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心靈，緣結評論

——楊思輝文學評論集《心靈對話與精神共振——新時代文藝批評論稿》序

 

作者：牧之

 

上世紀90年代初，因文學的緣分同好友思輝相識，從此便延續了30多年的文學之緣，朋友之情。

 

一回首，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無論彼此因工作生活身處不同的地域，相互的關注并沒有因為身份、時間和地點的變化而生疏，反而有一種日久彌新的情愫在歲月的長河里彌漫，彼此牽掛，彼此難忘。

 

收到思輝的評論集《心靈對話與精神共振——新時代文藝批評論稿》電子版已很長一段時間，無奈總有這樣那樣的人間俗事纏繞，時間和思緒被肢解得支離破碎，顧此失彼。好在今年的春節假期給了自己一個靜下來閱讀和思考思輝評論專著《心靈對話與精神共振——新時代文藝批評論稿》》的時間和空間，于是，便有了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的自我安慰，心中不免自然竊喜。相信思輝也能諒解我這遲到的拙序。

 

縱觀思輝的評論專著，讓我深深感覺到，作為評論家，要進行文學評論，評論家自己要有一個獨有的與眾不同的閱讀視野與觀點，評論的視角要走在前沿，這就需要評論家要博覽群書，要有敏銳的觀察力，面對要評論的作品要評出作品的特有價值。面對作品，評論家要有炯炯的目光，在評論中做到游刃有余，要褒貶功過，闡明利害，分析得失，要發現文本價值的多種可能性，還要在新穎、嚴密的評論里灑脫地解析文本，去再造一個浸染上評論家自我色彩的評論藝術形象。

 

思輝的評論集分為，緒論、小說評論、散文評論、詩歌評論、藝術評論五個篇章。

 

在緒論里思輝以評論家獨特的視角，給黔西南這個地域視野下盤江流域的黔西南作家群進行了集中述評，正如思輝在評論中所說的：借用“盤江八屬”的名稱及內涵，將黔西南作家群體稱之為“盤江作家群”，從地域與文化關系上審視并給予命名，這當然是對黔西南作家和地域文化關系的一種嘗試性探索。”

 

思輝的“盤江作家群”這個命題的提出本身就具有創新性和挑戰性。一個評論家如果沒有開闊的胸襟和遠見卓識，是提不出這樣有前瞻性的命題的。在黔西南的評論家中，思輝第一個提出這個撩人心弦的命題，并對黔西南的“盤江作家群”進行了梳理和評論。思輝的論述沒有故作高深，不媚合稱頌，是他評論思想統一、評論基調統一、評論文學觀統一的有力見證。我個人認為，非常難能可貴，他的觀點值得評論界關注。

 

在通讀了思輝的小說評論篇章后，我感覺到，小說評論，特別是歷史小說評論，需要評論家對所要評論的歷史小說有一個打通歷史與現實的脈絡，在歷史與現實的時空中穿越，去體驗那個遠去時代的歷史、人物、故事的跌宕起伏，以及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共同演繹的精彩篇章。

 

歷史小說作為文學領域中獨具魅力的體裁，以其對過去時代的生動再現和深刻洞察，吸引著無數讀者。它不僅僅是對歷史事件的簡單敘述，更是通過細膩的人物刻畫、精彩的情節構建以及對時代背景的精心描繪，讓讀者仿如穿越時空，親身體驗那個遠去時代的故事。

 

作為評論家，在評論歷史小說時，對歷史事實的把握至關重要。評論家需要了解相關的歷史時期、事件和人物，以判斷小說在多大程度上忠實于歷史背景，以及是否存在對歷史的曲解或誤導。

 

同時，還要關注歷史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塑造的人物是否符合其所處的歷史環境，性格和行為的發展是否合理且具有邏輯性，是否通過人物展現了那個時代的普遍特征和精神風貌。

 

隨之還要關注作者的敘事技巧和情節安排。故事情節是否緊湊、引人入勝，故事發展是否違背歷史發展的走向。對于語言風格的評價也不可或缺。語言是否生動地描繪出歷史的氛圍，是否具有時代特色，能否準確傳達出歷史的厚重感或特定時期的文化韻味。還要注意小說的主題深度和思想內涵。作品是否是停留在表面的歷史敘述，還是能夠深入挖掘歷史背后的人性、社會問題以及人類命運的思考，從而賦予作品更高的價值和意義。

 

此外，評論家還要將歷史小說置于其產生的時代和文化背景中進行評價，進一步關注作者的創作意圖、社會思潮對作品的影響，以及作品在當下社會可能產生的反響。

 

正如思輝在評論萬松的長篇歷史小說《大明第一清官海瑞》的結尾所說的：“打開這部小說，仿佛使我們穿越時空，又重回到了400多年前那個波詭云譎的社會氛圍之中。尤其是書中主人公海瑞剛直不阿、疾惡如仇的品格和百折不撓的斗爭精神，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更使我們為之掩卷浩嘆、深長思之，這可能就是長篇歷史小說《大明第一清官海瑞》帶來的閱讀魅力！”

 

綜上所述，思輝對萬松的歷史長篇小說《大明第一清官海瑞》的評論保持了評論家客觀公正的態度，避免了因個人偏見和先入為主的觀念影響對作品的評價，同時尊重讀者的多元解讀，以全面、深入且富有洞察力的視角為讀者提供有價值的評論。

 

而在散文評論這一篇章里，思輝所評論的涉及了蜚聲海內外的著名作家何士光的《今生——經受與尋找》《今生——吾誰與歸》等作品，也有評論黔西南有影響力的本土作家楊遠康的長篇歷史散文《加油文化密碼》、王沾云的散文集《平淡光陰也有趣》等等。

 

關于散文寫作，我是這樣認為的，散文是抒寫作者在生活中經歷和見聞的真情實感的一種文學體裁，它的取材十分廣泛自由，不受任何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從題材和抒寫的內容上看，它無所不包，可寫家事國事天下事、可寫山川河流小花草、可寫陽春白雪、可寫下里巴人等，它的觸角能觸及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從寫法上看，可敘事、可抒情、可議論、可哲理、可寫景等等。

 

而散文寫作之難，又在于行文中能否寫出動人心魄的篇章，因散文在寫作過程中可窺見作者的知識與閱歷、人生與智慧、才情與沉淀，是極難藏拙的一種寫作。

 

《美文》執行主編穆濤認為，散文之道在于觀世道、察人心，個人化、抒情化、娛樂化不能支撐起散文寫作，有力量的散文應該具有擔當、有思考、有書寫復雜社會現實的能力。

 

散文的深度源于思想的深度，思想的深度關乎作者的學養、閱歷及對人生事物的觀察和感悟能力。

 

思輝在散文評論這一篇章里，有他自己評論散文獨到的視角。他認為，有什么樣的心境，就有什么樣的文采和藝術境界。他在評論作家王沾云的作品中感嘆：“他總是不斷地念故鄉、寫故鄉，總是不厭其煩地寫一些自然中的花草樹木、凡塵俗世。表面上看，沾云的散文寫花、寫景、寫鄉愁，寫情感，但從整體來看就會發現，他寫的是一種人生哲學或生命哲學，一種生命的體驗與人的生存活法。他是不斷地從故鄉和身邊的一草一木中汲取力量，尋找心靈的慰藉，獲得直面人生的勇氣。身邊若干渺小而充滿生命的花草樹木，受到沾云格外的青睞，它們寄寓著沾云對生活深沉的思考，表現出他獨特的審美追求。他細密從容的文字敘述，建立起自己的構思行文路數和方式。在藝術表現方法上，呈現出一種與別的作家不同的創作選材與獨特的散文敘事追求。”

 

是的，好的散文應該是真誠自然，清朗樸素，渾然天成，不做作、不雕琢。無論是寫人、敘事，還是議論、抒情、描摹風景，都應該是作者自己心靈深處真實自然的流露，就像山間的小溪一樣潺潺流淌，自然、淡定、從容、坦蕩。

 

讀詩，品詩，論詩，先要有顆詩心。要有一顆和詩人一起喜怒哀樂的真善美之心。因為詩歌，不關物質，不關富貴，她只與生命有關，只與靈魂有關，只與世間的真善美有關。

 

作為詩歌創作者，我總認為，真正的詩歌，無論是直面內心，還是仰觀浩宇，每個靈魂在詩歌中都是平等的。無論是美好、傷痛或絕望，詩歌都能使其鮮活靈動起來，它不僅是人類靈魂的寄托，更是生活本真的另一種闡釋。

 

詩是人性、道性、悟性的凝聚，其目的是要把詩人置身一個高貴的精神世界，讓心靈不受塵世物欲橫流的污染，才能讓自由的靈魂在詩的天空飛翔。

 

思輝在詩歌評論中，努力走進所評詩人的內心世界，探究詩人作品中所表達的核心思想，是對社會現象的反思、個人情感的抒發，還是對人性、自然、生命等主題的深度挖掘。探索詩人詩歌主題的新穎性、深度性和普遍性，以及它與當下社會和人類生存狀態的關聯。分析詩人所運用的獨特意象，和意象如何構建起詩歌的情感氛圍和意義空間。認真解讀意象背后可能的象征意義，以及它們如何增強詩歌的表現力和感染力等等。

 

在《生命境遇的審視與心靈的救贖——羅迦瑋詩歌創作散論》的評論中，思輝說，詩歌是人類靈魂的聲音，任何時代都需要詩歌。在詩歌流派紛繁復雜，詩歌觀念百花齊放的詩歌國度里，如何去尋找符合自己的審美趣味的詩歌，需要詩人們突破淺吟低唱的窠臼，清除心浮氣躁的迷障，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態，避免塵俗的引誘，保持獨立的精神，探索自己的路徑，開辟自己的江山，練好自己的內功，才能突破詩歌創作的困境與突圍。

 

同時，思輝在評論中對詩人羅迦瑋的詩歌堅守作了中肯的評價，他說，迦瑋的人生經歷是最為特殊的。作為一個為詩而心火不泯的求索者，因遭遇命途不測，生命充滿創傷，使他的人生境遇與眾不同，文學之路也與眾不同。他用詩歌記錄著大起大落的人生履歷，用感傷的詩意回看自己，用通透的詩行省察過去，提煉著靈魂深處沉浸的情感、靈感、痛感。詩歌成了他療愈內心創傷、緩解人生苦悶的一劑良藥，伴隨著他走出孤獨、彷徨、郁抑、失落與焦慮的內心困境。從黔西南詩人群體的散點透視而言，他的詩歌創作具有不可名狀的獨特意義。

 

我也知道詩人羅迦瑋經歷過常人難遇的歲月風雨和人生磨難，詩歌給他證明了“不經風雨怎么見彩虹”的人生真諦。

 

這正如普希金關于詩歌的感嘆：詩人的使命就是“用語言把人們的心靈點亮”

 

提到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不得不說老子的《道德經》，《道德經》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深遠，對后世的哲學思想、道德觀念、文化藝術、醫學養生以及社會結構等方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道德經》被比作傳統文化的根系，是各種學派思想的參考和靈感來源。中醫學、先秦諸子百家思想以及道教等都深受其影響。老子的思想不僅在國內廣泛傳播，也影響了外來文化，使得中國傳統文化能夠持續發展。

 

思輝在評論黔西南詩人王定芳用散文詩體裁來解讀《道德經》的散文詩集《臨水而歌》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臨水而歌》的創作獨辟蹊徑，令人耳目一新。王定芳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時代智慧和價值，將《道德經》中人們較為熟知的智慧箴言與文學聯系了起來，用散文詩藝術的形式闡釋和解讀其中的核心要義和思想精華，在對這些智慧箴言的參悟中融入宇宙、社會與人生思考，寓奧于詩，這不僅是一個宏大的課題，也是一次具有獨創性的文學嘗試與探索。定芳積累年之功，從古代典籍中尋找文脈，帶著自己的人生閱歷與文學經驗，走進老子的心靈世界，用現代人的眼光去審視和解剖文本，尋求老子哲學智慧與現實社會的連接，對老子《道德經》擁有的東方智慧進行詩性的文學書寫與當下之思，將《道德經》演繹出了現代意義。《臨水而歌》橫空出世，不僅豐富了散文詩創作的內涵，開創了散文詩闡釋古代典籍的新范式，而且對以《道德經》為核心的老子文化的普及、傳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也感覺到，中國對老子《道德經》的研究，學者堆積如山，而從文學的角度，特別是從散文詩的視覺，用自己獨有的感悟，獨有的思想從現實、民族、哲學、歷史、文化、政治等來展現自己對中華民族幾千年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探索，讓《道德經》的哲學思想在文學的世界里展現它所獨有的思想光芒，詩人王定芳第一個在散文詩集《臨水而歌》做到了。為此，我以為，詩人王定芳和他的《臨水而歌》會被文學史記住他在解讀《道德經》里所閃現的文學光芒。因為一個真正的詩人，他的開闊包容的胸懷與他遼闊的思想和為未來的所思所想決定了他作品的高度。

 

閱讀思輝的評論集《心靈對話與精神共振——新時代文藝批評論稿》，感到思輝的評論不僅在小說、散文、詩歌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書法、雕塑、音樂等藝術上的評論也是與眾不同。

 

在藝術的廣袤天地里，書法、雕塑與音樂宛如三顆璀璨的明珠，在藝術的海洋里散發著獨特的光芒，卻又在深邃的精神維度里相互交織。

 

書法，一筆一畫都蘊含著無盡的韻味。書法家通過線條的粗細、輕重、疾徐，展現出書法家內心世界的情感與思緒。每一個字都如靈動的生命，都有著自己的節奏和呼吸。一幅優秀的書法作品，不僅是文字的書寫，更是一種精神的抒發。它如同一首無聲的詩，讓觀者在墨香中感受到寧靜與力量，品味到書法家的修養和境界。

 

雕塑，則以其堅實的質感和立體的形態沖擊著我們的視覺。雕塑家運用手中的工具，賦予材料以生命和靈魂。無論是人物雕塑的細膩表情，還是抽象雕塑的獨特造型，都在空間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記。雕塑仿佛凝固的瞬間，卻又能引發人們無盡的遐想，讓我們感受到藝術家對形態和力量的精準把握，以及對美的執著追求。

 

音樂，是聽覺的藝術盛宴。音符在空氣中跳躍、流淌，交織成動人的旋律。從激昂的交響樂到抒情的小曲，音樂能夠觸動我們內心最深處的情感。它可以喚起歡樂的回憶，也能撫慰受傷的心靈。音樂家以樂器為畫筆，以音符為色彩，描繪出一幅幅絢麗多彩的情感畫卷。音樂的魅力在于它的無形卻又無處不在，能瞬間將聽眾帶入一個全新的世界，讓心靈隨之舞動、沉醉。

 

書法的內斂、雕塑的具象、音樂的靈動，雖形式各異，但都承載著藝術家的創造力和對生活的感悟。它們共同豐富了我們的精神世界，讓我們在藝術的海洋中盡情遨游，領略無盡的美妙與神奇。

 

在藝術評論這個篇章里，思輝以評論家別具一格，獨具慧眼的眼光，對書法家岑嵐的書法作品、雕塑家曹智勇雕塑作品、音樂家李鋒的音樂作品進行了見解獨到，鞭辟入里的評論，讀后不得不佩服思輝的博學多才。相信讀者會和我一樣對思輝的恰如其分，透徹骨髓的評論有心有靈犀，不謀而合的情感共鳴。

 

讀罷思輝的評論集《心靈對話與精神共振——新時代文藝批評論稿》，隨著閱讀的深入，愈發感受到思輝知識儲備的深厚。在評論里他的每一句話都不是簡單的觀點堆砌，而是有著豐富的理論依據和閱讀經驗支撐。無論是對小眾的先鋒派的文學評論，還是對古老的經典文學評論抒發，他都能深入研讀、信手點評。這份博學多才，不僅是天賦使然，更是多年如一日沉浸在知識海洋中潛心鉆研的結果，怎能不讓人從心底里由衷敬佩 。

 

如今，每每想起與思輝在一起就有關文學的話題進行交流暢談的時光，感慨頗多。與思輝交流，是互動，在說自己的得與失，也在說他的苦與樂。

 

于此，心生感慨，不怕汗顏，湊成拙序，不妥之處，還望思輝海涵！

 

是為序。

 

2025.2.2夜于興義生態城棕櫚島

 

作者簡介：

牧之（本名韋光榜）布依族、貴州貞豐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貴州省詩人協會副主席，黔西南州作家協會常務副主席，興義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文學雙月刊《萬峰湖》執行主編。

有各類文學作品在《十月》《詩刊》《民族文學》《北京文學》《人民日報》等全國各地報刊發表。

曾獲第十四屆中國人口文化獎，貴州第二屆專業文藝獎，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等。

著有《魂系高原》《心靈的遙望》《紙上人間》《風在拐彎處》《牧之詩歌選》《盤江魂》《盤江魂——牧之詩歌精品集》等14余部文學專著。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