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教育出版社近期出版了劉再復的幾種著作，重讀或新讀這些著作令人思緒連綿。
    首先想到的是，劉再復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人文學者。從中國80年代的學術氛圍及他的這些著作看，劉再復思想的成熟、發表主要是在80年代，他在中國文學界、思想界的影響也主要是在80年代，從他出國之后的著作看，許多想法是他80年代思想的發展。80年代的中國人文知識分子有相當一部分思想解放、心系天下、獨立自由，以良知、健美培育民族性格，所以具體點說，劉再復是這一部分知識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著作體現了這部分知識分子的80心態。
    個人的覺醒，是80年代一個重要的主題，因此，相似的80心態，卻各有不同的心路歷程。在思想碰撞仍然激烈、斗爭手法依然粗暴的80年代，劉再復堅守的是人的良知、仁慈、寬容、博愛，這些是他的“文學三論”——性格組合論、文學主體論、國魂論——的底色。這個底色在他的《讀滄海》中被反復渲染。讀那深奧無垠的滄海，其實是在不停地追問比滄海還要廣闊的心靈，將自己的靈魂更新到一個高貴的境界。在劉再復筆下，故鄉的草地、慈愛的母親、美麗的女教師、大地、高山、榕樹……化為柔美的呼喚：真正的人的生存。因此，在劉再復的“文學三論”中，文學主體論是核心所在，它強調人的主體性。
    主體性這個詞并不新鮮，它的重要意義是在中國當時的語境中講人的主體性。尊重個體的主體性，尊重個體生命的價值，像人那樣活著，以對待人的方式對待人，自由的思想，獨立的人格，有良知、有尊嚴的存在著，等等，這些話題曾深深激動著80年代中國的老少知識分子。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和世故的眼光看，為“主體性”這樣的關鍵詞而激動是有點不太深刻，也有點過于天真、柔弱，似乎有點無視歷史進程的嚴厲與無情。關于人的主題的討論，在80年代曾熱鬧過，但最終在80年代末戛然而止。但文學，人類的詩意向往，守護的正是人心中的純真與善良。在劉再復的散文詩和理論著作中，對人心之純真與善良的守護是一以貫之的主線，在這個意義上看，他是一個純粹、真誠的文學工作者和思想者。在80年代之后的二十幾年里，他的初衷不變。
    讀他的《閱讀美國》，可以感受到他在尋求東西文化血脈的會通，書中處處體現出他對寬容、誠實、單純、自由的贊美。當他參觀杰弗遜紀念館時，杰弗遜名言“在人類文化的大書中，誠實是它的第一篇章”，“在美國的字典里，沒有絕望二字”，“我向上帝宣誓，我憎恨和反對任何形式的對于人類心靈的專政”等語句使他激動不已。（見《閱讀美國序》）他欽佩耶穌的對行刑人的寬恕：“連用鐵錘把釘子打進自己的血肉之軀的人都能原諒，那還有什么不可寬恕的呢？基督的愛如此徹底，如此博大，如此具體，如此無可爭辯，怎能不感天動地呢？” （《閱讀美國》第33頁）劉再復如此強調和堅守寬恕、真誠、自由、純真已超越了個人修養，他想的是人類、特別是祖國人民應有的情懷。
             近幾年偶爾在《讀書》等雜志上讀到劉再復的個別文章，仍是對善良、純真、美麗的禮贊，覺得有點脫離現實，但從他一系列著作來看，就自然可信了。連著閱讀各個時期的作品，才能更真切地理解一個人的思想的整體。自從背井離鄉，他坐在安靜的書桌前讀書寫作，“主體不再焦慮”，但他的著作仍體現了他的80心態，思考的主線仍在延續，只是境界更加開闊了，或許，是出走的經歷使他領悟更深刻的人生意義。畢竟不可改變的還是中國心，不僅在《閱讀美國》中時時流露出他對祖國的眷戀，在《共鑒“五四”》中更表現出心系祖國前途的熱切情懷。
    近代中國，積弱難返，在如何拯救中國這根主線上，劉再復反思了近代中國三大意識的覺醒，在《共鑒“五四”》中，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最為肯定的是“人—個體”意識的覺醒。“可惜的是，‘五四’對‘人—個體’的發現并沒有使‘人’真正在中國大地上站立起來。應當說，這是中國世紀性的悲劇。”（《共鑒“五四”》第115頁）劉再復認為“五四”對人的發現是偉大的功績，但由于理論準備不足，此后中國歷史的走向不容個人主義健康發展，導致“人”未能在中國大地上真正站立起來。這樣的情思，不是單純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學術考察，而是將人的發現與中國人的命運聯系起來了。正是“民族—國家”的生存問題導致了階級意識的覺醒，而階級群體意識極大地抑制了“人—個體”意識，而且階級意識覺醒后產生了“階級斗爭崇拜與暴力革命思路”。在這里，劉再復對中國現代思想歷程做了階段性發展的梳理，。
    顯然，劉再復不贊同“階級斗爭崇拜與暴力革命思路”，他崇拜的是善良、純真和美麗。因此“我們要對革命作一世紀性的思想告別，這一告別就是不再把革命視為圣物，不再把階級斗爭的極端形式視為必然。”（《共鑒“五四”》第122頁）通過發展經濟，發展生產力的建構各種調節機制的改良辦法來解決社會問題。這是一個良好的愿望。
    其實，“五四”的主將魯迅，也曾主張以寬容、和平的方式解決社會、家庭問題，《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可證。在復雜的社會問題面前，作為社會權勢象征的“父親”，魯迅主張所有的一切在“父親”這里了結：“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頁）在一個合理的社會里，這是最有效的和平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方式，但需要權勢者的覺醒、克制、讓步，在解開各種癥結時權勢者走出仁慈的第一步。但權勢者似乎更喜歡以暴力扼殺異己力量。魯迅畢竟也是一個凡人，在學生被虐殺、在從美麗的身軀流出的鮮血面前，魯迅狂怒了，變成主張扔出匕首、以血還血的伸張正義。諒解魯迅，但以血還血不是最好的方法，也不是從根本上消除暴力的方法。以暴力治人者最怕暴力的反作用，被暴力壓迫的人只能以暴力反抗暴力的壓迫，如此以往，人類何時能消除暴力的循環？所以在人類的歷史中，總應該有人適時或不適時宜地出來叫停暴力的循環。中國的知識分子，不愿意重復魯迅的情思。
    時代畢竟不同了，劉再復主張在二十一世紀“告別革命”，這是他的一貫思想自然演進的結果。劉再復的這個說法必須是在超越各種利益集體的角度言說才是富有深刻意義的，它是對二十一世紀這一時段的希望，不然，往往可以被解讀為維護既得利益者，是與權勢者共謀。如何告別革命，需要權勢者的首先讓步，也需要弱勢群體的隱忍、寬容，更需要各個階層人民的心靈境界的升華，在斗爭中尊重對手的生命，在獲取自己的權利之后寬恕對手。人類歷史應該進步，但我們也要有耐心，不必冒進。為了每一個生命，為了珍惜每一個生命，我們應該“告別革命”，以非暴力的方式推動歷史進步。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贊同劉再復先生的見解。
    一個離家出走的人希望自己的家里“告別革命”，無論如何，這是一個蒼天可鑒的良好愿望，也是生存在這片大地上所有的人應該認真爭取的前景。
    文學以詩意滋潤心靈的善良與純真，這或許就是劉再復一貫堅持的信念，這也是他的這一批著作展現給讀者的一個重要的啟發。
 
（福建教育出版社版劉再復著作系列：《讀滄海》《閱讀美國》《魯迅傳》《共鑒“五四”》《共悟人間》《文學的反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