對其自身的模仿——將真實人物推入了想象的時空，并演繹出一場蕩氣回腸的時代悲劇。
這個階段，唐·德里羅似乎對歷史和政治的激情十分充沛，他的幾部小說都和歷史有關。而歷史又是當代現實的回聲和影子。199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毛二世》以印度裔英國作家拉什迪因為出版了小說《撒旦詩篇》而被伊朗精神領袖霍梅尼下令追殺的事件為背景，深入思考了在分裂和充滿禁忌的世界中嚴重威脅 西方文明的因素，以及西方如何接受挑戰等等。小說中，唐·德里羅超前地思考了恐怖分子、群眾運動、大眾和權力、集權和自由的問題。進入21世紀之后，人們發現很多全球化時代種下的禍患，在這部小說中都有所揭示和呈現。
“另一種類型的巴爾扎克”
199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地下世界》可以說是德里羅最好的小說之一了。這部小說中，唐·德里羅縱橫捭闔，書寫了從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長達半個世紀的美國歷史。
《地下世界》以編年史的形式分成幾部分，在時間上是順序敘述，以上世紀50年代興起的麥卡錫主義、1963年肯尼迪總統被刺、阿波羅飛船登月、 英國戴安娜王妃的意外死亡、世界職業棒球錦標賽等50多年來美國和歐洲發生的歷史標志性事件作為線索，連綿推進；又以美國當代普通人的生活作為歷史事件的陪襯，以活人的歷史來映襯并沒有真正死亡、不斷在生活中發生影響的歷史事件，旨在探求美國的特性和豐富性，試圖以美國作家的眼光，對20世紀做總結性的回顧，是一部美國人視角下的史詩。小說的題目也表明，在被美國各種媒體所引導的大眾文化之外，還有一個被遮蔽的50年歷史。這個歷史由各種地下的潛在事件所引起，以最終成為顯像的事件所構成。英國著名作家馬丁·艾米斯讀完《地下世界》后說：“它也許是，也許不是一部偉大的小說，然而，毫無疑問，它已使唐·德里羅成了一位偉大的小說家。”
小說《大都會》(2003年)雖然篇幅不算長，但表現的內容卻相當復雜。乍一看，小說似乎受到了《尤利西斯》的啟發，以有限的時間去表現人在時間中無限的可能性。但是這一次，唐·德里羅似乎是在表現紐約這個大都會的難以言表和全球化的某種特性。整部小說敘述了一個億萬富翁在一天里的遭遇，折射出紐約這個世界大都會的風景。全球化和金融業的關系、恐怖主義和商業化、藝術和市場、大都市對人的威壓和異化、性愛和身體意識等等，充斥在小說的縫隙里，仿佛一個后現代話語的萬花筒。
2007年5月，唐·德里羅推出了長篇小說《墜落的人》，以“9·11”事件為背景，是很值得關注的一部小說。這部小說以一個幸存者的眼光，重新審視了那場發生在美國人眼皮底下、并且徹底地改變了美國人心靈的事件，表達了唐·德里羅對“9·11”之后美國社會現實趨于保守，對穆斯林不信任和文化分裂的思考。作為密切觀察社會走向的作家，唐·德里羅把他的觸角也延伸到這場事件中，以一個幸存者的體驗來折射它對美國人的影響。在“9·11”事件中， 律師基斯大難不死，他感到很無助，來到前妻蓮妮家中尋求安慰。但很快，基斯就和過去的一個黑人女同事打得火熱，還借賭博尋找排遣和刺激。蓮妮本希望他們可以和好，但是當“9·11”事件的陰影消失后，他們又回到了有裂痕的生活當中。在基斯和蓮妮兩條線索之外，唐·德里羅還描繪了另外兩個男人的故事，一個是行為藝術家，他不斷地把自己用繩索懸掛到高樓大廈上，頭沖下做出墜落的姿勢，來表現特殊的感受和隱喻，也是對“9.11”事件的紀念性行為。另外一個男人則是劫機者之一、恐怖分子哈馬德，他如何走上了這樣一條不歸路、他的心理狀態、行動原則和道德理念，唐·德里羅都給予了令人信服的想象和刻畫。小說因此將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圍繞著一個巨大歷史事件的生活全面展示出來，逼真地表現了美國人所處的時代氛圍和心理境況。
要想全面描繪和表現一個時代十分困難，但是唐·德里羅做到了。而他也指明了小說未來發展的一條道路，雖然大眾化、商業化、圖像化、網絡化在不斷地侵蝕著小說，小說仍舊有著特殊的優勢去描繪時代的全息圖景。也因此，有人心懷著對小說這種敘事文體成熟和發達的19世紀的懷念，稱頌唐·德里羅是“另一種類型的巴爾扎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