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寫·家族傳奇·文學敘事

——評長篇歷史小說《永康堡》的地域文學意義

 

楊思輝

 

羅松是黔西南文壇致力于長篇小說創作的知名作家，已出版長篇歷史小說《永康堡》《普安紅》，以及文化著作《興義史話》《石頭記憶》《帶一本書去黔西南》等。其中長篇歷史小說《永康堡》獲得貴州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金貴·新人獎”，在省內產生了重要影響。獨特的史學與文學眼光，使作家羅松的文學作品充滿歷史與文化的詩學韻味，特別是長篇歷史小說《永康堡》，在繼承傳統敘事的基礎上，通過文學介入歷史真實事件之中去描摹那些逝去的往事，把貴州赫赫有名的劉氏大家族興衰與沉浮以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將地方歷史書寫與家族傳奇綿密交融在一起，傳遞著作家對個體、族群命運的探討以及對地域歷史建構的獨特思考，具有典型的地域文學意義。

 

一

 

《永康堡》是一部書寫清末民初貴州西南軍閥的歷史小說。人們常常把歷史劃分為真實的歷史、記錄的歷史、傳播的歷史和建構的歷史。《永康堡》在兼有這些歷史維度的基礎上，它更像是一部“小說的貴州近代史”。提起西南軍閥史，繞不開“興義系”。小說以民國初年在貴州政壇顯赫一時的督軍、省長劉顯世和游擊軍司令、滇黔邊務督辦劉顯潛的故居“永康堡”為名，以清末民初貴州軍政發生的事件為對象，以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和事件為原型，再現了那個動蕩不安和波詭云譎的時代風云。羅松作為黔西南本土作家，有“在地化寫作”的優勢，他通過田野調查，掌握了大量的官方資料、地方文獻、族譜和口述史料等，這些使他對興義劉氏家族歷史有了深刻的認識，于是，他將這一晚清民初貴州政治勢力崛起的典型作為文學創作的選題。用文學之筆書寫歷史往事，把家族真實發生的故事變成小說，把家族中的個體、族群變成小說中的人物，用文字復活家族生命的同時，也用新的方式揭開了這段錯綜復雜歷史的一角，使近代西南地域歷史通過文學創造的真實，成為人們認知與精神記憶的一部分。

 

晚清的中國社會處于一個劇烈的轉型期，一個“舊制度與大革命”時代。在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特殊時期下，晚清政府傳統的政治逐漸發生裂變，王朝制度與體制不斷解體，加之西方列強的入侵，沖擊與動搖著晚清政府的政治架構，帝國的政治危機日趨嚴重，王朝政治合法性日漸喪失。在中央權威衰落的大背景下，清政府財政、軍事和行政權力呈現不斷下移和私人化趨勢，在地域廣大的中國，清王朝在很多區域的基層權力失控，政治紊亂，已經無法實現國家權力在地方的統治與控制。在這種歷史語境之中，地方軍事勢力開始出現。興義地方團練的出現，正是晚清王權式微下地方勢力崛起的典型案例之一。

 

劉氏家族的崛起是從劉顯世的父親劉官禮開始的。早在咸豐末年，劉官禮就效法湖南老鄉曾國藩、左宗棠，在興義下五屯組織封建團練，對抗回民起義，憑借團練武裝起家。在鎮壓多起地方起義中，劉官禮逐漸建立起以永康堡為根據地，含蓋盤江八屬的地方私人武裝力量，為維護清王朝在地方的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深得清廷嘉獎，晉升為同知、知府等官銜，并委以總辦興義府五屬團練的重任，成為貴州西南實際統治者。劉官禮乃一介地方士紳，不是地方土著，其祖籍在湖南邵陽，自幼深受湖湘文化影響與浸潤，因而十分重視文化教育。他認為“武功只是一時平亂權宜，并非整飭地方之計”，因此，他大興教育，創設“培文局”，重建筆山書院，創辦各類小學堂，選派學生出國留學，勸導鄉紳辦學，極大地推動興義地方教育的發展，既為興義培養了眾多棟梁之才，也為后來劉氏家族的崛起奠定了根基。清朝末年，劉官禮進入晚年，兒子劉顯世接任團防局局董一職，掌握兵權，開始顯露頭角，成了權傾一方的人物。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雄踞興義的劉顯世接到貴州巡撫沈瑜慶密電，令他火速率軍進入省城貴陽，鎮壓革命勢力，摧毀革命政權。劉顯世認為這是一次難得的向外擴展的極好機會，于是挑選精壯武裝人員500人，包括外甥王文華、體育教官袁祖銘等人應召啟程赴省城。劉顯世率兵行至安順平壩、清鎮一帶時，貴陽的革命黨人先一步發動起義，迅速奪取全省軍政大權，建立了“大漢貴州軍政府”，結束了清政府在貴州200多年的封建統治。形勢劇變，劉顯世處境尷尬，外甥王文華竭力勸他順應形勢，投奔革命。眼見清廷大勢已去，劉顯世遂派其外甥王文華到貴陽交涉，表示擁護共和。因自治學社領導人張百麟認為革命需要，極力舉薦，并任命劉顯世為樞密院樞密員、軍政股長，兼黔軍第四標標統。劉顯世搖身一變成為貴州軍政府的要員。但成立不久的軍政府在1912年政變中被憲政派聯合地方反動勢力顛覆，滇軍唐繼堯乘機奪取了貴州政權，當上了都督。劉顯世則以興義和云南的密切關系，就任都督府軍務部長，后又升任貴州護軍使。他的堂兄劉顯潛當上了“貴州西道尹清鄉督辦”。唐繼堯離開貴州，劉顯世以貴州護軍使的名義，全面接管了貴州軍權，“興義系”軍政集團對貴州的統治從此確立。

 

“興義系”軍政集團主政貴州后，劉顯世和王文華決定重建貴州陸軍。早期的興義集團依附云南唐繼堯的滇系軍閥，參與護國戰爭，反對袁世凱稱帝。護國戰爭勝利后，劉顯世、王文華等都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護國戰爭為劉顯世的軍事擴張創造了條件。1917年3月，黔軍第一師成立，王文華任師長兼第一團團長。護國戰爭后，隨著集團勢力的壯大，其內部漸生裂痕，最終演化為勢不兩立的新、舊兩派。以劉顯世為核心的一批人被稱為“舊派”“耆老派”或“文治派”，以黔軍領袖王文華為核心的一批人則被稱為“新派”“少壯派”或“軍事派”。兩派矛盾、斗爭加劇，乃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在民國八年、九年間，貴州政壇上連續發生了“新派”向“舊派”奪權的斗爭。劉顯世被迫下野后，“新派”登上了權力的頂峰，但新的矛盾隨之突出起來。劉氏家族積百年的封建勢力而取得的貴州政權，被王文華、何應欽摧毀，因而對王、何二人恨之入骨。由于王文華堅決擁護孫中山，袁祖銘投靠北洋軍閥，貴州“附北棄南”非除去王文華不可。1923年3月16日王文華在上海被刺殺。1923年劉顯世短暫復辟，但次年即被袁祖銘擊敗，1925年被迫引退，“興義系”核心勢力瓦解。1927年，袁祖銘被北伐軍擊殺后，周西成擔任了貴州省政府主席，掌握貴州的軍政大權，建立“桐梓系”軍閥集團，“興義系”從此退出歷史舞臺。

 

小說《永康堡》通過對劉氏家族作為貴州西南地方勢力代表的歷史書寫，多維視角反映了民國初年興義劉氏家族崛起與衰落的歷史變遷。作為一個對地方歷史文化著迷的作家，羅松一直在探索具有地方歷史縱深感的文學創作。他以“永康堡”劉氏家族敘事的方式貫穿起了對清末明初貴州西南軍閥歷史的思考，將貴州軍閥的歷史處理成與個體經驗、家族變遷的歷史小說，從而使文學書寫的歷史顯得鮮活而生動。在貴州當代文學發展史中，能夠以豐滿的人物形象與緊湊、豐富的故事情節來集中反映貴州軍閥歷史的長篇小說佳作并不多，而講述劉氏家族那段特殊歷史的作品更是鳳毛麟角，《永康堡》的出版，填補了清末民初描寫興義家族重大歷史題材文學創作的空白。

 

二

 

《永康堡》是一部描寫興義劉氏家族傳奇的小說。“一部貴州近代史，半部都是興義人。”在貴州近代史上，的確很少有一個家族像興義劉氏家族那樣對貴州近代軍政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永康堡》描寫的就是這個家族從割據一方的軍閥，到民國初年主政貴州數十年，再到家族內斗、分崩離析，最后被其他勢力取代的一段充滿權力博弈的家族傳奇史。

 

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家族一直是文學表現的重要對象。《永康堡》就是以劉顯世為核心的家族興衰為表現對象，描寫劉氏家族傳奇的小說。劉氏家族是含蓋劉（顯世）、王（文華）、何（應欽）三家的一個廣義家族群體，除家族中的劉官禮、劉顯潛、劉顯治，王文華、王伯群、何應欽等影響較大的家族成員之外，小說還涉及與家族密切相關的眾多有影響的歷史人物，比如蔡鍔、唐繼堯、唐繼虞、袁祖銘、張百麟，等等，但他們都是圍繞劉氏家族主要成員劉顯世、王文華、何應欽等人的命運沉浮而展開。劉、王、何三家以血族姻親為紐帶，劉官禮的長女，即劉顯世的胞姐劉顯屏是王文華、王伯群的母親，王文華的胞妹王文湘是何應欽之妻，他們因姻親而聯系在一起，不僅在貴州掌握軍政大權，清末民初在中央也有相當地位。劉氏家族通過聯姻、血緣親屬、門生舊故、同學摯友結盟鞏固勢力，又通過地緣關系與利益關系的結合，構成了一個較大的家族體系和地方軍政集團，掌控貴州軍政。然而，劉、王、何三家雖有如此密切的姻親關系，后來由于權力之爭，引發權力格局巨變，同室操戈，互相廝殺，最終產生矛盾、分裂、甚至仇殺。

 

劉氏家族傳奇史中，劉顯世、王文華、何應欽是核心人物。劉顯世于辛亥革命后依附云南軍閥唐繼堯，借滇軍之力顛覆革命政權，于1913年獨攬貴州軍政大權。隨著劉顯世勢力的膨脹，以劉顯世為核心的軍閥集團內部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從護國運動開始，集團內部以王文華為首的“武人集團”便構成對劉顯世的威脅，劉一面挑撥王文華與袁祖銘的矛盾，一面與唐繼堯勾結，激起了王文華的極大不滿。由于王文華為劉顯世的外甥和下屬，為避免“以下犯上之嫌”，1920年11月，王文華為避“弒舅”惡名，故意赴上海遙控指揮行動，派部下盧燾、谷正倫、何應欽等在貴陽發動政變，即歷史上所稱的“民九事變”，殺死劉顯世親信郭重光、熊范輿，劉顯世遂以“養病”名義赴昆明依附唐繼堯，劉的威望從此低落。劉在昆明還想依靠唐繼堯的力量重返貴州，東山再起。1921年3月16日，王文華在家族的權力斗爭中被刺殺于上海，獻出年輕的生命，年僅32歲。王文華被刺，幕后主使直指劉顯世舊部袁祖銘，一場家族內斗演變為血腥仇殺。1922年初，新派系內部發生亡命的拼殺，何應欽在黔軍的內訌中被逐出省，避居于昆明。袁祖銘于4月19日進駐貴陽，取得了貴州的統治權。王文華在滬被袁祖銘雇人刺死，文華雖除，仇怨難消，于是，又把恨王（文華）之心轉移到何應欽身上。同年12月，何應欽在昆明茶樓被行刺，身中兩槍，所幸未致命，后查明系劉顯世的子侄收買刺客所為。王文華被刺后，盧燾、谷正倫、何應欽等發生內訌，軍人之間互不信任，軍閥內部互相猜忌，民間各種傳聞紛然并起，大有禍變在即，人人自危之勢。隨著劉（顯世）聯袁（祖銘）倒王（文華）的策略得逞，袁祖銘的力量既已壯大，便以北洋軍閥為后臺，民國十一年八月，中央委任袁祖銘為貴州省長。1923年，趁滇軍入黔之機，劉顯潛協助劉顯世短暫復位，再度當上了滇黔聯軍副司令兼貴州省長。但其舊式治軍方式遭到新黔軍抵制，最終被袁祖銘擊敗。1925年，劉被迫交出省長職務，引退家居，“興義系”軍閥核心勢力瓦解，以劉顯世為主的政治勢力在統治貴州十余年后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同是黔西南的一代梟雄袁祖銘，雖擊敗劉氏，自己當上了省長，但最終亦于1927年1月30日在湖南常德宴會上被蔣介石部下設伏兵亂槍殺害，袁祖銘斃命時年僅38歲。至此，“興義系”軍閥核心人物相繼覆滅。劉顯世、王文華、袁祖銘的失敗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折射出舊中國在轉型過程中，地方勢力難以突破傳統桎梏、實現真正變革的歷史困境。“興義系”軍閥集團的興衰印證了只追求眼前利益，目光短淺，沒有遠見，最終帶來身后禍患而無法避免的歷史宿命。

 

《永康堡》中描寫的這段劉氏家族傳奇史，表面上看，以劉氏家族的權力之爭與矛盾糾葛為描寫對象，但其本質上卻是關于傳統宗族勢力在近代社會轉型中的生存狀態的一種文學反思。這個家族以鄉土為根基，借團練武裝起家攀至貴州權力巔峰，卻因歷史的局限未能超越舊式權謀思維而崩塌。作家羅松通過劉氏家族傳奇故事中的背叛、恩怨、復仇的描寫，深刻透視民國初年軍閥爭雄混戰的種種亂象。

 

三

 

縱觀全書，感覺《永康堡》是一部歷史性和藝術性兼具的優秀小說。小說的歷史背景真實，情節跌宕，筆法嫻熟，體現了作家的史識、學養和文學敘事的能力。作品通過描寫劉氏家族主要人物的所作所為，以一隅窺全貌，抽絲剝繭般將這個家族從崛起一步步走向衰落的歷程展現得清晰而深刻。作者通過“七分寫實，三分虛構”的文學描寫，推動了人們對清末民初貴州軍閥歷史特別是劉氏家族的基本認知，用文學方式復活了劉氏家族人物群像，體現了客觀歷史寫真與敘事主體認知的有機統一，再現了清末民初貴州軍閥割據混戰的風云歷史。

 

貴州近代史料及相關文獻中對劉氏家族中人物評價褒貶不一。認為劉顯世“極端仇視革命”，一心想當貴州的“土皇帝”。有人寫對聯貼在興義團防局門上，披露劉氏父子辦團練殘害人民。上聯：縉紳諸公，狼公、虎公、饕餮公、公然公辦，公心何在，公理何存，無非借公圖私利。下聯：團防總局，飯局、酒局、洋煙局，局中設局，局內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慶升平。反映了人民群眾的義憤。劉顯世是家族中的領袖，人稱笑面虎，表面溫厚，行事陰狠，心思縝密，處事精到，老謀深算，圓滑世故。一個深諳官場權謀之道的人物，因其保守政策與家族內斗導致集團分裂。劉顯世雖一度權傾貴州，卻未能突破傳統的士紳思維，不能與時俱進地適應時代變化，最終被歷史淘汰。王文華是劉氏大家族崛起中的重要成員，被譽為“黔中第一人”，是興義最早加入同盟會的盟員之一。蔡鍔稱贊他：“出奇制勝，出少勝多，迭復名城，強虜喪膽，逆賊心摧，功在國家，永垂不朽。”王文華思想敏捷，善交際，經史學識直追其兄王伯群，而其性情，三教九流。羅松在小說中寫道：“少年王文華器宇非凡。興義城鄉，無論待在閨中的春心少女，或是已為人妻的風情少婦，只要聽說王文華路過，大多會將窗欞推開一絲，目光隨了王文華一路……”在劉顯世、劉顯潛眼里，王文華小小年紀，已露大將之風。他反對袁世凱稱帝、追隨孫中山護法，成為了彪炳史冊的歷史人物。作為劉顯世之侄，卻與叔父保守政策對立。雖有改革抱負，后卻在上海遇刺身亡，未能實現理想。何應欽是劉氏大家族中最成功的人物，也是貴州建省600年來歷史造就的具有國際影響的杰出人物之一。何應欽性格溫良，沒有不良嗜好，他寬厚待人、嚴于律己、清廉簡樸，勤勉敬業、循規蹈矩，有“黔西南鄉民敦厚樸實的表征，卻也顯示出山巖般的安詳與自負，外雖憨直而內有城府。”何應欽是家族里的政治明星，青年才俊，早年留學日本。后成為黔軍將領，脫離“興義系”后投靠蔣介石，成為國民黨軍政要員，親歷“興義系”興衰，卻未深陷家族內斗。他是“興義系”中少數跳出地方桎梏成為國民黨要員的人物，其成功得益于開放視野與高超的政治智慧。此外，小說中還花了不少筆墨描寫一代梟雄袁祖銘。袁祖銘是安龍人，史學界和民間對袁祖銘正面評價的不多。袁祖銘個高體壯，膚白而近視，喜留金黃八字胡，少年時玩劣喜斗，喜愛狩獵，不喜歡學習。有人說他“能征慣戰，但依違莫測、有奶便是娘”。他的父親袁廷泰怒其玩劣不喜讀書，常以棍棒教育之，并在年少時為其定親完婚，期望通過成家后能使其頑劣有所收斂。民間也有認為袁祖銘是一個野心勃勃的軍事強人，一個虛偽狡詐的投機者。年輕時就立志飛黃騰達，出人頭地。羅松在《永康堡》中寫道：“袁祖銘敦實豪爽，老思想雖然根深蒂固，江湖習氣卻極濃厚，不是怕事之人。”出身貧寒的他，在護法戰爭中戰功赫赫，憑借軍功崛起，成為黔軍的重要將領，貴州省長，一度掌控貴州軍政大權。在貴州近代眾多的風云人物中，袁祖銘的迅速崛起而又瞬間消亡，令人為之感嘆！從劉顯世的保守，王文華的激進，何應欽的遠見與智慧，到袁祖銘的野心，這些人不僅共同書寫了興義劉、王、何氏家族及“興義系”軍閥的興衰史，也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歷史鏡鑒。

 

小說可以是歷史，但歷史未必就是小說。連接于小說與歷史之間的橋梁是作家的文學創造。從《永康堡》這部歷史小說中我們可以感覺到，作者正是牢牢抓住了歷史原則與文學原則這兩個維系作品成功的關鍵，融歷史于文學創作之中，把歷史寫真與作家主體認知有機結合在一起。一方面，作者高度重視客觀歷史事實的寫真，以現實主義筆觸營造出“文學真實”的歷史敘事，將作家體驗到的，讀者見過、聽過、感受過的清末民初貴州歷史事件予以如實向世人展示，以文學補充微觀史實，保留集體記憶。從作者對劉氏家族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精細描寫中不難看出，如果不是居于對清末民初以及貴州軍閥歷史事實的準確把握，很難在作品中制造出驚心動魄、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另一方面，又重視敘述主體認知的傳遞。對歷史小說來說，作者不可能對歷史人物的性格與歷史事件的發展漠然視之，他總要首先對他們進行理性的思考與分析，賦予他們以敘述主體的感情色彩與情感傾向。無論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多么的遙遠，都有敘述主體的情感摻雜在里面，并試圖通過對這些人物和事件的精細描繪，表現作者自身的情感體驗與價值追求。在《永康堡》中，作家羅松將看似難以觸及的歷史事件落實在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賦予了小說更為具體和可感知的審美形式。小說中的歷史敘事既遵循真實的歷史線索，對歷史保持尊重和審慎的態度，又以個人獨特的歷史觀念和文學感覺，于書寫之中寄寓自己的態度，把作家個人的精神認知傳遞到整個創作過程中，較好地處理歷史與文學的關系，做到客觀歷史寫真與敘事主體認知的有機統一。

 

美國學者齊錫生在《中國的軍閥政治》中說：“任何一個稍微對中國現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1916—1928年的中國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征：第一，那是一個‘軍閥’統治的時期；第二，那是一個混亂的破壞性時期。” 《永康堡》一書，以劉氏家族為主線，圍繞家族的崛起與沉浮，反映了貴州軍閥之間爭權奪利的詭異、兇險、殘酷與血腥，真實再現了清末民初貴州軍閥政治和人性百態，客觀地還原了清末民初西南軍閥割據混戰的風云歷史。

 

劉氏家族所處的是一個波詭云譎的時代。從崛起到衰落的歷程，見證了中國近代社會由君主專制向民主立憲過渡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的難以避免的歷史現象。晚清民初，中國近代社會急劇轉型以及新舊政治模式的轉換過程中，社會危機始終未能得到合理有效的解決，整個社會陷入了一種混亂之中，這就造成了適于軍閥政治生存并成長的社會生態環境。1916年袁世凱去世后演化為各個軍閥派系的混戰。劉顯世就是軍閥混戰的時代貴州政治舞臺上的掌權者、主宰者，統治貴州十余年，是中國歷史上處于進步與落后、革命與反革命斗爭相當激烈的時期。為了政治權力，劉氏家族內部勾心斗角、烏煙瘴氣，兇惡殘暴，軍閥派系之間互相殘殺。從軍閥混戰到軍閥派系之間的爭斗，血淋淋的事實充分表明，中國軍閥正如孫中山所言，無論南北或新舊都是“一丘之貉”，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不考慮人民利益，罔顧政治規則和政治道德，進行政治投機。選擇盟友和敵人，不是根據政治志趣和階級觀念，而是利害關系，不顧基本的道德和仁義，“有奶便是娘”充斥于政治活動之中。即使像王文華這個曾經的英雄人物，由于沒有一個先進政黨思想的引導，缺乏對國家全局性變革的深刻思考，仍困于舊式軍閥思維，最終陷入無原則、無底線、為了權錢私利而血拼的深淵。

 

小說《永康堡》穿過歷史的隧道，承前啟后地描述了劉氏家族之間的恩怨情仇，將歷史事件和劉氏家族所發生的事件連接在一起，把歷史事件化成一幕幕歷史場景和一幅幅人物形象畫卷展現在讀者面前。小說不僅反映了清末民初貴州軍閥歷史的時代特征，而且通過劉氏家族傳奇的文學敘述，折射出中國近代社會向現代轉型期地方權力集團的歷史局限與深層陣痛。“興義系”最終走向衰落不僅是政治或軍事的失利，更是宗族邏輯在近代化浪潮中的必然潰退。這段充滿傳奇的歷史告訴我們，劉氏家族的崛起反映了亂世中武力與權謀的短期有效性，而衰敗則揭示了單純軍事強權若缺乏政治遠見與社會基礎支撐、脫離時代潮流的統治必然走向覆滅。

 

當然，作為一部長篇歷史小說，《永康堡》的不足也是明顯的。特別是作者對劉顯世這個歷史人物多重性格的刻畫仍顯不足。劉顯世主政是以軍閥性質的方式介入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的，他參加討袁護國對貴州參與全國政治有積極意義，但他執掌貴州也產生了許多負面的影響，小說對劉顯世的封建劣根性似乎還沒有充分地挖掘和表現，對其他一些人物的描寫，斧鑿的痕跡也較明顯。另外，作為一部長篇歷史小說，恰恰是涉及重大歷史事件沒有清晰的年代交代，給讀者帶來不少閱讀障礙。當然，這些瑕疵并不影響《永康堡》仍是近年來貴州文壇一部不可多得的歷史文學佳作！

 

（作者系貴州省黔西南州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