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紅色歷史的當代詩意抒寫

——評牧之的長詩《紅色逶迤》

 

作者：夏國強

 

繼長詩《盤江魂》榮獲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之后，詩人牧之的又一部長詩《紅色逶迤》經過辛勤的創作終于付梓，即將與讀者見面。

 

駿馬獎的榮譽更加激發了牧之的創作激情，這次他的目光落在了長征這一宏大的歷史主題上，他以紅軍長征途經黔西南州10天的一段紅色歷史為創作題材，奮筆抒寫出長達16個篇章的長詩《紅色逶迤》。

 

今年恰逢紅軍長征出征90周年。90年來，長征精神時刻激勵著著中華民族奮勇向前，紅色文化歷史中也一直有廣大作家綿延不絕的寫作題材。作為紅軍曾途經過自己家鄉的一名詩人，牧之滿懷激情，生發了創作沖動，經過深思熟慮，他決定將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結合起來，創作一部既有思想高度、高尚情懷；又有曲折情節、鮮活人物的詩歌，于是這部用現實主義寫作方法詩意地再現了紅軍長征期間途經黔西南州境內的一段紅色歷史的長詩油然而生。正如他在詩中所寫，“在紅軍走過的黔西南山道/我可以和任何事物說話/可以用任何的思緒浮想聯翩”。

 

遵義會議后，紅軍在貴州境內四渡赤水，兩占遵義，南涉烏江，佯攻貴陽，突破重重封鎖線，在連克惠水、長順、紫云等縣城后，先后從黔西南向敵人兵力空虛的云南急進。1935年4月16日至25日，中央紅軍第一、 第三、第五軍團和中央軍委縱隊途經黔西南州，在州境內活動10天，行程總計2000余華里，共經過7個縣及其中的3座縣城、66個鄉(鎮)、300多個村。紅軍長征途經黔西南州雖然只有短短10天，但在這10天里卻有著不平凡的經歷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牧之發自內心地感慨道：“鮮血染紅的旗幟/都是向死而生的決心/我用我的仰望來表達我的敬仰”。

 

長征是中華民族不可磨滅的光輝歷史，歷史雖然是在人類生存過程里已經完結了的過去的一部分，但“以史為鑒，可知興替”。創作具有紅色基因的詩歌就是要沿著紅色歷史的發展脈絡走，讓詩歌與歷史對話，在對話中找到與現實接軌般的言說沖動，這就涉及到運用現實主義寫作方法創作的問題。

 

現實主義寫作有賴于作家的主體精神。作家具備了自身主體精神的豐富性，自身的精神層面豐厚，筆下的作品才有可能是豐富的、飽滿的和洋溢著文化自信的。中國作協副主席吳義勤說過：“真正的現實主義文學，不僅是一種題材、一種文學形態，還是一種方法、一種態度、一種精神。需要作家有相應的人文情懷、文學修養、敘事能力、語言能力。”

 

細讀這部長詩，我們在16個篇章中總能讀到體現富有主體精神的作者在創作中的綜合寫作能力的反映。“紅軍，用無畏的頑強/編織出一個民族史無前例的悲壯/紅軍，用鮮血和生命/書寫著兩萬五千里的史詩/紅軍，用最悲壯的跋涉/完成了讓人類/為之震撼的千古絕唱”（《序詩》），人文情懷的創作思維盡顯其中。

 

“霞光相伴云朵，行進的紅/把對故鄉的牽掛與回望/掖進行囊里的信念與執著/在趟過的河流，在爬過的高山/與天空的雁陣，用慧眼/在草鞋遠征的荊棘里/發現生寒的鐵箍/殘陽的傷口/從雄鷹飛過的地方/在黔西南的土地不斷地延伸”（《有落日的紅暈支撐脊骨》），文學修養的自信可見一斑。

 

“‘報告，山洞里住著的是熬硝的夫婦，/他們正在升火熬硝。’/偵察回來的紅軍帶回了意外的消息/‘走，去看看……’/紅軍偵察小分隊向炊煙升起的山洞進發/此時，落日的霞光/映照著他們前進的山路/搖曳的樹梢，一只喜鵲上下翻飛”（《在危機纏繞中走出希望》），如此描寫，敘事和情景交相輝映，融合一體。

 

“知更鳥，從黃昏黑色的陰影中飛出/嬗變的天空，布滿雷鳴閃電/通向北方的路，在火焰里不斷涅槃/遼闊的疆域，浩蕩而悲壯的旅程/又在黔西南跋山涉水，迎著霞光而去”（《思緒開始跨越千山萬水》），形象被賦予精準的言說，語言的把控能力悠然筆下。

 

從列舉的詩句中，不難看出，這部長詩集長征精神靈魂的升華與對紅色歷史的頌歌于一體，呈現了牧之對紅軍過境黔西南州這段歷史的形象化抒寫，體現出他深入了解長征精神本質的心里路程。詩如其人，牧之在寫作過程中，總是有自己的思維邏輯并以此寄寓著思想感情，他以回到歷史現場的寫作方法突顯創作意圖，構建起了長詩的結構骨架。

 

關于現實主義，恩格斯曾說：“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歷史敘事詩不但要有真實情節，也不可缺少典型人物來支撐結構。詩歌創作尤其是長詩創作是以形象來支撐結構的，詩人在謀篇布局過程中，重要的是去尋覓和發掘那些具有生動表現力的，特征突出鮮活的形象，再以詩意的言說詩化這些形象。我們不妨就此來看牧之在這部長詩里是如何表現的。

 

“大風起兮云飛揚/以血鑄劍，刻進骨髓和血脈的夢/驚醒了黔西南遍地的落花/在望謨一個叫觀文的陣地/斷臂的紅軍尖兵“老馬”/背靠一棵斷了枝丫的木棉樹/依然保持著射擊的姿勢/怒睜的雙眼，直流的鮮血/有落日的紅暈支撐脊骨/有紅色的圖騰將紅色的信念永恒高舉/有紅色的追尋磨礪著堅貞的百折不撓”（《有落日的紅暈支撐脊骨》），這是無名尖兵“老馬”的悲壯時刻，讀來感人至深。

 

“剛轉危為安，轉眼又危機四伏/飛機，飛機，快隱蔽，快隱蔽……/一聲聲急促而悠遠的呼喊/與飛機的掃射聲與轟炸聲交織/悠揚，震撼，無畏/隨后，一個女紅軍敏捷的身影/毫不猶豫撲在身邊受傷的紅軍身上/用自己的身軀為戰友筑起了生命的城墻/而她身負重傷，17塊彈片穿進她的身體/生與死在槍林彈雨中見證了奮不顧身的傳奇/她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氣/就像天空璀璨的星辰/照亮著長征漫漫的征途”（《思緒開始跨越千山萬水》），這其實是有真名實姓的女紅軍的英雄壯舉，至今還在黔西南大地上廣為傳頌。

 

這部長詩不僅突出描寫了英雄人物，襯托出英雄主義精神，還有意在筆下勾畫出如張明亮、陳登文、劉躍先、易宗禮等反面角色的丑惡嘴臉，映照詩歌寫作的張力，表現出長征途中的艱難險阻和曲折奮進的歷程以及鑄就的長征精神。可以說，牧之再現出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豐腴了長詩的內涵，支撐起了整體結構。

 

通讀整部長詩，我們會由衷感悟到長征勝利的偉大之處就在于有一個無比正確的革命理論和堅如磐石的革命信念，有一只堅持不懈、紀律嚴明、堅定不移、百折不撓、意志高度統一的隊伍，有一股前所未有的革命英雄氣概，有一種難以置信的革命毅力和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

 

現實主義詩歌寫作主要以寫實為主，但既然為詩，就難以完全寫實，其實真正稱得上現實主義的詩作，往往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同時存在于一體并相互映照。歷史敘事性的長詩之本，在于既要有歷史的厚度，也不可或缺詩人個體主體性的深度，其中詩人能否運用好“移情入境”的意境營造方式去創作是其主體性深度和能力的綜合表現。

 

當前，許多作家都面臨著寫作文學性和詩意欠缺的困境，詩歌寫作更是如此。怎樣打破這個寫作瓶頸，其實，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文學內部談作品的藝術品質，這才是文學創作的前提和根本所在，誠如別林斯基所言：“詩首先是詩”。這部長詩體現出的藝術品質，就在于牧之用現實主義寫作方法詩意地表現出了作品的文學性，從困擾作家心頭的困境泥淖中走了出來。

 

讓我們用長詩中的一些片段來印證“詩首先是詩”這個話題。“紅色的號令隨電波發出/一支紅色的利劍便拉滿了弓/穿過灑滿血跡的雨路，穿過彌漫的霧霾/一只叫著紅軍的雄鷹嘶鳴著/星夜兼程，飛過高山密林”（《江濤洶涌，折不斷闖灘的風帆》）；“與歲月來一場推心置腹的對話/我的思緒開始跨越千山萬水/把月光下洶涌澎湃的潮水/留在了馬嶺河峽谷中飛流直下的瀑布” （《思緒開始跨越千山萬水》）。

 

當然，這部長詩中諸如此類的詩句還有許多，比如前文提到過的“霞光相伴云朵，行進的紅/把對故鄉的牽掛與回望……”及“知更鳥，從黃昏黑色的陰影中飛出/嬗變的天空，布滿雷鳴閃電……”等等。這些詩意的句子就是牧之在現實主義寫作基礎上，運用“移情入境”的意境營造方式去創作，展現詩之為詩的最好證明。

 

1934年開始的那場偉大的長征，注定要成為一場紅色風暴，席卷起并打破了反動勢力的堅冰，以不可阻擋之勢給深處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帶來新的充滿希望的春天。牧之將黔西南州這個歷史化變動空間的“地域”與廣闊的長征歷史時空結合起來，在構思整體結構中呈現出整個長征的大動脈與途經黔西南州這個毛細血管發生的極其緊密的滲透關系。縱觀整部長詩的結構和內容，充分體現出作者對這段紅色歷史的認識能力、把握能力、概括能力和表現能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指出：“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他還說：“為什么中華民族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傳、頑強發展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華民族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總書記語重心長的講話為當代作家指明了在新時代中創作的方向。

 

當下，牧之就正在文藝座談會精神指引下，用詩意的抒寫，在紅色歷史和現實之間尋找出了紅色逶迤的精神契合點，借弘揚長征精神給新時代的讀者以永往無前的精神啟迪。他以筆下“長征的每一次前行/都是以勇氣藐視悲哀與無奈/都是以豐碑告訴現在與未來/長征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堅守永不放棄的信念/都是回蕩民族復興的吶喊”的詩句努力踐行著“舉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的詩歌創作方向。

 

“往昔已展千重錦，明朝更進百尺竿”。對這部飽含著“革命理想高于天”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于一體的長詩佳作，能否在民族紅色文化之林中崛起，我們滿懷希望，拭目以待！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