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面臨的時代轉型，首當其沖的是我們生活其中的當下的經濟、政治的變革與轉型。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剛剛閉幕，全會作出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以經濟改革為主要目標的社會全面改革開放的總部署。這次會議及其作出的《決定》將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目標和方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發展。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制度、理論的重要構成。未來的2020年、2050年是中國發展的兩個重要節點、標桿和里程碑。逐步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這是中國人民和中國社會的最宏大、最劇烈、最切近的時代轉型。這個轉型的核心內容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進一步探索、發展、完善和市場經濟的全面細化、深化、強化。如果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改革開放中能夠獲得更大的成功、具備更有活力的生命力、更加深刻地體現和實現市場經濟的公開、公平、公正并且更加有效地抑止市場經濟與生俱來帶有的血腥、貪婪、奸詐（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中“社會主義”的作用、目標、意義之重要所在），那么，當今時代轉型中的各種轉折、轉變、轉身中，這就是中國的時代轉型的主旋律。
      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文藝作品。回望人類歷史和人類精神創造史，每一個偉大的歷史變革、每一個創造了新的歷史的歷史時代，都孕育、催生、造就了文化和文藝的“偉人”。如此看來，在中國當今的時代轉型中，由于它的“革命性”及其變革轉型的廣度和深度，它是能夠激發偉大的文藝和文學的創造的。但是，我們也時常聽到人們在引用雨果《雙城記》中的歷史喟嘆：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轉型時代的矛盾、困惑、焦慮、殘酷、破壞、損毀也與轉型中的激揚、新生、創造、亢奮、驚奇、向上一樣，讓我們糾結無比。對一個嶄新的歷史的到來，我們還不能斷然對它作出鮮明的是非和價值判斷。如果我們作家藝術家在舊有的分工體制下過于專業化、職業化、寫作化，那么我們一方面為“好”“壞”莫辨、“是”“非”不明而猶疑未決，另一方面我們又身為旁觀者、外位人，我們的感同身受和“切近”由何而來？沒有這種歷史的親歷、參與、身在，我們怎樣書寫和寫作？我們能不能勝任這種書寫與寫作？
      假如讓時代來自己作出選擇，讓文藝的“偉人”在時代中自然生長出來。我們似乎也沒有見出這種文學跡象來。我們從傳統的“工業題材”、“改革題材”、“農村題材”和工人作家、農民作家、或者各種非職業作家中并沒有發現令人欣喜的“天才”；我們從具有現代意味的打工文學、草根作家、網絡文學中也沒有發現足以超越現有最優秀作家的新人或新秀，或者有望能擔當起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與寫作使命的“天才”。
      我們的現狀是：優秀的專業的作家藝術家是從轉型前歷史和生活中成長起來的，他們與最新的時代變革、時代發展有隔膜、隔閡、隔離、隔行；杰出的改革家、企業家、商人、工人、農民或所有一線的實踐者，他們又無暇無意于文學，或者并不具備文學的天賦與異稟，所以，其中也未能生長出時代所企盼的文學“偉人”來。更為困難的是，我們正在經歷的這樣一個時代變革，它由資本主義創生和推廣，市場經濟無論在什么樣的社會條件和社會制度中，都有它的頑固的本能和天性。它在分工上是追求更加專業、精細、職業，它在行為目的上有天生的逐利性，追求俗世的生活與物欲的滿足，并為滿足人們的物欲化而盡心竭力。馬克思在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的本質后，指出，資本主義是詩歌的敵人。也就是說基于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缺乏詩意、扼殺詩情、窒息詩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可以走出這個詩的“魔咒”，我們還要拭目以待。馬克思也說過，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詩歌、文學、文藝、文化。那么，我們該如何期待轉型時代的文藝和文學呢？為什么我們的純文學期刊越來越孤芳自賞、發行量寥寥無幾？為什么發行量多達幾百萬份的期刊會是《讀者》、《知音》、《故事會》這些所謂的“心靈雞湯”？