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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艷《荻港村》：與歷史和解與自然共生

作者：張陵

【摘要】

顧艷的《荻港村》選擇反既定固有的模式，進行歷史人生的描寫。只有《荻港村》勇敢地做出了這樣的選擇，走了一條與模式相悖的敘事之路。《荻港村》出自一個具有女性意識的女作家之手，不管有意無意，都在客觀上嘗試著扭轉當代鄉村家族小說的敘事走向。

【關鍵詞】

沖突死亡和解自然主義女性意識

一

2024年，作家顧艷再版了她的長篇小說《荻港村》。這部作品第一次出版則在2008年。那個時期，一度很流行的鄉村家族小說，已經寫不出什么新意，可以說處于強弩之末。而這個時候，顧艷創作并推出同為鄉村家族題材的《荻港村》，看上去有些不合時宜。實際上，恰恰是這樣的一部作品，可能最后終結了傳統的鄉村家族小說，如果評論家們用心留意的話。

批判現實主義不斷地復歸以來，鄉土小說開始調整并替代了新中國文學形成的農村題材的創作理念，帶動了鄉村家族小說的創作，產生了一大批以描寫鄉村家族命運為主的作品，形成了一個強勁的創作勢頭，而《白鹿原》則是我們時代當之無愧的鄉村家族小說。后來創作的作品極少能達到《白鹿原》的高度，反而把鄉村家族小說的模式，推向走進了死胡同里。這類作品通常會寫一個強盛富裕的家族，歷經二十世紀百年的風雨，最后都走向解體、衰敗和破滅，家族成員流離失所，天各一方，命運坎坷，人生無常。以此帶著對以往好時光的深深眷念，來反思百年中國歷史，重新審視百年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由于陷入故事化的表現歷史“模式”，反思常常會導向懷疑和虛無，也就是理論家最擔心的歷史虛無主義。

《荻港村》沒有跟風式地選擇這種似乎帶有必然性的故事模式。《荻港村》的故事，發生在江南太湖地區的一座古老的村落——荻港村里。這個鄉村歷史上出了很多名人，令村里人引以為榮。但是，許長根這個家族祖上卻沒有什么可夸耀的，直到他父親一輩，也都屬于老實厚道的農民，靠種田為生，沒有積累多少財富。這個鄉村家族可圈點的，就是到許長根這一代具有旺盛的生殖能力，多少有了家族的“傳奇”故事。他前后娶了三個妻子，生了很多兒女。不過，也死了很多兒女。當他成了百歲老人，回望家族，談不上興盛或衰弱，成功或失敗，只有生老病死，生生死死。他似乎不是在講家族的命運起伏，因為家族從未顯赫過，無從談衰弱；也因為沒有過去的好日子可眷念，就沒有值得可守望的。他更像是在講兒子、孫子們怎樣生下來，以后怎樣死去。生死不斷循環，就是人生，也是命運。

盡管許長根的生命力，比家族任何人都要頑強，活得比任何人都長。別人死了，他還活著。然而，他最后還是只剩下一條老狗，一個侏儒重孫女青草。他也有孤獨感傷，虛空渺無，卻不像是在反思荻港村的歷史，也不反思家族的命運。這樣的敘事方向，不承載形而上意義的懷疑和反思，也不導向虛無和歷史虛無主義。

小說這個敘事走向，意味著打破以往小說的故事模式，成了傳統模式的“逆行者”。或者說，小說故事這個走向，表明小說正在與反思歷史和審視人生的模式漸行漸遠。小說通常要寫歷史和人生。據我們所知，當下還沒有哪一部鄉村家族小說，能夠選擇反既定固有的模式，進行歷史人生的描寫。只有《荻港村》勇敢地做出了這樣的選擇，走了一條與模式相悖的敘事之路。我們也許還不好說是小說的創新，但可以肯定的是，有理性反思性的鄉村家族小說，也會有感性的非反思性的鄉村家族小說。《荻港村》屬于后者。

讀這部小說，最初可能會以為作家顧艷在有意藏拙。我們知道，傳統的鄉村家族小說創作之前，需要作家對中國鄉村政治關系、歷史關系、經濟關系、社會關系、宗族關系、土地關系、文化關系有一個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主要是通過家族在時代的風云變幻，歷史進程中的矛盾沖突，反映這些潛在于鄉村家族生活里的各種復雜關系，折射出一個時代，也體現出作品的反思。如果這些關系不揭示折射出來，就無法形成一個思想的邏輯性，就無法進行審視。在我們的習慣看來，邏輯產生關系，關系產生理性。有了理性，才會有家族史。然而《荻港村》，似乎不太看重這些。

我們注意到，《荻港村》隨著歷史進程中的每一個階段，來講許長根一家的故事，安排許長根的情節，形成一種同步的節奏。如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時期、改革開放時期等，但是我們從許長根人生綿密的細節敘述里，不太容易梳理出我們通常理解的、支撐小說敘事的那些復雜的歷史現實關系，以及百年史鄉村邏輯關系展開的矛盾和沖突。

我們閱讀《荻港村》的心情，可以這樣來描述：小說敘事有如一條奔騰的河流，我們看到河上的船帆，飛翔的鷗鳥，兩岸的風景，但我們還沒感覺到河流深處可能還有更多的東西。我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但我們不知道冰山下面還會不會有更大的一塊冰。是的，我們先前還沒有認為作家顧艷已經準備好了，要講述一個鄉村家族歷史；但我們得承認，不可思議地讀到一個非常有魅力的另類的鄉村家族故事。

其實，當我們看到小說精心設制的老人、老狗、老屋，以及侏儒所構成的場景，來奠定小說敘事基調時，就應該明白，作家真的準備好了。她這樣來構筑一部鄉村家族小說，心里完全有數。她可以放棄組織各種傳統的復雜的小說關系，可以放棄小說敘事嚴密的邏輯和理性，但她準備好了要用另外一種方式，另外一種邏輯關系，寫一部鄉村家族史。

我們讀慣了傳統的家族小說，一時會很難定義《荻港村》。不過，在西方現代派小說里，確實也有消解深度、消解價值、消解意義的寫法，如法國新小說派就用敘事消除意識形態陰影，達到“物”的理論表達。瑪格麗特.杜拉的《情人》通過一個八十多歲女性的第一人稱敘述，不是討論“愛情”的意義，而是直接感受“愛情”這個“物”。我們并沒有認為，《荻港村》是一部完整意義上的現代派小說，但小說的非邏輯敘事狀態卻提醒我們，我們可能遭遇到了一部感性的鄉村家族小說。如果說理性的鄉村家族小說是一種男性敘事的話，那么，感性的鄉村家族小說就是一種女性敘事。如果我們認識到女性主義思想與現代派文學的關系，那么，就應該注意到，《荻港村》出自一個具有女性意識的女作家之手，不管有意無意，都在客觀上嘗試著扭轉當代鄉村家族小說的敘事走向。某種意義上，這就叫終結。

二

中國的鄉村家族小說，一般都屬于批判現實主義小說。這個流派的文學站在人生道德批判的高度，把歷史時代社會現實的諸多關系，組織在一個與“人性”對立沖突的邏輯結構里，賦予一種理性主義的精神，以此考察人在歷史進程中的渺小無能，以及無力抗衡強大的歷史和現實的力量；必然用人性的扭曲異化，甚至死亡悲劇來實現“人性”的抗爭和人的價值。我們更愿意說，現實主義小說內在的矛盾沖突結構，必然性地表現人與現實的沖突關系。沒有這種人性的沖突，就沒有現實主義的理性精神。

這個理性沖突，在《荻港村》這個鄉村家族關系里，居然就失效了，不起決定性的、根本性的作用了。表面上看，敘事走向的改變，實際上必然的預示著，作品內在結構的道德沖突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調整。不能說現實生活層面上沒有對抗，沒有沖撞；但不會在作品思想內在結構中，積累成必然性的人性沖突。許長根家族生得多，也死得多。整部小說，重復最多的給人印象最深的情節，就是家族的成員不斷死去，甚至有的死得不明不白。

最早是許長根的兩個姐姐，得流感而死。不久，父親打獵時，掉到山崖下而亡。六年后，母親也墜河而死。叔叔許躍輝當了村長，突然死去，不明原因。許長根的第一個妻子陳婉玉，第一次生了雙胞胎，第二次連生了四個兒子，也算神奇。然而，一場霍亂，奪走了陳婉玉和四個兒子的生命，剩下兩個男孩又被拐騙到外鄉。而這一切，都發生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那時許長根還年輕，可這整個家族都籠罩著死亡氣息。而且，家族人的死亡，與風起云涌的社會沖擊，似乎關系不大。后來許長根又娶了章丹鳳為妻，生下了小風林，又生下小抗敵。另外，許長根與傻傻偷情，生下了桑果兒。兄弟三長大后娶妻生子，家族看似熱熱鬧鬧，但死亡卻一直伴隨著他們，冷不丁就會死一個，一直到小說結尾，這樣的傷心事還在發生。這些死亡，無論多么離奇古怪，無論怎樣引發人生的感慨，卻似乎大都游離于荻港村的現實斗爭之外、游離于村莊的許多重大事件之外、游離于村莊的經濟社會之外。

許長根的個人史，其實非常復雜曲折。他早年就讀于浙江第一師范學校，參加過著名的“一師風潮”。后來，在早期共產黨人葉天瑞的影響下，加入共產黨，回鄉利用辦精武會拳館開展農民運動，辦進步報刊；一度成為村子里的農運領導人。大革命失敗后，曾被捕入獄，坐了大牢，吃了苦頭。出獄后，轉入地下。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合作期間，他接受了共產黨員尹玲娜的領導，參與組織抗日武裝“長超部隊”，擔任了重要領導，參與了戰斗。“長超部隊”接受了國民黨政府改編，許長根還被任命為副總隊長。但他沒有隨部隊轉戰，而是回到荻港村，當了一名小學校長。抗戰后期，他奉尹玲娜之命，打入敵人內部，加入日偽鎮政工隊，為黨做情報工作。進入解放戰爭，許長根又回到游擊隊工作，在一次戰斗中被俘，關押在國民黨監獄兩年，釋放后不久，荻港村解放。

由于尹玲娜已經犧牲，無法為他當年打入敵人內部作證，許長根因此被組織審查多年，一直有特務分子之嫌，在村里抬不起頭，當年的部下和戰友，也紛紛劃分界線，棄他而去，不少人還落井下石。這樣的日子熬到了改革開放時代，才算熬到了頭，許長根成了村子里的老革命，過起正常人的生活。許長根的這些人生，足夠構成一個完整的心理沖突鏈條，表現一個人在波瀾壯闊的二十世紀歷史進程面前的人性撞擊，打造一個人的性格。某種意義上說，許長根完全有資格被塑造成一個鄉村家族的英雄。

我們的評論家，喜歡動不動就說“人性”。殊不知，批判現實主義的“人性”，必須以現實的沖突為基礎；這是“人性”內涵的關鍵內容。離開了沖突，就不存在“人性”；離開了劇烈的人性沖突，就不存在所謂的“英雄”，也不存在英雄性格。如果斬斷了人性深層結構的“沖突”鏈條，消解了現實的“沖突”關系，就表明正在離開批判現實主義的線路。

值得注意的是，《荻港村》有意識地偏離了這條我們習慣行走的文學線路，開辟了自己“非沖突化”導致“非人性化”的表現思路。我們似可借用“自然主義”這個概念，來描述作品思想與批判現實主義的區別。傳統的文學理論，對“自然主義”評價比較謹慎。今天看來，作為現實主義向現代主義的過度，“自然主義”追求與自然狀態更接近、更真實、更友好的觀點，實際上應該看著是文學的進步。

從作品的敘事走向看，許長根盡管經歷了許多苦難，經歷了一個個矛盾沖突的時代，但他的個性里，并沒有積攢加深“沖突”力道，他的價值觀、道德觀、人生觀，并不因為時代社會變化造成的沖擊發生根本性調整。他思想當然有變化，但這種變化更象是隨著年齡的增長，生理性的調整所造成的自然過程，而與時代的滌蕩沖刷無太多關聯。少年時代的許長根，到百歲以后的許長根，看上去還保持著溫弱善良、寬容厚道的個性。不過，如果我們深入解讀的話，就不難發現，許長根似乎不變的個性，正在悄悄引導著作品思想朝著與歷史和解，與現實和睦的方向轉變，使作品主題滋長出一種新的思想因素——和平主義意識。

作品用第一人稱敘述，回望走過來的人生路，并沒有意放大那些矛盾沖突的年代，對人性的考驗，也不加大這些時代對人性打擊的力度。敘事者在講述改革開放以后的荻港村時，視點也不在鄉村政治經濟關系、鄉村深刻的矛盾，以及嚴峻的“三農”問題。這些尖銳的現實問題，埋藏在敘事里，不太容易看出往深里扎的針眼。但可以看出，敘事者漸漸地在擺脫了對立的意識，仇恨的情緒，憤怒的執念，抗爭的思維，漸漸融入鄉村自然本性，以及鄉村天然的文化意識里，并以這樣的視點關注評價生活，探究寬容和解的可能性。

有一些細節，透露出作品主題的信息。如當年對許長根和許長根落井下石的戰友們——嚴家輝、高大年、丁一松、楊鴻慶、傻傻等，一直和許長根相處得很好，相互還在照應。當年出賣并嚴酷銬打許長根的叛徒，解放前夕逃到臺灣，改革開放后回到村子與仇人們相見，許長根也不追究，甚至連提也沒讓提。與私生兒子桑果兒之間的關系，之前確實存在仇恨，有些難解的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仇恨自然而然就消失了，扣子也松開了。

今天的小說，如此表達和解思想，表現和平主義主題的很鮮見。我們習慣于沖突的主題，久而久之，就忘記了和解的主題，也不知道怎樣表達。所以，《荻港村》的探索就顯得有新意。需要提醒的是，和解的主題不是虛無的主題。西方新歷史主義過度信任和強調語言介入的力量，認為語言敘事可以使真實的歷史存在或不存在，按照敘事的傾向呈現歷史的存在或不存在，最后導致歷史虛無主義。然而，和解的主題承認歷史的客觀存在，只是發現歷史精神，可以是沖突的，也可以是和解的。

斯坦福大學圖書館

三

許長根是作品的敘事者，也是作品的主人公。作為家族決策人物，也作為村莊德高望重的人物，他和他的后人們，卷進了荻港村幾乎所有發生的大事。但到頭來，我們發現，他不過是一個歷史的見證者，一個現實的局外人。其實，他個性雖善，德并不算高，主要表現在兩性關系上，無明確嚴格的傳統道德規范，不拘束縛。他的母親，愛的是小叔子。父親死后，很快就和小叔子好上了。而他自己的妻子陳婉玉，也似乎與自己的弟弟有瞹昧關系。陳婉玉生產時，許長根還在牢中，是弟弟許長海幫著接生的。從此，陳婉玉總是當著小叔子的面，給孩子喂奶，搞得許長根心里不舒服。他自己則納刁紅梅為妾，引發了陳婉玉與刁紅梅的一場惡斗——造成了后者的流產，也使刁紅梅發狠，帶著兩個孩子出走不歸。他和師傅獨眼龍的小妾王二婆子，也有性關系。陳婉玉死后，他娶章丹鳳為妻的同時，卻在和傻傻約會生孩子，并一生保持這種關系。這樣的家族道德關系，就意味著，許長根的性格個性，的確帶有隨意隨性的自然主義傾向，無法朝著現實主義小說的英雄性人物、或悲劇性人物的方向走。從某種意義上說，主人公的個性基調，決定了作品的思想走向。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從作品大量的敘述里，梳理出一條主要線索，發現了這部作品的情感魅力所在——許長根與傻傻之間的愛恨情仇。這條故事線埋在許長根的敘事深處，時隱時現，卻堅強地延伸著。

傻傻是村里武師獨眼龍的女兒，許長根拜獨眼龍為師學藝時，她才八歲，比許長根小一輪，卻是許長根的師姐。紅軍長征的消息不斷從報紙上登出來，許長根已經是共產黨員，經常給村里的青年人傳遞這方面的信息，傻傻聽得入迷，也想去參加紅軍，許長根便介紹她入了黨。此時，傻傻也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卻一直不嫁。抗戰期間，日軍占領荻港村，殺人放火，傻傻的父親獨眼龍遭屠殺，她自己和母親遭日軍凌辱。許長根把她們救下時，母女已淹淹一息。傷好后，傻傻要求參加“長超部隊”，因部隊不收女兵，許長根前往傻傻家里做思想工作時，發現傻傻已長成一個漂亮的姑娘，突然動了心，“內心忽然增添出許多感情，其實那情感在潛意識里已經蘊藏很多年了，只是我自己不知道”，“那情感就像奔騰的河流，讓我們不知不覺在一起了”。許長根為不能娶她而苦惱，她說，“我不需要你娶我”。這種關系使許長根的情感，多年來一直徘徊于章丹鳳和傻傻之間。

許長根接受命令，打入敵人內部，不知情的傻傻以為他投敵，與他大吵一通。許長根心里委屈，打了她一巴掌。這是他倆第一次發生矛盾沖突。但很快就和解了，感情和好如初。接下來的事情卻讓兩人情感破裂。傻傻被捕入獄，受到拷打。許長根背后組織營救，過程很曲折。傻傻不知內情，誤會許長根，出來后居然向許長根胸口開了一槍。雖然事后知道真相，為時已晚。許長根大難不死，并不恨傻傻，但情感關系中斷。從此，雖然同村卻不再往來。土改到來，劃分成份。傻傻上臺揭發地主的罪行，臺下的許長根沒想到多年后以這樣的方式，再次見到當年的情人。看她揭發得“聲情并茂，催人淚下”的樣子，許長根非常失望。許長根向工作隊講明自己的歷史，要求重新入黨。傻傻等人沒有提供有利的證詞，壓根就不提當年許長根介紹她入黨一事。后來令許長根沒有想到的是，桑樹林勞動中，遇到了傻傻。兩人又在一起了，許長根心里想：“她是我的女人，無論到哪里，她都是我的女人”。傻傻提出：“我們在這里要個孩子吧！”

傻傻到底還是嫁給了村里的一個瘸腿男人，當上了村婦女主任。等到兒子十二歲時，長得越來越象許長根，兩人的私情瞞不下去，在桑樹林商量對策時發現，他們之間的感情并沒有變，吸引力還在。“她的身體比以前粗壯多了，有一種厚厚實實又軟如棉花的感覺”。后來傻傻在黨內受到處分，當不了婦女主任，又被隔離審查，恨死了許長根。她與長大的兒子桑果兒關系也很緊張，人生進入了一個低谷。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某次遇到許長根后，傻傻又多次來到許長根打家具的工房里，與許長根幽會，并道：“我們恩恩怨怨，一路走得艱難而辛酸”。

傻傻和瘸腿男人一起生活，生了兩個女兒，日子過得很艱難。許長根給人打家具，掙了點活錢，每每都會接濟她，讓她把日子過下去。其實許長根也很困難，掙的錢多數都要交到妻子章丹鳳手里貼補家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瘸腿男人看熱鬧時，突然中風死亡，傻傻成了寡婦。再次和許長根相見，又是過去了許多年。他們之間完全沒有了怨恨和敵意，傻傻說：“真是冤家路窄，我還以為今生今世不再見面了。”許長根說：“這是緣份。”此時，章丹鳳已經過世。許長根與傻傻決定結婚，舉辦婚禮。他們都已經進入老年，已無當年的激情，過著平靜的日子。村子里發展文旅業，請他們倆一起去給游客們講村史，講革命史。后來講不動了，就在老屋子前，看日出日落，看荻港村的人情世態，直到傻傻八十歲那天去世。她與許長根徹底和解相融。

把這條故事線專門拎出來訴說，確實很容易連接起一條命運的邏輯，給人的印象是這兩個相愛的人，一生都在與命運抗爭，為愛情不懈奮斗，很有思想沖擊力。但如果把這條故事線，融化在整部小說對荻港村的敘事里，就不難發現其實作品有意識削弱命運的力度，淡化命運對男女情愛的影響。在非沖突的和解敘事基調的引導下，許長根并不是一個堅貞的愛情至上主義者，也就不具備與命運抗爭的意識和能力。因此很難想象，他們之間幾十年的關系，會靠命運抗爭的邏輯強有力地維系著。然而他們之間的情感關系，又顯然是作品最為動人的部分。如果不是命運的碰撞，又會是什么呢？也許，就是“削弱”“淡化”，以及“消解”命運力量的過程中，賦于這兩個人關系的特殊魅力：不傳奇、不悲壯、不神圣，卻仍然動人。

把思路向前延伸，我們可以看到，在作家筆下，許長根與傻傻不過是荻港村自然生態、自然狀態的一部分，是還原到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一部分。荻港村并不是經濟的村莊，不是道德的村莊，不是人性的村莊，而是自然的村莊。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在自然當中生長共存。人類社會所謂的歷史，所謂的意識形態，像風一樣刮過，留下了許許多多的痕跡，改變不了村莊的自然形態，改變不了自然的力量。歷史的風雨過后，留下的還是真實的生活，還是自然主宰著的生活。

如果說，《荻港村》存在著的邏輯，那么就是自然的邏輯，自然的規律。在這種規律的作用下，自然是和諧的，生命是和解的。在許長根老人的眼中，村莊的那些歷史，無論是悲傷的、歡樂的、偉大的、渺小的，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生生死死無盡的更替，延續著情感，延續著生命，延續著村莊。許長根與傻傻的情感關系，正是帶著了與歷史的和解，與自然共生的美麗，給人們一種不同的體驗和想象。也許，這更接近自然的本性，也更體現作品主題的本意。

四

《荻港村》寫的人物，女人比男人更生動。百年來，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在許長根的敘事里，比男性更可愛。男人更接近社會，女人更接近自然。有些女性人物，一個細節，就活靈活現。如許長根的母親與叔叔許躍飛的情感，“現在母親與許躍飛見了面就是阿輝、梅梅地叫”，“她依然熱愛穿裙子，但不再是從前的大擺裙，而是改穿旗袍了。她把旗袍兩邊的叉開得很高，這樣走路和蹲下都很方便”。“母親那天的衣著，上穿中式大襟藕荷色短襖，下穿許躍飛為她制作的蠶花裙，腳蹬一雙高跟皮鞋。她把花白的頭發用我的墨汁涂黑了。臉上抹了痱子粉，顯得格外白凈”。這個女性形象，在講“三從四德”的舊中國的江南鄉村，出現如此敢愛的女性，的確讓人眼前一亮。

寫許長根第一個妻子陳婉玉，“咯咯的笑聲，陽光般明媚”，“她的長辮子高高地盤在頭頂，有一種成熟女人的嫵媚”。她其實也與自己的小叔了許長海有男女之情，“我一直懷疑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種”。她個性中也有惡的一面。她會往紅梅的雞蛋羹里放打胎藥，導致紅梅流產。幾個細節下來，這個女性的多面性呈現出來了。下鄉的知識青年徐瑩，是個一閃而過的人物，但在許長根心里，也有一個位置，“徐瑩就象小精靈一樣，把我送回家。一柄雨傘下兩個人，我的衣服還是濕了半邊，”“我挨她很近，能聞到她身上的香氣”。

作品描寫的女性人物，章丹鳳和傻傻等最為深入。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章丹鳳就嫁給了許長根，給他生了兩個兒子：小風林和小抗戰。然后把這兩個孩子養成人，娶妻生子，重新振興了家族。最為重要的是，她伴著許長根經歷了最艱苦的年代，度過人生最困難的時候，不離不棄。許長根在獄中兩年，家里全靠章丹鳳操持。在許長根看來：“如果說，我在婉玉的懷抱里是一縷穿行在山谷的風，那么我在章丹鳳的懷抱里便是停泊在港灣里的船；如果說婉玉是一棵枝繁葉茂的樹，那么，章丹鳳便是樹上溫暖的巢。她們都是我生命的維系，都是我的愛”。許長根與傻傻私生一個兒子事情出來后，章丹鳳心里萬分痛苦，卻選擇了原諒。“章丹鳳是一個賢惠的女人，也是一個通達事理的女人。她明白這個非常時期，不能與我大吵大鬧，一切只能包容，只能讓隱痛留在心里”。章丹鳳也經歷了自己的至暗時刻——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兒子小風林去世，沉浸于前所未有的巨大悲痛之中，幾年里緩不過勁。然而，痛苦還沒完全過去，她就被雷電擊中，悲慘地死去。盡管小說對這個人物的內涵，沒有更多的揭示，但我們能夠體驗到，這是荻港村最單純圣潔的女性。

傻傻這個人物就要復雜多了。她從小學拳，性格外向，為人爽快。紅軍時期向往革命，在許長根介紹下，也入了黨。抗戰期間，全家都被日寇殺害，自己也受到凌辱，家仇國恨激起她強烈的抗日意識，對敵斗爭非常堅決。她也坐過敵人的監獄，受到殘酷的拷打。新中國以后當了村干部，是土改積極分子，參與了斗地主，分田地，甚至一度主動和有歷史問題的許長根劃清界線。文革其間也受到打擊，靠邊站，不再當干部。這些歷史、社會、政治、經濟等意識形態的關系，在許長根的敘事視角里，就算傻傻當年向他當胸開了一槍，這么嚴重的事，也沒有積累起更大的仇恨。多年不往來，再次見面，這個視角還繼續保留著。顯然，作品通過許長根的眼，看到的是傻傻美麗的純粹性，看到傻傻女人的純粹性，看到的是情感的自然純粹性。

盡管許長根是男性，但我們發現，他的視角已經滲入了作家女性主義的意識，使傻傻這個人物一步步擺脫了世俗的荻港村，有了一種女性主義的品質。因此不管傻傻一生有多少過失，作品始終保持贊美的傾向，構成了小說最為華彩的描寫：“她現在的目光，柔情似水。淺淺的笑容里，兩個小酒窩很是動人”。“我們把所有的情仇都拋到了腦后，她拉著我的衣角往樹林深處走去，火紅的晚霞正照著她已經變粗糙了的皮膚。但春風吹動她的長發時，我有一種沖動的感覺”。“我喝完酒，望著窗外院內，傻傻正在吆喝撒了一天野的雞回籠。她的臉映著晚霞，看上去紅光滿面。我們的日子過得平平實實”。“我覺得我與傻傻，那恩怨情仇的一輩子，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傻傻的墓地在章丹鳳右邊，而正前方是一片開闊的土地。傻傻可以在墓穴的天窗里，仰望天上的星星；也可以在睡夢里聽山林間古老、深沉、雋永的歌”。

在許長根的情感里，傻傻就是荻港村的女神。

新一代許家人，闖兒這個女性人物最接近寫實。她人生也非常坎坷，奮斗多年，終成荻港村第一個女企業家。青草則最接近寫虛。這個侏儒少女，孤零零坐在老屋前織毛線，“內心，就象大海一樣”；這個場景，看起來像一首詩。

發表于《當代文壇》2024年6期（雙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