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山”到“山花”

——同源故事的藝術對比評析

 

作者：鶴望蘭

 

以張桂梅校長為原型的影視作品《我本是高山》（電影）與《山花爛漫時》（電視劇），通過不同媒介與敘事策略，共同呈現了這位“燃燈者”的傳奇人生。兩部作品雖同源卻異趣，在主題挖掘、人物塑造與藝術表現上形成互補，以下從對比視角展開分析。

 

一、從敘事結構方面看，表現為個體史詩與集體交響的差異

 

電影《我本是高山》采取了濃縮型傳記敘事，以張桂梅創建華坪女高的核心事件為主線，聚焦其個人信念與外部困境的對抗。影片通過“籌建學校—招募學生—突破阻力—高考突圍”的線性脈絡，強化張桂梅作為“超級英雄”的形象。

例如，海清飾演的張校長在風雨中站在泥濘工地、面對質疑者的凜然姿態，被鏡頭賦予了雕塑般的力量感。電影刻意刪減次要情節，甚至弱化部分現實細節（如與基層干部的摩擦），凸顯“理想主義VS功利主義”的二元對立，形成強烈的戲劇張力。

電視劇《山花爛漫時》則采用編年史式群像敘事，將張桂梅的故事置于改革開放后的教育扶貧框架中，通過多線并進展現系統性變革。劇集不僅描繪張桂梅的個人奮斗，更細膩刻畫了基層干部（如縣長、教育局長）、教師群體、學生家庭乃至社會各界的復雜互動。

例如，張桂梅與副縣長馬永強關于“免費教育可行性”的爭執、與民間資本代表姜大寶的博弈，均體現了政策落地與人性現實的多重碰撞。這種敘事使人物脫離“孤膽英雄”模式，更貼近真實生態。

 

二、從人物塑造方面來看，體現了神性與人性的雙重探索

 

海清版電影中的張桂梅以“去人性化”追求神性。通過外形極致消瘦、動作剛硬果決、語言短促有力的外在表現，傳遞出一種近乎苦行僧式的奉獻精神。影片中她拒絕情感軟弱，甚至在學生剪發風波中展現出不容妥協的嚴厲，塑造了一個“不近人情”的道德標桿。這種處理雖強化了崇高感，但也可能讓人物缺乏溫度。

而宋佳版電視劇中的張桂梅則強調“人性化的神性”。角色被賦予幽默感（如與好友調侃“墳頭蹦迪”）、脆弱面（如深夜翻墻家訪后的疲憊）和小倔強（如賴床逃避會議）。她不僅在操場上與學生共舞，還會蹲在地上與輟學女孩算經濟賬，甚至因“騙”學生回校而打欠條——這些細節將“七一勛章”獲得者拉回塵世，展現其“普通人”的一面。劇中她與基層干部的貓鼠游戲、與教師團隊的磨合，更凸顯其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的策略與智慧。

 

三、在主題表達方面，體現了信仰的抽象化與具象化

 

電影《我本是高山》將主題升華為“信念本身的力量”。影片通過反復出現的女子高生誓詞“我生來是高山，而非溪流”，將張桂梅的精神抽象為一種超越現實的符號化存在。電影中的學生形象多為面容模糊的群體剪影，個人故事被壓縮為符號（如山月之死僅作為背景板存在），凸顯集體命運與個人犧牲的宏大主題。這種處理雖震撼，但可能讓觀眾感到情感隔閡。

電視劇《山花爛漫時》的主題路徑則是將信仰具象化為可觸摸的行動。劇中張桂梅的每一個決策都有現實邏輯支撐：為谷雨墊付學費時計算“五萬換一生”的性價比；為招聘教師“綁架”教育局長軟磨硬泡；甚至為籌款向企業家低頭喝酒。這些場景將“共產主義信仰”拆解為具體的職業倫理與人性光輝，例如她與學生谷雨的互動不僅是救贖，更是對“知識改變命運”的生動詮釋。劇集中“買奶茶”“跳健身操”等生活化場景，進一步消解了英雄崇拜的距離感。

 

四、從藝術處理方面，體現了紀實美學與戲劇張力的平衡

 

電影導演鄭大圣采用粗糲的紀實美學，大量手持攝影、自然光運用與素人演員的本色出演，賦予畫面原始的沖擊力。例如，山區女孩們曬紅的臉、皴裂的手與泥濘的校舍形成視覺隱喻；而海清與小演員美朵達瓦的對手戲，通過特寫鏡頭捕捉眼神中的堅韌與迷茫，將情感直擊觀眾。電影克制配樂與煽情，甚至弱化張桂梅的疾病細節，避免落入苦情套路。

電視劇《山花爛漫時》在寫實基礎上融入輕喜劇元素，這樣戲劇處理則緩解了沉重議題。例如，張桂梅與媒婆的斗嘴、與基層干部的“斗法”均帶有黑色幽默色彩；而“熬夜看成績單圈出不及格學生”的細節，既展現其偏執性格，又透露出可愛人性。導演費振翔通過恢復家訪原址、還原方言環境（如東北口音與當地方言的碰撞）增強真實感，但亦通過舞臺化的沖突設計（如招商會上的激情演講）強化戲劇感染力。

 

五、從藝術表現對比啟示，折射出同源故事的不同時代回響

 

兩部作品共同指向張桂梅精神的核心——“以教育斬斷貧困代際傳遞”，但差異化的表達折射出創作理念的演進，電影更接近傳統英模敘事。

從“高山”到“山花”，張桂梅的故事在影視化過程中裂變為兩種生命形態：一是象征意義的精神豐碑，二是扎根現實的改革樣本。二者共同構成對中國共產黨人初心使命的藝術詮釋——前者如星辰璀璨，后者似春雨無聲，卻都在時代的土壤中綻放出不改的信念之花。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