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何來？

——關于“哲學”問題的思考

 

倪章榮

 

作為一個對于“哲學”知之甚少的人，我卻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這個民族缺少“哲學”和偉大的哲學家？

盡管人類社會沒有完全一致的“哲學”定義，然而，“哲學”顯然是有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特的、高深的、超前的學問?！罢軐W”一詞來源于2500多年前的希臘，有“愛智慧”和“追求真理”的意思。我比較認同“維基百科”的解釋：哲學傳統包括了形而上學，知識論，倫理學的研究。在西方世界里，哲學是對普遍而基本的問題的研究，這些問題多與存在、知識、價值、理性等有關。中文的“哲學”一詞是19世紀末期日本學者西周創造并被傳入中國的?？墒牵谖铱磥恚徽撌枪糯€是現代，我們都似乎缺少真正的“哲學”與偉大的哲學家。我何以出此“大逆不道”之疑問呢？

老實說，我讀不懂“哲學”，只不過多少接觸了一些“哲學”典籍。以我對西方“哲學”和哲學家有限的閱讀和膚淺的理解，“哲學”應該更多關注形而上的東西、未知的東西以及對存在的認識，也可以用我們常用的“世界觀”作一個基本的概括——對宇宙世界的認知及其方法，也就是我們經常戲謔的：“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哲學”不應該是至少不僅僅是形而下的東西，它不是對經驗的總結，也不是治國安邦之法、處事為人之道，更不是對某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手段。在西方， “哲學”一直被稱之為“無門之門”，不僅學習掌握不容易，而且連入門也相當困難。在西方人的心里，“哲學”不是知識，而是智慧，至高的形而上的智慧。因此，在西方，“哲學”一直是凌駕于其他學科之上的高貴的學術，它是啟迪人類智慧和將人類引向未來之域的鑰匙。連“科學”也是“哲學”的衍生物，數學的萌芽、原子論等等得益于古希臘哲學家（我猜想，宗教的產生和發展也應該與“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或許是最早的“哲學”——萌芽催生了宗教——我一直懷疑，正是因為人們對未知世界的追問和試圖理解，才催生了宗教）。“哲學”必須具有創造與創新的屬性，否則就不能叫“哲學”了。

普遍認為，“哲學”起緣于古希臘時期，該時期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是畢達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是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奠定了哲學的討論范疇，他們提出了有關形而上學，知識論與倫理學的問題。直到今日的哲學理論依舊離不開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換言之即使數千年后，我們依然為這些問題或是這些問題所延伸的更多問題而感到困惑。中世紀“哲學”主要為教父哲學、唯名論、唯實論。最突出的討論內容是自由意志，并最終涉及到了個性和共性的關系問題。近代主要為英國經驗論、歐陸唯理論、機械唯物主義、德國古典哲學。近代哲學的主流是認識論，即對認識來源的爭論，經驗論和唯理論各執一詞，前者認為認識來自經驗，后者認為認識來自理念?，F代則是：實證主義：認為哲學觀點必須是獲得或者能夠獲得實證的觀點，無法證實的觀點沒有意義。實用主義：認為一個概念的全部定義取決于這一概念所產生的作用。唯意志論：唯意志論發展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思想，并將其定義為意志，是生命體，甚至非生命體的本能。叔本華認為，存在物的意志是想方設法維持生存；尼采認為，存在物不僅要維持生存，還要想方設法釋放自己的權力意志，通過毀滅其他競爭者以獲得生存空間。分析哲學接過語言學的研究對象為自己的研究對象，認為一切哲學問題終究都是邏輯問題，從邏輯入手是哲學問題唯一有效的切入點?，F象學：研究現象本身……

如果與西方進行比較，中國鮮有“哲學”與哲學家，而且根本沒有形而上和邏輯學的概念。中國從古至今，那些大學問家們，幾乎很少對西方哲學家們所關心和探討的問題有過“關照”。他們關心的是當下，是利益，最多將其上升到“民族”和“國家”的層面，再也無法上到更高的高度了。這并不是說，中國古代就沒有人對“哲學”問題進行過思考，包括詩人屈原都曾有過《天問》，可惜，沒有給我們留下太多的成果。李耳、莊周是中國古代可以稱之為哲學家的兩個人，《道德經》和《莊子》是兩部與“哲學”有關的著作。但他們的研究仍然只是停留在表面，沒有深入下去，更沒有建立亞里士多德這樣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初看起來很“哲學”，可仔細琢磨你便會問，“一”從哪里來呢？其實，老子只看到了從小到大、從少到多的自然現象，而哲學并不是解答自然現象的學說?？酌虾腿寮依碚摚旧吓c“哲學”沒有關系?！墩撜Z·述而》里有一句話：“子不語怪，力，亂，神”，說明孔子對形而上的東西根本就沒有興趣。他不信 “怪、力、亂、神”等超常規和超自然現象，并不代表他就相信科學，只能說明他不愿去思考現實和經驗以外的問題?？酌弦院蟮膶W者，基本上都是闡釋家，根本沒有興趣和功夫關注形而上的東西。至于墨子的“兼愛”、“尚同”、“尚賢”等觀念，充其量不過是一種道德主張，根本沒有形而上的東西，還無法上升到“哲學”的層面。有人說《周易》是中國最早的“哲學”著作，那不過是扯蛋，一本不知所云或者說怎么解釋都行的玄學書跟“哲學”沒有半毛錢的關系。有人將戰國時期的公孫龍稱之為中國最早的邏輯學家。公孫龍最有名的“著作”就是那句“白馬非馬”了，如果說“馬非白馬”倒還是有邏輯可言，“白馬非馬”純粹是瞎掰了，就如同鄉下那些“橫扯”之人。一部“哲學”著作，不管它研究哪一方面的問題，至少應該是思路清晰、表述準確的。將中國的所謂“哲學”著作與西方“哲學”著作進行一個對比，就會發現我們的“哲學”缺少了什么。因此，在我看來，我們這個幅員如此遼闊、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度，似乎一直缺少“哲學“與哲學家。

自“哲學”舶來我國之后，我們一直在津津樂道地談論我們的“哲學”，并著有數目可觀的“哲學史”以及相關著述。可實質上，我們的“哲學”卻十分稀缺。當然，也并非絕對沒有，至少現代有一個叫金岳霖的哲學家。他是第一個將邏輯學介紹到中國的人，只是我并不認同他建立了自己獨特的“哲學”體系的說法，他所論述的“知識論”、“認識論”早已被西方哲學家所論述并引發了持久爭論。不過，金岳霖是一個真正懂得什么叫“哲學“的人。當然，爾后的殷海光先生對中國“哲學”的貢獻比金岳霖更大一些，他對邏輯學的系統闡述，讓人們看到了另外一種思維方式。即便如此，“哲學”和“邏輯學”在我們這里，仍然是十分稀薄的。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狀態，我很困惑，也一直在思考。

是不是與我們的文化有一些關系呢？中國文化其實就是實用主義文化。如何治國安邦、國泰民安，如何為人處事、趨利避害，如何興旺發達、長盛不衰……這些才是君王臣子乃至布衣百姓感興趣的學問，這些才能服務現實社會?！罢軐W”這個東西，太虛無縹緲了，根本無法弄清楚，也根本產生不了效益。就是你弄清楚了一些問題，君王權臣們也不會感興趣。中國的學問家們是最懂得市場經濟規律的人，他們做學問都是投入，目的是產出，所以總是千方百計把自己的學問投入市場，希望得到好的回報?？鬃訛榱送其N他的學問，就長年在多國奔走呼號。

是不是與我們欲念太多有關呢？中國的政權都是打出來的，所以掌握政權的統治者總是千方百計地希望政權穩固、千秋萬代，無暇顧及鞏固政權以外的其他事情，他們需要的是“術”而非“學”，“哲學”對于他們來說，簡直就是荒唐可笑的游戲。統治者不喜歡，學問家也不會自討沒趣。至于布衣百姓，他們大多數人都在考慮怎樣吃飽穿暖的問題，少數人還在做“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夢，更沒有閑暇去思考“哲學”了。

是不是與我們的文化人和學問家好動性格有關呢？研究“哲學“是一門苦差事，要安靜地坐下來苦思冥想，甚至長期杜門謝客?？档聻榱怂摹罢軐W”研究，謝絕了很多報酬豐厚的誘惑和拋頭露面的機會，幾乎一輩子沒有離開過他的家鄉科尼斯堡，才建立了他的批判哲學體系，成為亞里士多德之后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還有很多西方著名哲學家們都是深居簡出、甘于寂寞的人，因為不如此，就無法在“哲學”上有所成就。而中國的文人、學者，卻喜歡三五成群、飲酒吟詩，自然沒有功夫研究“哲學”了。

是不是與我們對“哲學”的誤讀有關呢？我們對“哲學”的定義是：關于世界觀的學問。這一定義雖然不全面，卻也還恰當?？蓡栴}在于，我們的一些人有意無意將世界觀與價值觀混為一談。價值觀是指人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信仰什么、選擇什么、追求什么，屬于形而下的范疇。世界觀卻包括對世界的認知，更多屬于形而上的范疇。世界觀包含價值觀，但它決不僅僅只有價值觀。價值觀由于有太多意識形態色彩，所以，我們的“哲學”便淪落為服務某一特定時期、特定內容、特定人物的工具。此外，我們的學問家們習慣了闡釋，這樣既穩妥又見效。殊不知“哲學”的生命是創新與發現。

是不是與我們的“哲學”太普及或者說庸俗化有關呢？在我們的語境里，動不動就是哲理，時不時崩出一個哲人，似乎誰都可以成為哲學家。有不少人認為“哲學”就是策略、手段、技巧和小聰明。還有人純粹將“哲學”當成了工具。導致了我們中的很多人根本沒有弄清楚什么是“哲學”。文革后期，我曾經看過一本叫做《工農兵學哲學》的書，里面收錄了不少“工農兵哲學家”的大作。工農兵學哲學無可厚非，問題是“工農兵哲學家”就太離譜了。況且，那些大作除了階級斗爭就是揭露批判，哪有半點“哲學”啊。年輕時候，我曾經對牛頓轉向研究神的存在百思不解?，F在我才明白，他是從向科學的境界跨進到了哲人的境界。盡管他的研究沒有成功，但至少他讓自己變得更智慧了。

這是一個對“哲學”知之甚少的人的一些疑問，一直藏在心里，憋在我心里十分難受。今天吐出來，求教于“哲學”研究者和對此有興趣的人。或許因為我對“哲學”不甚了解，其觀點有不妥之處，但有一點卻是無法否認的：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不是一回事，而且中國基本上不存在“哲學”體系。

 

倪章榮，筆名楚夢。男，湖南澧縣人，居長沙。作家，文史學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南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在《中國作家》、《芙蓉》、《芒種》、《作品》、《湘江文藝》、《湖南文學》、《同舟共進》、《書屋》、《看世界》等國內刊物及《領導者》、《陽光》、《二十一世紀評論》、《世界華文文學》、《新中原報》等香港、美國、加拿大、東南亞中英文期刊發表文學和文史作品200余萬字。著有《邪雨》、《紅色引擎》、《許佳的夜晚》、《去和爸爸過年》、《舊鬼》、《在軍營里成長》、《1976年的秋天》、《陪葬》、《溫床》、《無毒蛇》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發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國憲政》、《孫中山與中國現當代政治格局》、《作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寫民國史》、《辛亥革命深思錄》、《“五權”與“三權”》、《關于士大夫與知識分子的思考》、《羅伯斯庇爾與法國大革命》、《一個佇立在法理之上的國家》、《民國才女和她們的命運》等文史作品。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