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詩精神的當代重構與智性遠征

——論顧偕長詩的多維闡釋及其藝術革新

 

作者：申君

 

在中國當代詩歌的星空中，顧偕的創作猶如一顆獨特的恒星，以其持久的光芒和巨大的能量吸引著文學界的目光。作為中國當代長詩創作的代表性詩人，顧偕的作品不僅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延續了漢語詩歌的史詩傳統，更在當今現代化語境中，開創了全新的詩歌范式。尤其在當代詩歌版圖上，顧偕以其恢弘的長詩創作，構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在詩壇普遍沉溺于碎片化抒情或個人化敘事時，顧偕卻選擇了以"千行萬行級"長詩為載體，構建起融合歷史哲學、時代精神與宇宙意識的詩性大廈。這種創作姿態不僅挑戰了現代漢語詩歌的體裁邊界，更重新定義了詩歌的思想容量，使其在中國當代詩壇普遍以抒情短章為主的背景下，顧偕竟能多年獨步天下，憑借恢弘長詩創作獨樹一幟，成為“東方史詩”的重要書寫者。他的作品不僅突破了傳統抒情詩的格局，更以哲學思辨、歷史縱深和時代精神構建起一座“詩性思想的圣殿”。無論是早年的《太極》（中國文學出版社1998年英漢對照版）、《國家交響曲》（中國青年出版社99年版）、《浦東交響曲》（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還是近年由廣州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行星·四重奏》，顧偕的詩歌既是民族精神的宏大敘事，又是人類命運的終極叩問，作品的智性光芒與史詩維度，使之其詩歌的精神高度與藝術造詣，均展現出了罕見的革命性突破?。本文試著將從思想內涵、藝術創新、文化價值三個維度，對顧偕的詩歌創作進行較為全面的評析。

 

一、思想內涵的深度探索

 

作為長詩傳統的重構者?，顧偕的詩歌理論核心是“啟智論”。他認為詩歌不僅是情感的抒發，更是思想的發現與真理的揭示。他拆解“詩”字為“言寺”，強調詩歌語言必須兼具虔誠與智慧，使讀者在審美體驗中抵達更高層次的認知。這一理論使他的作品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抒情，而成為“思想的詩化表達”。

 

在《行星·四重奏》中，他以宇宙視角審視人類文明，探討時間、生死、科技與信仰的終極命題；在《太極》中，他融合東方哲學與西方思辨，使詩歌成為跨文化的智性對話。這種“詩性哲學”的探索，使顧偕的詩歌不僅具有文學價值，更具備思想史的深度。

 

顧偕詩歌最顯著的特征就在于其深邃的思想性。在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他堅持詩歌的"啟智"功能，將詩歌創作提升至哲學思考的高度。這種思想性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

 

首先是對民族歷史的詩性重構。在《國家交響曲》這部6500行的鴻篇巨制中，顧偕以詩人特有的敏感和思想者的睿智，重新梳理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譜系。他筆下的歷史不是簡單的線性敘事，而是充滿張力的多維對話。詩中"青銅器上的銘文突然開始流動"這樣的意象，生動展現了歷史記憶的當代激活過程。

 

其次是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四千行的“大型思想抒情史詩組曲”《行星·四重奏》，堪稱顧偕思想詩歌的巔峰之作。在這部作品中，詩人將視野拓展至宇宙尺度，以行星運行為喻體，思考文明興衰的永恒命題。"每個紀元都是彗尾的塵埃/在光的絕對速度里緩慢老去"這樣的詩句，既體現了科學思維的詩性轉化，又飽含對人文價值的堅守。

 

第三是對傳統智慧的現代詮釋。其三十年前創作發表并引起詩壇震動的長詩《太極》（2400行），就集中展現了顧偕在這方面的艱辛探索，作品巧妙地將東方哲學與西方科學相融合，創造出了無數令人拍案叫絕的意象。那種跨越時空的智慧對話，使古老的太極思想至今仍在煥發出新的詩性生命力光芒。

 

顧偕的創作實踐表明：詩歌永遠可以是思想的道場，語言的圣殿，以及民族精神的史詩性表達。前面所述提出的"啟智論"詩學，就是要將詩歌從審美領域提升至認知維度。進而加強作品的顯著特質，使詩歌能夠富于更為深邃的思想性。這種極具思想體系的詩性建構?，在其新作《行星·四重奏》中，詩人以天體運行為喻體，頗為生動而深沉地探討了文明興衰的永恒命題，并使這種將科學思維與詩性智慧相結合的表述方式，開創性地形成了詩壇獨特的"宇宙人文主義"新視角。

 

二、藝術形式的創新突破

 

顧偕在詩歌藝術形式上的探索同樣值得關注。面對長詩創作這一極具挑戰性的領域，他進行了多方面的創新嘗試。

 

在結構方面，顧偕創造了"交響曲式"的詩歌結構。如《浦東交響曲》（15000行）的十個樂章，《廣州步伐》（7000行）的四卷十六章，分別對應歷史進程和改革開放的不同階段，每個樂章既獨立成篇，又與其他樂章形成和聲關系。這種結構既保證了長篇作品的邏輯完整性，又避免了單調重復的問題。

 

在語言層面，顧偕發展出獨特的"哲理性意象群"。他將抽象的思想轉化為可感的意象，如"時間的甲骨文在相對論里碳化"，既保持了哲學思考的深度，又不失詩歌的形象性。這種語言實驗極大地拓展了現代漢語詩歌的表現力。

 

在文體融合上，顧偕的嘗試尤為大膽。他在長詩中嵌入戲劇對白（《國家交響曲》第四章），化用學術論文的論證方式（《太極》的量子力學闡釋），甚至嘗試將多媒體元素引入詩歌文本。這些跨界實驗使他的作品呈現出鮮明的當代特征。

 

此外交響樂式的史詩結構?藝術突破，多聲部復調結構及其主題變奏，也使其作品呈現出了史詩般的壯闊感。這種在長詩形式上具有鮮明的“交響樂”特征，尤以?《浦東交響曲》?為改革開放之大背景，將中國城市發展史與人類文明進程交織，較為生動而形象地形成了“時代精神的詩性檔案”。而?《國家交響曲》?則更以民族命運為線索，融合歷史、神話、現實與未來，高度而完美地構建起了“東方精神的宏大敘事”。

 

顧偕這些長篇史詩的語言風格兼具雄渾與細膩，既有“歷史引力是縹緲的”（《行星·四重奏》）這樣的哲思警句，也有“挽歌的光穿透死亡”（《行星·四重奏》）那樣的意象張力，使詩歌在宏大敘事中，總是不失濃烈的抒情溫度。而所有這些在藝術形式的革命性突破?，和在詩歌創作上已然實現的多重創新，類似的結構革命不僅能使詩人的那些宏大篇章，一如"交響曲式"詩體和"星系結構"那樣，各章節既獨立成篇又相互呼應，在龐大的"哲理性意象群"里，還使豐富的語言實驗?，演化和發展出了一種全新的"思辨抒情體"，并能將邏輯論證融入所有的詩意表達。

 

三、文化價值的多元呈現

 

顧偕的詩歌創作具有多重文化價值，這些價值正在被越來越多的讀者和研究者所認識。從文學史角度看，顧偕填補了漢語詩歌"非敘事性史詩"的空白。在中國詩歌傳統中，史詩創作一直相對薄弱。而顧偕的長詩既不同于古代的敘事史詩，也有別于西方的英雄史詩，他開創的"思想型長詩"，為漢語詩歌增添了新的類型。

 

在精神啟蒙方面，顧偕的作品被青年讀者稱為"紙上的哲學課"。《行星·四重奏》已開始被多所高校列為通識教育讀本，這種將詩性智慧與理性思考相結合的文本，為當代人文教育提供了寶貴資源。

 

就文化傳播而言，顧偕的英文版作品如長詩《太極》等，也成為了海外研究中國當代文化思想的重要文本。這種跨文化傳播，使東方智慧的全球表達?，讓顧偕的作品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其他的《太極》英文版被作為國禮贈予外國政要，并被多國學術機構收藏，更證明了中國文化已能豐富多彩“走出去”的典范。顧偕這種將詩歌既扎根于東方哲學，又具備普世關懷的人文意味深厚的創作，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自是從中也都獲得了智性啟迪。他的創作理念已然影響了一批國際詩人，同時也促進了"智性詩歌"的跨國對話。這種跨文化的影響力，在當代中國詩人中，一樣是不多見的。

 

顧偕作品的獨特價值還體現在文學史意義?和精神啟蒙上，其開創的"思想型長詩"創作范式，填補了漢語詩歌"非敘事性史詩"的空白。在解構主義盛行的年代，顧偕一直獨立特行地堅持建構性寫作，其宏大敘事始終以個體體驗為根基，使詩歌未來的可能性?，充分于自身的探索和創作實踐中，為漢語詩歌的發展前進，開辟了新的可能路徑。這種堪為詩歌的終極使命?，無疑代表中國當代詩歌，在思想深度與藝術高度上，呈現出了較大的重要突破。顧偕不僅是一位詩人，更可以說是一位“用詩歌思考”的哲人。他的作品證明，真正的詩歌不僅是美的表達，更是真理的探索——它應當照亮人類的精神世界，成為文明進步的永恒見證。

 

在人工智能時代，尤其在信息碎片化的時代，顧偕用自身長久不懈的探索與實踐，已然證明了長詩創作仍然具有的強大生命力；在娛樂至上的普遍塵世氛圍中，他堅持詩歌的思想價值；在全球化的語境里，他努力追索本土智慧的現代表達。當語言日益淪為工具時，他的詩歌同樣也一再提醒我們：語言仍可以是存在的家園。那些鐫刻在長詩中的思想光芒，不僅照亮了過去與現在，更為未來的詩歌創作，堅定地樹立起了精神標桿。

 

2025.6.14～16于上海

 

作者申君，自由文學觀察與批評家，神學研究者。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