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土根系與特區枝葉的精神交響

——論張俊彪文學創作的時空哲學與當代啟示

 

袁竹

 

一、時空坐標中的文化基因解碼：從黃土高原到經濟特區的精神遷徙

 

（一）地理詩學的雙重建構：革命歷史的在地化書寫與現代轉型的空間隱喻

張俊彪的創作生涯宛如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以獨特的地理空間為敘事載體，將黃土高原的革命記憶與特區的現代性經驗巧妙熔鑄，構建起獨樹一幟的 “地理詩學”。在其早期作品《血與火》系列中，隴東窯洞那堅實的夯土質感、彭德懷咀嚼糜子饃的生動場景，這些看似平凡的細節，卻如同一把把鑰匙，打開了通往革命歷史深處的大門，將宏大的革命敘事轉化為讀者可切實感知的生命體驗。

 

隴東窯洞，作為黃土高原獨特的居住形式，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它不僅是當地人民抵御惡劣自然環境的棲息之所，更是革命時期重要的戰略據點和生活空間。張俊彪在描寫窯洞時，細致入微地刻畫了其內部陳設、土炕的溫度以及墻壁上的斑駁痕跡，讓讀者仿佛能觸摸到那段歷史的滄桑。而彭德懷咀嚼糜子饃的畫面，則將革命領袖從高高在上的神壇拉回人間，展現出他們在艱苦斗爭歲月中與普通民眾同甘共苦的真實形象。糜子饃，這種由黃土高原上的糜子制成的粗糙食物，成為了革命艱苦卓絕的象征。它的存在，使革命歷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通過味覺、觸覺等感官體驗，深深烙印在讀者的心中。

 

這種書寫方式，將地域生存智慧與紅色敘事緊密地綁定在一起。它不是簡單地羅列地域景觀，而是深入挖掘地域文化背后的精神內核，通過飲食、居所等日常生活細節，將宏大的革命史轉化為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故事。在這個過程中，糜子饃的粗糙質地與革命斗爭的艱難困苦相互呼應，窯洞的冬暖夏涼則隱喻著紅色政權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擁有堅實的民心根基。張俊彪在《我的創作之路》訪談中曾深情地說道：“隴東的每一寸黃土都埋著故事，我寫的不是戰役本身，而是戰役中活人的呼吸。那些老兵說，彭總打仗時能三天三夜不睡，餓了就啃干硬的糜子饃，罵起娘來震得窯洞嗡嗡響 —— 這些細節比任何贊歌都更能讓人相信革命的真實。” 正是這種對細節的執著追求，使得《血與火》系列區別于同時期公式化的革命敘事，以獨特的 “地理詩學” 建構，為紅色歷史賦予了堅實的地域文化支撐。

 

與賈平凹的 “商州世界” 和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相比，張俊彪的地理書寫從一開始就展現出與眾不同的特質。賈平凹在《秦腔》中，以細膩而深沉的筆觸描繪了商州地區的風土人情和社會變遷，通過對傳統戲曲秦腔的衰落的描寫，深刻地反映了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式微，表達了對傳統文化消逝的無奈與悲哀。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則聚焦于黃土高原上青年的城鄉突圍，以孫少平和孫少安兩兄弟的奮斗歷程為主線，展現了普通人在時代浪潮中的掙扎與追求，以及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堅守。而張俊彪則將黃土高原視為 “精神根系”，而非封閉的 “文化孤島”。他的作品不僅僅局限于對地域文化的描繪，更注重挖掘地域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聯系和互動，試圖通過這種方式，展現出中國社會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變化和精神風貌。

 

當張俊彪的創作重心南遷深圳后，他的地理詩學實現了一次跨空間的創造性轉化。在《幻化》三部曲中，深圳國貿大廈那閃耀著現代光芒的玻璃幕墻與黃土窯洞那樸實無華的夯土墻形成了強烈的視覺對峙，深交所電子屏上不斷跳動的熒光與延安紡車那微弱的燭火構成了奇妙的時空疊印。這種鮮明的對比和奇妙的組合，不僅展現了不同地域文化之間的差異，更揭示了中國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傳統與現代的復雜糾纏。

 

在小說中，主人公李紅河在股市操盤的緊張間隙，腦海中時常浮現出延安的記憶。這些記憶并非簡單的懷舊，而是一種精神的回溯和連接。李紅河將改革實踐與革命傳統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深知，無論是革命年代的艱苦奮斗，還是改革時期的創新探索，其本質都是為了實現人民的幸福和國家的富強。電子屏上跳動的數字，代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活力與機遇；紡車轉動的圈數，則象征著革命年代的勤勞與堅韌。它們雖然形式不同，但在李紅河的心中，都是 “為人民謀幸福” 的不同時代注腳。

 

這種空間并置的手法，打破了傳統的線性時間觀，構建起 “革命初心 — 改革實踐 — 未來愿景” 的三維時空結構。通過這種結構，張俊彪將改革開放的時代命題置于更為廣闊的歷史背景中進行審視，使其獲得了更為深厚的歷史縱深和精神厚度。值得注意的是，張俊彪對空間意象的運用始終保持著辯證思維。他既不將黃土高原神化為遙不可及的 “精神原鄉”，也不將深圳塑造成完美無缺的 “現代烏托邦”。而是通過窯洞與寫字樓、紡車與電子屏等空間意象的相互映照，深入揭示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傳統與現代之間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復雜關系。

 

這與余華在《兄弟》中對改革開放的 “極端化” 書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余華以荒誕夸張的敘事手法，放大了時代的撕裂感，展現了社會轉型時期人們價值觀的巨大沖突和人性的扭曲。而張俊彪則以辯證的視角，探尋傳統與現代的共生之道。他相信，傳統與現代并非絕對的對立，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傳統的價值觀和精神力量在現代社會中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同時，現代的理念和技術也為傳統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文化基因的雙向賦能：信天游傳統與闖海精神的互文共生

黃土高原的 “信天游” 抒情傳統與特區的 “闖海精神”，在張俊彪的筆下宛如兩條奔騰的河流，相互交匯、相互激蕩，形成了獨特的精神互文。信天游，這種誕生于黃土高原的民間歌謠，以其高亢激昂的旋律、質樸真摯的歌詞，表達了當地人民對生活的熱愛、對愛情的向往以及對苦難的抗爭。它是黃土文化的重要象征，承載著黃土高原人民的情感和記憶。

 

在《曼陀羅》中，主人公林曉陽在股市暴跌、人生陷入困境之時，獨自吟唱 “山丹丹開花紅艷艷”。這一情節看似突兀，實則蘊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在這個關鍵時刻，信天游不再僅僅是一首簡單的歌曲，而是成為了林曉陽內心深處堅韌精神的寄托。它將鄉土中國的堅韌不拔、不屈不撓的精神注入到現代性困境之中，為林曉陽提供了戰勝困難的勇氣和力量。張俊彪在創作談中曾解釋道：“信天游不是我刻意加進去的‘文化符號’，而是我骨子里的東西。當年在深圳寫《曼陀羅》，看著窗外的高樓大廈，總想起隴東的山，想起那些老調子 —— 它們是困境中的精神支撐，是不會被市場經濟沖垮的根。”

 

信天游的高亢旋律，如同一股強勁的力量，沖破了現代社會的喧囂與浮躁，讓人們感受到了來自鄉土的質樸與純真；而 “哭嫁調” 的悲愴底色，則如同一首深沉的挽歌，訴說著生活的苦難與無奈，同時也蘊含著對未來的希望與憧憬。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感表達，構成了人物精神世界的雙重聲部。當商業文明的沖擊導致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崩塌時，鄉土文化的精神基因便成為了抵御異化的內在力量。這種轉化并非簡單的文化嫁接，而是通過對抒情方式的重構，使傳統民歌的精神內核與現代性焦慮形成了強烈的共振。正如小說中所寫：“那些老調子不是古董，是藏在血液里的勇氣。”

 

與此同時，深圳的 “闖海精神” 也反向激活了紅色記憶的當代生命力。在《省委第一書記》中，改革者陳陽 “殺出一條血路” 的果敢魄力，與《鏖兵西北》中彭德懷 “狹路相逢勇者勝” 的豪邁血性形成了跨越時空的對話。陳陽在推動國企改革的過程中，遭遇了重重阻力，但他始終堅定信念，勇往直前。深夜，當他在辦公室里為改革方案而苦苦思索時，閱讀《毛澤東選集》的細節，并非是為了迎合政治正確而刻意標榜，而是深刻地揭示了改革精神與革命精神的內在同構。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改革開放時期，都需要人們具備突破桎梏的勇氣、實事求是的智慧以及為民請命的擔當精神。

 

張俊彪刻意強化了這種精神譜系的延續性，他通過細膩的描寫和深刻的思考，展現了不同時代背景下人們為了實現理想和目標而不懈奮斗的精神風貌。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革命精神并非只存在于歷史的記憶中，而是在當代社會中依然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和引領作用。同時，特區的 “闖海精神” 也為紅色記憶注入了新的時代活力，使其在現代社會中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這種雙向賦能的創作方式，使張俊彪的作品擺脫了地域文學的封閉性和先鋒文學的無根性。黃土文化為特區敘事提供了堅實的精神根系，使其在現代性書寫中避免了價值虛無的困境；特區經驗則為紅色記憶注入了鮮活的時代活力，打破了革命敘事的固化模式，使其更加貼近現實生活。這與賈平凹后期作品中 “傳統文化自救” 的書寫形成了明顯的差異。賈平凹在《古爐》中，試圖以傳統文化的力量來化解現代性危機，強調傳統文化的救贖作用；而張俊彪則主張 “雙向賦能”，認為傳統與現代應該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在《幻化》三部曲的人物譜系中，理想主義者李紅河在改革浪潮中的精神掙扎、投機商人王深圳在追逐利益過程中的價值迷失，本質上都是兩種文化基因在個體身上的裂變與重構。李紅河懷揣著對理想的執著追求，投身于改革的洪流之中，但在面對現實的種種困難和誘惑時，他的內心也時常產生動搖和掙扎。王深圳則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為了追求財富和成功，逐漸迷失了自我，陷入了精神空虛的困境。這些人物的命運軌跡，展現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人們精神世界的復雜圖景，比路遙《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 “單向度” 的城鄉突圍更具現實復雜性。在路遙的筆下，城鄉沖突最終以孫少平 “堅守理想” 而達成和解；而張俊彪則直面文化碰撞中的價值撕裂與重構，展現了人性在復雜社會環境中的多面性和不確定性。

 

二、創作方法論的三次突破：從歷史解構到精神結晶的美學進階

 

（一）80 年代：紅色敘事的去魅化與微觀史學實踐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文壇正處于一個風云激蕩的變革時期。在那個 “高大全” 創作范式盛行的時代，文學作品往往將革命領袖塑造為完美無缺、不食人間煙火的神性符號，這種創作模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對革命先輩的崇敬之情，但也不可避免地使人物形象變得抽象、空洞，缺乏真實感和生命力。而張俊彪卻以其敏銳的文學洞察力和勇于創新的精神，率先打破了這種創作范式的束縛。他的作品《鏖兵西北》宛如一顆璀璨的新星，在當時的文壇上閃耀出獨特的光芒，開啟了紅色敘事的去魅化實驗。

 

張俊彪的這一實驗，核心在于將 “微觀史學” 的理念巧妙地融入文學創作之中。他深刻地認識到，革命領袖首先是普通人，他們有著普通人的情感、欲望和弱點。因此，他在創作中拒絕將革命領袖神化，而是通過一系列生動鮮活的生活化細節，努力還原他們作為 “人” 的本質。在《鏖兵西北》中，彭德懷元帥不再是那個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軍事統帥，而是一個有著鮮明個性和真實情感的人。他會在青化砭戰役前焦急地說出 “娘的，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 這樣看似粗鄙卻充滿力量的話語，這一細節不僅精準地捕捉到了軍事統帥在面臨重大戰役時的焦慮與擔當，更讓讀者感受到了彭德懷元帥的真實與親切。這種 “真實的粗糲”，遠比那些華麗空洞的贊歌更能彰顯歷史的可信度，使讀者能夠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輩們在艱苦歲月中的奮斗與犧牲。

 

為了確保這些細節的真實性，張俊彪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深知，文學的真實必須建立在扎實的歷史研究基礎之上。為了那句 “罵娘”，他不辭辛勞地尋找了三位當年的警衛員進行核實，當得到他們一致的肯定回答 ——“彭總急了真會這么說” 時，他才放心地將這一細節寫入作品中。這種對歷史真實性的執著追求，體現了張俊彪作為一名作家的嚴謹態度和責任感。

 

不僅如此，為了還原西北野戰軍的戰斗細節，張俊彪還進行了一次艱苦而意義非凡的徒步穿越隴東高原之旅。在這次旅程中，他尋訪了百余位老兵，用心傾聽他們的講述，記錄下那些被歲月塵封的感官記憶。“子彈穿過棉襖的焦糊味”“雪地里啃凍土豆的咯吱聲”，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卻構成了 “帶著體溫的歷史書寫”。它們讓讀者仿佛身臨其境，能夠真切地感受到戰爭的殘酷、戰士們的堅韌以及那段歷史的厚重。

 

張俊彪的這種創作方法論，對后來的紀實文學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楊顯惠的 “命運三部曲” 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楊顯惠在創作中同樣注重對歷史細節的挖掘和真實呈現，他通過對河西走廊地區歷史事件和人物命運的描寫，展現了特定歷史時期人們的苦難與掙扎。這種對歷史細節的關注，不僅豐富了文學作品的內涵，更使讀者能夠從微觀的角度去認識和理解歷史。

 

在思想解放的時代背景下，張俊彪的 “去魅化” 書寫具有更為深刻的意義。它本質上是對歷史真實的重新定義，他認為歷史不僅僅是宏大事件的編年體記錄，更是無數個體生命體驗的集合體。與同期的紅色敘事作家相比，張俊彪的獨特性不言而喻。他既不像部分作家那樣盲目地固守 “高大全” 范式，使作品陷入僵化和刻板；也不像一些先鋒派作家那樣，以 “解構歷史” 為噱頭，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沼。他以 “微觀細節” 為基石，重構了歷史的可信度，使歷史變得更加真實、豐滿、立體。

 

在《血與火》系列中，張俊彪通過對普通士兵家書的展示，讓讀者看到了他們在戰場上對家人的思念和牽掛；農家婦女送飯場景的描寫，則展現了人民群眾對革命的支持與奉獻；傷員的呻吟與歡笑，更是生動地體現了他們在戰爭中的痛苦與堅強。這些看似平凡的個體生命體驗，成為了歷史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張俊彪通過這種 “以小見大” 的書寫策略，成功地使革命歷史從抽象的政治符號轉化為具體可感的生命史詩。

 

更重要的是，張俊彪的作品暗含著對 “人民創造歷史” 這一偉大命題的深刻詮釋。他通過微觀細節的精心鋪陳，構建了一個 “領袖 — 士兵 — 民眾” 的三維歷史圖景。在這個圖景中，革命的勝利不再僅僅是領袖英明決策的結果，更是普通士兵英勇奮戰、廣大民眾無私奉獻的共同成就。領袖的智慧與決策引領著革命的方向，士兵的流血犧牲是革命勝利的直接力量，而民眾的支持與付出則是革命的堅實基礎。張俊彪打破了單一化的歷史敘事模式，為紅色文學創作開辟了一條充滿生機與活力的 “新寫實” 路徑。

 

這與余華在 80 年代的 “冷酷敘事” 對歷史的解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余華以《十八歲出門遠行》為代表的作品，以獨特的敘事方式打破了傳統敘事邏輯，展現出一種對歷史和現實的冷峻審視。而張俊彪則始終堅守歷史的溫度，他通過對歷史細節的挖掘和呈現，讓讀者感受到革命先輩們的熱血與情懷，使歷史變得更加真實可信、溫暖感人。

 

（二）90 年代：人性光譜的多棱鏡建構與權力異化的心理詩學

進入 90 年代，中國社會經歷著深刻的變革，市場經濟的蓬勃興起和社會結構的急劇轉型，給人們的生活和思想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在這個充滿機遇與挑戰的時代背景下，張俊彪敏銳地捕捉到了社會變革對人性的深刻影響，他的創作重心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轉變，開始深入勘探人性的復雜性以及社會轉型期人們所面臨的精神困境。《幻化》三部曲便是這一時期他的代表作，這部作品猶如一面多棱鏡，全方位地折射出人性的光輝與陰暗、美好與丑惡，構建起了當代文學中極為罕見的復雜人物譜系。

 

在《幻化》三部曲中，張俊彪塑造了一系列個性鮮明、形象豐滿的人物形象。理想主義者李紅河，懷揣著對理想的執著追求，積極投身于改革的浪潮之中。他堅信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為人民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然而，現實卻充滿了重重困難和挑戰，他在改革的道路上屢屢碰壁，不斷遭受挫折。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堅守著自己的初心，不屈不撓地與命運抗爭。他的內心世界充滿了矛盾與掙扎，一方面是對理想的堅定信念，另一方面是現實的殘酷打擊，這種內心的沖突使他的形象更加立體、真實。

 

投機商人王深圳則是另一種典型形象。他善于鉆營，憑借著自己的精明和不擇手段，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迅速暴富。然而，物質上的富足并沒有給他帶來真正的幸福和滿足，反而使他陷入了精神空虛的深淵。他在追逐利益的過程中，逐漸迷失了自我，忘卻了生活的真正意義。他的內心充滿了貪婪、欲望和恐懼，為了獲取更多的財富和權力，他不惜犧牲自己的道德和良知。王深圳的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市場經濟對人性的腐蝕和扭曲，以及人們在追求物質利益過程中所面臨的精神危機。

 

傳統文人張硯秋則固守著清高的姿態，試圖在現代社會中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和精神追求。然而，他卻難以適應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在現實面前屢屢碰壁。他的思想和行為方式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這使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痛苦之中。他既不愿意隨波逐流，又無法找到與現代社會和諧相處的方式，這種矛盾的處境使他的形象充滿了悲劇色彩。

 

現代女性林曉陽則勇敢地追求獨立和自由，她渴望在事業和愛情上都能實現自己的價值。然而，在這個充滿誘惑和挑戰的社會中，她卻在情感與利益的漩渦中苦苦掙扎。她面臨著愛情與事業的兩難選擇，既要追求自己的夢想，又要面對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壓力。她的內心充滿了矛盾和迷茫，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林曉陽的形象展現了現代女性在社會轉型期所面臨的困境和挑戰，以及她們為了追求自我價值所付出的努力和代價。

 

在這些人物形象中，對 “權力異化” 的心理詩學書寫尤為突出。省委書記趙東方原本是一位充滿理想和抱負的改革先鋒，他懷揣著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積極推動各項改革措施的實施。然而，在權力的誘惑和腐蝕下，他逐漸迷失了自我，陷入了腐敗的泥潭。張俊彪將趙東方的蛻變過程處理為一個 “溫水煮青蛙” 式的心理漸變過程，而非簡單的道德審判。小說詳細地描摹了他的心理軌跡：最初，他為了推動改革而不得不 “適度變通”，在這個過程中，他逐漸嘗到了權力帶來的便利和誘惑。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欲望越來越膨脹，開始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最終陷入了腐敗的深淵無法自拔。

 

這種書寫方式超越了同類反腐文學常見的口號化傾向，深入到了權力倫理的核心命題。與當下一些反腐題材作品如《人民的名義》相比，張俊彪的作品更具人性深度。《人民的名義》以鮮明的 “正邪對立” 來推動敘事，通過展現正義與邪惡之間的激烈斗爭，弘揚了正能量。而張俊彪則以 “同情的理解” 來描摹權力異化的必然性與偶然性，他深入剖析了趙東方內心的矛盾和掙扎，讓讀者看到了一個原本正直的人是如何在權力的漩渦中逐漸迷失自我的。這種對人性的深入挖掘，使作品更具思想深度和藝術感染力。

 

與余華在《許三觀賣血記》中對人性的 “零度情感” 書寫不同，張俊彪拒絕以一種冷漠、旁觀的態度來對待筆下的人物。他以一顆悲憫之心，審視著人性在社會變革中的掙扎與無奈。他理解人物的痛苦和困惑，對他們的命運充滿了同情和關懷。與賈平凹在《廢都》中對權力與欲望的 “頹廢式” 書寫相比，張俊彪的作品更具現實批判的力度與建設性。《廢都》以一種頹廢、荒誕的方式展現了社會轉型期人們的精神困境和道德淪喪，而張俊彪則通過對人物命運的描寫，揭示了社會問題的根源，并試圖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張俊彪在訪談中坦言：“我寫趙東方，不是要簡單地批判他這個人，而是要深刻地批判權力對人性的腐蝕。很多改革者都是帶著理想和信念上路的，但在權力的漩渦中，稍有不慎就會迷失方向。這是轉型期中國必須面對的一個嚴峻問題。” 他的這番話深刻地揭示了他創作的初衷和意圖，也使《幻化》三部曲具有了更為深刻的社會意義和現實價值。這部作品不僅是對人性的一次深刻探索，更是對社會現實的一次有力批判和反思。

 

（三）21 世紀：晚年寫作的晶體化表達與生命哲學凝練

21 世紀初，命運的陰霾悄然籠罩了張俊彪。眼疾的困擾如同一道沉重的枷鎖，限制了他的創作視野，迫使他不得不放棄以往宏篇巨制的創作方式，轉而投身于短章寫作。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種創作形式的轉變，非但沒有阻礙他的文學創作之路，反而成為了他美學風格蛻變的契機，催生出一種獨特的 “晶體化” 表達特征。

 

在這一時期，張俊彪創作了《隱在心中的高山大河》《生命的對話》等一系列作品。這些作品宛如一顆顆璀璨的晶體，以其簡潔而深邃的語言、豐富而深刻的內涵，將他一生的時空體驗、生命感悟濃縮其中。“窯洞的燈光比深圳的霓虹更亮”，這句看似簡單的話語，卻蘊含著深刻的生命哲學。它并非是對過去和現在的簡單比較，也不是對傳統與現代的片面評判，而是將地域體驗升華為對生命本質的深刻思考。窯洞的燈光，那昏黃而溫暖的光芒，象征著精神的堅守與心靈的寧靜，它是張俊彪在黃土高原上成長歲月的精神寄托，代表著一種質樸、純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追求；而深圳的霓虹，那絢麗多彩卻又略顯浮躁的光芒，代表著時代的機遇與物質的繁華，它是現代社會的象征，展現了經濟發展帶來的物質豐富和生活便利。二者的對比，深刻地揭示了現代性進程中精神與物質之間永恒的張力。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人們往往在追求物質享受的過程中，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園，而張俊彪的這句話，猶如一聲警鐘，提醒著人們要時刻保持對精神世界的關注和追求。

 

張俊彪在晚年創作談中曾感慨地說：“眼瞎了，心卻更亮了。以前寫長篇，總想把所有細節都寫進去，現在只能寫最核心的東西 —— 那些藏在心底的高山大河，那些支撐我走過一生的精神力量。黑暗讓我看清了內心的光。” 這段話深刻地體現了他在創作理念上的轉變。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生活閱歷的豐富，他逐漸認識到，文學的真正價值不在于形式的華麗和內容的繁雜，而在于能否準確地傳達出作者內心深處的情感和思想。因此，他在晚年的創作中，摒棄了復雜的敘事結構和華麗的修辭技巧，以極簡白描的筆法直擊事物的本質。這種 “減法寫作” 的方式，使他的作品更加簡潔、凝練，富有感染力，也更加貼近生活的真實。

 

這種 “晶體化” 的表達風格，暗合了海德格爾 “詩意棲居” 的美學理想。海德格爾認為，人類應該在大地上以一種詩意的方式存在，與自然、與世界和諧相處。張俊彪的作品正是這種美學理想的生動體現。他通過對生活中細微事物的觀察和感悟，挖掘出其中蘊含的深刻哲理和生命意義，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能夠感受到一種寧靜、深遠的詩意。同時，這種風格也標志著張俊彪對文學本質的返璞歸真。他不再追求外在的宏大敘事和表面的形式創新，而是更加注重內在的精神沉淀和情感表達。他用簡潔的文字，描繪出生活的美好與艱辛，展現出人性的光輝與弱點，使讀者能夠在平凡的生活中發現不平凡的價值。

 

與巴金晚年的《隨想錄》相比，張俊彪的晚年寫作更注重地域經驗與生命哲學的融合。巴金的《隨想錄》以深刻的懺悔意識，對歷史進行了反思和批判，表達了對人性的呼喚和對真理的追求。而張俊彪則以自己獨特的地域文化背景為依托，將黃土高原的精神底蘊與現代社會的生活體驗相結合，探討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與汪曾祺晚年的散淡美學相比，張俊彪的作品更具思想深度。汪曾祺的作品以其散淡、閑適的風格，描繪了生活中的種種美好，展現了一種豁達、樂觀的人生態度。而張俊彪則在散淡的文字背后，蘊含著對社會、對人生的深刻思考，他的作品既有對生活的熱愛，也有對現實的批判。與賈平凹晚年的《山本》相比，張俊彪的 “減法寫作” 更顯純粹與深刻。賈平凹的《山本》依然執著于構建地域史詩，通過宏大的敘事和復雜的人物關系，展現了地域文化的豐富內涵。而張俊彪則以簡潔的語言和深刻的思想，將一生的體驗濃縮為精神結晶，使作品更具穿透力和感染力。

 

張俊彪的晚年寫作，為中國作家的晚年美學提供了一個 “從絢爛到平淡” 的獨特范例。他用自己的創作實踐證明，即使在身體條件受限、創作環境不利的情況下，作家依然可以通過對文學本質的深刻理解和對生活的敏銳感悟，實現藝術上的自我超越。他的作品不僅是對自己一生創作生涯的總結和升華，更是對后來者的啟示和激勵，讓人們看到了文學創作的無限可能性和作家在不同人生階段所展現出的獨特魅力。

 

三、文學倫理學的當代啟示：在市場浪潮中建構精神坐標系

 

（一）真實性原則的雙重守護：史料考據與情感本真的統一

在當下文學創作的多元格局中，張俊彪對真實性原則的堅守，宛如一座巍峨的燈塔，為文學的海洋指引著正確的航向。在這個流量寫作與虛假敘事甚囂塵上的時代，許多作品為了追求短期的商業利益，不惜犧牲真實性，以夸張、扭曲的情節和人物形象來吸引讀者的眼球。然而，張俊彪卻始終如一地秉持著對歷史和文學的敬畏之心，將 “史料真實” 與 “情感真實” 相統一，為文學創作樹立了一座難以逾越的標桿。

 

張俊彪對史料考據的執著追求，達到了近乎偏執的程度。在創作《鏖兵西北》時，為了考證青化砭戰役的具體地形，他不顧路途的遙遠和艱辛，徒步百里穿越隴東高原。在這片曾經灑滿革命熱血的土地上，他一步一個腳印地丈量著歷史的痕跡，用心去感受當年戰役的激烈與殘酷。每一處山川的走向、每一條河流的分布，他都進行了細致入微的考察，力求在作品中呈現出最真實的戰役場景。

 

為了還原彭德懷的語言風格，張俊彪不辭辛勞地走訪了數十位曾在彭德懷身邊工作的老兵。他與這些老兵們促膝長談，傾聽他們講述與彭總相處的點點滴滴，從他們的回憶中捕捉彭德懷獨特的語言習慣和個性特點。這些老兵們的講述，為他的創作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使他筆下的彭德懷形象更加生動、鮮活，仿佛從歷史的長河中走來，真實可觸。

 

在核實歷史細節的過程中，張俊彪展現出了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對真理的不懈追求。他查閱大量的檔案文獻，從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中尋找確鑿的證據，以確保每一個細節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他甚至不惜與史學專家爭論，只為了追求歷史的真相。在他看來，文學不能篡改歷史，歷史是文學的根，只有根基深厚，文學之樹才能枝繁葉茂。他在《文學的真實》一文中深情地寫道：“我寫《鏖兵西北》，光老兵訪談記錄就有十幾本，每一場戰役的時間、地點、兵力部署，都要反復核實 —— 我不敢辜負歷史，更不敢辜負那些犧牲的先烈。” 這種對歷史的敬畏之情，貫穿了他的整個創作生涯。

 

更難能可貴的是，張俊彪不僅僅滿足于史料的真實，他還將史料真實與情感真實有機地統一起來，避免了紀實文學常見的 “史料堆砌” 與 “情感空洞” 的弊病。在創作《省委第一書記》時，他深入調研國企改革的政策背景和社會矛盾，不僅了解了改革的宏觀層面，還關注到了改革對普通工人生活的具體影響。他花費大量時間與改革者、普通工人交流，用心去捕捉他們的喜怒哀樂、焦慮迷茫。

 

小說中，工人老王面對下崗時的憤怒與無助，是那個時代無數工人真實情感的縮影。老王為企業奉獻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卻在改革的浪潮中面臨下崗的困境，他的內心充滿了對未來的恐懼和對命運的無奈。張俊彪通過細膩的描寫，將老王的情感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讓讀者能夠深切地感受到他的痛苦與掙扎。而改革者陳陽推動改革時的壓力與堅持，也源于真實的情感體驗。陳陽深知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在推動改革的過程中，他面臨著來自各方的阻力和質疑，內心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然而，他始終堅定信念，為了實現改革的目標而不懈努力。張俊彪通過對陳陽內心世界的深入挖掘，展現了他作為改革者的擔當和勇氣。

 

這種 “情感真實” 讓歷史敘事獲得了溫度與生命力，使讀者能夠更加深入地理解歷史事件背后的人性和情感。當被問及為何拒絕修改 “不完美英雄” 以迎合評獎時，張俊彪的回答斬釘截鐵：“文學的獎杯應該鑄在讀者心里，而非評審的表格上。” 他的這番話，體現了他對文學創作的堅定信念和對讀者的高度負責。在他看來，文學的價值在于真實地反映生活，觸動讀者的心靈，而不是為了追求獎項而刻意迎合某些標準。

 

張俊彪對真實性原則的堅守，為當下文壇提供了對抗浮躁、拒絕媚俗的精神錨點。在當下的 “流量寫作” 中，歷史被戲說、人性被標簽化，部分 “新歷史小說” 為了博眼球而篡改革命史，部分 “爽文” 將權力斗爭簡化為善惡對決，這些現象嚴重損害了文學的品質和尊嚴。而張俊彪的實踐證明，文學的生命力在于真實，唯有堅守 “史料真實” 與 “情感真實” 的統一，才能在市場浪潮中站穩腳跟。

 

這對近年來興起的 “新國潮” 寫作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新國潮” 不是簡單的文化符號堆砌，而是基于真實歷史與情感的創造性轉化。張俊彪對信天游傳統的現代性運用，正是 “新國潮” 寫作的典范。他將信天游這一古老的民間歌謠與現代社會的生活場景相結合，使其煥發出新的活力和魅力。在他的作品中，信天游不再是一種簡單的文化符號，而是成為了表達人物情感、展現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載體。通過對信天游的巧妙運用，他成功地將傳統與現代有機地融合在一起，為 “新國潮” 寫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二）價值立場的中道智慧：在純文學與市場化間開辟第三道路

在當代文學的發展歷程中，“純文學” 與 “市場化” 的二元對立一直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許多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往往面臨著艱難的抉擇：是追求文學的藝術性和思想性，堅守純文學的陣地，還是迎合市場需求，追求商業利益的最大化？張俊彪以其獨特的創作理念和實踐，創造性地提出了 “第三道路”，為這一困境提供了全新的解決方案。

 

張俊彪認為，純文學的虛無與市場化的媚俗，都是對文學的背叛。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既肩負著探索人類精神世界、表達深刻思想的使命，又需要與讀者建立緊密的聯系，具有一定的可讀性和傳播性。因此，他主張在形式探索與讀者接受、藝術追求與市場傳播之間尋找平衡點，實現文學的藝術性與市場性的有機統一。

 

《曼陀羅》便是這種 “中道智慧” 的典型體現。這部小說采用了先鋒文學的三界敘事結構，將現實世界、記憶世界、幻想世界巧妙地交織在一起。通過時空交錯、視角轉換等形式創新，張俊彪成功地展現了現代都市人的精神困境，使讀者能夠深入地洞察到人物內心深處的矛盾與掙扎。在現實世界中，主人公東方慧面臨著職場的競爭、情感的糾葛和生活的壓力，他在繁華的都市中迷失了自我，陷入了精神的迷茫。在記憶世界中，他回憶起自己的童年、成長經歷以及與親人、朋友的點點滴滴，這些回憶成為了他心靈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而在幻想世界中，他與神靈對話，探索生命的奧秘和意義，展現出對超越現實的精神追求。

 

同時，作品又蘊含著警世勸善的傳統主題，通過主人公的命運沉浮，探討了金錢、權力、情感的價值排序，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與可讀性。東方慧在追求金錢和權力的過程中，逐漸迷失了自我，陷入了道德的困境。他與幾位女性之間的情感糾葛，也揭示了人性的復雜和脆弱。通過對這些情節的描寫，張俊彪引導讀者思考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以及在現實生活中如何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和精神追求。

 

這種創作策略使《曼陀羅》既獲得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其敘事結構被視為當代文學形式探索的重要案例，成為學者們研究的對象；又受到普通讀者的廣泛喜愛，小說中的人物命運、情感糾葛引發了社會的廣泛討論，引起了讀者的強烈共鳴。讀者們在閱讀過程中，不僅被小說的精彩情節所吸引，還能夠從中獲得深刻的人生啟示。

 

在《幻化》三部曲中，張俊彪同樣踐行了 “第三道路” 的創作理念。他以史詩般的格局書寫時代轉型，展現了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巨大變革和人們思想觀念的深刻轉變。小說中，他塑造了眾多性格鮮明、形象豐滿的人物形象，通過他們的命運起伏，展現了時代的風云變幻。同時，他不拒斥通俗文學的敘事張力，巧妙地運用懸念、沖突等敘事手法，使小說情節跌宕起伏，引人入勝。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仿佛置身于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感受到了時代的脈搏和人們的奮斗精神。

 

在《省委第一書記》中，張俊彪深入探討權力倫理，揭示了權力的本質、權力的運行機制以及權力對人性的影響。他通過對省委書記趙東方從改革先鋒到腐敗分子的蛻變過程的描寫，深刻地剖析了權力的兩面性和人性的脆弱性。然而，他避免了說教式的表達，而是通過生動的情節和細膩的人物刻畫，讓讀者自己去思考和感悟。這種平衡使其作品在學術研究與大眾傳播中獲得雙重認可，既為學術界提供了研究權力倫理的重要文本，又為普通讀者提供了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內涵和現實意義的文學作品。

 

與余華 “先先鋒后通俗” 的轉型不同，張俊彪始終堅守 “第三道路”。余華以《活著》為轉折點，實現了從先鋒到通俗的轉向，前期作品注重形式探索和實驗，后期作品則更側重于故事性和可讀性。而張俊彪則在《曼陀羅》等作品中，同時兼具先鋒性與通俗性，他將先鋒的敘事技巧與通俗的主題相結合，創造出了一種獨特的文學風格。

 

與賈平凹 “純文學為主、兼顧市場” 的策略相比，張俊彪的 “雙向平衡” 更顯自覺與成熟。賈平凹的作品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獨特的地域特色著稱，他在創作過程中，更注重文學的藝術性和思想性，同時也會考慮到市場的需求。而張俊彪則更加明確地追求藝術性與市場性的平衡，他在作品中既注重形式創新和思想表達，又注重讀者的閱讀體驗和市場的反饋。

 

當下文學界仍存在 “純文學鄙視市場”“市場化文學放棄藝術追求” 的二元對立，這種對立不僅限制了文學的發展，也使許多優秀的作品難以被讀者所發現。張俊彪的實踐打破了這種思維定式，證明文學的藝術性與市場性并非天敵，而是可以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近年來部分 “現實題材爆款小說”，如《人世間》的成功，正是印證了 “第三道路” 的可行性。《人世間》以通俗的敘事方式承載深刻的時代命題，通過對普通人生活的描寫，展現了中國社會的變遷和人們的奮斗歷程。它既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又受到了廣大讀者的喜愛，與張俊彪的創作理念不謀而合。

 

（三）文化傳承的擺渡人角色：從個體創作到生態建構的超越

張俊彪文學館的建設，是他文學事業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標志著他的創作實踐從個體表達向文化生態建構的重大超越。這座位于深圳的文學館，不僅僅是一個展示個人成就的場所，更是一個連接過去與現在、傳統與現代、作家與讀者的文化樞紐，構建起了一個 “作家 — 作品 — 讀者 — 地域文化” 的生態閉環。

 

走進張俊彪文學館，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館內 “黃土窯洞” 與 “深圳窗口” 的并置陳列。這一獨特的陳列方式，直觀地呈現了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軌跡。黃土窯洞，作為黃土高原的標志性建筑，承載著深厚的地域文化和歷史記憶。它是張俊彪成長的地方，也是他文學創作的靈感源泉。在這里，他汲取了黃土文化的養分，孕育出了許多具有濃郁地域特色的作品。而深圳窗口，則象征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代表著現代性的沖擊和變革。深圳的快速發展和多元文化，為張俊彪的創作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素材，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時代的氣息和全球的視野。

 

通過這一獨特的陳列，張俊彪將自己的創作軌跡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黃土高原的紅色敘事到經濟特區的現代性書寫，他的作品見證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文學縮影。在這個過程中，黃土文化與特區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學的豐富內涵。

 

文學館內的手稿展示區，陳列著張俊彪的大量手稿，這些手稿是他文學創作的珍貴遺產。它們記錄了他創作的過程和思考，展現了他的創作思路和風格演變。讀者可以通過這些手稿，近距離地感受他的創作熱情和才華，了解他是如何將生活中的點滴感悟轉化為文學作品的。手稿上的修改痕跡，也讓讀者看到了他對文學的嚴謹態度和不斷追求卓越的精神。

 

創作歷程介紹區，則通過文字、圖片、視頻等多種形式，詳細地展示了張俊彪的創作歷程。從他早年的詩歌創作，到后來的傳記文學、長篇小說等多種文體的嘗試，每一個階段都有詳細的介紹和解讀。在這里，讀者可以了解到他的創作背景、創作動機以及作品的主題和藝術特色。通過對他創作歷程的了解，讀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感受到他對文學的執著追求和對生活的熱愛。

 

讀者互動空間的設置，為讀者提供了一個與作家、與其他讀者交流的平臺。在這里，讀者可以分享自己的閱讀感受和體會，與他人進行思想的碰撞和交流。張俊彪也經常親自來到文學館，與讀者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他會為青少年講解創作手稿，分享自己的創作經驗和人生感悟；他還會開展文學講座，介紹文學創作的技巧和方法，引導讀者走進文學的世界。通過這些互動活動，張俊彪踐行了 “文學香火代代傳” 的承諾，讓文學的火種在年輕一代中傳承下去。

 

張俊彪深知，文學傳承不僅是作品的流傳，更是精神的傳遞。在與青少年讀者的交流中，他很少談論創作技巧，更多的是分享自己的人生經歷與精神追求。從隴東高原的農家少年到著名作家，從紅色敘事的探索者到現代性書寫的先鋒，他的人生軌跡本身就是一部勵志的文學教材。他的故事激勵著青少年讀者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夢想，堅持自己的信念，為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而努力奮斗。

 

這種 “活態傳承” 理念，在數字時代尤具啟示意義。當下，碎片化閱讀、短視頻傳播等新興的閱讀方式沖擊著深度文學體驗，青少年對地域文化、紅色傳統的認知逐漸淡化。而張俊彪文學館成為連接歷史與現實、精英與大眾的精神渡口。它通過豐富多樣的展示和互動活動，讓青少年讀者能夠親身感受到文學的魅力和力量，增強對地域文化和紅色傳統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張俊彪主導開發的 “黃土 — 特區文學數字館”，更是將現代科技與文學傳承相結合的創新之舉。通過 VR 技術，讀者可以身臨其境地還原窯洞與深圳寫字樓的場景，沉浸式體驗張俊彪創作的時空對話。在虛擬的窯洞場景中，讀者可以感受到黃土文化的質樸與厚重；在虛擬的深圳寫字樓場景中，讀者可以領略到特區文化的現代與活力。這種創新形式既符合年輕人的閱讀習慣，又實現了文化傳承的現代化轉型，為數字時代的文學傳播提供了新范式。

 

這與近年來 “地域文學復興” 的趨勢形成呼應。部分地區通過建設作家紀念館、舉辦文學節等方式傳承地域文化，但多數仍停留在 “靜態展示” 層面。而張俊彪的 “活態傳承” 理念，為地域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他不僅注重對地域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更注重將地域文化與現代社會相結合，使其在當代社會中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通過文學館的建設和一系列的活動，他讓地域文化成為連接過去與現在、本土與全球的精神橋梁，為地域文學的現代化轉型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四、未完成的現代性：在歷史與未來之間鋪設思想拼圖

 

（一）雙螺旋結構的文化人類學價值：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融合密碼

張俊彪的作品宛如一部宏大的文化史詩，生動地展現了黃土文化與特區文化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獨特圖景，構建起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意義深遠的 “文化雙螺旋” 結構。這種結構蘊含著豐富的文化人類學價值，為我們深入理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融合現象提供了獨特而寶貴的視角。

 

黃土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根基，承載著深厚的歷史底蘊和豐富的精神內涵。它以 “土地倫理” 為核心，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人們對土地的深厚情感和依賴，孕育出勤勞、樸實、堅韌的品質。在這片黃土地上，人們世世代代耕耘勞作，與土地建立了血脈相連的關系，土地不僅是他們生存的基礎，更是他們精神的寄托。集體主義精神也是黃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艱苦的生活環境中，人們依靠集體的力量抵御自然災害、應對生活挑戰，形成了團結互助、顧全大局的價值觀念。革命傳統更是黃土文化中熠熠生輝的部分，這里是革命的搖籃，無數革命先輩在這里浴血奮戰，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做出了巨大犧牲，他們的英勇事跡和崇高精神，成為黃土文化中永不磨滅的記憶，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人。

 

而特區文化，則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代表著現代性的前沿探索和創新精神。它以 “市場邏輯” 為導向，強調競爭、效率和創新，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特區人民勇于拼搏、敢于冒險，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個體意識在特區文化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彰顯，人們更加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追求個性自由和發展空間。創新精神是特區文化的靈魂，特區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不斷探索新的發展模式、管理體制和技術創新，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鑒。

 

在張俊彪的作品中，這兩種文化并非孤立存在，也不是簡單的對立或融合，而是呈現出一種復雜而動態的 “糾纏 — 碰撞 — 共生 — 轉化” 過程。在《幻化》三部曲中，這種過程展現得淋漓盡致。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深入剖析，我們可以發現，這種文化融合現象背后蘊含著深刻的內生邏輯。現代化并非是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和拋棄，而是在不同文化的沖突與碰撞中，尋找彼此的共生點和契合點，在文化的差異中提煉出具有普遍性的價值觀念和精神內核。

 

與賈平凹 “傳統文化自救” 的書寫不同，張俊彪清醒地認識到，傳統文化雖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底蘊，但在現代性的沖擊下，僅憑自身的力量難以獨自應對各種挑戰。傳統文化需要與現代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促進，才能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活力。而與部分 “全盤西化” 的先鋒寫作相比，張俊彪堅決反對拋棄傳統、盲目擁抱純粹現代性的做法。他堅信，傳統是一個民族的根，是文化的源泉，拋棄傳統就等于失去了根基，現代性的發展也將成為無本之木。

 

在《曼陀羅》中，信天游這一黃土文化的典型代表，與股市所代表的現代商業文明形成了強烈的碰撞。信天游那高亢激昂、質樸真摯的旋律，承載著黃土高原人民的情感和記憶，而股市的波動則象征著現代社會的快速變化和不確定性。當主人公林曉陽在股市暴跌后獨自吟唱 “山丹丹開花紅艷艷” 時，這種碰撞達到了高潮。在這個關鍵時刻，信天游不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文化符號，它所蘊含的鄉土中國的堅韌精神，與林曉陽在現代商業困境中所面臨的焦慮和掙扎相互交織，最終升華為對人性本質的深刻追問。這種碰撞和升華，展現了黃土文化與特區文化在個體內心世界的沖突與融合，也揭示了現代性進程中人們在物質追求與精神堅守之間的艱難抉擇。

 

在《省委第一書記》中，革命傳統的犧牲精神與改革時代的創新意識相互補充，共同構成了轉型期中國的精神底色。革命傳統的犧牲精神，激勵著改革者們在面對重重困難和阻力時，勇往直前、無私奉獻，為了實現改革的目標不惜付出一切代價。而改革時代的創新意識，則為革命傳統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內涵，使它能夠適應時代的發展變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揮更大的作用。這種相互補充的關系，體現了兩種文化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共生與融合，也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這種文化融合不是簡單的 “西化” 或 “復古”，而是基于本土經驗的創造性轉化。它符合費孝通先生提出的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的文化理念。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日益頻繁，我們應該尊重和欣賞各自文化的獨特之處，同時也要學習和借鑒其他文化的優秀成果，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和諧共生、共同發展。

 

張俊彪的作品有力地證明了，傳統文化可以為現代性提供堅實的精神支撐，使現代社會在追求經濟發展和物質進步的同時，不迷失精神家園；現代性則可以為傳統文化注入新的時代活力，推動傳統文化的創新發展，使其更好地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二者的 “雙螺旋” 結構，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保持自身特色、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碰撞日益加劇的當下，這種文化融合的經驗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近年來，“新國潮” 的興起，正是文化雙螺旋結構在當代社會的生動實踐。年輕人將傳統元素與現代設計、生活方式相結合，通過創新的方式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實現了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種現象與張俊彪的文化融合理念一脈相承，都體現了在現代社會中，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相互融合、共同發展的趨勢。

 

（二）晚年變法的美學啟示：作家晚年寫作的可能性邊界

張俊彪的 “晚年變法”，無疑是當代文學史上一次極具震撼力和啟發性的創作轉型。在他的創作生涯中，從早期的宏闊敘事到晚年的極簡白描，這一轉變猶如一場華麗而深刻的蛻變，不僅為他個人的文學創作開辟了新的天地，更為整個文學界帶來了關于作家晚年寫作可能性的全新思考。

 

在文學的漫長歷史長河中，“作家晚年必衰退” 的刻板印象猶如一層厚重的陰霾，籠罩著人們對作家晚年創作的期待。許多作家在晚年時期，由于身體機能的衰退、生活閱歷的局限以及創作思維的固化，往往陷入創作的困境，作品質量也難以與早期相媲美。然而，張俊彪卻以其獨特的 “晚年變法”，勇敢地打破了這一魔咒，為我們展現了作家晚年寫作的無限可能性。

 

隨著年齡的增長，張俊彪面臨著諸多創作上的挑戰。眼疾的困擾如同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嚴重限制了他的創作視野和創作能力。曾經敏銳的視覺感知變得模糊不清，這對于一個依賴觀察和描繪世界的作家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打擊。同時，精力的衰退也使他難以像年輕時那樣，長時間投入到復雜而宏大的敘事創作中。長篇巨制的創作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他逐漸感到力不從心。

 

然而，張俊彪并沒有被這些困難所擊敗，而是以一種積極樂觀的態度，將身體的局限轉化為創作的獨特優勢。眼疾雖然剝奪了他的視覺敏銳度，但卻促使他更加深入地探索內心世界。他開始專注于內心體驗的表達，用細膩而深刻的筆觸描繪那些隱藏在心靈深處的情感、思想和感悟。在他的晚年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內省意識和對生命的深度思考。他不再依賴外部世界的表象來構建作品，而是從內心的深處汲取創作的靈感，使作品更具思想性和感染力。

 

精力的衰退讓他果斷地放棄了長篇敘事的創作方式，轉而投身于短章寫作。在這個過程中，他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晶體化表達風格。這種風格以簡潔凝練的語言、深刻獨到的思想和強烈的情感沖擊力為特點，將復雜的人生體驗和深刻的生命哲學濃縮在短小精悍的篇章中。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經過精心雕琢，蘊含著豐富的內涵和無盡的韻味。“窯洞的燈光比深圳的霓虹更亮”，這句看似簡單的話語，卻蘊含著深刻的生命哲理。它將地域體驗與生命哲學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通過對窯洞燈光和深圳霓虹的對比，表達了對精神堅守與物質追求的深刻思考。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往往被物質的繁華所迷惑，忽略了精神世界的豐富和充實。而窯洞的燈光，象征著一種質樸、純粹的精神追求，它在黑暗中閃耀著溫暖的光芒，給予人們心靈的慰藉和力量。

 

這種從 “加法” 到 “減法” 的創作轉向，不僅是風格的調整，更是對文學本質的深刻回歸和重新詮釋。在早期的創作中，張俊彪可能更注重敘事的完整性和情節的豐富性，通過大量的細節和復雜的結構來展現作品的主題和人物形象。然而，在晚年的創作中，他逐漸認識到，文學的真正價值不在于形式的華麗和內容的繁雜，而在于能否準確地傳達出作者內心深處的情感和思想。因此，他摒棄了那些繁瑣的敘事技巧和華麗的修辭手段，以極簡白描的筆法直擊事物的本質。這種創作方式使他的作品更加簡潔明了、富有張力，也更能引起讀者的共鳴。

 

與巴金晚年的《隨想錄》相比，張俊彪的晚年寫作雖然同樣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但在表現形式和情感表達上卻有著明顯的差異。巴金的《隨想錄》以懺悔意識為核心，通過對歷史的反思和自我的剖析，表達了對人性的呼喚和對真理的追求。而張俊彪則以地域經驗為根基，將黃土高原的文化底蘊和特區的現代生活體驗融入到作品中，探討了生命的意義、價值和存在的方式。他的作品充滿了對家鄉的眷戀、對人生的感悟和對時代的思考，展現了獨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個人風格。

 

與汪曾祺晚年的散淡美學相比，張俊彪的作品更具思想深度和情感張力。汪曾祺的作品以其散淡、閑適的風格著稱，他善于描繪生活中的點滴美好，展現出一種豁達、樂觀的人生態度。而張俊彪則在散淡的文字背后，蘊含著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批判和對人生困境的深入思考。他的作品既有對生活的熱愛和贊美，也有對現實的憂慮和反思，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不僅能夠感受到生活的美好，還能引發對社會和人生的深入思考。

 

與楊絳晚年的通透智慧相比，張俊彪的晚年寫作更具情感的真摯和表達的強烈。楊絳的作品以其通透、智慧的風格贏得了讀者的喜愛，她通過對生活的細膩觀察和深刻思考，展現出一種從容、淡定的人生境界。而張俊彪則以其真摯的情感和強烈的表達，將自己的人生經歷、感悟和思考毫無保留地呈現給讀者。他的作品充滿了生命的激情和力量，使讀者能夠深刻地感受到他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理想的追求。

 

張俊彪的 “晚年變法”，為解決 “作家晚年失語” 的困境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它讓我們認識到，晚年寫作不必拘泥于傳統的創作模式和思維定式，不必追求宏大敘事和復雜結構。作家可以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和創作需求，選擇適合自己的創作方式和題材。晚年寫作可以成為作家精神濃縮和藝術升華的契機，通過對內心世界的深入挖掘和對生命哲學的深刻思考，創作出具有獨特價值和魅力的作品。

 

在當下的文學界，部分作家在晚年陷入了 “重復自我” 的困境，他們執著于早年的敘事模式和創作風格，無法突破自我，實現創新和超越。而張俊彪的 “晚年變法”，為這些作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啟示。它告訴我們，晚年不是創作的終點，而是一個新的起點。作家在晚年時期，仍然可以通過不斷地學習、思考和創新，實現藝術上的自我超越，為文學的發展做出新的貢獻。例如，賈平凹晚年仍堅持創作長篇地域史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他的創作風格和主題，但與張俊彪的 “晚年變法” 相比，缺乏一種突破和創新的精神。而張俊彪則以短章實現了 “以小見大” 的突破，他的作品雖然篇幅短小，但卻蘊含著深刻的思想和豐富的情感，為當代作家的晚年寫作提供了多元的參照和啟示。

 

（三）文學在地性的當代詮釋：全球化時代的創作坐標重構

在全球化浪潮洶涌澎湃的今天，文學創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在 “在地性” 與 “全球化” 的激烈張力中，張俊彪 “雙腳踏兩地，一心通古今” 的創作經驗，宛如一座明亮的燈塔，為當代作家重構創作坐標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啟示。

 

所謂 “文學在地性”，并非是一種狹隘、封閉的地域書寫，將自己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文化和故事中，而是以本土經驗為獨特切入點，積極回應人類共同面臨的諸多命題。它也不是盲目排外的文化保守主義，拒絕與其他文化進行交流和融合，而是在多元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努力提煉出屬于本土文化的獨特精神標識，展現其獨特的魅力和價值。

 

張俊彪的創作歷程，宛如一條奔騰不息的河流，始終深深扎根于黃土高原這片廣袤而厚重的文化根系之中。信天游那悠揚的旋律，仿佛是從黃土高原的深處傳來，帶著泥土的芬芳和人民的情感，成為他作品中獨特的抒情符號。這種古老的民間歌謠，以其質樸的歌詞和高亢的曲調，表達了黃土高原人民對生活的熱愛、對愛情的向往以及對苦難的抗爭。在《曼陀羅》中，當主人公林曉陽在股市暴跌后陷入人生低谷，獨自徘徊在深圳的街頭時，他下意識吟唱的 “山丹丹開花紅艷艷”，并非簡單的文化懷舊，而是將信天游中 “苦中作樂、絕境求生” 的精神內核，轉化為對抗現代性焦慮的精神武器。張俊彪在創作談中曾坦言：“信天游的旋律里藏著黃土人的骨頭，不管是打仗還是經商，這種骨子里的堅韌不會變。” 這種將地域歌謠轉化為精神密碼的書寫，讓 “在地性” 突破了單純的文化符號層面，成為人物生命肌理的一部分。

 

黃土的土地倫理，是張俊彪創作的重要基石。在黃土高原上，土地是人們生存的根本，是他們與自然、與祖先、與后代相連的紐帶。人們對土地懷著深深的敬畏和熱愛之情，他們在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傳承著古老的農耕文化。這種土地倫理，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注重家族的延續和傳承，體現了黃土高原人民對生命和自然的深刻理解。在《血與火》系列中，隴東農民為支援西北野戰軍，寧可自己挨餓也要把僅存的糜子糧送到前線，這種 “把土地的饋贈獻給正義事業” 的選擇，正是土地倫理的具象化表達。而當創作視野轉向深圳，這種土地倫理被轉化為 “對腳下土地的責任”——《省委第一書記》中，改革者陳陽拒絕在生態敏感區盲目開發房地產，堅持 “發展不能斷了后人的路”，正是黃土土地倫理在現代都市語境下的創造性轉化。這種轉化證明，“在地性” 并非僵化的傳統復刻，而是能夠隨著時代變遷不斷生長的精神根系。

 

紅色革命的精神遺產，更是為張俊彪的創作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動力。黃土高原作為革命老區，見證了無數革命先輩的英勇事跡和崇高精神。他們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這些紅色革命的精神遺產，如堅定的理想信念、無私的奉獻精神、頑強的斗爭意志等，成為張俊彪作品中永恒的主題。在《鏖兵西北》中，彭德懷 “為老百姓打仗” 的誓言，與《幻化》三部曲中李紅河 “改革要讓工人有飯吃” 的堅守，形成了跨越時空的精神呼應。張俊彪沒有將紅色遺產簡化為政治口號，而是通過具體的生命體驗展現其當代價值 —— 當特區的投機者王深圳為逐利不擇手段時，李紅河始終以 “不辜負這片土地上的人” 為準則，這種源自紅色傳統的價值堅守，讓 “在地性” 擁有了穿越時代的精神力量。

 

同時，張俊彪又以開放包容的視野，熱情地擁抱特區的現代性浪潮。他敏銳地捕捉到市場經濟、都市文明和全球化挑戰等時代命題，將其巧妙地納入自己的創作視野。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特區的繁華與喧囂、機遇與挑戰，以及人們在這個充滿活力和變革的時代中的奮斗與掙扎。他筆下的深圳，不是一個抽象的 “現代化符號”，而是一個充滿矛盾與張力的真實場域：國貿大廈的電梯里，穿著西裝的白領與背著蛇皮袋的創業者擦肩而過；證券交易所的大廳里，財富的狂歡與人性的迷失交織上演。《曼陀羅》中，林曉陽從隴東農村來到深圳，在股市的大起大落中經歷了 “從堅守本心到迷失自我，再到重拾初心” 的精神旅程，這個過程正是現代性浪潮中個體命運的縮影。張俊彪沒有簡單批判或歌頌現代性，而是以 “在地性” 為錨點，審視其對人性的塑造與扭曲。

 

在《幻化》三部曲中，張俊彪將黃土高原的厚重歷史與特區的現代文明巧妙地交織在一起，構建起 “在地性” 與 “全球化” 對話的敘事空間。小說中，李紅河在主持跨國企業并購時，會突然想起父親在隴東梯田里教他的 “看土施肥” 道理，將農耕文明的 “因地制宜” 智慧運用到商業談判中；而當他面臨道德困境時，母親哼唱的信天游又會成為他的精神坐標。這種敘事策略，打破了 “本土” 與 “全球” 的二元對立，展現了二者相互滲透、彼此成就的可能。正如小說中所寫：“黃土里長出來的根，能扎進水泥地；外面來的風，也能讓老樹發新芽。” 這種 “雙向滋養” 的書寫，讓張俊彪的 “在地性” 不再是封閉的地域堡壘，而是能夠與全球化對話的開放體系。

 

這種 “在地性” 的當代詮釋，對于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創作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在文化同質化趨勢日益加劇的當下，許多作家陷入了 “要么全盤西化，要么固守傳統” 的二元困境。部分先鋒作家盲目模仿西方現代派的敘事技巧，將本土經驗削足適履地塞進西方理論框架，導致作品充滿晦澀的概念和空洞的形式，喪失了本土文化的溫度與質感；而部分地域作家則沉迷于 “文化獵奇”，將方言、民俗、奇人異事作為吸引讀者的噱頭，作品淪為 “地方性奇觀展覽”，缺乏對時代命題的回應和對人類共同困境的關懷。前者失去了 “根”，后者失去了 “天”，都難以在全球化語境中獲得持久的生命力。

 

而張俊彪的實踐有力地證明，文學完全可以既是 “民族的”，又是 “世界的”；既是 “傳統的”，又是 “現代的”。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夠在國內外產生廣泛的影響，關鍵在于他以黃土高原的具體經驗為基礎，深刻地回應了現代性進程中人類共同面臨的精神困境。傳統與現代的沖突、物質與精神的失衡、權力與人性的博弈等問題，是人類在現代化進程中普遍面臨的挑戰。《曼陀羅》中林曉陽對 “金錢是否能帶來幸福” 的追問，《省委第一書記》中陳陽對 “發展與公平如何平衡” 的探索，《隱在心中的高山大河》中對 “精神家園何處尋覓” 的沉思，這些命題超越了地域與時代的界限，觸及了人類生存的根本困惑。張俊彪沒有用西方理論來解讀這些困境，而是以黃土文化的智慧和紅色傳統的勇氣，給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答案 —— 這種 “以本土經驗回應普遍命題” 的書寫，正是 “在地性” 的核心價值所在。

 

他的作品以黃土高原為出發點，卻不僅僅局限于地域的范疇，而是通過對地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對時代命題的敏銳把握，構建起了一個具有獨特精神標識的文學世界。在這個世界里，讀者可以感受到信天游的高亢、黃土的厚重、革命精神的熾熱，也可以體會到人類共同的情感和價值追求 —— 對正義的堅守、對善良的珍視、對理想的執著。這種 “以小見大” 的書寫策略，為當代作家重構創作坐標提供了清晰而明確的路徑：立足本土經驗，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的基因和內涵，找到屬于自己的 “精神根據地”；積極擁抱時代潮流，敏銳捕捉全球化進程中的新問題、新挑戰，讓作品與時代同頻共振；在地域與全球、傳統與現代之間搭建精神橋梁，既不脫離本土文化土壤，也不拒絕外來文化的滋養，以開放的姿態實現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張俊彪的 “文學在地性”，本質上是一種 “有根的全球化”—— 它以本土文化為根，以人類共同價值為葉，在全球化的風雨中茁壯成長。這種在地性，不是故步自封的文化保守，而是自信開放的文化立場；不是狹隘的地域主義，而是胸懷天下的本土情懷。在當下這個文化多元激蕩的時代，張俊彪的創作實踐提醒我們：真正偉大的文學，既要能讓本土讀者在作品中看到自己的生活與靈魂，也要能讓世界讀者在其中讀懂一個民族的精神密碼，感受到人類共通的情感與智慧。

 

對于當代作家而言，重構創作坐標，就是要像張俊彪那樣，既 “扎進” 本土文化的深處，汲取精神養分；又 “跳出” 地域的局限，回應人類共同命題。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堅守自我，在文化同質化趨勢中保持獨特，創作出既有本土特色又有世界意義的優秀作品，讓文學成為連接本土與全球、傳統與現代的精神紐帶，為人類文明的交流互鑒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力量。而張俊彪的文學實踐，正是這條道路上最堅實的鋪路石與最明亮的指示燈，為當代文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結語：文學種子的永恒生命力

 

張俊彪以其獨特的創作視角和深刻的思想內涵，構建起一個充滿魅力的文學世界，這無疑是一部未完成的現代性寓言。在這個世界里，黃土高原的信天游與特區的電子音交織共鳴，革命歷史的夯土與市場經濟的玻璃幕墻并立對峙，時刻都在引發人們對一個核心命題的深沉追問：在時代的風云變幻和社會的深刻轉型中，一個民族的精神根系如何保持其韌性與活力，在傳承中不斷發展，在變革中堅守本真？

 

這一追問，遠遠超越了個體創作的狹隘范疇，它如同一面鏡子，清晰地映照出中國文學在現代化進程中探尋文化定位的艱難歷程和不懈努力，成為了中國文學發展的精神鏡像。張俊彪的創作實踐，宛如一座豐富的寶藏，為當代文壇提供了多維度、全方位的啟示。

 

在時空坐標的構建上，他以 “黃土 — 特區” 的雙重視角，巧妙地搭建起傳統與現代對話的橋梁，構建起獨特的對話機制。他所創造的 “文化雙螺旋” 結構，為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融合提供了極具價值的文學樣本。與賈平凹專注于地域深耕，致力于挖掘商州地區的文化內涵，展現其獨特的地域特色；路遙聚焦城鄉突圍，通過描寫普通人在城鄉之間的掙扎與奮斗，反映社會變革對人們生活和思想的影響；余華采用極端化書寫，以荒誕、殘酷的情節揭示人性的復雜和社會的現實等創作風格截然不同。張俊彪通過展現黃土文化與特區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為我們呈現了一幅中國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多元發展的生動圖景。

 

從創作方法的演進來看，張俊彪經歷了從紅色敘事的去魅化，打破傳統的 “高大全” 創作范式，以微觀史學實踐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到人性光譜的多棱鏡建構，深入挖掘人物內心的復雜性，展現社會轉型期人們的精神困境；再到晚年的晶體化表達，將一生的感悟和思考濃縮在簡潔而深刻的文字中，完成了從歷史解構到精神結晶的美學進階。這一過程猶如一場精彩的蛻變，為文學創新開辟了嶄新的道路，為后來的創作者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示。

 

在文學倫理的堅守方面，張俊彪始終如一地堅守 “史料真實與情感真實” 的雙重原則。他對史料的嚴謹考據，對歷史的敬畏之心，使他的作品具有堅實的歷史根基；而他對人物情感的細膩捕捉和真實表達，又賦予了作品溫暖的人性光輝。同時，他以 “第三道路” 的獨特理念，成功打破了純文學與市場化之間的二元對立。他的作品既注重藝術價值的追求，又兼顧市場的需求，在學術研究與大眾傳播之間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為當下流量寫作、虛假敘事盛行的文壇提供了穩固的精神錨點，引領著文學創作朝著更加健康、多元的方向發展。

 

在文化傳承的道路上，張俊彪積極主動地從個體創作走向 “活態傳承” 的生態建構。他通過建設張俊彪文學館，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深入了解他的創作歷程和作品內涵的平臺，讓文學遺產得到了更好的保護和傳承。他親自與青少年讀者交流，分享自己的人生經歷和創作感悟，激發了青少年對文學的熱愛和對傳統文化的興趣。他主導開發的 “黃土 — 特區文學數字館”，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實現了文化傳承的現代化轉型，為數字時代的文學傳播與地域文化復興提供了創新的范式和思路。

 

張俊彪曾在《張俊彪文集》序言中深情地寫道：“文學不是墓碑，而是種子，埋進土里，總要發芽。” 他的作品宛如一顆顆飽滿的種子，所留下的思想拼圖，包括文化雙螺旋的融合密碼、晚年變法的美學可能、文學在地性的當代詮釋等，正等待著當代文壇在持續的闡釋和解讀中，完成屬于這個時代的精神重構。而那些蘊含在文本中的精神基因，如對歷史的敬畏、對人性的關懷、對理想的堅守、對創新的勇氣等，將如同深埋在黃土中的種子，在時代的肥沃土壤中不斷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為中國文學的未來提供源源不斷的滋養和力量。

 

當“新國潮” 寫作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努力尋找平衡，試圖將傳統文化與現代元素有機結合，創造出具有時代特色的文學作品；當地域文學在全球化時代積極探索轉型，力求突破地域的限制，與世界文學接軌；當晚年作家在身體局限中勇敢地尋求突破，嘗試以新的創作方式和風格展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時，張俊彪的創作實踐始終如同一面明亮的鏡子，清晰地照見中國文學在現代性進程中堅守與創新的永恒命題。它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傳承，為中國文學的繁榮發展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

本文系原創

 

作者簡介：袁竹，四川德陽人，作家、畫家、文藝評論家，逍遙畫派創始人，代表著作《中國當代名家畫集·袁竹》（天津人美版）；《中國高等藝術院校名師教學范本（二）·袁竹山水畫作品選》（河北美術版）。袁竹創作文學評論、小說、散文、詩歌等400余萬字，發表在“中國作家網”“精神文明報”“四川農村報”“少年先鋒報”等各大媒體。歌詞《石榴紅》榮獲金獎。 長篇小說《東升》《平遙世家》《地火長歌》在中國作家網“長篇連載”欄目連載。“起點中文網”刋載長篇小說《釷帝》《夢海拾星》《逆襲修道》《黃土的呼喚》《三星堆·青銅戀歌》《逆天修道不逆天》《穿梭夢境的未來探秘人》等；七貓《縱橫中文網》連載長篇小說《靈樞》《記憶編碼》《大道至簡》《九根十三釵》《畫骨戲恩仇》《霓虹下的舊手機》《外賣小哥奇遇保時捷女》，“喜馬拉雅”發表長篇小說《一代宗師黃賓虹》《大文豪魯迅》《藝術大師新鳳霞》等。文學評論《四秩風華：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時代華章與未來新程》《從航海羅盤到數字星圖：中國文化出海的文明重構與范式革命》《新世紀蜀韻：四川作家筆下的文學版圖》《阿來：于藏地書寫中構筑文學的宏大宇宙》《〈賈平凹文選〉：當代文學靈魂的多棱折射》《于時光褶皺處，探尋人性微光 ——賈平凹長篇小說〈消息〉的深度剖析》等四十多篇論文被中國作家網發表，其中“中國作家網文學好書2024年度十佳”系列評論引關注。《作家網》發表《數字浪潮下，中國文化出海的星辰征途》《百年筆耕鑄魂，八十載文學烽火 ——徐光耀的文學史詩》《時代浪潮下的靈魂鏡像與文學回響——葉辛“知識分子心靈三部曲”》《大地與靈魂的敘事詩 ——論劉亮程及其作品的境界》《于文學星河中閃耀的星辰——探秘張俊彪》等數十篇文學評論。“華文月刊”網絡平臺2025年10月連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雄渾史詩——評張俊彪的《幻化》三部曲》、《〈十評張俊彪〉選載之五：探秘張俊彪：于文學星河中閃耀的星辰》《〈十評張俊彪〉選載之六：跨越鴻溝的書寫：當隴東遇見桑給巴爾》《〈十評張俊彪〉選載之七：論古爾納與張俊彪的文學對話及人類精神共振》，“華文月刊”雜志2025年第11期刊發長篇文藝評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雄渾史詩——評張俊彪的《幻化》三部曲》。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