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是一種信仰

——思想抒情史詩組曲《行星·四重奏》的啟示

 

作者：曾慶仁

 

顧偕四千行長詩《行星·四重奏》即將出版（廣州出版社），這部有著獨特藝術風格的大型抒情史詩，以其深邃的思想和宏大的結構，從哲學與詩性等多方面對人類終極命題，全方位進行了審視。并從時間與空間，宇宙的奧秘與人類的關系等方面，進行宏觀與微觀的探討，從而成就了一部具有獨特文本的作品。我認為這一文本在當代文壇難以言說的語境中，有著某種特殊的意義，就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顧偕創作的長詩《太極》和《人類幻想》一樣。

 

海德格爾說：“在貧困時代里作為詩人意味著吟唱著去探索遠逝諸神之蹤跡，因此詩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時代里道說神圣，因此用荷爾德林的話來說，世界黑夜就是神圣之夜。”海德格爾在此所指的“貧困時代”，我想應該就是指特“精神貧困時代。”而今天我們這個時代，恰恰是物質相對豐富，精神卻極度貧乏，海德格爾對這樣時代的詩人提出的要求是：“吟唱著去探索遠逝諸神之蹤跡并道說神圣。”應該說這是一個很高的要求，但話又說回來，作為一個真正的詩人，這又是一個必須要達到的要求。那么，在我們的這個所謂的大時代，幾十年來又有幾個詩人達到了這樣的一種要求呢？沒有，可以說幾乎一個也沒有，但顧偕可能卻是個例外。這個例外為什么是他，是才華嗎？他當然有絕頂的才華，但這幾十年來，我見過的有才華的詩人還少嗎？為什么這些詩人做不到的事情，顧偕卻能做到呢？這可能就要涉及到寫作最致命的信仰問題了。大家一定會問，寫作還要信仰嗎？我的回答是：寫作可以不要信仰，但沒有信仰的寫作一定走不長遠。說白了，就是沒有信仰的寫作，一定經不起時間的考驗。當然，在當前中國文學的生態下面去談信仰，確實顯得比較奢侈，但不管怎樣，總還需要有人站出來做這樣的事情吧。

 

顧偕的《行星?四重奏》就是一部有信仰的作品，因為這部作品里面有自由、民主、平等和大愛的現代價值觀。試問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又有幾部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價值觀呢？而且更讓我感到驚喜和欣慰的是，這部作品居然是建立在哲學基礎上的，這在當前的話語體系和文壇語境下，一部作品具有哲學思維的，顯然是很不容易的（中國具有現代思維的文學作品其實也并不多），所以這樣的作品在今天就更顯得難能可貴了（因為張德寧，楚子、胡紅栓等作家和詩人及批評家已對《行星四重奏》作出過不少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此我就不再贅述）。我只想借此本文再次強調。在當前中國這樣一個大環境下，能出現一部能夠建立在哲學基礎上并有真正信仰的作品，是一件多么值得慶幸的事情。因為縱觀中國當代詩壇，近二十多年以來，詩歌創作的審美，大多一直在往下走（說得難聽點有的就是在往下半身走），仿佛有一種力量抓著中國詩歌往下拽，而且這種往下走的趨勢目前還看不到拐點。在這種前提下，顧偕的靈魂之詩《行星·四重奏》橫空出世，足以證明可謂正當其時。它無異于給中國當代詩壇這具頗具頹廢的身軀，注入了一劑強行針。

 

這是一個好的開端，如果按三十河東和三十年河西的說法，它有可能成為另一個開端的起點。按照某種說法，在經濟往上走的時候，大眾比較關注物質屬性的作品，而在經濟下行的時候，大眾比較關注精神屬性的作品。從經濟發展的規律看，這次“下行”至少有十年以上的時間吧，所以在電話里我和顧偕開玩笑說，《行星，四重奏》出版后，說不定一下子就火了是完全可能的，我曾問顧偕還記得八十年代在中國大地掀起的閱讀哲學和美學書的熱潮嗎？他說當然記得。確實，我們就是在那樣一個時代，“淪陷” 到哲學中去的。沒有什么不可能，人就是這樣一個動物，上半身玩久了，就會想去玩下半身，下半身玩久了，就會想去玩上半身。精神和物質在不斷的轉換，風水也會輪流地轉動。目前來看，下半身詩歌因為太爛，不僅僅在詩人們之間玩不下去了，而且廣大的讀者也忍無可忍，不然怎么會有那么多所謂的詩人，被搞臭、調侃而成為時代的笑話呢？想想也真是活該，詩歌原本是最具有精神屬性和精神氣質的東西，怎么也想不通那些所謂的詩人們為什么要用詩歌擺爛呢！不過，近兩年我們也確實看到了一些變化，這種變化尤其在網絡上（雜志詩歌不談，懂的都懂），顧偕憑著自己敏銳的嗅覺，就發現了一些非常不錯的年輕詩人。每每出現一個這樣的詩人，顧偕便會高興地和我分享。確實，一生將詩歌當信仰，同樣也是顧偕書寫人生的寫照。

 

我與顧偕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了。1975年，他從上海來湘潭不到十五歲，1977年我從長沙來到湘潭正好二十歲。八十年代初我們因詩歌相識相知，他雖然只是一個中學畢業生，但他的文學天賦卻讓所有認識他的人驚嘆不已。為了文學他真是太瘋狂了，他原本有一份還算可以的工作，但為了全身心寫作，他居然將這份工作說放棄就放棄了，也正是在他生活最艱難的時候，卻迎來了他文學創作的第一個高峰。當時他左右開弓，一只手寫詩歌，另一只手寫小說，而且他“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后來他跟我開玩笑說，如果當時留在《收獲》雜志那八萬字的中篇小說要是發了出來，他很可能現在就不是詩人，而是一名不錯的小說家了。而我反而覺得，他不做小說家是一件再好不過的事情了，不然我們今天就看不到這部厚重的《行星·四重奏》，而且也不會有顧偕以后創作的十萬余行詩歌作品了。十萬多行，這應當算是是我今天所能見到的一個詩人創作數量的天花板。顧偕無疑是一個為詩歌而生的人，他把詩歌當信仰，自然，信仰也從未沒辜負他。

 

顧偕《行星·四重奏》的出版，是中國當代詩歌精神的勝利，同時也是作為人的理想信仰的勝利。因為這部達到罕見精神高度的作品，諸多內容已觸及到了人類與世界的某種終極命題。它的開闊和深邃通過詩的意象展現出來，已經具備了神學和哲學的境界高度，并通過宇宙營造我們地球的夢想家園。仿佛一個思想家在與神對話，一位夢想家在和夢談心：它用記憶的直覺，將天堂、人間、地獄的“囈語”，均化為了詩歌的啟示，尤其將我們最卓越的夢想傳遞，從他那智慧的獨白里，直接抵達到了我們生命的真實。因此歸根結底地說，《行星·四重奏》這部帶有寓言似的有關宇宙的宏大作品，最終還是回到了我們精神的內核，成為了一曲人類贊歌。也許在光的澄明中，它還回到了人類愛的原點，而這可能恰恰正是這部作品，最大的意義所在。同時也是詩歌作為我們信仰的意義所在。

 

作者簡介：曾慶仁 男，1957年6月生于湖南省長沙，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文學創作，在《詩刊》《星星》《詩歌報》月刊《中國財經報》《湖南日報》《羊城晚報》等全國數十家報刊發表詩歌300多首，出版詩集《風中的肉體》《曾慶仁詩選》三卷，長篇小說《虛度一生》。幾十年來，對寫作的可能性一直在探索中。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