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學：現代文學坐標上的璀璨星辰

 

作者：袁竹

 

引言：重識延安文學

 

延安文學，作為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學史上的獨特存在，宛如一座巍峨的豐碑，屹立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長河之中。它不僅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更是中國文學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坐標，對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脈絡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從歷史的維度審視，延安文學誕生于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抗日戰爭的烽火硝煙為其提供了廣闊的時代背景。延安，作為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吸引了眾多懷揣著革命理想與文學熱情的作家和藝術家。他們匯聚于此，以筆為武器，以文學為陣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偉大事業之中。在這片充滿希望與活力的土地上，延安文學應運而生，它承載著時代的使命，肩負著民族的期望，成為中國革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延安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版圖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它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重要階段，是連接五四新文學與新中國文學的橋梁和紐帶。五四新文學運動開啟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的進程，它倡導民主與科學，追求思想解放和文學創新，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延安文學則在五四新文學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和深化了文學的社會功能和時代使命。它緊密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關注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命運，以文學的形式反映社會現實，宣傳革命思想，激發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抗爭精神。延安文學的出現，使得中國現代文學更加貼近人民、貼近生活，具有更強的現實針對性和社會影響力。同時，延安文學也為新中國文學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培養了大批優秀的作家和文學人才，為新中國文學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延安文學的獨特之處還在于其具有鮮明的民族性與現代內涵。它既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又吸收了西方文學的有益元素，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的有機融合。在民族性方面，延安文學深入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將民間文學、傳統戲曲等藝術形式融入文學創作之中，展現了濃郁的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許多作品以民間故事、傳說為藍本，運用民間語言和傳統敘事方式，塑造了眾多生動鮮活的人物形象，反映了人民群眾的生活和情感。在現代內涵方面，延安文學積極傳播現代思想觀念，倡導民主、自由、平等的價值追求，關注人的解放和社會進步。它以現代的視角審視社會現實，對封建禮教、舊傳統進行批判和反思，同時也對新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進行探索和展望。

 

延安文學在文學形式和表現手法上也進行了大膽的創新。它打破了傳統文學的束縛，創造了許多新的文學樣式和表現手法，如新歌劇、秧歌劇、朗誦詩、街頭詩等。這些新的文學形式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群眾基礎，它們以通俗易懂、生動活潑的方式，迅速傳播革命思想，激發群眾的情感共鳴。新歌劇《白毛女》將西方歌劇的形式與中國民間音樂、戲曲元素相結合，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的藝術形式，成為中國新歌劇的經典之作；秧歌劇以其濃郁的生活氣息和群眾參與性，深受廣大群眾的喜愛，成為宣傳革命思想、鼓舞群眾斗志的有力武器。

 

延安文學所蘊含的人民性維度更是其核心價值所在。它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將人民的生活、情感和命運作為文學創作的源泉和主題。延安文學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工農兵形象，展現了他們在革命斗爭中的英勇事跡和精神風貌，表達了對人民群眾的深切關懷和贊美之情。作家們深入人民群眾的生活，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創作出了許多貼近人民、反映人民心聲的優秀作品。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以農民的生活為題材，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和生動有趣的情節，展現了農民在革命中的覺醒和成長，深受廣大農民群眾的喜愛。

 

延安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地位。它是中國文學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深入研究延安文學，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程，更能讓我們從中汲取豐富的營養和寶貴的經驗，為當代文學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啟示。

 

一、延安文學的獨特現代意味

 

1.1 民族性與現代內涵的交融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發軔，中國新文學宛如一顆破土而出的新芽，在時代的風雨中蓬勃生長。這場文學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勢，打破了傳統文學的桎梏，開啟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新紀元。在其發展進程中，新文學積極汲取西方文學的思想觀念與表現形式，同時深入挖掘中華民族自身的文學與文化精髓，呈現出民族化與中國化的發展態勢。這一趨勢并非偶然，而是中國文學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必然選擇，它使得新文學既具備現代文學的特質，又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形成了民族性與現代內涵交融的復合形態。

 

周揚，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理論家，對這一現象有著深刻的洞察。他指出，西方的現代文學和思想觀念在新文學發展過程中，已逐漸融入中國民族的血脈，成為中國民族自己的血和肉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他看來，“歐化與民族化并不是兩個絕不相容的概念”，二者在新文學的發展中可以相互融合、相互促進。五四時期，新文學所倡導的 “人的自覺” 觀念，并非單純的西方舶來品，而是與中國社會當時所普遍追求的人民的自覺和民族的自覺高度契合。這種契合表明，五四新文學的建構基礎具有雙重性，既是現代的，追求著民主、科學、自由等現代價值觀念，也是民族的，緊密聯系著中國的社會現實和民族需求。新文學通過對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映和對民族精神的挖掘，成為了建構獨立自強、民主科學的現代民族國家的重要文學表達。

 

到了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社會面臨著嚴峻的民族危機，民族主義思潮風起云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各抗日根據地以及后來的解放區成為了新文學發展的重要陣地。政治、文化等多種因素相互交織，共同推動著文學朝著更加自覺地融合民族性與現代內涵的方向發展。延安文學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它積極響應時代的召喚，在新的現代意義上對中國現代文學進行了大膽的創新與探索。

 

在思想層面，延安文學積極傳播革命思想和民族解放的理念，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許多作品以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為背景，展現了中國人民在民族危亡時刻的英勇抗爭和堅定信念。孫犁的《荷花淀》，通過對白洋淀地區抗日軍民生活的描寫，展現了人民群眾在戰爭中的堅韌與智慧，以及他們對民族解放的渴望和追求。小說中，水生嫂等婦女們在丈夫們奔赴抗日戰場后，不僅承擔起了家庭的重擔，還積極參與到抗日斗爭中。她們學會了射擊，配合子弟兵作戰，展現出了中國女性在戰爭中的勇敢和堅強。這種對人民群眾抗日精神的贊美，不僅體現了民族解放的主題，也展現了延安文學對時代精神的深刻把握。

 

在人物塑造方面，延安文學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新時代特征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既有鮮明的個性，又體現了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融合。趙樹理筆下的小二黑、小芹等人物，他們勇敢地沖破封建禮教的束縛，追求自由和幸福，展現了新一代農民的覺醒和抗爭精神。小二黑和小芹在面對封建家長的干涉和惡勢力的阻撓時，毫不退縮，堅決捍衛自己的愛情和幸福。他們的行為不僅是對個人自由的追求，更是對封建傳統的挑戰，體現了時代變革對農民思想的沖擊和影響。

 

在形式創新上，延安文學大膽借鑒和融合了民間藝術和傳統文學的形式，創造出了許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學形式。新歌劇《白毛女》將西方歌劇的形式與中國民間音樂、戲曲元素相結合，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的藝術形式，深受廣大群眾的喜愛?！栋酌返囊魳穭撟鳂O具特色，它廣泛吸收了各地民歌和地方戲曲的精華，如河北民歌《小白菜》、山西秧歌《撿麥根》等，并將這些元素進行精心加工與整合，使其戲劇音樂化，實現了民歌與各種地方戲劇音樂的完美融合。同時，為每個主要人物選定音樂主題，使戲劇與音樂緊密結合，通過音樂來塑造人物形象、推動劇情發展。在音樂表現手法上，還采用了和聲、齊唱、重唱和合唱等西方歌劇的元素，并使之與中國民族音樂風格相協調，成為具有 “中國氣派” 的歌劇的合理組成部分。趙樹理的小說采用評書體的敘事方式，語言通俗易懂，情節生動有趣，具有濃郁的民間色彩和民族風格。他的小說常常以農村生活為背景，通過講述農民們的故事，展現了農村的社會風貌和農民的思想情感。他運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語和民間故事，使小說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地方特色，深受廣大農民群眾的喜愛。

 

延安文藝界普遍認識到，這種新的文學狀態不僅是構建獨立民族國家文學的迫切需要，更是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繼承和發揚了五四新文學的傳統，同時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了創新和發展，體現了開放的民族性和現代內涵復合型價值觀念。這種觀念的形成，使得延安文學在世界文學的舞臺上展現出獨特的魅力，為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做出了重要貢獻。

 

1.2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塑造

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以及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確立，對延安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塑造延安文學獨特品格的關鍵因素。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先進的思想理論，自傳入中國以來，就對中國的革命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如何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使其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一直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重要課題。延安時期，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強調要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的歷史、文化、社會現實相結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一命題的提出，為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理論上的成熟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才能發揮其指導作用。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深入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充分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他對中國古代的哲學、文學、歷史等領域進行了廣泛的涉獵和深入的思考，從中挖掘出與馬克思主義相契合的思想元素。在他的著作中，常常引用中國古代的經典文獻和名言警句，用以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他引用《論語》中的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來說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需要不斷地實踐和應用；引用《孟子》中的 “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來說明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斗爭中需要經受住各種考驗和磨難。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建構了富有現代價值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這一理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中國的國情和文化傳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基本綱領。在政治上，主張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在經濟上，倡導實行 “節制資本” 和 “平均地權” 的政策，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在文化上，強調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毛澤東指出：“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薄斑@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薄斑@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p>

 

這一理論的提出，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明確的目標和方向，也為延安文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延安文學，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學，在觀念和創作中積極響應和踐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時代要求。作家們深入學習和領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將其融入到自己的創作中。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觀察和分析社會現實，創作出了許多具有深刻思想內涵和時代精神的作品。

 

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通過對農村土地改革運動的描寫，展現了中國農村社會的深刻變革，揭示了封建土地制度的腐朽和罪惡，以及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翻身解放的歷史必然性。這部作品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深入剖析了農村社會的階級結構和階級矛盾。小說中，作者通過對地主錢文貴等人物的刻畫，揭示了地主階級的貪婪和殘忍；通過對農民張裕民、程仁等人物的描寫，展現了農民階級的覺醒和反抗。作品生動地展現了土地改革運動對農村社會的巨大影響，以及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實現翻身解放的過程。

 

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以東北地區的土地改革為背景，描繪了農民在黨的領導下，與地主階級進行斗爭，最終獲得土地和自由的故事。小說中，作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展現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作品通過對趙玉林、郭全海等農民形象的塑造，展現了農民在土地改革中的成長和進步。他們從最初的膽小怕事、逆來順受，到后來在黨的教育和引導下，勇敢地與地主階級進行斗爭，成為土地的主人。這部作品不僅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文學創作中的生動體現。

 

延安文學還積極宣傳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通過文學作品向廣大群眾傳播新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許多作品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和生動形象的故事，宣傳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思想，激發了廣大群眾的愛國熱情和革命斗志。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以陜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講述了王貴和李香香在革命斗爭中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故事，歌頌了勞動人民的革命精神和美好愛情，同時也宣傳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和理念。這部作品在當時廣泛流傳，深受廣大群眾的喜愛，對推動革命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正是由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和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確立，延安文學才具備了鮮明的中國現代品格。它不僅在思想觀念上實現了與中國革命和社會發展的緊密結合，而且在創作實踐中展現出了獨特的藝術魅力和時代價值，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3 文學與政治的契合共生

在五四以來新文學發展的漫長歷程中，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始終是一個備受關注且充滿爭議的話題。中國現代文學與時代的現代化發展之間，既存在著相互呼應、相互促進的一面，又存在著一定的張力和矛盾。文學作為社會生活的反映和表達，不僅能夠敏銳地捕捉到社會情緒的變化，還能夠對社會現實進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中國文學的現代特征，既體現了中國現代社會情緒的藝術表達，又蘊含著對社會現實的理性思考和非理性情感的交織，以及這些情感和思考所賴以形成的各種根源。

 

而在延安時期，特別是 1942 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之后，延安文學與新民主主義政治與文化的意識形態要求呈現出了高度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并非偶然，而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下形成的。

 

延安時期，中國正處于抗日戰爭的關鍵階段，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異常尖銳。為了實現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的偉大目標，中國共產黨需要通過各種手段來凝聚人心、鼓舞士氣，而文學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力量，自然成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有力工具?！吨v話》的發表，為延安文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明確了文學要為人民大眾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宗旨。這一宗旨的提出，使得延安文學與當時的政治需求緊密結合在一起，成為了宣傳革命思想、推動革命事業發展的重要武器。

 

《講話》強調了文學的社會功能和政治使命，指出文學要為革命斗爭服務，要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這一觀點明確了文學與政治的緊密聯系，強調了文學在革命斗爭中的重要作用。

 

此時延安文學的現代發展和大眾化趨勢與意識形態之間，不再是一種單純的審美批判關系，而是呈現出一種同向發展、互為促進的緊密聯系。延安文學積極響應社會和政治的需求，通過生動的藝術形象和感人的故事情節，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激發廣大群眾的愛國熱情和革命斗志。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以解放區農村為背景，講述了小二黑和小芹沖破封建禮教束縛、追求自由婚姻的故事。這部小說不僅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鮮明的時代特色，而且通過對封建勢力的批判和對新思想的宣揚，有力地配合了當時的社會變革和政治斗爭。它讓廣大群眾在欣賞文學作品的同時，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教育，增強了對黨的信任和對革命事業的信心。

 

在當時正在進行新的強力社會整合和現代化話語建構的歷史語境中，延安文學與政治的這種緊密結合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列寧提出的 “黨的文學” 觀念，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嶄新建構中得到了創新性發展。延安文學的現代價值在意識形態的深層結構和思想表達中，呈現出一種黨的文學形態和美學特征。這種特征不僅體現在文學作品的主題、內容和思想傾向上，還體現在文學創作的方法、風格和藝術表現形式上。延安文學強調文學的真實性、典型性和教育性，通過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來反映社會現實，傳達革命思想，發揮文學的教育和引導作用。

 

在藝術風格上，延安文學追求樸素、自然、生動的表達方式，以貼近群眾的語言和形式，使文學作品更容易被廣大群眾接受和理解。許多作品采用民間故事、歌謠、戲曲等形式，融入了大量的民間文化元素，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采用陜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語言質樸、節奏明快，富有音樂性和感染力，深受當地群眾的喜愛。這種藝術風格的形成，既符合當時廣大群眾的審美需求，也有助于更好地傳達革命思想，實現文學的社會功能。

 

延安文學與新民主主義政治與文化的意識形態要求的高度契合，使其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不僅為革命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也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

 

二、人民性：延安文學的核心維度

 

2.1 面向工農兵和人民的文學導向

延安文學以其鮮明的 “工農兵文藝” 和 “人民文藝” 形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獨樹一幟。這一文學形態的形成，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發展歷程，它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文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社會面臨著嚴峻的民族危機，廣大工農兵群眾成為抗日救亡的主力軍。為了激發工農兵群眾的抗日熱情，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文學必須深入到他們中間，反映他們的生活和斗爭。同時，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的不斷擴大，需要一種新的文學來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需求，宣傳黨的政策和主張。在這樣的背景下，延安文學應運而生，其 “工農兵文藝” 和 “人民文藝” 形態逐漸形成。

 

延安文學的發展歷程，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實踐的過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延安文學已經開始關注工農兵群眾的生活，但在創作上還存在一些問題，如作品內容與工農兵群眾的實際生活脫節，形式上過于追求高雅，難以被廣大群眾接受等。1942 年，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為延安文學的發展指明了道路。此后，延安文學界積極響應《講話》精神，廣大作家深入工農兵群眾，體驗他們的生活，創作出了一大批反映工農兵群眾生活和斗爭的優秀作品，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

 

延安文學的 “工農兵文藝” 和 “人民文藝” 形態，具有高度的組織化和群眾化特征。在組織化方面，延安成立了許多文藝團體，如魯迅藝術文學院、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等，這些團體在黨的領導下，有組織地開展文藝活動，推動了延安文學的發展。魯迅藝術文學院培養了大批優秀的文藝人才，他們深入工農兵群眾，創作出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在群眾化方面，延安文學注重貼近群眾生活，采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使文學作品能夠被廣大群眾接受和喜愛。許多作品采用民間故事、歌謠、戲曲等形式，語言通俗易懂，情節生動有趣，深受群眾歡迎。新歌劇《白毛女》將西方歌劇的形式與中國民間音樂、戲曲元素相結合，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的藝術形式，深受廣大群眾的喜愛。該劇以其深刻的思想內涵、動人的故事情節和優美的音樂旋律，迅速在廣大群眾中傳播開來，成為宣傳革命思想、鼓舞群眾斗志的有力武器。

 

文學的工農兵方向對文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打破了傳統文學的精英化格局，使文學真正走向大眾。在這一方向的引領下，作家們開始將目光投向工農兵群體，深入挖掘他們的生活、情感和奮斗歷程，以文學的形式展現他們的精神風貌和革命精神。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以解放區農村為背景，講述了小二黑和小芹沖破封建禮教束縛，追求自由婚姻的故事。小說通過對農村生活的細膩描繪，展現了農民在革命浪潮中的覺醒和抗爭，深受廣大農民群眾的喜愛。這一方向的轉變，也為建構新的現代文學思潮和形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它促進了文學形式和內容的創新，民間藝術和傳統文學形式得到了重新發掘和運用，為延安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許多作品采用民間故事、歌謠、戲曲等形式，融入了大量的民間文化元素，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采用陜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語言質樸、節奏明快，富有音樂性和感染力，深受當地群眾的喜愛。

 

2.2 “人民” 概念的建構與人民性升華

“人民” 概念的建構是延安文學人民性維度的重要基石，其內涵在毛澤東的理論探索與實踐建構中不斷豐富和深化，實現了人民性的升華，對延安文學的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毛澤東對 “人民” 概念的探索始于中國革命的實踐。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他根據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務的變化，對 “人民” 的范疇進行了界定和調整。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毛澤東提出 “人民” 包括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不僅有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還包括了民族資產階級等愛國力量。他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指出：“我們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這個意義，是在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里原來就包括了的，因為工人、農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但是現在的情況，使得我們要把這個口號改變一下，改變為人民共和國。這是因為日本侵略的情況變動了中國的階級關系，不但小資產階級，而且民族資產階級，有了參加抗日斗爭的可能性。” 這一論述明確了抗日戰爭時期 “人民” 的范疇，體現了毛澤東對 “人民” 概念的動態理解和靈活運用。

 

隨著革命的推進，毛澤東對 “人民” 概念的思考更加深入。在革命勝利前夕，他提出了 “人民民主專政” 的政治命題，強調 “人民” 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體地位。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一闡述進一步明確了 “人民” 在新中國建設中的主體地位和重要作用，使 “人民” 成為了新中國的核心價值和精神支柱。

 

人民話語與工農兵話語存在著緊密的聯系，但又有著明顯的區別。工農兵話語主要從階級論的角度出發，強調工人、農民和士兵作為革命的主要力量，具有鮮明的階級屬性。而人民話語則具有更為廣闊的內涵和更強的包容性，它不僅包含了階級的屬性，還融入了民族的屬性。人民話語將無產階級和中華民族緊密聯系在一起，實現了階級與民族內涵的高度辯證綜合。這種綜合使得人民話語更能全面地反映中國革命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更能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共同為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奮斗。

 

在延安文學中，人民性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和升華。作家們深刻理解了 “人民” 概念的內涵和意義，將人民的生活、情感和奮斗作為創作的源泉，通過文學作品展現人民的偉大力量和崇高精神。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農村土地改革運動中農民的覺醒和斗爭，展現了人民群眾在革命中的主體作用。小說通過對農民張裕民、程仁等人物的刻畫，展現了他們在土地改革中的成長和進步。他們從最初的膽小怕事、逆來順受，到后來在黨的教育和引導下，勇敢地與地主階級進行斗爭，成為土地的主人。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生動地刻畫了東北農村土改時期農民的形象，反映了人民群眾對土地的渴望和對封建勢力的反抗。小說中的趙玉林、郭全海等農民形象，展現了他們在土地改革中的堅定信念和頑強斗爭精神。

 

這些作品不僅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而且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成為延安文學中人民性維度的經典之作。它們通過對人民生活的真實描繪，展現了人民的智慧、勇氣和力量，表達了對人民的贊美和敬意。同時，這些作品也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和奮斗精神，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2.3 文藝領域的人民本位彰顯

在文藝領域，人民本位思想猶如一根紅線，貫穿于延安文學的始終，成為其鮮明的特征和核心價值。毛澤東對《逼上梁山》的評價，猶如一盞明燈，照亮了文藝工作者們前行的道路，深刻體現了人民本位的思想。1944 年 1 月，毛澤東觀看新平劇《逼上梁山》后，在寫給編導楊紹萱、齊燕銘的信中，高度贊揚了該劇將歷史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真實面目。他指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及舊文學藝術中，人民卻被邊緣化，成為了被忽視的群體。而《逼上梁山》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局面，讓人民重新成為舞臺的主角，這具有革命性的現實意義。毛澤東的這一評價，不僅是對《逼上梁山》的肯定，更是對文藝創作中人民本位思想的強調，激勵著文藝工作者們要以人民為中心，創作出更多反映人民生活、展現人民精神的作品。

 

郭沫若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和思想家，也積極響應人民本位的理念。1945 年，他明確提出 “今天是人民的世紀，我們所需要的文藝也當然是人民的文藝”，這一觀點與延安文學的發展方向不謀而合。郭沫若認為，文藝應該以人民為本位，反映人民的生活和需求，為人民服務。他在自己的創作中，也努力踐行這一理念，通過作品表達對人民的關懷和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在歷史劇創作方面，郭沫若以其深厚的歷史底蘊和獨特的藝術視角，創作了許多具有深刻思想內涵的作品，如《屈原》等。這些作品以歷史為背景，借古諷今，表達了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和對人民的同情，激發了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抗爭精神。

 

周揚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于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報告《新的人民的文藝》，進一步明確了人民文藝的新特質。這種新的人民文藝以其強烈的人民性維度價值，成為新中國文藝或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藝的先鋒形態。周揚在報告中指出，新的人民文藝是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指導下發展起來的，它具有鮮明的人民性、革命性和時代性。它以人民的生活為素材，以人民的語言為表達方式，以人民的審美需求為導向，創作出了許多深受人民群眾喜愛的作品。這些作品不僅具有藝術價值，更具有社會價值，它們在宣傳黨的政策、鼓舞人民斗志、推動社會進步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延安文學中人民本位的體現，還表現在作家們深入人民群眾，體驗他們的生活，傾聽他們的聲音，用文學作品反映他們的喜怒哀樂。許多作家深入農村、工廠、部隊，與工農兵群眾打成一片，創作出了大量具有濃郁生活氣息和時代特色的作品。趙樹理的小說以農村生活為題材，語言通俗易懂，情節生動有趣，深受農民群眾的喜愛。他的小說常常以農民的日常生活為背景，通過講述農民們的故事，展現了農村的社會風貌和農民的思想情感。他運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語和民間故事，使小說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地方特色。孫犁的小說則以白洋淀地區的人民生活為背景，展現了人民群眾在抗日戰爭中的英勇斗爭和美好情感，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他的小說常常以細膩的筆觸描繪白洋淀的自然風光和人民的生活場景，展現了人民群眾在戰爭中的堅韌和樂觀。

 

這些作品不僅豐富了延安文學的內涵，也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它們以人民為本位，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和需求，展現了人民的偉大力量和崇高精神，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

 

三、延安文學對中國文學傳統的傳承與創新

 

3.1 新的民族形式變革與創造

在中國文學的歷史長河中，“鬼” 形象始終承載著豐富的文化意蘊與情感訴求。傳統文學中，“鬼” 或為冤魂托孤、或作幽冥隱喻，多以個體悲劇為核心，折射出封建倫理下人性的壓抑與掙扎。而延安文學創造性地將 “把鬼變成人” 升華為時代命題，突破了傳統文學的敘事邊界，在傳承文化基因的同時，賦予其革命性的現代內涵。

 

在延安文學的發展進程中，致力于新的民族形式的變革與創造始終是其重要的內在線索與動力源泉。延安時期的作家們身處民族危亡與社會變革的時代洪流之中，他們懷著強烈的使命感與創新精神，在文學創作中大膽探索，成功地創作了一系列具有深遠影響的現代經典作品，為中國文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

 

后期延安文學階段，在新的形式變革與文體創造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新的民族歌劇《白毛女》的誕生，堪稱中國歌劇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將西方歌劇的表現形式與中國民間音樂、戲曲元素巧妙融合，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的、具有濃郁中國民族特色的歌劇形式?！栋酌返囊魳穭撟鳂O具特色，它廣泛吸收了各地民歌和地方戲曲的精華，如河北民歌《小白菜》、山西秧歌《撿麥根》、秦腔、陜北道情滾板、河北梆子和花鼓、山西梆子、佛曲《目蓮救母》、河北念經調等等，并將這些元素進行精心加工與整合，使其戲劇音樂化，實現了民歌與各種地方戲劇音樂的完美融合。同時，為每個主要人物選定音樂主題，使戲劇與音樂緊密結合，通過音樂來塑造人物形象、推動劇情發展。在音樂表現手法上，還采用了和聲、齊唱、重唱和合唱等西方歌劇的元素，并使之與中國民族音樂風格相協調，成為具有 “中國氣派” 的歌劇的合理組成部分。

 

從音樂創作的角度來看，《白毛女》的成功之處在于它既保留了中國民間音樂的獨特韻味，又借鑒了西方歌劇的表現手法，實現了中西音樂文化的有機融合。以喜兒的音樂主題為例，其旋律素材主要來源于河北民歌《小白菜》，這首民歌原本表達的是一個失去母親的孩子的悲慘遭遇，旋律哀怨、凄婉。在《白毛女》中，作曲家對《小白菜》的旋律進行了改編和發展，使其更符合喜兒的人物形象和情感變化。當喜兒在黃家遭受苦難時，音樂主題以哀怨、悲憤的旋律為主，表現出她的痛苦和無奈；而當喜兒在共產黨的幫助下獲得解放時，音樂主題則變得激昂、歡快，展現出她對新生活的向往和喜悅。這種通過音樂主題來塑造人物形象、表達人物情感的手法，是西方歌劇常用的表現方式，而《白毛女》將其與中國民間音樂相結合，創造出了一種獨特的音樂語言。

 

在音樂表現手法上，《白毛女》還運用了和聲、齊唱、重唱和合唱等元素，增強了音樂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在 “北風吹” 這一場景中，喜兒的獨唱與合唱相互呼應，獨唱部分表達了喜兒對父親的思念和對新年的期盼，合唱部分則營造出了一種歡快、祥和的節日氛圍，兩者形成鮮明對比，使音樂更加富有層次感。在 “扎紅頭繩” 這一場景中，喜兒和楊白勞的對唱，通過重唱的形式，生動地展現了父女之間的深厚情感。而在 “大紅棗兒甜又香” 這一場景中，合唱部分以歡快的旋律和熱烈的節奏，表達了人民群眾對子弟兵的熱愛和感激之情。這些音樂表現手法的運用，使《白毛女》的音樂更加豐富多彩，也更好地傳達了作品的主題和情感。

 

除了音樂創作上的創新，《白毛女》的思想內涵也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它以佃農女兒喜兒的悲慘身世為線索，深刻地揭示了 “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 的主題，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在封建壓迫下的苦難生活以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翻身得解放的歷史進程。喜兒原本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少女，但在舊社會的壓迫下，她遭受了地主黃世仁的欺凌和迫害，被迫逃進深山，過著非人的生活，變成了 “鬼”。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社會里，喜兒得到了解放，把鬼變成了人。

 

喜兒的形象蛻變構成了這一主題的經典詮釋。傳統志怪小說中，“鬼” 往往被賦予超自然力量，用以消解現實矛盾；而在延安文學的語境下，“鬼” 不再是神秘的異己存在，而是舊社會制度下被剝奪基本生存權的勞苦大眾的具象化表達。喜兒從被迫害的少女到 “白毛仙姑” 的轉變，本質上是封建剝削制度將人逼入絕境的殘酷寫照。這種對 “鬼” 的現實主義解構，將個體命運與階級壓迫相勾連，既延續了傳統文學借鬼魅影射現實的批判精神，又通過階級分析的視角，將個人悲劇升華為群體抗爭的歷史寓言。

 

延安文學對 “把鬼變成人” 的書寫，更在于其對 “人” 的重新定義與建構。當喜兒在新社會重獲新生時，文學敘事不再停留于簡單的善惡對立，而是通過對 “人” 的政治覺醒與社會改造，完成了對傳統 “人性” 觀的超越。作品中，喜兒的解放不僅意味著脫離物質貧困，更象征著無產階級意識的覺醒 —— 從被壓迫的 “鬼” 到自覺抗爭的 “人”，其轉變過程深刻詮釋了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對傳統人本思想的創造性轉化。這種將個人解放與階級解放、民族解放相統一的敘事邏輯，打破了傳統文學 “因果報應”“清官救贖” 的封閉結構，構建起 “革命救贖” 的全新范式。

 

在藝術手法上，延安文學同樣實現了對傳統的創新性發展。以《白毛女》的戲劇形式為例，其既吸收了民間戲曲的唱念做打、程式化表演等藝術元素，又摒棄了傳統戲曲中 “才子佳人”“帝王將相” 的敘事窠臼，代之以工農群眾為主體的現實題材；在語言層面，作品大量采用陜北方言與民間歌謠，既保留了傳統文學的鄉土韻味，又通過口語化、大眾化的表達，實現了文學與群眾的直接對話。這種 “舊瓶裝新酒” 的創作策略，使延安文學在傳承民族藝術基因的同時，開創了服務革命實踐的新型美學范式。

 

延安文學對 “把鬼變成人” 的書寫，本質上是一場深刻的文學革命。它在傳承中國文學 “文以載道”“以情動人” 的精神內核基礎上，通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土化實踐，重構了文學與政治、文學與人民的關系。這種傳承與創新的辯證統一，不僅塑造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基本品格，更為中國文學如何扎根本土、回應時代提供了寶貴經驗。

 

3·2趙樹理小說：傳統與現代的融合典范

趙樹理的小說創作，堪稱延安文學語境下傳統與現代融合的卓越典范。他以獨特的藝術視角和創作手法，既扎根于中國文學傳統的深厚土壤，又積極融入現代思想與革命精神，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路徑。

 

在敘事結構上，趙樹理借鑒了傳統話本小說 “講故事” 的線性敘事模式，情節緊湊、脈絡清晰，極具可讀性。以《小二黑結婚》為例，故事以小二黑和小芹的愛情為主線，圍繞他們與封建勢力的斗爭展開，層層遞進，環環相扣。這種類似于章回體小說 “有頭有尾，疏密相間” 的敘事方式，貼合中國普通民眾的閱讀習慣，易于被大眾接受。但與此同時，趙樹理又賦予傳統敘事結構以現代內涵，他的故事不再局限于單純的情節獵奇或道德說教，而是通過對農村現實生活的細致描繪，揭示社會變革時期的階級矛盾和思想沖突，展現新政權給農村帶來的巨大變化，使傳統敘事服務于現代革命主題的表達。

 

人物塑造方面，趙樹理同樣巧妙融合傳統與現代。他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學中 “白描” 的手法，寥寥幾筆就能勾勒出人物鮮明的性格特征。如《李有才板話》中，通過李有才編的快板以及他與村民們的對話，將其機智幽默、敢于斗爭的形象生動展現。然而，趙樹理筆下的人物又不同于傳統文學中類型化、臉譜化的形象，而是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復雜的內心世界。這些農民形象不再是被動的被拯救者，而是在黨的領導下，逐漸覺醒并主動參與到社會變革中的新農民。他們既有傳統農民勤勞、樸實的品質，又在革命浪潮中煥發出新的精神風貌，實現了傳統人物形象的現代轉型。

 

語言風格上，趙樹理的貢獻尤為突出。他大量運用鮮活的農村口語、方言俚語和民間諺語，使作品充滿濃郁的鄉土氣息。例如，在《三里灣》中，人物的對話自然質樸，如 “模范不模范，從西往東看，西頭吃烙餅，東頭喝稀飯”，生動反映了農村的現實狀況和人們的思想觀念。這種對民間語言的運用，既傳承了中國文學 “接地氣” 的傳統，又打破了 “五四” 以來新文學與普通民眾之間的語言隔閡。同時，趙樹理并非簡單地堆砌方言，而是對其進行篩選和加工，使其在保持生動性的同時，更符合現代文學的表達規范，實現了民間語言的現代化改造。

 

趙樹理的小說創作，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與融合中，形成了獨特的 “山藥蛋派” 風格。他以農民的視角和語言，講述農民的故事，既滿足了人民群眾對文學的審美需求，又發揮了文學服務于革命、改造社會的功能。這種對傳統的繼承與創新，為中國文學在新時代的發展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借鑒，也讓趙樹理的作品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至今仍散發著獨特的藝術魅力。

 

3.3 孫犁小說對古典抒情傳統的現代轉換

孫犁的小說創作，在延安文學譜系中獨樹一幟，他以細膩的筆觸與詩意的表達，完成了古典抒情傳統的現代性轉換。不同于趙樹理聚焦現實斗爭的敘事路徑，孫犁將古典文學中 “感物吟志”“情景交融” 的抒情美學，融入對冀中平原抗日軍民生活的書寫，在戰火紛飛的時代背景下，構建出兼具傳統韻味與現代精神的詩意世界。

 

在情感表達層面，孫犁繼承了古典文學 “含蓄蘊藉” 的抒情傳統，卻摒棄了傳統文人的傷春悲秋與個人化愁緒，轉而將個體情感升華為對家國命運的深沉關切。以《荷花淀》為例，水生嫂送別丈夫時的欲言又止、縫衣針誤扎手指的細節，既延續了古典詩詞中 “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 的婉約抒情方式，又通過人物克制的情感流露，折射出抗日根據地群眾在民族大義面前的自我犧牲精神。這種將個人情感與時代洪流相融合的表達，打破了古典抒情文學的封閉性，賦予傳統抒情范式以現代革命情感的新內涵。

 

意象運用上，孫犁對古典意象進行了創造性轉化。荷花、蘆葦、月光等傳統文學中的經典意象，在他的筆下褪去了文人雅趣的色彩，轉而成為冀中水鄉軍民精神品格的象征?！恫善雅_的葦》中，“葦” 不再是古典詩詞中孤寂清高的意象，而是化作根據地人民堅韌不屈的精神圖騰 ——“仇恨是一個，愛是一個，智慧是一個”，借物詠志的手法既延續了古典文學 “托物言志” 的抒情傳統，又將其與抗日軍民的集體記憶相勾連，使自然意象承載起現代革命話語的精神內核。

 

語言風格上，孫犁的文字兼具古典詩詞的凝練與民間口語的鮮活，實現了語言層面的古今融合。他善于運用短句與白描手法，營造出如古典詩詞般的節奏感與畫面感，如《蘆花蕩》中 “葦子還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鉆，目標好像就是天上”，簡潔的語句既暗含《詩經》“蒹葭蒼蒼” 的意境，又通過賦予植物以人格化的 “狠勁”，傳遞出根據地人民蓬勃的生命力。同時，他吸納冀中方言的質樸表達，使作品充滿生活氣息，這種雅俗共賞的語言風格，既打破了古典文學語言的雅化傳統，又避免了新文學歐化句式的晦澀，開創了現代抒情小說的新范式。

 

孫犁對古典抒情傳統的現代轉換，本質上是一種革命浪漫主義的美學實踐。他以傳統抒情美學為根基，注入現代革命精神與人民立場，使文學在直面殘酷現實的同時，依然保有詩意的光輝。這種創作路徑不僅豐富了延安文學的審美維度，更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提供了獨特啟示 —— 傳統并非束縛創新的枷鎖，而是孕育新美學的文化母體，唯有在傳承中創新，方能讓文學在時代變革中煥發持久的生命力。

 

四、延安文學的價值與當代啟示

 

延安文學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不僅在革命年代發揮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重要作用，其蘊含的精神內核與創作理念，對當代中國文學發展與社會文化建設仍具有深遠的價值與啟示意義。

 

從文學本體角度看，延安文學開創了 “文學為人民服務” 的新范式，重塑了文學與大眾的關系。在延安時期，作家們走出書齋，深入工農兵生活，以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創作作品，使文學真正成為人民的精神食糧。這種創作理念打破了傳統文學精英化的桎梏，為文學注入了鮮活的生命力。在當代，盡管社會環境與創作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但 “以人民為中心” 的創作導向依然是文學繁榮發展的根本遵循。當下的文學創作應繼續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關注人民群眾的現實需求與情感體驗，創作出更多反映時代精神、引發大眾共鳴的優秀作品，避免文學淪為少數人的 “自說自話”。

 

延安文學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為當代文化傳承提供了寶貴經驗。如前文所述，趙樹理、孫犁等作家在作品中巧妙融合傳統與現代元素，既保留了民族文化的根脈，又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在全球化浪潮下，如何處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關系，成為當代文化建設面臨的重要課題。延安文學的實踐表明，傳承傳統文化并非簡單的復古，而是要立足當代社會需求，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性繼承與創新性發展，使其與現代價值觀念相融合，從而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這一經驗對當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從社會層面而言，延安文學所倡導的革命理想主義精神與集體主義價值觀，在當代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延安文學作品中，我們看到無數革命者與普通群眾為了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甘愿犧牲個人利益，這種崇高的精神境界與價值追求，在當今物質生活日益豐富但部分人精神世界相對空虛的背景下，能夠為人們提供精神指引，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同時，延安文學中展現的團結協作、艱苦奮斗的精神品質，也有助于凝聚社會共識，增強民族凝聚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

 

此外，延安文學在處理文學與政治關系上的探索，也能為當代文學發展提供啟示。延安文學強調文學服務于革命斗爭，但并非否定文學的審美特性，而是實現了政治性與藝術性的有機統一。在當代，文學創作同樣需要把握好與時代、與社會的關系，在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充分發揮文學的審美功能與社會價值，避免走向極端化的創作傾向。

 

延安文學的價值早已超越其產生的特定歷史時期，其蘊含的豐富精神財富與創作經驗，為當代中國文學發展、文化傳承與社會建設提供了多維度的啟示。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們應深入挖掘延安文學的價值內涵，將其優秀傳統發揚光大，推動中國文學與文化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作者簡介：袁竹，四川德陽人，作家、畫家、文藝評論家，逍遙畫派創始人，代表著作《中國當代名家畫集·袁竹》（天津人美版）；《中國高等藝術院校名師教學范本（二）·袁竹山水畫作品選》（河北美術版）。袁竹創作文學評論、小說、散文、詩歌等400余萬字，發表在“中國作家網”“精神文明報”“四川農村報”“少年先鋒報”等各大媒體。歌詞《石榴紅》榮獲金獎。 長篇小說《東升》《平遙世家》《地火長歌》在中國作家網“長篇連載”欄目連載。文學評論《四秩風華：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時代華章與未來新程》《從航海羅盤到數字星圖：中國文化出海的文明重構與范式革命》《新世紀蜀韻：四川作家筆下的文學版圖》《阿來：于藏地書寫中構筑文學的宏大宇宙》《〈賈平凹文選〉：當代文學靈魂的多棱折射》《于時光褶皺處，探尋人性微光 ——賈平凹長篇小說〈消息〉的深度剖析》等三十多篇論文被中國作家網發表，其中“中國作家網文學好書2024年度十佳”系列評論引關注。《作家網》發表《數字浪潮下，中國文化出海的星辰征途》《時代浪潮下的靈魂鏡像與文學回響——葉辛“知識分子心靈三部曲”》《大地與靈魂的敘事詩 ——論劉亮程及其作品的境界》《于文學星河中閃耀的星辰——探秘張俊彪》等文學評論。30余萬字長篇小說《東升》單行本由國家級出版社納入出版計劃，即將出版發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