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人與存在的約定
                           ——王桂林詩集《新絕句：沙與沫》讀后
 
                                                                                                   格  式
 
        一個心中有數的詩寫者，值得我欣賞的不是他行走中的從容，而是他于眾聲喧嘩里的拒絕。因為有了拒絕，詩寫者才會時常眷顧和堅持那個最初的約定。《沙與沫》，表面觀似乎是最初約定的某種結果，事實上卻是詩人王桂林向先知作家紀伯倫的致敬。只不過，他將這種致敬演繹成個我詩寫方向與原則集中發散的過程。
        《沙與沫》這本書有一個清晰的前綴，這便是“新絕句”。在一個爭奇斗艷的國度，在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新”之于具體的詩寫者，或許算不上一個什么難度指標，但“絕”無疑具有天塹般的驚險。置身于人生的中途，桂林將一首詩的命運押到句子上，實在是一種危險的預設。“一根筋兒”的秉性，令他最終又把這愿景美好的預設變成了不知所終的迷宮。他是一個腳踏實地的人。看慣了修辭的歧路亡羊，真正體味到了“簡單，具體，直接，當然還有準確，永遠是表達所真正需要的。”
        “大蒜，小麥。大蒜，小麥。/楊樹在壟上陪著它們挨曬。/一些人戴著葦笠彎腰拔草，另一些人彎腰拔草，啥也沒戴。”這樣的詩句，在當下很容易被人扣上“廢話寫作”的帽子。然而，之于王桂林，卻是天高云淡般的開闊與簡約。用他的話說，“詩是心聲，應從靈魂深處樸素而真切地涌現出來，如果故意使語言具有詩意時，詩意反而消失了。”由此可見，桂林詩句的新絕，也就有了堅實的理論支撐。
        長久以來，國人慣于將泰戈爾的飛鳥誤讀為輕盈，殊不知其輕盈的翅膀下扇動著相當超拔的智性。這種明顯具有“下游特征”的寫作，在紀伯倫那里仿佛成了漫漶的沙與沫，一旦塵埃落定，就立馬變成貌似不合情理卻又暗合天意的絕智通圣。絕本是知天命的本義，通方成了知天命的臨床兆征。桂林之所以用紀伯倫的《沙與沫》作為自己的書名，并非同質語境下的同義反復，亦非書到用時方恨少的間斷性失語，而是他對存在的一種領會、對命運的一種神通。這種領會與神通，落實到桂林的詩寫文本中，就變成了絕句的強壓功能以及空間的緊縮特征。“我看見過我的死，從未看見過我的生。”明明是創世紀的活兒，頃刻便有了末世的調性。際此，你不得不認可，天命就是人與存在的一種約定。有所為，有所不為。“空前”已不可能，然而，“絕后”的事兒尚在途中。
        絕即極致和停滯的意思，這在本旨上與知天命相通。活過了五十年，桂林算是一個有歷史的人。由于深知“激流不能為倒影造像”，所以他急于停下來探究個我的秘密。停下來，就是一只蘋果從樹上墜落，悲與欣只是對事件的情緒判斷。整本詩集中，我最喜歡的是《不斷追問的旅程》這一輯。因為懷想和追問，桂林的詩寫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尖銳。“但尖銳不是突兀，不是刻意地破壞，而是詩的激流在行進過程中所應該必然路遇的險阻，是路遇險阻時的跳躍和跌蕩，以及跳躍和跌落時的驚喜和疼痛。”
        他什么都明白。五十歲是一個剝掉偽飾的年紀。客觀，裸露，敞亮。是詩，是大于存在的詩。我離得太近，又來得太遲。夢里不知身是客。只有把自己當回客，才知道那個約定一直在著，在那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